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這是澳大利亞開創性的一周，取得真正成就的一周，也是揭露澳大利亞一些弱點的一周。
3月13日，總理霍華德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京簽署了澳日聯合安保聲明這一曆史性文件。它並沒有提供相互安全保障。很少現代安全協議是這樣的。澳美聯盟也沒有正式提供安全保障，但通過堪培拉和華盛頓的共同解釋它事實上有這種保障。
霍華德政府希望該聯合聲明是一個正式的條約。這將提高它的地位，並讓它更有活力。反對派領袖陸克文（Kevin Rudd）卻反對這樣一個條約。他反對一個包括共同安全保障的條約，反對把聯合聲明規定具體化的正式協議。
這似乎是因為這樣的條約可能惹怒中國。事實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立即批評澳日聯合聲明。這樣，陸克文的的立場似乎是我們過去所說的芬蘭化（Finlandisation）。有段時間芬蘭受到巨人鄰居蘇聯脅迫，盡管在名義上獨立，但外交政策卻服從蘇聯的否決。
本周顯示，患上這種芬蘭化綜合症的並不止陸克文一人。
3月15日，我的同事山納漢（Dennis Shanahan）披露美國曾提出把日、美、澳之間的三邊安保對話擴大到印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而且將讓這四個民主大國走到一起。由於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印度是地球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這確實是一個豪華陣容。
盡管堪培拉在原則上不反對這個想法，但它卻拖拖拉拉，沒有進展。唯一的原因似乎是這可能會惹怒中國。因此盡管霍華德政府挑戰中國的反對追逐與日本的新戰略關係，但卻怯於在印度走同樣的路。
堪培拉內部對印度有一些慣性，甚至有一些反印度情緒，特別是在外交事務上。首先是冷戰的殘餘，當時印度不僅被看作是親蘇聯國家，而且天生是難以對話的國家。
第二是西方外交部門的阿拉伯傳統，在這個例子中有一種奇怪的親巴基斯坦情緒。當然巴基斯坦不是一個阿拉伯國家，但阿拉伯式的衝動傾向於浪漫化所有中東和南亞伊斯蘭國家。
三是核不擴散的阿亞圖拉們，他們不能容忍印度擁有核武器，但對中國擁核卻很輕鬆。這種情緒常常造成外交外貿部的錯誤。
但在這些日子裏，外交外貿部反對印度的最強烈基本因素是中國的遊說。
2004年南亞海嘯後首次出現印－日－美－澳對話製度化的構想。在美國的倡議下，四國組成核心小組盡快向受災人群派發援助。它們很好地合作，不知不覺中造就了一個重要的地緣政治點。
澳大利亞妨礙這種機遇是極愚蠢的。此外，考慮到三方對話隻是對話--不是協議或條約，遠沒達到同盟的程度--沒有人有理由反對它。中國人一直在瘋狂地組建各種以中國為中心的組織、對話和夥伴關係，當中就包括上海合作組織。
因此澳大利亞決不應該羞於和民主國家同道聯合。和印度一起的安排對澳大利亞來說是珍貴的，如果我們不參加，我們就沒有份了。
自然，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疑慮譴責這種想法，因為它會令中國難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懷特（Hugh White）愚昧地表示這是美國新保守派"遏製"中國的陰謀。譴責美國遵循遏製中國政策的人不是嚴肅的戰略分析家。
遏製是源自蘇聯時期的一個特定用語。這是西方用來遏製蘇聯軍事擴張的戰略，而且它包括經濟遏製。
中國沒有從事軍事擴張，所以遏製的部分不適用，而且美國對中國有數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因此它肯定不會嚐試在經濟上遏製中國。懷特把遏製作為假想對手，反對任何中國可能不喜歡的政策。但芬蘭化有它的代價。中國那樣的硬製度讓提前叩頭看起來聰明，避免明顯的代價，但民主卻是一種軟製度。意見是擴散的，民主同道可以理解這種感受。
但軟製度也要求代價。如果新德裏認為堪培拉對擁抱與印度的新關係並不嚴肅，那它會後退，它的戰略階層還會令澳大利亞不得不付出代價。
民主國家如同專製國家那樣可以有長久記憶。霍華德政府在與日本的聯合聲明上幹得很好，如今應該擁抱四方對話
