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崛起” 的中國角色

“中國崛起”不是一個新話題。然而，當“亞洲崛起”的圖景浮現時，“中國崛起”就被賦予了新意義，因為隻有在亞洲的維度裏，中國才有了締造全球新秩序的可能性。

世界銀行於1999年發起成立的全球發展網絡近期將目光對準了“塑造新的全球化：亞洲的崛起及其影響”。是什麽驅動了亞洲的增長，亞洲又將帶給世界什麽，是貢獻？是挑戰？還是衝突和不平等的加劇、資源的枯竭、生態的惡化……

2007，“亞洲的崛起”成為一個被預言的神話。

發展與危機並存

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亞洲四小龍——香港、台灣、新加坡和韓國的高經濟增長率和快速工業化曾經引世人側目。進入新世紀，亞洲的中國和印度開始上演新經濟奇跡——兩國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37.5%，兩國的產出和收入占世界總產出與總收入的6.4%，而兩大國的勃勃生機也成為作為主要能源供應者的其它亞洲國家的發展驅動力，預計到2025年，亞洲的GDP將占世界GDP近50％的份額……假如這種發展趨勢持續下去，21世紀將會為亞洲的政治和文化所主導，那時本世紀將會成為名副其實的“亞洲世紀”，正如人們將20世紀稱為“美國世紀”一樣。

在1990~2005年的15年間，如果以購買力平價（PPP）來衡量，僅中國就為全球增長貢獻了28％的份額，同時印度的貢獻份額為9％，其餘亞洲發展中國家近10億人口與拉丁美洲一樣，貢獻份額為7%——這些數據，讓世界銀行中國和蒙古局局長杜大偉（David Dollar）不得不感歎：亞洲的崛起至今是個謎，但中國的崛起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事情。

前印度政府首席經濟顧問尚卡爾·阿查裏雅（Shankar Acharya）回顧印度半個世紀以來的發展時說到，印度在上世紀下半葉的前30年以GDP年遞增3.6%的速度發展，而在之後的1/4世紀，GDP增速更是上升到5.9%，相較20世紀上半葉的英國殖民統治時期GDP增長僅為0.9%的速度不可同日而語。

談及近年來印度的發展，阿查裏雅將原因歸結為國內發展動力的強勁、對於外貿和外資的進一步開放、呈上升趨勢的“中產階級”拉動了內需、人口紅利、現代資本市場的建立、近期的經濟改革措施以及向好的國際經濟大環境等。諸多利好因素，使得樂觀的預期認為未來五年印度GDP增長將高達8％~10％，即使較為悲觀的預期也估計其增長可達6.5%~7.0%。

不過，印度自2003年以來所保持的8％的GDP增速也受到方方麵麵的限製——除了來自人民黨方麵的財政壓力，它將麵臨城鄉基礎建設滯後、勞動力市場僵化、農業發展緩慢、人力資源匱乏、國際經濟環境的製約等諸多問題。比如說，由於曆史的原因，印度經濟很大程度上受限於其基礎設施建設的現狀：以電力供應為例，印度有約60％的製造業企業擁有自己的發電設備，而中國的同一比例為27％；同時，道路交通的現狀也令人擔憂，雖然近幾年國道建設有所發展，省內、鄉村，尤其是貧困地區的公路建設卻停滯不前……當然，人力資源方麵的問題也讓印度很頭痛，在這一點上，中國倒是相對占據優勢——即便上世紀90年代中國尚比印度和其它一些亞洲國家更為貧窮的情況下，中國也擁有受教育程度相對良好的國民。

同時，其餘亞洲發展中國家（RODA）每年以2.7%的速度增長，隻是略微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更何況，在RODA內部，各國的發展也大相徑庭，其中泰國和越南發展迅速，而孟加拉、印度尼西亞、緬甸、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的人均GDP增速則呈現出低於或者齊平於全球增速的態勢。

亞洲和中國的角色

不過，微妙的變化正在亞洲內部孕育。

但如杜大偉所說，未來一段時間，印度和RODA國家的經濟向好態勢並不難預見。過去中國和亞洲其它發展中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同樣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同樣基於原材料的自給自足，可是中國在競爭中成為贏家，一旦中國成為贏家，它就不再能與別國並肩向前——換言之，這也意味著中國必須將一部分市場讓出，對於其它亞洲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就意味著機遇。

