台灣政治的理性與感性

許信良參選：一生從政告白。


蘇、許、蔡：三選一的“世代交替”。

　　中評社╱題：台灣政治的理性與感性，作者：王昆義（台灣），台灣戰略學會秘書長、大學教授

　　呂秀蓮何去許信良何來

　　台灣的政治就像春天的天氣，陰晴不定。2月28日呂秀蓮才在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園音樂台，信誓旦旦的說要參選民進黨總統初選到底，但在民進黨初選開始登記的前一天，卻又宣布不選了。另一個沒有被想到的人物許信良，卻又在登記初選結束前的2個小時，突然前往民進黨中央黨部登記參選。

　　呂秀蓮所為何去，許信良所為何來，沒有人知道為什麽，其實也不必知道為什麽，因為同樣是出自“美麗島係”，同樣是已經要麵臨世代交替的年紀，誰來、誰去，不過都是一場戲。

　　隻是，許信良可以花500萬元的初選記登費，把他一生從政的經曆和理念跟民進黨員說清楚、講明白；但呂秀蓮為了辦“玉山周報”，已經花了不少倍的500萬元，她還可以在這個“小舞台”上把自己的理念，向小眾的民進黨員說清楚，所以他們的去來，一樣都是為了自己一生作告白罷了。

　　在我年輕的時候，教我政治學的老師曾經說過：“政治既然是管理眾人之事，有些事必須講清楚，有些事卻不必講清楚”。這也是在民進黨“總統”初選所舉辦的第一次政見會中，許信良認為當“總統”的人，不該把自己的理念講得太明白，因為“身為一個總統，必須維持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而不是執意推動個人的信仰，這是民進黨一直以來的問題”，而這句話也頗受蔡英文、蘇貞昌兩人的認同之故。

　　既然如此，那麽在政見發表會中，“總統”候選人是否應該把自己堅持的政治理念跟選民講清楚呢？這是必然的事，因為他們都還不是“總統”，隻是一個候選人而已。

　　兩岸關係的論述

　　那麽身為一個初選中的“總統”候選人，他們又該說些什麽呢？首先大家最關注的當然是兩岸議題。在馬英九執政之下，兩岸關係既然已經走到簽訂ECFA這一步，那麽如果換成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又該如何走下去呢？

　　這一點許信良倒是表述得最清楚，他在第一次政見發表會中就說：“一中原則不是那麽可怕的事，全球政經體製公開支持一中原則，也公開支持台灣維持現狀；台灣與中國都是全球政經體製的一部分，台灣現狀和一中原則並不是絕對不能相容、絕對對立的兩個事物”。

　　過去民進黨人一碰到“一中”問題，總是把它想像成是誰吃掉誰的問題，所以“反中”一直變成是民進黨最“政治正確”的取向，因此馬英九跟大陸進行經濟協商，就會被當成是流失“台灣主權”的作為。但這次許信良提出“一中原則”可以和“維持現狀”並容的想法，應該是頗值得民進黨主政者的省思。

　　反倒是蘇貞昌一直強調“台灣共識”，但這個“台灣共識”隻不過是在台灣內部尋求政黨之間的共識，並無法橫跨兩岸，變成是兩岸可以共用與共有的共識。因為“台灣共識”的基礎是源自1999年民進黨所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蘇貞昌想以一黨通過的決議文，當成兩岸共有的思考架構，不要說大陸無法接受，恐怕連國民黨也難以接受，這也是蘇貞昌所提出的“台灣共識”無法被視為比較寬闊的思維之因。

　　同樣的，蔡英文在提出“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兩岸架構之後，她一直沒有再繼續解釋這兩句話的內涵，即使在第一次民進黨所辦的政見會中，她也未再觸及這兩句話的內涵。反而高調的繼續談她的“多邊結構”。所謂“多邊結構”，應該是指國際關係中常用的“多邊主義”概念。而“多邊主義”依照約翰‧羅傑的解釋，是指“根據普遍的行為原則，協調三個或三個以上國家之間關係的一種製度形式”。

　　所以，“多邊主義”通常是指主權國家或國際政府組織，為了化解衝突以三個以上的國家，所做出的協調機製。但兩岸關係中，大陸並不認為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他們更不可能由第三國介入兩岸之間的對話，既使蔡英文不斷的強調：“台灣主權獨立是事實，台灣人共同責任是維持獨立自主現狀和區域和平穩定”的理想狀態，但這樣的“理想狀態”不過是蔡英文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大陸並不可能去接受“台灣主權獨立”的說法，如此，台灣人又如何去維持“區域和平穩定”的理想狀態呢？

　　另外，蔡英文也說過，“中國若隻靠‘一中’或‘九二共識’維持兩岸關係，其實是滿脆弱的；若中國一直不與民進黨談，不是最聰明的辦法”；對於ECFA，她說未來重新執政將檢驗馬政府時期，ECFA對台灣的風險，也將以社會共識和國家機製來改變，不會橫柴入灶”。

