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戰場：杜聿明被俘記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早晨，淮海戰場上的槍炮聲已經稀疏了，國民黨軍杜聿明集團徹底完蛋了。
　　
　　陳官莊東北七八公裏有一個已忘掉名字的小莊子，在莊尾，有一間未被蔣軍飛機轟炸倒塌的農家屋，這便是華野第四縱隊（司令員陶勇、政委郭化若）俘虜收容所所長辦公室。收容所所長由縱隊政治部主任陳茂輝（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中期為江蘇省軍區政委）臨時兼任。
　　
　　太陽剛剛升起，成千上萬的俘虜像大堤崩潰了的水流，從前方漫無邊際地湧過來，收容所門前的空場和田地上都被人流塞滿了，一眼望不到邊。
　　
　　陳茂輝主任正在跟俘虜談話，電話鈴響了，是縱隊衛生處趙雲宏處長打來的。趙處長說，又抓到一個國民黨軍官，有記者和司機跟隨，還有衛士，身份不明，估計是個將官。
　　
　　俘虜收容所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清查隱瞞身份的被俘國民黨軍高級軍官，尤其是高級將領。陳主任要趙處長趕快將人送來，可是電話上催了幾次，足足等了兩個小時，才見負責押送的幹部進來報告，陳主任不免發火責問。那個負責押送的幹部說：“這幾個家夥特別怕飛機，一路上總是走走趴趴，磨磨蹭蹭，好容易才弄來。”說著便向門外喊道：“進來！”
　　
　　陳主任一看，進來的人中間有一個４０多歲的人，隻見他穿一身士兵棉服，披一件破軍大衣，縮著脖頸，耷拉著腦袋。乍一看像個老夥夫，但仔細端詳，便不難發現此人有種特別穩重而幹練的氣質。
　　
　　陳主任讓他坐下，遞給他一支“飛馬牌”香煙。他接過來放在桌上，連忙從衣袋裏掏出一包玻璃紙包裝的香煙，撕去煙盒上封口的紅條條，先抽出一支很禮貌地遞給陳主任，然後才送一支到自己的嘴上。
　　
　　坐在一旁自稱“記者”的那個人，竟忘記了這是什麽場合，連忙掏出打火機，哢嚓一下打著了火，恭恭敬敬地給他點煙，被他瞪了一眼。“記者”恍然大悟，趕忙轉過手將火送到陳主任麵前。他們這些動作，使陳主任警覺起來，麵前這個俘虜絕不是一般的人物。再仔細一看，發現他鼻子底下有一些沒刮幹淨的胡髭，很明顯，此人本來是留有頗為威嚴的唇髭的，隻是因為臨時剃得匆忙，沒刮幹淨。
　　
　　陳主任開始審問。
　　
　　那個“記者”首先介紹自己的身份：“我叫尹東生，是《徐州日報》隨軍記者。”他指指那個４０多歲的軍官對陳主任說：“這位是第１３兵團的高軍需。”另一個接著也自報家門：“我叫張印國，在徐州開商車，被他們拉去的。”陳主任一聽，便知這全是瞎編的。他們也發現陳主任對他們產生了懷疑，於是各人便掏出證件。
　　
　　陳主任看了證件，便單刀直入，問那個高軍需：“你是哪個部分的？”
　　
　　“第１３兵團的。”
　　
　　“幹什麽的？”
　　
　　“軍需。”
　　
　　“不對！”陳主任口氣嚴厲，斷然否定。
　　
　　“軍需處長。”那個“記者”趕忙替他補充道。
　　
　　陳主任瞪了那個“記者”一眼，沒有理睬，仍在追問高軍需：“叫什麽名字？”
　　
　　“我叫高文明。”
　　
　　“‘高文明’，這個名字起得不壞啊！你們第１３兵團有幾大處？”
　　
　　“六大處。”
　　
　　“你把六大處處長的名字寫出來。”陳主任順手遞給他一個寫字本子。他伸手到大衣口袋裏去掏筆，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美國香煙；再掏，是一袋美國牛肉幹；又掏，掏了好一會，才從大衣下邊的夾層裏掏出一包高級水果糖，最後才在棉衣口袋裏掏出一支派克金筆。
　　
