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本質特點

大陸政策，是馬英九執政的最重要政策。

　　中評社／題：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本質特點　作者：徐青（北京），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副研究員

　　‧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本質特點有三：即“對內兩府、對外兩國”的現狀、未來前途“公投統一”、反對“法理台獨”。
　　‧與“國統綱領”和“聲明”相較，不難看出，馬英九大陸政策的立場、主張與之核心內容是基本一致的，且當前馬英九正將兩岸互動推向“國統綱領”的“中程階段”。
　　‧目前學隻有人認為馬英九的大陸政策是“隱性的‘兩國論’”，但筆者認為，馬英九的大陸政策與李登輝的“兩國論”即“特殊國與國關係”是有區別的。
　　‧馬英九心中對兩岸關係、台灣前途的終極目標已表述得相當明確，那就是“公投統一”。

　　兩岸政策的核心內容一般包括台灣前途、兩岸關係的政治定位、兩岸交往互動、涉外政策等幾個重要方麵。由於目前學界對馬英九大陸政策的“統、獨”本質到底為何仍說法不一，在“台灣主體意識”已成島內社會主流民意，馬英九又兼任國民黨主席之際，對馬英九的大陸政策本質有一個相當明確的認識與把握，就顯得格外重要。

　　從總體上看，作為台灣地區的最高領導人，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的中心思想，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未來目標，如果正麵解讀的話，它具有務實性；如果從負麵解讀的話，則可以描述為幾麵討好的投機性與權宜性。從具體內容上看，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本質特點有三：即“對內兩府、對外兩國”的現狀、未來前途“公投統一”、反對“法理台獨”。
　　
　　以“對內兩府，對外兩國”的定位來維持兩岸現狀

　　對兩岸現狀的政治定位，馬英九的政策既有對蔣氏父子“中華民國法統”的堅持，也有李登輝主政前期的“國統綱領”以及1993年國民黨的“階段性兩個中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內容。

　　國民黨在台灣，從兩蔣統治時期至2005年馬英九接任國民黨主席之前，對大陸的政策主張、立場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一是從兩蔣時期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僵硬的隔絕政策階段，到蔣經國晚年開始調整，在維護“台灣安全”的前提下逐步走向開放階段。

　　二是從李登輝主政前期（1991年2月）訂定“國統綱領”、1993年提出“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再到實行“台獨”分裂的“兩國論”階段。

　　三是2000年連戰接任黨主席後對李登輝“兩國論”路線的撥亂反正階段。

　　考察這幾階段的國民黨大陸政策，可以看到，盡管隨著李登輝下台和連戰的矯正，李登輝的“兩國論”已經被國民黨排斥，但國民黨的“一個中國”政策已經不再是蔣氏父子時期的“一個中國”政策，其大陸政策基本回歸“國統綱領”的路線，並以“階段性兩個中國”的政策聲明作為對兩岸現狀政治定位的明確表述。

　　“國統綱領”的核心內容，簡而言之，包括，兩岸政治定位的原則是“大陸與台灣都是中國領土”，“促進國家的統一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統一的目標與時機“首應尊重台灣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下分階段達成，包括近、中、遠三階段，近期是“交流互惠”，“在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在國際間在“一中”原則下“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中程階段是“互信合作”，包括“對等的官方管道”、“大三通”、“協力互助參與國際組織”、“高層互訪”；遠端則是“協商統一”。

　　1993年11月22日國民黨提出的“階段性兩個中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聲明（下稱“聲明”）指稱，“對內講，是一個中國業已分治之情況下，雙方同為在個別地區行使最高統治權力之政治實體，彼此對國家主權的主張是重迭的，一個中國絕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在國際間，兩岸則為互不隸屬、各自主張主權之兩個國際法人。雙方應相互尊重，在互惠中不否認對方為政治實體”；並指出，“兩岸同是一個中國的一部分”。回顧該聲明出台前後的曆史，可以看到，“階段性兩國”的出台，主要是為了應對當時兩岸商談，台灣自抬身份，以提高談判價碼。由於其“階段性兩國”的提法背離了國民黨原有的“一中”論述，因此在遭到國民黨內部反對後，雖然“階段性兩國”這個概念不再被提起，內容也通過國民黨的事後“聲明”而退回到對內仍是“一國兩府”，對外則是“兩個中國”的性質上，但其完成了概念性突破，亦即給“一國兩府”戴上了“階段性兩國”的帽子，這不僅給民進黨的“台獨”操作、論述帶來了機會，也在思想上混亂了國民黨的“一中”路線，並為日後國民黨在大陸政策論述上陷入民進黨“台獨”論述陷井埋下了伏筆。