　　這些話中，首先可以看出蔡英文對兩岸關係的矛盾之處，既然“一中”和“九二共識”來維持兩岸關係是“滿脆弱的”，但蔡英文或民進黨又提不出可以完全取代這兩個概念，那必然讓兩岸關係更為脆弱。

　　其次是，蔡英文既然認為中國大陸不願意與民進黨談，不是最聰明的辦法，但民進黨是否也有過真心的想跟中國大陸談呢？就以五都選舉過後，廈門大學想辦一場跟綠營學者對話以尋求紅、綠政治基礎的談話會，都被蔡英文給攔阻，那麽民進黨又要跟中國大陸什麽樣的層級對話，才是真正他們想要的“談”呢？

　　第三是，蔡英文說民進黨若重新執政，將檢驗馬政府時期，ECFA對台灣的風險，也將以社會共識和國家機製來改變，不會橫柴入灶。這裏必須思考的兩件事是，所謂的“社會共識”和“國家機製”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如果不是同一件事，那麽掌權以後的民進黨是否可以不依照“社會共識”，就直接以“國家機製”來改變ECFA呢？這在2000年的時候陳水扁在跟連戰對話之後，立即由“行政院長”對外宣布停建核四，讓台灣朝野從此步入衝突不斷的記憶尤在，蔡英文若執政，是否會步入陳水扁的後塵，這不是李登輝最擔心之處嗎？

　　貧富差距所造成的問題

　　這一次民進黨“總統”初選中，另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就是台灣已經出現“貧富差距”的問題。

　　最先提起這個話題的應該是沒有參選的呂秀蓮，在她還沒宣布退選之前，曾經打出一份“向貧窮說再見”的文宣，文宣中細數台灣貧富差距的源由，以及各種數據，讓人看了怵目驚心。在這份文宣中，呂秀蓮說到：“台灣貧富的懸殊以綜合所得觀察，全國個人所得最高的5%與最低的5%對此，在1998年時為32倍，到了2008年高達66倍。如以每戶可支配所得最富有的20%跟最貧窮的20%對比是6.34倍，比日本6.25倍、韓國5.76倍差，但比美國9.75倍、中國18.2倍、香港19.54倍及新加坡31.99倍較好”。

　　爾後，蔡英文在宣布參選的：“我聽見台灣的聲音－－召喚新世代，把未來扛起來”聲明，她說：“三年來，更嚴重的是失業、貧窮、財政惡化的問題，還有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我們的年輕人，越來越不知道應該相信什麽。從小到大他們都相信，用功念書才會有前途。但那些在小吃店裏寫著功課，用功念書求學的孩子們，大學畢業之後卻發現，年輕人的失業率達到了曆史新高。為什麽聽爸媽的話用功念書，長大了卻被社會懲罰？台灣社會過去引以為傲的，是階級流動，是均富，但現在已經被‘富者恒富、貧者恒貧’的趨勢給取代。這三年之中，貧富差距和貧窮家戶數，都創下了曆史新高。而且不隻是房價變得跟天一樣高，讓很多人從青年到中年都被貸款套牢，連柴米油鹽醬醋茶也都在漲價，薪水越變越薄”。

　　同樣的，蘇貞昌在他的參選聲明中也提到：“看到台灣社會，年輕人求職碰壁、物價高漲、薪水變薄，中央政府債台高築、安全全無、災害連連。還提出台灣出生率全世界最低的生育問題，表示台灣老化全世界最快，老年得不到照顧，年輕人不願生，生了也養不起，他質疑“這樣的社會會安定嗎？”

　　他進一步強調自己的政治曆練，以及過去窮苦親身經曆，他感謝人民栽培，讓自己知道政府組織的運作，進而瞭解人民需要，他說：“咬牙切齒，也不願再讓台灣貧窮，要照顧窮苦，縮短貧富差距。”

　　從呂秀蓮、蔡英文和蘇貞昌的聲明中可以看出，搶救貧窮大作戰，必然是這一次台灣“總統大選”的主軸，在台灣貧富差距拉大，上班族薪水10年沒加薪的困窘之下，民進黨向來站在農工階層的訴求，顯然會有更多的文宣戰出籠。

　　然而，台灣貧富差距的問題，是否是因馬英九執政這三年所造成的呢？如果我們再回頭思考全球政經體製的變動，這三年隻不過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所造成的一部份，從比較長遠的政經結構變動來看，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才應該是一個起點。

　　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前，李登輝為了報複大陸試射飛彈，所以對大陸采取“戒急用忍”的政策，但李登輝又不能采取完全鎖國的政策，因此，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就祭出“南向政策”，也就是鼓勵台商往東南亞去投資。當時許多台商聽進李登輝的話，把大量的資金往東協前進。

　　不幸的，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讓東協國家從“東亞銳鋒”，一下子變成類似海嘯掃過的破落戶，許多台商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傷慘重，而從李登輝到陳水扁主政時期，又一再限製台商到大陸投資，沒有參與到大陸資金浪潮崛起的機遇，反而是事先“偷跑”到大陸投資者占到便宜。

