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兩岸關係現狀”的解析

維持現狀，首要在於“兩岸同屬一中”。


和平發展，兩岸共同構建未來。

　　中評社╱題：對“兩岸關係現狀”的解析，作者：蔡永飛（北京），民革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博士

　　‧維持兩岸關係現狀，是中國大陸爭取和平環境以加快發展的戰略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麵；維持現狀，就是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使命。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所謂“投降”隻是妥協而已。如果按照“投降論”的邏輯，“一國兩製”豈不也是“投降”？而問題在於，即使是“投降”，那也是向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投降”，沒有什麽可羞恥的。何況所謂“投降”僅僅是調整一下利益視角、利益觀念，調整利益關係，實際上是“共創雙贏”，根本談不到投降。

　　‧隻要不超出一個中國的範圍，台灣前途可以也應當由2300萬台灣人民自己決定。

　　‧香港、澳門，尤其是台灣，不是傳統政治思維下必須用戰爭解決的累贅、包袱，而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複興的有利條件，是積極因素；充分利用這些條件，就是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重要路徑。

　　兩岸關係現狀的基本特征

　　現狀由曆史發展而來，解讀現狀必須從曆史開始。對此，胡錦濤是這樣描述的：“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盡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2008年12月31日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應當說，這是對兩岸關係現狀的客觀解說，也是實行維持兩岸關係現狀政策的基礎。

　　事實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一直是兩岸領導人的共識。

　　如所周知，從1958年起，毛澤東發動了著名的“金門炮擊”事件，直到1979年1月1日，葉劍英宣布停止炮擊金門，持續了20多年的這一事件才落下帷幕。那麽，“金門炮擊”究竟是幹什麽的呢？有學者認為，呼嘯的炮彈千萬次地在金門和廈門水域上空掠過，實際上是兩岸間一種特殊方式的交流與溝通，那就是國共兩黨以此達成了維護“一個中國”的默契。

　　很明顯，國共兩黨領導人的“默契”，其實就是後來形成文字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他們對“一個中國”的認識是重合的，區別隻在於強調各自在不同體製中作為中國的領導者。由此而來，人們可以認為，大陸方麵之所以沒有用武力“解放台灣”，是因為大陸領導人認為，有蔣介石、國民黨為中國人民守住台灣而不至於分裂出去，不必著急解決台灣問題；而既然蔣介石及國民黨人始終堅持自己的職守，就應當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很明顯，隻要不發生“台獨”問題，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就是一個趨勢，就是大陸爭取的目標。

　　到李登輝、陳水扁當政的時候，他們雖然有“台獨”傾向，但均無實質進展，大局沒有任何改變。2008年馬英九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之後，則明確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也可以說也是在延續著為中國人民守護台灣的職責。也就是說，盡管治權是分離的，但主權則一直是統一的。

　　的確，60年兩岸分治，信仰不同的領導人，不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製度，帶來了兩個差異很大的社會。在台灣，據《遠見》雜誌2009年5月一次民調顯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民眾隻有46.6%，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則為95.9%，讚成與大陸統一的人隻有8.3%，讚成台獨的有25.4%，認為最終應該統一的占16.2%，讚成最終獨立的48.5%，讚成先維持現狀則有44.9%。甚至如有論者所指出的那樣，現階段在台灣，講“台灣獨立”、要搞“台獨”，好像是天經地義的事；說到“一個中國”，說到大陸與台灣統一，就是異端與賣國（2009年10月23日《大公報》魯力《兩岸政治協商無法回避》）。但是，依本文之見，雖然台灣民眾這樣的認知也是問題，民進黨八年統治的政治宣傳確實已造成意識形態的很大變化，但實際上並不可怕，並不能造成對兩岸關係現狀的改變。

　　首先，按照“九二共識”，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大陸和台灣同屬“中華民國”；隻要有“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憲法”，就是台灣人民在為中國人民守衛著台灣，這一現狀就仍然在“維持”之中，而在“維持現狀”期間內這一現狀也不會改變。

