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主席就89年天安門事件答CBS記者華萊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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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華萊士）：您知道嗎？我看到一個年輕人在天安門廣場攔住坦克車那張照片時，我就知道中國的獨裁是什麽意思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象征，讓中國的獨裁打進我的心底。您做學生時曾經在上海示威。

江（主席）：不錯。

華：那是國民黨時代，「我們要自由，我們要民主」，您當時是這樣吧。

江：不錯。

華：天安門廣場上的人說什麽，也是「我們要自由，我們要民主」吧。

江：天安門事件是個複雜的事情，不像您說的那麽簡單。事實上，當年的所謂「民主派」在美國也正反思當年的事情，許多內幕被揭露出來，一些在背後操縱學生的人現形了。還有許多內幕沒有被揭露出來，比如說為什麽那些所謂的學生領袖能夠棄他們的主張和他們的跟從者於不顧，先一步離開天安門廣場，並在幾天內就順利出國。世界上誰有這麽大的本事能夠在被你們稱為專製獨裁的中國組織這樣暢通的管道運人比貨物還方便？我想，這道算數題並不複雜。所以，在天安門事件背後的大背景被揭露出來之前，全麵評價天安門事件還為時過早。你剛才說廣場上的人「要自由、要民主」，但他們不知道他們背後的人的真實想法可能是「要美國、要英國」。這可不是隨口亂說，在背後操縱學生的方勵之夫婦一貫主張中國應重新變成殖民地，讓外國人來統治。你看，在我們和他們之間有個區別，我們主張自由、民主是為了把外國的侵略勢力、支配勢力趕出中國，讓中國人自己當家做主，讓中國人在世界上能夠平等地和外國交往。而他們主張的自由、民主的背後卻隱藏著一個危險，就是自由民主沒要到，倒把外國的侵略勢力、支配勢力請了回來，讓中國的曆史在原地轉圈。

天安門事件後緊接著發生了蘇聯和東歐的巨變，被廣場的學生們熱烈歡呼的戈爾巴喬夫卻被本國的人民唾棄。前蘇聯的民主和私有化帶來的是什麽呢？少數金融寡頭攫取了國家和人民的財富，他們通過暗箱操作來操縱政治和經濟，這不過是在民主外衣下的另一種獨裁。國民經濟在10年裏不但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三分之二，倒退回1917年的水平，前蘇聯人民80年的辛勞都一風吹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壽命大幅縮短，國家分裂，內戰頻仍，國際地位下降，國家安全得不到保障，就像我說的，美國和英國真的回來了，他們已經到了俄羅斯的家門口，他們並不因為俄羅斯民主了，就對她笑臉相迎，他們利用俄羅斯的虛弱步步緊迫，不斷製造事端，一會兒是車臣，一會兒是科索沃，天曉得明天還有什麽，他們不把俄羅斯徹底搞分裂是絕不會罷手的。前蘇聯人民失去的所有這一切難道就為了換取一張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選票嗎？

相反，這10年裏，中國的經濟翻了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貝克教授指出，最好的衡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指針就是人均壽命，因為人民的營養水平、醫療水平、社會安定和政治滿意程度最終都會體現在人均壽命中。中國的人均壽命和美國已經非常接近，都是70多歲，而前蘇聯在這10年裏士均壽命卻下降了十幾歲，退到了50幾歲。就連為俄羅斯設計私有化道路的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都承認，前蘇聯的道路是失敗的。

前幾年我們的一位記者采訪了美國許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大約有八、九位吧，他們都讚揚了中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其中包括薩繆爾森、弗裏德曼這些持不同經濟觀點的赫赫有名的大師級人物。〈b>然而，我們的成績，包括美國專家、教授、知識分子在內的國際專家對中國的評價並沒有在美國的媒體中得到正麵的反映，我們聽到的是指責、指責、再指責。為什麽呢？很快，我們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可以向你透露一個秘密，兩年前，我在和克林頓總統會談時曾經明確表示，如果美國不插手台灣問題，讓中國統一能夠和平順利的進行，我們就能集中力量於內部，我向他保證，如果美國這樣做了，我們就將加快民主進程。我們達成了默契。但是，以後發生了什麽事情呢？美國人出爾反爾不守信用使我們的總理在美國受羞辱，美國飛機轟炸了我們的大使館，李登輝跳出來氣極敗壞地挑起兩岸爭端，美國要建立針對中國的導彈防禦係統，日本加快了軍備步伐並且準備和美國一起插手台灣事務，lihongzhi從美國跑回來組織圍攻政府，美國國內在妖魔化中國，說中國如何如何威脅美國，把李文和事件、賄選事件統統栽在中國政府身上。中國的國內局勢和周邊環境突然惡化，特別是，一個由美國支持的日本右翼勢力極力主張的「島鏈」的雛形正在浮現，它將徹底封死中國的出海口，扼住中國的脖子，迫使中國肢解，就像李登輝主張的那樣。所有這一切都在極短時間內集束式發生了，難道我們幼稚到會相信所有這一切都是偶然的嗎？