　　與“國統綱領”和“聲明”相較，不難看出，馬英九大陸政策的立場、主張與之核心內容是基本一致的，且當前馬英九正將兩岸互動推向“國統綱領”的“中程階段”。這?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為何有學者認為馬英九在搞“階段性兩個中國”？

　　兩岸現狀就是“中華民國的現狀”，“一中各表”是“描述現狀最好的方法”，這是馬英九的一貫立場。什麽是“中華民國的現狀”？就是“中華民國”沒有消亡，“中華民國的政府”更是事實存在，因此，馬英九對現狀的認知是：站在兩岸的角度上看是“互不否認”的“兩個政治實體”（即“一國兩府”），站在國際角度看，則是“互不隸屬的國際關係”（即“兩個中國”），這就是“一中各表”所要“表”的內容，這與退回到“對內一國兩府，對外兩個中國”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的內容一致性頗高。

　　2009年7月27日，馬英九回複了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對其當選黨主席的賀電，電文提到的16字“原則”中，“正視現實”首當其衝。可見，這是馬英九在兩岸政治交往中最為強調的一點。所謂“正視現實”，正如國民黨內高層人士解讀的那樣，就是“兩岸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各自統治，互不隸屬，大陸隻要正視這個現實，兩岸關係才能往良性方向繼續發展下去”。這無疑是馬讓大陸默認“對內兩府，對外兩國”現狀的既含蓄又堅定的表達，可以說是馬英九的底線。因此，馬英九對兩岸現狀的政治操作就是，追求以“互不否認”的“一中各表”維持“兩岸兩個政治實體共存”的現狀，對外則以“彈性、務實的共存模式”進行“活路外交”。

　　目前學界有人認為馬英九的大陸政策是“隱性的‘兩國論’”，但筆者認為，馬英九的大陸政策與李登輝的“兩國論”即“特殊國與國關係”是有區別的：

　　其一，思想根源不同，前者緣於和平共存思維，後者基於“台獨”思維。

　　其二，內涵不同，前者堅持“兩國”的領土重迭、主權含括對方，後者則堅持彼此領土分割、主權分離。

　　其三，做法不同，前者堅持“一國兩府”下的作為，後者則要正名修憲為一個台獨“主權國家”；而在對外關係上，前者目標是“在現有架構下爭取最大的權益”，而且希望在與大陸務實協商的基礎上，“尋求彼此可以雙贏的平衡點”，後者則是為了打破現有架構，衝撞“一個中國”原則。

　　第四，最終目標不同，前者雖然表現為一個前途開放的選項，但實際上還是希望能有一個“統一”的結局，後者是希望最終實現“台灣獨立的台灣國”。

　　這四點不同就將貌似的兩個論調從根本上區別開來了。


搖擺不定，馬英九大陸政策尚未形成明確的中心思想與未來目標。

　　以“公投統一”為台灣前途的終極目標

　　在兩岸關係的終極目標，亦即“台灣前途”上，馬英九近年來提出了較之“國統綱領”更為苛刻的條件。

　　有關台灣前途，馬英九原本奉行“一國良製”下的終極統一目標，也反對將“台獨”作為台灣前途的未來選項。直到2005年7月，馬英九在國民黨主席選舉第一次電視政見發表會上的首輪發言中仍明白指出，“所謂（黨的）核心價值，……第二是反對‘台獨’，在任何情況下，‘台獨’都不是我們的選項”（2005年7月3日《中央日報》）。2005年12月馬英九在美國《新聞周刊》記者約拿丹•亞當斯（Jonathan Adams）的專訪中表示，雖然“沒有統一的時間表”，但“對我們的政黨而言，終極的目標是統一”（2005年12月20日《中央日報》）。而對統一的前提，馬英九也一貫強調“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 (2008年5月20日TVBS馬英九“人民奮起，台灣新生”就職演說)。