　　其次，應當把台灣意識和“台獨”意識區分開來。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不是“台獨”文化。中華文化和把兩岸同胞緊緊聯在一起，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則始終帶著同樣的文化密碼，即使隔絕幾十年後，兩岸同胞到了一起就有一種特別親近的感覺。仍從《遠見》雜誌的民調看，即使有25.4%的台灣民眾讚成台獨，但仍有75.4%的人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一分子。

　　再次，從人的意識、觀念形成和變化的規律來看，人們不必為現階段台灣民意中的離心傾向焦慮。民調所反映的民意，主要是人們在現時社會政治條件下形成的感覺、印象、認識，是一種十分感性的認識，一般來說與根本的政治信念、民族認同等等並不等同甚至並不相關，隨著社會政治條件的改變，人們的這些認識就會隨之變化。按照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馮克利譯）一書中提出的觀點，人們的觀念會隨著各種現實發生尖銳對立的改變，但始終不變的是民族的特性。該書這樣描述1790年到1820年社會意識的演變情況：“在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最初的保王派群體變得十分革命，然後成為極端的帝國主義者，最後又變成了君主製的支持者。在宗教問題上，他們先是從天主教倒向無神論，然後倒向了自然神論，最後又回到了最堅定的天主教立場。國民公會中的一些要人，國王的死敵、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然會變成拿破侖恭順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統治下，又手持蠟燭虔誠地走在宗教隊伍中間。”（第123頁）在當下社會政治條件下，人們政治態度的轉變也都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曾幾何時，民調馬英九的支持率達到68%，但莫拉克台風一吹掉到16%，甚至僅僅比關在監獄中的陳水扁高一些。現階段許多台灣人的認知是今天分治狀態下形成的認知，當兩岸關係發生變化，將來實現完全統一的條件成熟了，台灣民眾的認知就會轉變過來。

　　維持現狀是為了改變現狀

　　值得注意的是，金門炮擊所“維持”的“內戰”狀態僅僅是一個形式上的“內戰”，表麵上是戰爭狀態，兩岸基本上沒有戰爭狀態之實，實際上隻是追求和平統一的一種獨特方式。與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以後特別是近年來兩岸以和平方式維持現狀的做法相比，至少可以說是用心良苦的。

　　有人說，中國大陸曾經一直強調要“解放台灣”，之所以沒有“解放”，就是因為怕美國介入等等。很明顯，這種說法來自於對中國人民、對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對兩岸關係問題的無知。試想，1950年，中國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毅然介入朝鮮戰爭，直接與美國交戰，中國人怕美國嗎？

　　事實上，之所以大陸選擇維持兩岸關係現狀，根本原因在於，盡管台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但並不是中國利益中最重要、甚至很重要的問題。在台灣並沒有出現“台獨”或者類似分裂國家的危機的情況下，中國大陸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經濟建設上。在毛澤東時代，即使是在極“左”思潮統治時期，實現四個現代化還是被確定為國家最重要的戰略目標，解決台灣問題的緊迫性從未高過解決發展問題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執政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表明執政黨明確地把利用國際和平環境、加快發展擺到了國家戰略的頭等地位。1987年中共十三大更明確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個神聖目標。在鄧小平作出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和平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這一重大戰略判斷的時候，他沒有認為“既然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如先把台灣問題解決了”，而是把經濟建設確定為執政黨的工作重心，這就是因為台灣問題並不是中國利益中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是因為，台灣問題一時不解決也不會影響大局。

　　因此，維持兩岸關係現狀，是中國大陸爭取和平環境以加快發展的戰略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麵；維持現狀，就是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使命。如果中華民族不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徹底改變近代以來飽受帝國主義列強欺淩侮辱的狀況，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就有問題。這是在維持兩岸關係現狀的時候，大陸必須改變的現狀。這是中國和世界關係的大局。無疑，在中國國內的大局中，維持現狀也是要改變現狀，特別需要改變的狀況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而大陸在許多地方、許多方麵的發展還比較滯後，乃至落後於台灣。如果不努力改變這一現狀、消除兩岸經濟社會發展上的落差，兩岸和平統一也會遇到更多困難。