　　這位“軍需處長”活像一個蹩腳的魔術師，目睹著他那拙劣的表演，實在令人噴飯。陳主任和工作人員忍俊不禁，都想發笑，但還是強忍住了。陳主任當然知道，擺在他麵前的這些美國產的香煙、牛肉幹、水果糖，為包圍圈內的一般蔣軍軍官所享受不到的，就連這支地道的美國貨——派克金筆也不是一般下級軍官所能玩的。
　　
　　再說那個“軍需處長”之所以裝瘋賣傻，一股腦兒地掏出這麽多東西，這可是他的良苦用心，意在迷惑、轉移審問者的視線，把他當作一個名副其實的軍需官。要不是搞軍需的，在幾乎無法生存的包圍圈內，哪能擁有這麽多好東西？而這些東西又都是他“近水樓台先得月”——經其手而三分肥，利用職務之便攫為己有的。造成他僅是個十分貪婪的卑劣小人的假象，掩蓋其高級將領的真相。
　　
　　“高文明”握著金筆隻寫了幾個字就寫不下去了。
　　
　　“寫啊！”陳主任催道，“難道你連一起共事的幾個處長的名字都不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他邊說邊在本子上寫，可是寫了半天，還是描著原來的那幾個字：“軍需處長高文明。”
　　
　　那個“記者”見狀，非常著急，忙作揖打拱地對陳主任說：“長官，高處長的頭腦被炮彈震壞了，由我替他寫吧！”說著便伸手要筆，被陳主任製止。
　　
　　陳主任對那個表麵上還顯得沉著的“軍需處長”說：“你還是老老實實講吧，你到底是什麽人，幹什麽的，不必顧慮。”說著，陳主任拿起桌子上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念給他聽。從頭念到“總歸你們是要被解決的”那一句，然後對他說：“看吧，你們的部隊不是已經被解決了嗎？我們的俘虜政策，不論大官、小官，隻要放下武器，是一律寬待的，除了戰犯以外。”說到這裏，陳主任見他將頭埋到衣領裏，一時難以看出他的表情，便又對他說：“蔣介石是徹底失敗了。黃伯韜被擊斃，黃維兵團被殲滅，黃維和他的副司令官吳紹周想混走呢，結果還是被活捉！”
　　
　　
　　他忽然一怔，忙問：“黃維在哪裏？”
　　
　　“你們一定很熟悉吧，很快你就可以見到他。”
　　
　　當陳主任將常為杜聿明一夥演戲的京劇團琴師叫來問話時，那個“軍需處長”竟被嚇得不敢抬頭，隻見他一個勁地向火塘裏添加高粱秸，搞得滿屋青煙繚繞。直到陳主任讓人把琴師領走，“軍需處長”這才抬起頭來。這一切都沒有逃脫陳主任那銳利的目光。
　　
　　“軍需處長”聽工作人員叫“陳主任”，趕忙問：“你是陳毅將軍嗎？”
　　
　　陳主任說：“我不是。”隨即對他說：“你隻要徹底坦白，對我說也是一樣。”
　　
　　這時，敵機在附近丟了幾顆炸彈，屋子被震動了，門外一匹戰馬因受驚在嘶叫。陳主任推門一看，隻聽敵機發出怪叫，在咕咕地胡亂掃射。
　　
　　“軍需處長”臉色陰沉，對陳主任說：“這個地方談話不方便吧？”
　　
　　陳主任不屑地對他說：“不要緊，對你們的空軍，我們有經驗，嚇不了我們。你們隻要坦白交待，我們一律寬大，除了戰犯杜聿明。”")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早晨，淮海戰場上的槍炮聲已經稀疏了，國民黨軍杜聿明集團徹底完蛋了。
　　
　　陳官莊東北七八公裏有一個已忘掉名字的小莊子，在莊尾，有一間未被蔣軍飛機轟炸倒塌的農家屋，這便是華野第四縱隊（司令員陶勇、政委郭化若）俘虜收容所所長辦公室。收容所所長由縱隊政治部主任陳茂輝（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中期為江蘇省軍區政委）臨時兼任。
　　
　　太陽剛剛升起，成千上萬的俘虜像大堤崩潰了的水流，從前方漫無邊際地湧過來，收容所門前的空場和田地上都被人流塞滿了，一眼望不到邊。
　　
　　陳茂輝主任正在跟俘虜談話，電話鈴響了，是縱隊衛生處趙雲宏處長打來的。趙處長說，又抓到一個國民黨軍官，有記者和司機跟隨，還有衛士，身份不明，估計是個將官。
　　