　　但是從2006年初開始，馬英九在有關台灣前途的問題上逐漸有了新的說法，為統一增加了較之“國統綱領”更為苛刻的前提條件：2006年3月馬英九在華盛頓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明白指稱，改變現狀，甚至討論統一問題“沒有時間表，但是有條件。也就是說，兩岸都能達到自由、民主、均富，保障人權，尊重法治。同時，台灣的人民必須要充分參與，充分表達意見，因為這畢竟是對台灣現狀非常重大的改變。台灣人民如果不讚成的話，就不能推動”（《中央日報》2006年3月29日）。2008年3月馬英九在“愛台保台大家一起來”大會上致詞時又稱，“國民黨嚴正聲明：有關台灣未來的前途與發展，必須台灣人民說了才算，必須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2008年3月14日《中時晚報》）。2009年6月11日，馬英九在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表示，“‘不統’不是排除統一這個選項，而是在他任期8年內不去討論統一問題，因為這8年不可能有答案，這討論意義不大”；“台灣要不要統一，當然全體人民要表示意見，一定要公投”。

　　至此，馬英九心中對兩岸關係、台灣前途的終極目標已表述得相當明確，那就是“公投統一”。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筆者之所以認為馬英九內心還是主張統一的，原因就在於他的文化政策。一個不主張統一的人，或統不統都無所謂的人，是不會如此強調並一貫推動兩岸文教的深層互動的。但是馬英九基於現實政治考慮，選擇以“選項開放，人民決定”來表述。其次，馬英九的所謂“公投”，與民進黨的“公投”顯然有重大區別。將“公投”放在馬英九整體大陸政策的脈絡上考察，馬英九的“公投”屬於國際法中的“對內自決權”範疇，亦即透過公民政治權利的行使，自由選擇人民所喜愛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製度的權利範疇，這與他一貫強調的統一前提之一，即“一國良製”（“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是一脈相承的，故非“台獨”分子以國際法的“對外自決權”（殖民地、非自治領土人民才能享有的獨立建國的權利）來包裝的“台獨”論述中的“台獨公投”。

　　以“言論自由”看待（定位）“法理台獨”
　　在“務實台獨”的問題上沒有著墨

　　馬英九自身一貫反對“法理台獨”，但在“務實台獨”的問題上著墨不多，且在“台獨”是否是未來台灣前途的選項上，近年來馬英九也說辭不一。

　　2006年2月就國民黨在《自由時報》刊登“台獨選項”廣告一事，正在歐洲訪問的馬英九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台獨’是部分台灣人士的選項，但不是國民黨的主張，也不應該是台灣未來的方向”（2006年2月17日《中央日報》）。而2006年8月，馬英九赴歐洲招商前回答媒體詢問時則稱，“台灣的未來是由台灣人民來決定，人民作主有很多選項，不論是統一或‘獨立’或維持現狀，都必須由人民決定”（2006年2月8日《中央日報》）。馬英九曾特別解釋其“不獨、不統、不武”這“三不”中“不獨”的具體含義，稱，“不獨”就是“不推動新憲法或是台灣共和國”，且“不獨”和“台獨是選項”也沒有衝突，因為前者是他的個人主張，他“不會走這條路”，不過“我們國民當中有人有這樣（台獨）的想法，這是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我們應該容許！”。

　　馬英九之所以會以“言論自由”看待（定位）“法理台獨”，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馬英九內心信奉的民本、民權的政治思想、觀念使他給“台獨”留有空間，而島內現實社會政治情勢與政治生態也讓他在奪取更多政治資源的操作過程中，對所謂“台灣主體意識”有某種程度的體認與迎合。至於為何對“務實台獨”著墨不多，則在下文具體分析。

　　馬英九給國民黨、民進黨、美國、大陸都留下了可以發揮、合作的機會

　　馬英九的大陸政策給國民黨、民進黨、美國、大陸都留下了可以發揮、合作的機會，為何？

　　1、馬英九路線下，國民黨可以借大陸壯大發展自己，贏得更充裕的執政時間，以便重新累積並掌握籌碼，與大陸談判。

　　今天，國民黨與大陸的互動，雖然已從冷戰思維的“對抗、對峙”中擺脫了出來，但骨子?仍然是要與大陸抗衡、競爭。當然這與冷戰後國際政治的演變及其思想發展密不可分。而長期來國民黨在台灣打下的基業，那些始終被視為優於大陸的政治、經濟籌碼，或說“台灣經驗”，經過李、扁“台獨”路線近20年的執政，損失慘重；而大陸的國力卻迅速崛起。兩岸優劣態勢逆轉，台灣抗衡大陸的籌碼快速流失。對此馬英九是既不甘心也很著急。