　　所以要檢討台灣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不能隻是看馬英九執政這三年，應該拉長時間去看國際政經結構的變因，否則就無法客觀的瞭解事實的因果關係。

　　世代交替與為何從政

　　這次民進黨的“總統”初選中還有一個特色，那就是“世代交替”與“為何從政”的表述。

　　從蔡英文走到哪都有一群“首投族”（第一次擁有投票權者）跟著她吶喊。她甚至在參選聲明中提到：“一個新世代的力量正在興起，我們要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她還說：“一個新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從現在開始，台灣這個美麗的家園，可不可以不要再召喚對立的仇恨，而是來召喚共同的責任？可不可以不要再召喚政治明星來崇拜，而是召喚出負責任的新世代，把國家的擔子扛起來？”

　　從這裏可以看出，蔡英文所標榜的“新世代”，是她這一次最重要的訴求，如何集結“新世代”的力量，把國家的責任扛起來，是她相信可以戰勝蘇貞昌的重要力量。

　　相對的，蔡英文在接受台灣媒體的專訪中也說到：“比起馬英九總統、行政院前院長蘇貞昌，總統必須挑的重任，我的曆練比較多、也比較完整”。因為她認為自己不僅養成過程很熟悉各部會運作，在國安會任職階段也處理國家最重要的外交、兩岸、軍事等國安事務，處理國家事務的經驗“比他們（馬、蘇）都久”。從這裏可以想像，蔡英文雖然訴求“新世代”，但也沒有忘記告訴選民她所具備領導國家的能力，這對蘇貞昌和許信良恐怕都是一刀見血的利刃。

　　相較於蘇貞昌，他也隻能訴求“要打造台灣成為人人有笑容的國家”，但要如何讓人人有笑容呢？他也隻能說，現在國家麵臨困難，人民焦慮不安，這不是太平盛世，這個混沌的時代，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人，有堅定的意誌來掌舵領航，他要用對土地的熱愛與一生的曆練來爭取民進黨的提名，贏得明年的“總統大選”，帶領台灣成為富裕、公平、安全、希望、信賴，且人人有笑容的國家。

　　這樣的說法似乎不比許信良的說法來得真情，許信良在第一次民進黨初選的政見會中說到：“我是政治上的變色龍嗎？

　　邱吉爾一生，曾經六次進出不同的政黨。英國人把他當做國家的救星，民族的救星，沒有人認為他是變色龍。

　　我每次進出不同的政黨，都是人生痛苦的抉擇，都不是帶給我榮華富貴，而是帶給我坎坷寂寞的人生曆程。

　　我在國民黨威勢最盛的年代，選擇對抗國民黨。

　　我在民進黨即將執政的時候，選擇離開民進黨。

　　我在民進黨最困難的時候，選擇回到民進黨。

　　作為以政治為一生誌業的政治工作者，我永遠不變地選擇對抗不義的權勢，永遠不變地選擇擁抱不幸的人民”。

　　從這裏可以看出，世代交替與為何從政，已經變成這一次民進黨初選最大的訴求，不管最後民調大家選擇的是誰，一場政治的表演和真情告白，都將成為台灣民主最佳的典範。沒有刀刀見骨的血腥，也沒有同誌相殘的畫麵，沒有政治明星的崇拜，這是這一次民進黨從陳水扁之後再起的機會，也是台灣政治再起的機遇。

　　政治的理性與感性

　　事實上，台灣的政治不必然都是像大陸客的印象“怎麽文革還在搞”，它其實也有理性與感性的一麵。理性的一麵就像呂秀蓮曾私下委托民調公司做過調查，調查的結果發現情況並不對她有利，所以她選擇急流勇退，不再繼續玩下去，既使這樣的選擇有些辜負她的支持者，但理性告訴她，不該選就是不應該選。

　　而許信良選擇出來參與民進黨的初選，似乎感性的成分多。他借來五百萬元，目的隻是要把他一生從政的經曆向民進黨的同誌告白。他在第一次的政見會中提到林義雄，也提到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戴高樂、中國大陸的鄧小平，無非是對他一生從政沒有像他們那樣受到推崇而感到遺憾，這當然是許信良的真情告白。

　　同樣的，蔡英文的“世代交替論”，以及蘇貞昌的“笑容說”，無非也是把他們的從政目的作一番的理性與感性的陳述。政治最可貴的就是政治人物懂得什麽時候該理性，什麽時候該感性，這就像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時，中國總理溫家寶第一時間趕到災區慰問災民一樣，他知道何時該理性，何時該感性。這種人性的抒發，絕不是政治製度、政治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311日本東北發生的大地震，兩岸同時捐輸協助日本救災，這當然是最可貴的人類休戚與共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又何必擔心誰會吃掉誰呢？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5月號，總第1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