　　俘虜收容所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清查隱瞞身份的被俘國民黨軍高級軍官，尤其是高級將領。陳主任要趙處長趕快將人送來，可是電話上催了幾次，足足等了兩個小時，才見負責押送的幹部進來報告，陳主任不免發火責問。那個負責押送的幹部說：“這幾個家夥特別怕飛機，一路上總是走走趴趴，磨磨蹭蹭，好容易才弄來。”說著便向門外喊道：“進來！”
　　
　　陳主任一看，進來的人中間有一個４０多歲的人，隻見他穿一身士兵棉服，披一件破軍大衣，縮著脖頸，耷拉著腦袋。乍一看像個老夥夫，但仔細端詳，便不難發現此人有種特別穩重而幹練的氣質。
　　
　　陳主任讓他坐下，遞給他一支“飛馬牌”香煙。他接過來放在桌上，連忙從衣袋裏掏出一包玻璃紙包裝的香煙，撕去煙盒上封口的紅條條，先抽出一支很禮貌地遞給陳主任，然後才送一支到自己的嘴上。
　　
　　坐在一旁自稱“記者”的那個人，竟忘記了這是什麽場合，連忙掏出打火機，哢嚓一下打著了火，恭恭敬敬地給他點煙，被他瞪了一眼。“記者”恍然大悟，趕忙轉過手將火送到陳主任麵前。他們這些動作，使陳主任警覺起來，麵前這個俘虜絕不是一般的人物。再仔細一看，發現他鼻子底下有一些沒刮幹淨的胡髭，很明顯，此人本來是留有頗為威嚴的唇髭的，隻是因為臨時剃得匆忙，沒刮幹淨。
　　
　　陳主任開始審問。
　　
　　那個“記者”首先介紹自己的身份：“我叫尹東生，是《徐州日報》隨軍記者。”他指指那個４０多歲的軍官對陳主任說：“這位是第１３兵團的高軍需。”另一個接著也自報家門：“我叫張印國，在徐州開商車，被他們拉去的。”陳主任一聽，便知這全是瞎編的。他們也發現陳主任對他們產生了懷疑，於是各人便掏出證件。
　　
　　陳主任看了證件，便單刀直入，問那個高軍需：“你是哪個部分的？”
　　
　　“第１３兵團的。”
　　
　　“幹什麽的？”
　　
　　“軍需。”
　　
　　“不對！”陳主任口氣嚴厲，斷然否定。
　　
　　“軍需處長。”那個“記者”趕忙替他補充道。
　　
　　陳主任瞪了那個“記者”一眼，沒有理睬，仍在追問高軍需：“叫什麽名字？”
　　
　　“我叫高文明。”
　　
　　“‘高文明’，這個名字起得不壞啊！你們第１３兵團有幾大處？”
　　
　　“六大處。”
　　
　　“你把六大處處長的名字寫出來。”陳主任順手遞給他一個寫字本子。他伸手到大衣口袋裏去掏筆，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美國香煙；再掏，是一袋美國牛肉幹；又掏，掏了好一會，才從大衣下邊的夾層裏掏出一包高級水果糖，最後才在棉衣口袋裏掏出一支派克金筆。
　　
　　這位“軍需處長”活像一個蹩腳的魔術師，目睹著他那拙劣的表演，實在令人噴飯。陳主任和工作人員忍俊不禁，都想發笑，但還是強忍住了。陳主任當然知道，擺在他麵前的這些美國產的香煙、牛肉幹、水果糖，為包圍圈內的一般蔣軍軍官所享受不到的，就連這支地道的美國貨——派克金筆也不是一般下級軍官所能玩的。
　　
　　再說那個“軍需處長”之所以裝瘋賣傻，一股腦兒地掏出這麽多東西，這可是他的良苦用心，意在迷惑、轉移審問者的視線，把他當作一個名副其實的軍需官。要不是搞軍需的，在幾乎無法生存的包圍圈內，哪能擁有這麽多好東西？而這些東西又都是他“近水樓台先得月”——經其手而三分肥，利用職務之便攫為己有的。造成他僅是個十分貪婪的卑劣小人的假象，掩蓋其高級將領的真相。
　　
　　“高文明”握著金筆隻寫了幾個字就寫不下去了。
　　
　　“寫啊！”陳主任催道，“難道你連一起共事的幾個處長的名字都不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他邊說邊在本子上寫，可是寫了半天，還是描著原來的那幾個字：“軍需處長高文明。”
　　
　　那個“記者”見狀，非常著急，忙作揖打拱地對陳主任說：“長官，高處長的頭腦被炮彈震壞了，由我替他寫吧！”說著便伸手要筆，被陳主任製止。
　　