馬英九路線滿足了美國的戰略利益。

　　馬英九以最高領導人身份兼任國民黨主席，是為了“完全執政，完全負責”，他的責任就是完成對“台獨”執政的撥亂反正，一如馬就台美軍售問題提出的那樣，他“執政8年的目的在定型，順著軌道往前走”（2009年6月16日台“中央社”專訪），他要力爭8年任期，並利用這8年打好基礎，鋪好軌道，讓後來的執政者，無論黨派、理念，都能在這條軌道上行駛，並難以發生重大偏離。說白了，就是要讓島內執政者難以再搞“法理台獨”，以此保障並維持兩岸長期和平的現狀。對馬英九來說，這條軌道通往哪裏暫且不提，但肯定最終必以主流民意為依歸，而要將台灣民意貫徹到底，則必須靠台灣的實力。因此，馬英九現在要做的就是韜光養晦，先把台灣的整體競爭力，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提升，當台灣的經濟、民主、文化等力量轉化為能夠與大陸相抗衡、競爭的政治力的時候，他就重新掌握了籌碼，那時才是與大陸談判的時機。這是他特別強調“先經濟，後政治”的原因之一。而要增強實力，特別是解決島內經濟問題，則必須依靠大陸，要依靠大陸則必須改善雙方關係，增加政治互信，隻有這樣，國民黨才有與大陸合作並利用大陸壯大自己的可能，馬英九才能獲得在島內施展的更充裕的時間。可以說，“兩岸和解、外交休兵”，是馬英九軟的一手，體現著他擅長的以柔克剛的戰術，也透露出其長遠的戰略意圖。

　　2、馬英九路線給了民進黨發展、並與國民黨合作的機會。

　　馬英九路線讓民進黨有發展自己並與國民黨合作的機會。為何？看看民進黨的“務實台獨”路線內容就知道了。

　　2000年民進黨能夠執政，雖出乎其預料，但也某種程度上說明黨內持續對“台獨基本教義派”路線的務實轉型（其成果是1999年5月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奏效。與“台獨基本教義派”路線相較，“務實台獨”路線的本質特征在於，雖堅持“台獨”理念，但在台灣前途上，從“台灣共和國”是唯一選項到“台灣共和國”是選項之一；在“台獨”內容上，從追求“台灣共和國”到認同“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在兩岸政治文化關係上，從“分裂中華民族”到“淡化台灣民族主義”，從“獨立的台灣文化”到“台灣文化不能去中國化”；在兩岸交流上，從“不與中國接觸”到與中國展開“全方位互動”；在實現“台獨”的做法上，強調安全與和平原則。這些都匯總在1999年5月民進黨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中，此後，曆經連續11場中國政策論壇、1999年9月的中國政策研討會、10月中常會通過的“二千年政策綱領”，民進黨還曾提出了“兩岸發展新架構的三項基本原則”：“在對等的基礎上，推動台灣、中國全麵關係的正常化；台海問題應堅守聯合國和平解決爭端原則；對未來兩岸發展方向不預設立場”（2000年2月1日《自由時報》）。2009年6月，民進黨中國事務小組召集人陳忠信表示，“當年經大辯論厘清的民進黨中國政策方向至今並無改變”（2009年6月14日中評網）。

　　與馬英九大陸政策相較，在拋開沒有時間表的未來終極目標，國民黨也不做清楚的政治、法律層麵的區隔與細膩的政策宣傳的話，“務實台獨”路線與馬的大陸政策在“追求和平”、“兩岸全方位交往”、“未來兩岸發展方向不預設立場”，特別是“務實台獨”也打起“中華民國”的招牌、國民黨也強調“公投”的“人民自決權”等這些方麵，看上去區別不大。正因為馬英九大陸政策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中心思想，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未來目標，其維持現狀的類似於“階段性兩國”定位與“務實台獨”在現階段又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他以什麽來明確反對“務實台獨”呢？這當然是馬英九在反對“務實台獨”的問題上難以著墨的原因。

　　既然現階段馬英九的大陸政策無力反對“務實台獨”，那麽，就給了民進黨操作“務實台獨”或稱“軟台獨”的機會與空間。何況，馬英九一心希望當“全民總統”，更希望民進黨參與其施政，特別是希望在兩岸關係方麵與民進黨等在野勢力尋求島內共識。