比如說，過去15年間，中國沿海地區工資迅速增長，中國製造業的工資已經高於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國2~3倍；同時中國的人口增長率（0.9%/年）卻在降低，大約隻半數於印度（1.7%）或者RODA國家(1.8%)，這就預示著勞動力市場可能的緊缺——諸多因素表明，勞動密集型產業將逐漸從中國轉移，這並非一個預言，而是一個已經開始的過程。同時，中國也日漸成為一個大的資源（如石油、天然氣、木材、銅等）進口國，自2001年底加入WTO之後，中國從亞洲其它國家的進口額度以每年20％的速度迅猛增長。

不過，亞洲國家和中國的關係，將不再是競爭的關係，而是經濟上互補、貿易上互惠的依存關係——杜大偉認為中國經濟帶動周邊亞洲國家發展的跡象逐漸明顯，例如印度由原來每年3.5%的人均GDP增長（1990~2000年）上升至最近5年來每年5.1%的人均GDP增長，而泰國和越南等其餘亞洲發展中國家亦如此。

正如文首所言，隻有在亞洲的維度裏，中國的崛起才有了締造全球新秩序的可能性，同樣，有了中國作為發動的心髒，亞洲格局和視野的重構自然不再是一個遙遠的話題。

對於亞洲以外的其它發展中國家，亞洲的崛起恐怕也更多地意味著機遇。上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以下稱“LAC”）占世界GDP總量的比重是中國和印度總和所占比重的兩倍，及至2004年，前者已經低於後者20％；同時，今天印度和中國兩國所占世界出口總量的比重較之LAC高出50％，而上世紀90年代，情況則正好相反；同樣，上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在LAC的投資5倍於它們在中國和印度的投資，到2004年，它已經下降至2倍……盡管如此，世界銀行拉美區首席經濟學家派瑞（Guillermo Perry）說，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對於LAC國家來說也並非是個“零和遊戲”，盡管這種影響對於各國的影響不盡相同。在派瑞看來，亞洲兩大經濟體的增長，尤其是中國的發展，為LAC國家提供了廣大的出口市場，同時，中國和印度也會迅速成為LAC國家的重要外資來源國——尤其中國，它在科技、礦業、地質、林業等等方麵都與巴西、智利等國都存在極大的合作的可能性。

中、印、美三角

對比中、印兩國經濟走向，我們會發現，盡管兩國現狀有著諸多差異，但根本情形卻仍有著極大的相似性。比如說，兩國的發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益於對外開放的政策，都享受著龐大勞動力市場的好處，也得益於近年來向好的國際經濟大環境等等，同時，最根本的一點在於，兩國都將長期麵臨農業發展緩慢的問題，它們都擁有超過5億的農村人口，這個龐大的人群沒能充分地參與現代化進程，一係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即由此產生。

中國過度依賴出口的發展策略，使彌泄?詬?嗍芑縈詮?拭騁綴凸?首時鏡耐?保?蒼詬?蟮某潭壬鮮苤樸詮?實幕肪場??綈⒉槔镅潘?擔???0年來，中國與印度發展中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是以非常積極的姿態去“擁抱”全球化，而印度則是一個“謹小慎微”的全球化者，這種被動的姿態決定了印度經濟的發展更多地依賴於國內消費的增長，並走向了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發展方向。

從中美經濟關係的角度，我們可以將中國現行外貿出口政策的利弊看得更加清楚。眾所周知，9·11之後，美國一直采取財政刺激的措施，這對於全球經濟來說是件好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美國的這種政策導向也加劇了中國對於出口的依賴。然而，隨著美國財政赤字的擴大，情況在逐漸地發生變化：為了改變現狀，美國必須減緩個人消費並增加國內儲蓄。同時，中國自2001加入WTO之後，每年的實際投資增長維持在14％的水平，但這種高水平的增長取決於中國是否能夠持續不斷地尋找到新的海外出口市場，從長遠看來這不易維係，而緩解這一局麵則需要鼓勵消費、拉動內需。從中美雙方的情形看來，雙贏的局麵有賴於中美經濟關係的良好調試，一旦中美經濟關係的調試出現問題，就可能導致消費緊縮，進而引起全球經濟的嚴重下滑等一係列問題。對中國而言，在這輪發展中，有很大份額的資本市場是建立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貿易之上的，並且這種趨勢仍然在進一步發展中。這種情形之下，一旦美國方麵的進口需求放緩，而人民幣又持續升值的話，大量資本將無利可圖，而這些企業將無法償還銀行貸款，大量的壞賬也將阻塞在銀行係統。