　　陳主任對那個表麵上還顯得沉著的“軍需處長”說：“你還是老老實實講吧，你到底是什麽人，幹什麽的，不必顧慮。”說著，陳主任拿起桌子上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念給他聽。從頭念到“總歸你們是要被解決的”那一句，然後對他說：“看吧，你們的部隊不是已經被解決了嗎？我們的俘虜政策，不論大官、小官，隻要放下武器，是一律寬待的，除了戰犯以外。”說到這裏，陳主任見他將頭埋到衣領裏，一時難以看出他的表情，便又對他說：“蔣介石是徹底失敗了。黃伯韜被擊斃，黃維兵團被殲滅，黃維和他的副司令官吳紹周想混走呢，結果還是被活捉！”
　　
　　
　　他忽然一怔，忙問：“黃維在哪裏？”
　　
　　“你們一定很熟悉吧，很快你就可以見到他。”
　　
　　當陳主任將常為杜聿明一夥演戲的京劇團琴師叫來問話時，那個“軍需處長”竟被嚇得不敢抬頭，隻見他一個勁地向火塘裏添加高粱秸，搞得滿屋青煙繚繞。直到陳主任讓人把琴師領走，“軍需處長”這才抬起頭來。這一切都沒有逃脫陳主任那銳利的目光。
　　
　　“軍需處長”聽工作人員叫“陳主任”，趕忙問：“你是陳毅將軍嗎？”
　　
　　陳主任說：“我不是。”隨即對他說：“你隻要徹底坦白，對我說也是一樣。”
　　
　　這時，敵機在附近丟了幾顆炸彈，屋子被震動了，門外一匹戰馬因受驚在嘶叫。陳主任推門一看，隻聽敵機發出怪叫，在咕咕地胡亂掃射。
　　
　　“軍需處長”臉色陰沉，對陳主任說：“這個地方談話不方便吧？”
　　
　　陳主任不屑地對他說：“不要緊，對你們的空軍，我們有經驗，嚇不了我們。你們隻要坦白交待，我們一律寬大，除了戰犯杜聿明。”


　對於這句話的本意，筆者在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初期，看過杜聿明先生所著的《淮海戰役始末》一文。在那篇文章中杜聿明本人有一個解釋，當時他也想到，隨從人員跟自己一道已全部被俘，解放軍已對他們進行分別審訊了，看來是瞞不住了。與其瞞不住，還不如早些老老實實坦白自己的身份。但見室內人員很雜，不但有看俘虜的士兵，而且還有不斷被叫進來談話的俘虜，怕將自己被生俘的消息走漏出去，連累其家庭，想換一個地方單獨跟陳主任談話。而陳主任卻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他是怕飛機。
　　
　　也是在多年之後，已為江蘇省軍區政治委員的陳茂輝將軍，跟人談及這段經曆時，不免哈哈大笑，說當時出於對國民黨戰犯的痛恨，以致在跟“軍需處長”談話時原則性有餘，靈活性不足。應該這樣說：“即便是戰犯杜聿明，隻要他放下武器，我們也一律寬大！”
　　
　　果然，那個“軍需處長”聽了陳主任那句話之後，心裏“咯噔”一下，“我就是，隻不過還未被你們發現，你們***是不會輕饒過我的。”於是，頭腦裏頓時又冒出了一層頑抗到底的念頭。
　　
　　開飯了，陳主任叫人端來小米飯、大蒜炒馬肝、辣椒炒馬肉。“記者”和司機見到飯菜便狼吞虎咽地吃起來，“軍需處長”隻略略吃了一點，便埋頭抽起美國駱駝牌香煙。
　　
　　種種跡象表明，眼前這個“軍需處長”是一條大魚。陳主任見一時間問不出結果，為了給他一個坦白的機會，便讓人將他跟司機一道押到莊頭上一所獨立的小磨房去休息。
　　
　　當這個“軍需處長”被押解從第１３兵團大批俘虜麵前經過時，押送人員看到俘虜群裏有的軍官顯得十分驚詫，還聽到有人竊竊議論，“總司令……”押送人員將所見所聞報告陳主任，這就更加引起陳主任的高度重視。
　　
　　“軍需處長”乘警戒人員不注意，順手操起半截磚頭，在自己腦袋上亂砸，一時頭破血流。當陳主任聞訊趕到磨房時，隻見“軍需處長”躺在地上，滿臉是血。叫來醫務人員檢查，傷口不大，隻是敲破了額角。陳主任眉頭一皺，一思索，什麽都明白了：這個“軍需處長”在毀容，意在蒙混過關。便派人用擔架將他抬到衛生所去包紮，特別吩咐監管人員嚴密監控他的一切行動。
　　