　　當然，馬英九路線給了民進黨機會，但民進黨能否利用它來重整旗鼓，則是需要另文分析的事了。

　　3、馬英九路線滿足了美國的戰略利益，也使得美國有了進一步操作兩岸分裂現狀長期化、固定化的機會。

　　2009年6月26日，即將卸任的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楊蘇棣稱，“在‘台灣關係法’下，台美關係仍舊穩固，美國樂見台灣與大陸改善關係，也會持續與台灣合作、確保台灣的安全”，“讓台灣‘不成熟的民主’能夠持續茁壯成長，是台美雙方人民共同的心願”（2009年6月26日《中國時報》）。楊蘇棣此語，表明美國長期以來對台海兩岸的戰略意圖與目標並沒有隨著新形勢下兩岸關係的新發展而改變。這就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牢牢掌控台灣，進而“以台製華”，使兩岸維持長期的“和而不統”局麵。馬英九的大陸政策正給了美國進一步落實其戰略意圖和目標的機會。

　　由於民進黨為了選舉利益，多年來不斷地破壞台灣與美國長期的互信，並迫使美國首次公開否定“中華民國的國家地位”，讓馬英九相當在意。因此，台美關係的恢複、提升就更成為馬英九對外關係的優先之選、重中之重。而這個關係的恢複、提升則以重建台美互信，改善並鞏固“中華民國”的“地位”與“現狀”為核心目的。這就給了美國操作其台海政策的空間。2009年6月，美國政府斥資1.7億美元著手在台北內湖興建美國在台協會（AIT）新館，且建館土地租期99年，其意圖正如楊蘇棣所言，“台美關係不必與兩岸關係競爭”，“未來台美關係會奠定在最持久的基礎上”（2009年7月2日《中國時報》），這個“最持久的基礎”就是兩岸分裂的現狀永久化，隻要不與大陸統一，台灣就不會也無力脫離美國的掌控。

　　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及其實施一年來，美國一方麵願意見到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讓美國可以遠離麻煩（戰爭）的漩渦，一方麵也擔心馬英九與大陸走得太近而損害美國的利益。但是，馬英九在對美軍購、建館、美國牛肉進口等議題上或主動釋放善意，或向美妥協，無疑讓美國吃下定心丸：畢竟台灣自身實力仍弱，需要美國對台灣的支援，特別是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台灣“國際空間”上的，乃至經濟、軍事方麵的支援，需要以美國為後盾提高與大陸競爭、談判的實力與籌碼。這是楊蘇棣放心的將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做出切割的原因，他看出馬英九執政下的兩岸關係，並不會損害台美關係，反而有利於美國獲取其在亞太地區的利益，達成其既定的戰略目標。

　　當然，這?需要指出的是，站在國際政治與對外政策製定的角度上看，在馬英九的“國家利益”中，目前的核心利益或稱生存利益是兩岸關係，而台美關係則非生存利益，因此其對外政策位階低於兩岸關係位階。而在台美關係中，拉美國撐腰則屬主要利益，而軍售等則為次要利益，這是馬英九可以在軍購等方麵妥協、彈性處理的原因。

　　4，大陸對馬英九的大陸政策要揚長惕短。

　　站在大陸的角度，總體上說，盡管馬英九的大陸政策沒有提出一個明確未來目標，反而體現出幾麵討好的投機性與權宜性（這些構成其所謂的務實性），但還是有其積極的一麵，如它的和平發展、互利雙贏與兩岸民意需求、與兩岸關係健康發展的大趨勢、與亞太地區國際政治格局中幾個主要主導國家的戰略利益等，在現階段都是比較吻合的。隻要他能夠持續發揮這些積極麵，在他執政期內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打好政治互信基礎，奠定雙向交往模式，交班之時他應該完成其撥亂反正、“定型”、鋪軌這一階段性曆史任務了。

　　當然，馬英九大陸政策也充分體現出消極麵，它既是島內外政治現實、島內民眾多元而複雜心態的集中反映，也為馬英九自身局限性（對政治現實的無力感，缺乏應有的格局和擔當）所牽累，既有馬英九的主觀認知，也是馬英九不得不做出的政策選擇。對這些不得不的消極麵，外界不能一廂情願的去苛求。

　　大陸應該牢牢把握住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以長遠、前瞻的眼光與胸懷重新認識、理解馬英九這些不得不的方麵，求同存異，揚其長，惕其短；並利用一切可以深化合作的機會，使經濟層麵的交流與文化層麵等更高層次的交流同步進行，並盡可能的將其成果以兩岸協定的方式來體現，這樣才能有效達成並鞏固對台政策的階段性成果，為兩岸的最終統一奠定基礎。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10月號，總第1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