用杜大偉的話來說，如果一個完備的市場經濟體中出現上述狀況，它的健全的金融體係將迅速地解決這些問題，但中國的情況很不一樣，雖然它實現了經濟起飛，但是金融體係卻仍舊十分脆弱——盡管中國的銀行係統仍在持續不斷地進行改革，但沒有人可以預料，當危機來臨時，它是否能夠起到應有的調節和監管作用。

此外，中國還麵臨能源和水資源的短缺、原材料的匱乏以及生態危機等諸多危機，這些問題不僅會使得中國的發展受限，也會對別國造成威脅。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發展，給亞洲國家乃至世界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挑戰。

依據相關分析，保守地假設未來中國增速保持在7％的平均水平，而世界其餘國家的發展則維持其在過去15年間的表現不變，中國屆時對於全球增長的貢獻將高達37％，美國和印度的貢獻分別為16％、12％，三大經濟體對於世界經濟的貢獻總和將高達2/3——如此估算，未來世界經濟的表現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中國、美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速，對於其它亞洲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如此。

但是，如若中國和印度無法應對它們自身社會的問題，無法調試其與外部的諸多失衡，那麽兩國GDP持續高速增長將成為不可能，一旦兩國發展滯緩，尤其是作為發動機的中國的經濟停滯不前，亞洲的未來將再次變得撲朔迷離。

獨特經驗遭遇新挑戰

圍繞“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而展開的討論還在持續之中，對於中國成功之路的解釋也依舊眾說紛紜。

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可以從中國開放的曆程中得到一些啟示。

為何“開放”政策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卻無法取得如中國般輝煌的成就，非但如此，它甚至可能是引發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如附屬撒哈拉非洲在上世紀80年代的情形，以及前蘇聯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的衰退。

經濟起飛，往往基於多種因素的集成，比如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儲備、農村耕地分配狀況，以及強大的國家能力等等，一旦其中某個因素缺位，飛躍式發展就不可能實現。換句話說，改革開放不過是中國實現騰飛的最後一根稻草——比如說，解放後，中國逐步實現了“有效政府”，村級黨支部可以將中央政府製訂的各種政策和法規製度在全中國範圍內落實下去，其有效性遠甚於過去的數個世紀，而這對於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從國家汲取能力的角度來講，1900年中央政府的國庫收入僅占GDP的3％，國民黨時期這一比例上升到5％，而改革開放前夕，國家稅收已占GDP的20％，這給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提供了強大的保證。同樣，中國人口的非文盲比例從1949年的28％上升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65％，同期印度的同一比例僅為40％，而人力資源儲備同樣是一個國家經濟是否能夠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長期研究中東歐國家和中國轉型的莫斯科新經濟學院教授波波夫(Vladimir V Popov)說，他並不同意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成就了中國開放後經濟迅速增長的說法，相反，中國的改革舉措與“華盛頓共識”的諸多主張大相徑庭：比如中國進行了漸進的價格體製改革，而並非激進的價格闖關；中國沒有迅速地進行大規模私有化的改造，並有力地推進了工業化進程，同時還通過增加外匯儲備形成匯率的長期低估的局麵……

正如波波夫所說，許多經濟學家將自由市場視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但這無法解釋一些自由貿易地區經濟的衰退，而中國的成功根本上源於它在推進外貿出口的同時也實行了保護主義的政策，比如出口補貼以及匯率低估等等。

解釋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特殊因素，自然就更容易看清今天的挑戰。隻是，它不僅僅是世界上最窮的人去解決世界上最富的人創造的問題（美國）是否合理的問題。中國的挑戰，更應放到亞洲崛起，乃至更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一視野中去觀察。

目前有些LAC國家麵對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感受到極大的壓力，並相應采取了保護主義的防禦性措施。墨西哥即是如此。前墨西哥財政部副部長聖地亞哥·萊韋在一次全球發展網絡主辦的演講中指出，中國出口的增長使得墨西哥出口減少，這又引起了墨西哥社會保障的增長，從而引發惡性循環……不過，派瑞仍舊呼籲LAC國家要改變保守的姿態，抓住難得的發展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