所以，是誰真正反對和破壞中國的民主呢？是那些不希望中國穩定、富裕、強大的勢力，是那些不希望中國通過美國式的漸進改革道路逐漸變得強大的勢力，是那些希望中國通過前蘇聯的激進改革道路走向分裂和衰弱的勢力。

我們明白了，存在一個勢力集團，他們不受美國所謂民主政治的約束，他們是美國政治中隱蔽的一極，我們把它稱為「第六級」。他們在美國曆史中通過加強 ****權力，對外擴張和冷戰中極度膨脹起來。華盛頓總統和艾森豪威爾總統都曾警告美國人民警惕這個勢力集團的存在。由於他們打著美國國家利益的旗號，可以不受法律控製，並且掌握龐大的秘密和血腥手段，從而擁有巨大的能量。他們使金牧師和肯尼迪總統的刺殺案無法真相大白，使肯尼迪家族的人不斷神秘死亡，他們可以讓總統和新聞界閉嘴，因為他們掌握著大量這些人的隱私材料，其中可能也包括你，華萊士先生。許多美國總統的回憶錄都證實了這個集團的可怖，像美國電影導演斯通那樣一些知識分子力圖探索其中的真相，但他們肯定會白費力氣。

我們明白了，我們無法通過討好他們使他們放棄敵視態度。他們需要有一個強大的敵人，以保住他們的飯碗，獲得更多的經費，有成就感，獲得提升和讓別人害怕他們。他們已經習慣於通過陷害別人使自己得到滿足的生活了，美國財政部部長薩默斯把這稱為「滯後效應」。李文和案中的那個情報官不是承認了他是為獲得經費和有成績而陷害李文和的嗎？

八九年風波之後，通過前蘇聯的教訓和中國自己的經驗，在中國政府、中國知識分子、學生和人民中終於形成了初步的共識，這就是中國不能走前蘇聯的路，中國要堅持漸進改革的道路。我們在經濟上正在推行股份製，開放市場和加入WTO；在政治上正在推動鄉村和城市街道的直選，在人民取得經驗後，我們將在縣一級進行直選。我們正在加強打擊腐敗的力度，加強法製建設。我們並不認為我們的製度是十全十美的，我們需要不斷地改革和改進。我們也並不認為美國的製度是十全十美的，因為經驗告訴我們，這個民主的美國總是恃強淩弱。在我們和你們之間有許多灰度，我們需要尋找最佳點來確立我們製度的基點。這就需要我們深入研究和分析各種存在過的製度模型，各種中國製度可能的演進方向和路程，發現人民群眾的許多新創造，把所有這些進行對比、排序，以便找到一個最好的目標和路徑。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在我們有了確定的結果之前，我們將堅持現有的製度方式，以保證穩定和持續的改革。

我們和當年的學生們達成共識的一個最好的說明就是，大多數當年在廣場的學生，他們到美國留學以後，脫離了中國的政治環境以後，反而離開了那些所謂的民主派。他們和我一樣保有一份對那些不切實際的人的同情，同時把他們看成電視劇裏那個婦女一樣的歇斯底裏。海外民主派已經徹底垮了，雖然他們有美國和台灣金錢的支撐，但是10年裏他們拿不出一點象樣的東西，他們沒有那個能耐，他們還像10年前一樣隻能*喊口號過日子，而別人都在成熟都在前進。你看，10年後，當我們重新看天安門事件時，難道這不是一條很現實的依據嗎？

