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校的檄文:對日本,菩薩心腸還是霹靂手段？

“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本是一句中國古語，用來警喻為人處世要剛柔並濟，才有奇效。有意思的是，從政治和戰略的視角放大一下，這也是二戰中中、蘇、美三大國對日本的國策大略。不同的是，有的是用前一句，有的用後一句，有的則兩句兼用。用法不同，其當時產生的效果和此後的長期效應也完全不同。細思之下，頗堪玩味。轉

日本是世界曆史上唯一同時向中、美、蘇三個大國開戰的國家。三國各自實力、傳統和其他情況不同，應對日本的戰略各異，因此也導致日本針對三大國的不同戰略行為。這種“不同”的互動，不僅直接影響了二戰亞洲戰場的態勢和進程，還影響了三大國各自對日本勝利的內容和形式，甚至波及今日乃至今後日本與三國的關係。

中國基本是“菩薩心腸”。自晚清以來，中國一直剜肉投股，先讓琉球後割台灣，還車載鬥量送上巨額銀兩，希望日本這隻中山狼能夠填飽肚子，感念大中華的溫厚寬仁，從此心生感恩之心不再得寸進尺。誰知到了袁世凱時期，胃口奇好的日本還是提出了“陵遲”中國的“二十一條”。北洋軍閥雖然個個混蛋，看上去凶神惡煞，但卻沒有一個敢於招惹日本；誰知到了蔣介石這位當時的中國陸海空軍總司令也是畏日如虎，和副總司令張學良一起不戰而送東三省。 比起蔣、張的空前大方，汪精衛更慷慨，幹脆做起了日本人的“兒皇帝”，把半個中國都送給日本。日本人的胃口於是越來越大，直到覺得隻有吞下整個中國才算過癮。日本與中國開戰，是不是一開始就有滅亡中國的計劃，大可討論；但若說中國當政者的“菩薩心腸”，極大地誘惑和縱容了日本的野心，從而引狼入室怕不為過。就這樣，日本兵的皮靴從東北踏到西南，日本的轟炸機血洗了崇山峻嶺的重慶和黃沙漫漫的甘肅。當年晚清王公瞧不上眼的“蕞爾小邦”，已經被中國忍讓退避“喂養”成了龐然大物的牛魔王。蘇聯4年殲滅了900萬納粹正規軍，傷亡也不過2000多萬；中國14年殺死的日本兵不過幾十萬，加上俘虜瓦解也不過百餘萬，而竟然死亡軍民2100萬，受傷1400萬！這巨大的犧牲背後，屬於當政者戰略失誤的因素幾何？
蘇聯是單一、幹脆的“霹靂手段”。日本占領中國後，因為覺得中國不足為慮，遂計劃策應希特勒，實現稱霸世界的夢想。但到底北下還是南上，日本大本營舉棋不定。日本首先對近在咫尺的蘇聯進行了試探——這也是一般食肉動物對眼前大型獵物的習慣性動作，恰如日本在全麵進攻中國前先製造“九一八”事件試探中國一樣。在蘇德大戰一觸即發的1939年5月，日本關東軍開始在中蒙邊界的諾門坎（日方稱謂）地區向蘇軍進行軍事挑釁。斯大林立即意識到巨大的、毀滅性的危險從天而降。這位冷酷而又冷靜的統帥，從中國人漫長而血腥的教訓裏，認識了日本人貪婪而凶殘的本性，如果不能一戰熄滅日本的北上念頭，那麽當德國黨衛軍的坦克炮管抵近莫斯科胸膛的時候，日本的三八刺刀將會毫不留情地洞穿蘇聯的後背！於是，他派出蘇軍的中流砥柱朱可夫元帥。為一場邊境衝突，而派出總司令指揮的個例於此誕生。非止如此，他還為日本人準備了日軍根本沒有見過的機械化兵團，和牛刀殺雞的戰術。隻有斯大林才知道這小小的、勉強可以稱得上戰役規模的交戰，是怎樣與蘇聯的存亡生死攸關。戰鬥的過程慘烈之至，數倍於日軍的蘇軍坦克、飛機，橫衝直撞狂轟濫炸，日本人終於在殘肢斷臂、血肉橫飛中明白了此路不通，於是掉頭衝向太平洋。斯大林和整個蘇聯都長籲了一口氣。

二戰後期，法西斯敗局已定。收拾完德國，斯大林完全不顧《蘇日友好條約》，又一次揮起牛刀。這是一場遠比諾門坎之戰凶猛百倍的戰役。150萬大軍潮水般淹沒了日本關東軍。二戰始末兩次“霹靂”，深遠的動機都是一個：讓日本人從此膽寒，樹立日本對俄羅斯民族的敬畏之情。