　　另一方麵，大陸要爭取和平發展，台灣也需要和平發展。台灣政治家也會看到，維持現狀隻是暫時的，中華民族終究要完成兩岸的完全統一。那麽，在創造未來“一個中國”新形式的時候，台灣方麵也應當發揮積極作用。因此，不僅需要加強台灣在經濟、科技等等方麵的硬實力，也需要精神文化方麵的軟實力。2008年4月，馬英九在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表示，“文化是台灣的關鍵實力。台灣的教育水準、人民素質、公民社會、藝文創新，明顯地領先華人世界，是台灣最大的資本。”要“經由軟實力達到與增加國防經費相同或更大效果。”馬英九說，擴大陸生赴台是“一個計劃深遠的陽謀”：“如果20年後大陸的國台辦主任是台大畢業，這有什麽不好？”而要做到這些，首要條件當然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無疑，維持兩岸關係現狀，也是台灣同胞包括台灣政治家的利益所在。

　　顯然，作為領導中華民族人口主體部分的大陸領導人，思考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國的國家利益問題，不應當把像台灣問題這樣並非最重要的問題放到太高的位置上；他們不僅要解決13億人口的生存問題，更要考慮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問題。而正因為考慮民族複興的大局，才把和平發展作為處理兩岸關係的主題。相比之下，台灣的一些政治人物，或許因為身處台灣，往往不能夠或者很少站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去思考中國問題和台灣問題，更有的人隻站在政治人物自身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有一種所謂“寧為雞頭，不為牛後”的封建割據意識。

　　有論者在大陸慶祝60周年國慶的時候回顧往事，從1949年“劃江而治”的議題聯想到今天兩岸“劃海而治”。如果可以這樣比的話，那麽應當說今天人民解放軍跨過台灣海峽比當年跨過長江容易多了，而今天可能達成的和平協議跟當時共產黨提供給國民黨的“和平協議”相比卻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哪有什麽“投降”可言呢？其實，這種“投降論”也是一種封建價值觀。以現代政治觀念而言，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所謂“投降”隻是妥協而已。如果按照“投降論”的邏輯，“一國兩製”豈不也是“投降”？而問題在於，即使是“投降”，那也是向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投降”，沒有什麽可羞恥的。何況所謂“投降”僅僅是調整一下利益視角、利益觀念，調整利益關係，實際上是“共創雙贏”，根本談不到投降。事實上，這樣的腐朽觀念應當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進程中加以淘汰，應當學習繼承的是中國傳統觀念中富於智慧的部分。比如說，傳說鄭板橋回複家人關於與鄰居爭地的來信寫了這樣一首詩：“千裏捎書隻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如果人們能夠學習鄭板橋的智慧，換個角度來權衡自己的利益，就可以忽略“秦始皇”的問題。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立場上追求“大”利益，就可以得到大利益，同時也可以實現更多的“小”利益。胡錦濤說：“回顧近代民族之艱難奮鬥曆程，展望未來民族之光明發展前景，我們應該登高望遠、審時度勢，本著對曆史、對人民負責的態度，站在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以更遠大的目光、更豐富的智慧、更堅毅的勇氣、更務實的思路，認真思考和務實解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問題。”（2008年12月31日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應當說，這一呼籲既是自勉，也是對台灣政治人物的一種鞭策。中華兒女都應當抓住和平發展機遇，努力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作出貢獻。

　　“現狀”向何處去可以由兩岸共同決定

　　對於兩岸關係的現狀，台灣方麵一些人士可能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按照民主原則，人口數量占大多數的大陸人民應當在兩岸關係問題上起主導作用，而不能說2300萬台灣人民有權單獨決定台灣前途命運。比如說，如果大陸人民不希望台灣獨立，台灣方麵就應當“少數服從多數”。從大陸的利益和意識形態來看，大陸方麵不可能允許台灣獨立。就意識形態來說，正如鄧小平說到香港問題時講“絕不當李鴻章”那樣，不管誰執政，都不可能接受丟失領土的國恥。就利益角度來說，起碼有一點，允許台灣獨立就等於是需要出海通道的中國大陸自己把門封住了，這是不可想像的。顯然，如果讓全體中國人表達意見，“獨立”不可能被允許成為台灣方麵的選項；台灣同胞隻要站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角度看問題，也不會同意台灣獨立的。