　　回到所長辦公室，陳主任立即讓人將那個“記者”帶來，嚴令他交待“高文明”是誰。經過一番強大的政治攻勢，隻見那個“記者”撲通一聲跪在地上，渾身顫抖，哭喪著臉說：“我交待，我交待！他……他……他是杜……杜長官，我……我是他的隨從副官。”
　　
　　就在這個時候，敵工部派人送來一張杜聿明的照片，陳主任持著照片到衛生所一對照，那個“軍需處長”除了唇上沒有一撮小胡子，頭上紮了一圈紗布之外，人和照片完全一致。陳主任笑著問他：“你是不是軍需處長高文明？”
　　
　　他垂著頭，說：“你們都知道了，還問什麽。”
　　
　　原來這個“軍需處長”，便是解放軍總部正式宣布的４３名頭等戰犯之一、國民黨中央委員、徐州“剿總”中將副總司令兼前線指揮部主任、大名鼎鼎的杜聿明。") 　　對於這句話的本意，筆者在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初期，看過杜聿明先生所著的《淮海戰役始末》一文。在那篇文章中杜聿明本人有一個解釋，當時他也想到，隨從人員跟自己一道已全部被俘，解放軍已對他們進行分別審訊了，看來是瞞不住了。與其瞞不住，還不如早些老老實實坦白自己的身份。但見室內人員很雜，不但有看俘虜的士兵，而且還有不斷被叫進來談話的俘虜，怕將自己被生俘的消息走漏出去，連累其家庭，想換一個地方單獨跟陳主任談話。而陳主任卻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他是怕飛機。
　　
　　也是在多年之後，已為江蘇省軍區政治委員的陳茂輝將軍，跟人談及這段經曆時，不免哈哈大笑，說當時出於對國民黨戰犯的痛恨，以致在跟“軍需處長”談話時原則性有餘，靈活性不足。應該這樣說：“即便是戰犯杜聿明，隻要他放下武器，我們也一律寬大！”
　　
　　果然，那個“軍需處長”聽了陳主任那句話之後，心裏“咯噔”一下，“我就是，隻不過還未被你們發現，你們***是不會輕饒過我的。”於是，頭腦裏頓時又冒出了一層頑抗到底的念頭。
　　
　　開飯了，陳主任叫人端來小米飯、大蒜炒馬肝、辣椒炒馬肉。“記者”和司機見到飯菜便狼吞虎咽地吃起來，“軍需處長”隻略略吃了一點，便埋頭抽起美國駱駝牌香煙。
　　
　　種種跡象表明，眼前這個“軍需處長”是一條大魚。陳主任見一時間問不出結果，為了給他一個坦白的機會，便讓人將他跟司機一道押到莊頭上一所獨立的小磨房去休息。
　　
　　當這個“軍需處長”被押解從第１３兵團大批俘虜麵前經過時，押送人員看到俘虜群裏有的軍官顯得十分驚詫，還聽到有人竊竊議論，“總司令……”押送人員將所見所聞報告陳主任，這就更加引起陳主任的高度重視。
　　
　　“軍需處長”乘警戒人員不注意，順手操起半截磚頭，在自己腦袋上亂砸，一時頭破血流。當陳主任聞訊趕到磨房時，隻見“軍需處長”躺在地上，滿臉是血。叫來醫務人員檢查，傷口不大，隻是敲破了額角。陳主任眉頭一皺，一思索，什麽都明白了：這個“軍需處長”在毀容，意在蒙混過關。便派人用擔架將他抬到衛生所去包紮，特別吩咐監管人員嚴密監控他的一切行動。
　　
　　回到所長辦公室，陳主任立即讓人將那個“記者”帶來，嚴令他交待“高文明”是誰。經過一番強大的政治攻勢，隻見那個“記者”撲通一聲跪在地上，渾身顫抖，哭喪著臉說：“我交待，我交待！他……他……他是杜……杜長官，我……我是他的隨從副官。”
　　
　　就在這個時候，敵工部派人送來一張杜聿明的照片，陳主任持著照片到衛生所一對照，那個“軍需處長”除了唇上沒有一撮小胡子，頭上紮了一圈紗布之外，人和照片完全一致。陳主任笑著問他：“你是不是軍需處長高文明？”
　　
　　他垂著頭，說：“你們都知道了，還問什麽。”
　　
　　原來這個“軍需處長”，便是解放軍總部正式宣布的４３名頭等戰犯之一、國民黨中央委員、徐州“剿總”中將副總司令兼前線指揮部主任、大名鼎鼎的杜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