3月13日，總理霍華德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京簽署了澳日聯合安保聲明這一曆史性文件。它並沒有提供相互安全保障。很少現代安全協議是這樣的。澳美聯盟也沒有正式提供安全保障，但通過堪培拉和華盛頓的共同解釋它事實上有這種保障。
霍華德政府希望該聯合聲明是一個正式的條約。這將提高它的地位，並讓它更有活力。反對派領袖陸克文（Kevin Rudd）卻反對這樣一個條約。他反對一個包括共同安全保障的條約，反對把聯合聲明規定具體化的正式協議。
這似乎是因為這樣的條約可能惹怒中國。事實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立即批評澳日聯合聲明。這樣，陸克文的的立場似乎是我們過去所說的芬蘭化（Finlandisation）。有段時間芬蘭受到巨人鄰居蘇聯脅迫，盡管在名義上獨立，但外交政策卻服從蘇聯的否決。
本周顯示，患上這種芬蘭化綜合症的並不止陸克文一人。
3月15日，我的同事山納漢（Dennis Shanahan）披露美國曾提出把日、美、澳之間的三邊安保對話擴大到印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而且將讓這四個民主大國走到一起。由於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印度是地球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這確實是一個豪華陣容。
盡管堪培拉在原則上不反對這個想法，但它卻拖拖拉拉，沒有進展。唯一的原因似乎是這可能會惹怒中國。因此盡管霍華德政府挑戰中國的反對追逐與日本的新戰略關係，但卻怯於在印度走同樣的路。
堪培拉內部對印度有一些慣性，甚至有一些反印度情緒，特別是在外交事務上。首先是冷戰的殘餘，當時印度不僅被看作是親蘇聯國家，而且天生是難以對話的國家。
第二是西方外交部門的阿拉伯傳統，在這個例子中有一種奇怪的親巴基斯坦情緒。當然巴基斯坦不是一個阿拉伯國家，但阿拉伯式的衝動傾向於浪漫化所有中東和南亞伊斯蘭國家。
三是核不擴散的阿亞圖拉們，他們不能容忍印度擁有核武器，但對中國擁核卻很輕鬆。這種情緒常常造成外交外貿部的錯誤。
但在這些日子裏，外交外貿部反對印度的最強烈基本因素是中國的遊說。
2004年南亞海嘯後首次出現印－日－美－澳對話製度化的構想。在美國的倡議下，四國組成核心小組盡快向受災人群派發援助。它們很好地合作，不知不覺中造就了一個重要的地緣政治點。
澳大利亞妨礙這種機遇是極愚蠢的。此外，考慮到三方對話隻是對話--不是協議或條約，遠沒達到同盟的程度--沒有人有理由反對它。中國人一直在瘋狂地組建各種以中國為中心的組織、對話和夥伴關係，當中就包括上海合作組織。
因此澳大利亞決不應該羞於和民主國家同道聯合。和印度一起的安排對澳大利亞來說是珍貴的，如果我們不參加，我們就沒有份了。
自然，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疑慮譴責這種想法，因為它會令中國難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懷特（Hugh White）愚昧地表示這是美國新保守派"遏製"中國的陰謀。譴責美國遵循遏製中國政策的人不是嚴肅的戰略分析家。
遏製是源自蘇聯時期的一個特定用語。這是西方用來遏製蘇聯軍事擴張的戰略，而且它包括經濟遏製。
中國沒有從事軍事擴張，所以遏製的部分不適用，而且美國對中國有數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因此它肯定不會嚐試在經濟上遏製中國。懷特把遏製作為假想對手，反對任何中國可能不喜歡的政策。但芬蘭化有它的代價。中國那樣的硬製度讓提前叩頭看起來聰明，避免明顯的代價，但民主卻是一種軟製度。意見是擴散的，民主同道可以理解這種感受。
但軟製度也要求代價。如果新德裏認為堪培拉對擁抱與印度的新關係並不嚴肅，那它會後退，它的戰略階層還會令澳大利亞不得不付出代價。
民主國家如同專製國家那樣可以有長久記憶。霍華德政府在與日本的聯合聲明上幹得很好，如今應該擁抱四方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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