　　因此，所謂“台灣前途由台灣2300萬人民決定”的提法，如果說它也包含了合理成分的話，那麽，它並不是無條件的。

　　作為既往事實的一個側麵來說，台灣的事情也可以說是由2300萬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的：台灣地區領導人是台灣人民自主選舉的，台灣領導人的任何重大決策也是他們自己作出的，並沒有受到別人的左右。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盡管台灣內部事務未受到直接幹預，但祖國大陸並不是一個無動於衷的旁觀者。可以說，2300萬台灣人民之所以能夠作出這樣那樣的“決定”，是因為這些“決定”沒有超出13億大陸人民認可的範圍。看上去是“台灣人民”在作決定，但事實上13億大陸人民也“參與”了決定，而且事實上這一“參與”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看不到這一事實，那是目光短淺；如果否認這一事實，那就可能是誤解或錯覺；如果回避這一事實，則就是自欺欺人。可以說，這也是“一中各表”基礎上兩岸關係現狀的一個重要方麵：至少就現實而言，隻要不超出一個中國的範圍，台灣前途可以也應當由2300萬台灣人民自己決定。

　　同時，“台灣前途由台灣2300萬人民決定”也可以在這樣的意義上去理解：台灣的將來不管怎麽樣，很大程度上就是台灣人民自己選擇的結果，如果結果不好，隻能說“腳上的泡是自己走出來的”。比如說，一部分人想要走“台獨”的道路，假如大多數台灣人接受了這樣的選擇，其前途可能就是戰爭，那麽，這樣的結果當然也可以說是“由2300萬台灣人民決定”的。當然，這個假設是不存在的，大多數台灣人民並不想要戰爭，所以，兩岸關係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說台灣前途由2300萬台灣人民自己決定，隻是說別人代替不了台灣人民自己的選擇；在兩岸關係特別是台灣問題上，13億大陸同胞按照民主原則和實力原則應當發揮主導作用，但2300萬台灣同胞則必須發揮好主體作用。

　　當然，有些人說“台灣前途由台灣2300萬人民決定”這句話，意思是台灣前途除了2300萬台灣人民，別人也不能參與決定，這顯然隻是一部分人對兩岸關係現狀認識不清所致。陳水扁曾經說：把“國號改為台灣共和國，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為什麽做不到？不是陳水扁“不努力”，他執政8年，已經使出了全身解數，也得到了某些國際勢力若明若暗的支持，有可能的話他早就做到了。事實上，在“一個中國”之內，陳水扁作為“台獨”勢力的代表者，他不僅主導不了大多數台灣人民的決定，更不可能撼動13億大陸人民的立場。

　　“一國兩製”是維持現狀的條件和保障

　　由於現代化建設對於中國國家利益的極端重要性，鄧小平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製”這一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也就是說，大陸方麵選擇和平統一，並不是擔心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也不是怕什麽人，而是不希望因此影響現代化建設的大局。“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確實也體現了大陸方麵對台灣民眾的善意，但不能由此認為大陸方麵已經沒有了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和勇氣，更不是不具備武力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是不願意作出選擇。假如出現不得已的情況，比如說出現了《反分裂國家法》所宣示的情況，大陸方麵將會采取斷然行動。問題在於，“一國兩製”不僅僅消除了戰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更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實現開辟了新的道路。因而，“一國兩製”理所當然地成了維持兩岸關係現狀政策的理論和政策基礎。