華：您佩不佩服這名青年的勇氣？那個青年的心，他的勇氣。那個獨自站在那裏對抗坦克車的人。

江：我知道西方媒體很喜歡這張照片，你們想找到一個象征，卻不想知道那個象征後麵的東西。你說到那個青年的勇氣，我來告訴你你所謂的勇氣是什麽。這個青年從小就從父母、老師和社會那裏了解到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他絕不相信子弟兵的坦克車會從他身上壓過去。更何況他的想法在那張照片之前被很多人很長時間證實著。大約有20多天裏，持槍軍隊的軍車被阻，槍械被搶走，士兵們被圍困在車內，在大熱天裏沒有水喝沒有飯吃，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世界上還有任何其它的軍隊能夠做到這一點嗎？但是這個青年清楚地知道，他麵對的正是這樣一支軍隊。正像你們的錄像拍到的那樣，坦克車果然停下來了。一支龐大的軍隊麵對一個手無寸鐵的青卻束手無策，這倒底說明了什麽？是像你們解釋的那樣說明了這個青年的勇敢，還是說明了這隻軍隊根本就不願意也不可能去傷害人民？如果這個青年麵對的是國民黨軍隊或是美國軍隊，他還敢單槍匹馬地站在坦克車隊前麵嗎？我敢保讓，他不會這樣蠢，他會去參加革命，使他的勇敢產生更有價值的效果，就像我們當年做的那樣。剛才我的助理抗議你拿出這張照片，我很遣憾。他很蠢。我們宣傳部門的那些人也很蠢。他們看不出這張照片的真實含意，他們花了很多錢卻淨做蠢事。我們的對外宣傳部門擠滿了沒有腦子的翻譯機器，但我毫無辦法。我們相信，這個青年和絕大多數學生一樣是真誠的，他們要求的反腐敗也是我們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政府和大多數學生之間沒有根本分歧，政府要做的是把有良好願望的學生和他們所不知道的他們背後的有險惡用心的操縱者區別開來，因為，就像我說過的，真正的騙子隻是極少數人。很可惜，當時的政府沒能做到這一點，於是悲劇發生了。

當時的政府和包括這個青年在內的真誠的學生們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都忘了群眾是由不同的人組成的，除了大部分好人之外，還有一些犯罪份子和潛在的犯罪份子。如果讓這些人得到機會，形勢將更加混亂。後來的情況正是這樣。由於包括這個青年在內的學生阻止軍隊達幾個小時，而且是在夜間，犯罪份子有機會製造燃燒瓶並利用前些天搶走的武器武力進攻軍隊。這樣，整個事件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你不可能阻止軍隊麵對自己的戰友被屠殺而不還手，然而軍隊在還手時分不清他麵對的是學生還是犯罪份子。中國政府在領導中國進行巨大變革時，沒有預料到會遇到大規模抗議事件。我們低估了國外勢力利用中國形勢的能量，高估了我們人民麵對巨大變化的耐受力。社會巨變重新分配了利益關係，一部人暫時不滿甚至強烈不滿是正常的。例如，放開農產品物價雖然使農民獲益，卻使消費這些農產品的城市居民、工人、學生降低了生活水平；價格雙軌製使掌握物資流通的人獲益而使其它人不滿。天安門事件正是城市人對價格轉軌的不滿背景中產生的。這以後我們認識到，在涉及利益重組的改革措施上，我們需要更加小心；我們還要準備好必要的警力和裝備，以準備應付人們的不滿。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嚴勵懲治腐敗，以使人民對我們改革的公正性有信心。

華：天安門事件過後一個月，您寫了一篇演講稿，其中寫道：「貪腐在中國成長。如果所有黨政機構都利用權勢謀求物質利益，那跟光天化日之下搶奪老百姓有什麽不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也是抗議您提到的貪腐。所以他們顯然對您和您的政黨產生了一些影響。

江：89年時，我們不知道如何去處理腐敗問題。有些腐敗鑽了改革措施的空子，處在法律的邊緣；有些是體製問題，*處理人無法解決；有些腐敗隱藏很深，找不到證據。以後我們認識到，解決腐敗問題必須製度、體製改革和法律手段雙管齊下。我們正在壓縮政府的規模，實行政企分開，在企業建立現代企業製度，進行外貿體製改革以及加入WTO，這樣，我們的經濟活動將更加規範。在必要的經濟監管部門製定了規則。同時開展以打擊走私和處理大案要案為重點的法律行動。但是，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解決腐敗的成本很高，經濟轉型期的腐敗是普遍問題，我們必須有長期與腐敗做鬥爭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