　　第一，“一國兩製”排除了戰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國兩製”理論是對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的一次革命。中國古代有一個“漢賊不兩立”的傳統觀念，認為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一旦被認為賦予了“天命”，那麽這種“天命”就是獨一無二的，確立和維護“天命”的唯一辦法是你死我活的戰爭。而實際上，所謂的“天命”隻是傳統小農社會中某個小圈子、某個族群的私利而已，基本上與大多數民眾無關。在中國現代史上，蔣介石是這種傳統政治思維的代表者。1946-47年，盡管出現了國共合作建國的曆史性機遇，當時毛澤東已經考慮準備把中共中央機關從延安搬到淮陰去（他跟張治中說，南京太熱，淮陰會涼快一些），但蔣介石以為有能力消滅共產黨，他撕毀了停戰協議，發動了內戰。1949年，當內戰基本定局的時候，蔣介石又拒絕了共產黨的“和平協議”，實際上也是再次拒絕了合作建國的機會。鄧小平超越了這種傳統政治思維。“一國兩製”理論的光輝之處是，它樹立了國家和人民實質性的整體利益的絕對性，同時排除了某一“製”的正統地位的獨占性、排他性，從而消解了戰爭的必要性。“一國兩製”作為鄧小平中國現代化戰略的重要環節，它不僅是解決台港澳問題的策略思想，對於中國政治發展也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雖然“一國兩製”的提法被台灣一些政客作了很多負麵宣傳，似乎成了過時的理論，但兩岸確立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維持現狀的共識，事實上就是認同“一國兩製”。也可以說，維持兩岸關係現狀，等於承認現狀就是“一國兩製、和平統一”的一種表現形式：維持現狀就是一個中國之下兩“製”之間和平相處。雖然它隻是一個過渡性的形式，但或許什麽形式都會帶有過渡性。如果能夠在維持現狀的意義上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則是“一國兩製、和平統一”形成了新的積極形式。相信隨著兩岸關係進一步向前發展，兩岸同胞一定會為“一國兩製、和平統一”創造出更好、更積極的形式。

　　第二，“一國兩製”為台灣同胞回歸中華民族大家庭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說“一國兩製”是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的一個革命性變革的話，那麽它的積極意義不僅在於它排除戰爭的必要性，更在於它實際上承認了另一“製”的正當性、甚至必要性，體現了“一國兩製”理論的民主屬性。或許鄧小平開始提出“一國兩製”的時候，更多考慮的是允許“兩種製度”並存、使之不再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困擾；雖然可以相互促進，但兩種製度應當互不幹擾，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但隨著“一國兩製”在香港和澳門的實踐，人們認識到，兩種不同的政治製度更應當互補、互利，形成良性互動。既然在內地還要建立特區、以不同製度來促進發展，為什麽不能積極地利用曆史留下來的現成的不同製度呢？香港、澳門，尤其是台灣，不是傳統政治思維下必須用戰爭解決的累贅、包袱，而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複興的有利條件，是積極因素；充分利用這些條件，就是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重要路徑。因此，對於堅持“一國兩製”政治思維的大陸領導人來說，實行維持現狀的對台政策，就是要等待台灣民眾不斷認識到“一國兩製”對於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對於台灣同胞局部利益的重要意義，在逐步發展兩岸關係的基礎上逐步推進和平統一，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同時，促進台灣同胞局部利益的實現。

　　第三，“一國兩製”為台灣參與中華民族複興大業提供了必要性。“一國兩製”是大陸爭取加快發展的國內外和平環境的需要，而對台灣同胞來說，“一國兩製”則是作為中華民族組成部分參與到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事業中的難得機遇，也是促進台灣同胞為中華民族發展作貢獻的巨大推動力。當年蔣介石一心一意要“反攻大陸”，但是直到死的時候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鄉看一看。而在今天，在維持現狀的條件下，不僅台灣的發展得到了祖國大陸的巨大幫助，每年貿易順差幾百億美元；更重要的是，台灣民眾直接來到大陸參與現代化建設，經濟文化上交流合作越來越多，政治上也在逐步產生影響。對於台灣民眾來說，祖國大陸是淘金寶地，誰早登陸誰先發財。對於那些有眼光、有能力的台灣政治人物來說，則可以像2005年連戰所做的那樣，抓住當前這個難得的曆史性機遇，積極作為，主動出擊，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積極力量，為“和平統一、一國兩製”創造出更好的形式作出更多努力。而隻要能夠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作出貢獻，他們就一定會得到人民和曆史的更多回報。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2月號，總第1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