美國則是剛柔並濟，軟硬兼施。自從1853年佩裏登陸日本之後，美國就一直瞧不起日本人。但是珍珠港的天崩地裂一下子讓傲慢的山姆大叔如夢方醒。和蘇聯一樣，美國最初也采取“霹靂手段”的戰略。和中國始終小心翼翼地將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國主義區分開來的做法不同，美國把整個日本從天皇到平民都看成一個罪惡的整體。美軍陸軍的海報上，一位士兵，一手提著上了刺刀的長槍，一把揉搓著太陽旗；美國空軍的海報，則是一雙鷹眼俯瞰整個日本列島——滅此朝食的氣概噴薄欲出。而美軍太平洋第16特混艦隊司令威廉•哈爾西的一句口頭禪“殺!殺!殺!殺死日本人”，幾乎成為整個美軍和美國的戰爭口號。隨著對日本本土的逼近，塞班血戰日本民眾集體蹈海的場景和“神風敢死隊”的出現，更讓美國人領教了日本民族和日本軍人的瘋狂。美國人終於明白：這是一個獸性十足的國家，試圖用理性的語言感化它不過是中國人說的對牛彈琴。美國接下來的打擊格外凶悍：火燒東京、“餓死計劃”，招招直指日本死穴。雖然如此，美國的用意仍是“製服”日本，並不是非要殺日本一個雞犬不留。

但日本的回答是“一億玉碎”，這讓美國一下子陷入怎麽辦的困惑。於是，1944年，美國政府緊急委托著名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立即展開對日本的全麵研究，以作為對日本采取下一步行動的政策依據。在這份名為《菊與刀》的研究報告中，本尼迪克特寫到：“日本人是既生性好鬥而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於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這個“曆史和世界的負恩者”的思維和行為方式詭異，“中國的‘仁’是被排斥在日本的觀念之外的。‘行仁義’在日本是指殺人越貨、強搶明偷”，這是一個政治人格精神分裂型的民族和國家，不能以常理度之。日本精神分析家岸田秀後來也說，日本人的精神分裂症自1853年美國海軍上校佩裏率炮艦到東京外海叫陣，要求日本開放門戶後開始形成，日本遂有兩個自己：一個是“外的自己”，一個是“內的自己”。“外的自己”屈從甚至擁抱對手，“內的自己”卻是永不妥協。每當“內在”的日本崛起抬頭，伴隨而來的往往不是和平而是生靈塗炭。

日本人的兩麵性也可以狼性和狗性喻之：在弱者麵前是狼，步步進逼，毫不手軟；在強者麵前是狗，逆來順受，百依百順。一句話：隻服力不服理。這份報告導致美國采取了以下的政策：投擲原子彈以震懾日本的抵抗意誌，保留天皇“挾天子以令諸侯”，同時赦免大部分戰犯，以繼續領率日本為自己的鷹犬。從這時開始，美國的對日戰略決策中，引入了“菩薩心腸”的部分。當時三個大國中，隻有美國人把握住了日本人的兩麵性，“霹靂手段“以“震”“壓”日本的狼性，“菩薩心腸”以撫慰和利用日本的狗性。

三國對日戰略，孰優孰劣，二戰的曆史已經做了回答。二戰後，中、蘇（俄）、美三大國對日本的戰略，幾乎都完整地延續下來。從日本對同是戰勝國中、蘇（俄）美態度的迥然不同中，三國各自戰略的優劣又一次得到驗證。蔣介石作為中國當時的合法領袖，一如既往地“菩薩心腸”，不僅謝絕羅斯福送還琉球和派兵占領日本的好意，甚至連天經地義的戰爭賠款也免了。致使蔣公代表中國所得到的抗戰勝利隻是一個空殼而已，沒有任何實質利益。由於蔣公此舉，使中國自1873年開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除了一身傷疤以外，一無所獲；不僅沒有得到72年的血淚補償，連自己曾經失去的也沒有完全拿回來。由於不讓日本賠款，致使日本右翼沒有負罪感，幾乎每一次日本對曆史的翻案，都是對中華民族心靈之瘡的一次新觸痛；由於不收回戰略要地，不占領日本致使勝利者的權利化為烏有不說，還使今天的中國仍被曆史遺留問題牽扯。更有甚者，蔣公及其前任們的“菩薩”政策，使日本直至戰敗都不肯從心底裏承認敗在中國手下，並念念不忘伺機再從中國咬下一口肉來：據資料，朝鮮戰爭爆發時，美國曾想重新武裝200萬日軍再入中國，而日本政府居然一口應承，並提出戰勝新中國後仍將台灣交日本管轄。這是一個戰敗國對戰勝國的應有的心態嗎？今日日本在政治、外交、經濟、文化、軍事幾乎所有領域，都對中國咄咄逼人，不久前更囂張提出要“視台海有事為日本有事”，並展開以中國為假想敵的登陸演習，無理且無禮之極。日本與俄羅斯、韓國都有領土爭端，何故隻對中國如此？究其心理根源，二戰中中國沒有憑借自己的力量，給它來一次像蘇美那樣的“霹靂手段”；戰後也沒有像日本當年對中國那樣高價索償，甚至沒有像以色列那樣以牙還牙清算仇敵罪惡，使加害者因犯罪而羞恥、因失敗而恐懼，有很大的原因。對於一個300年處心積慮謀華、害華，罪惡滔天罄竹難書的國家和民族，不展開窮追猛打式的清算，卻將主要精力用於內戰——原來蔣公不是沒有“霹靂手段”，而是為同宗同族的兄弟同胞準備的！蔣介石抗戰有功，但縱日有罪。沒有徹底清算日本的最大後果是，在日本以武力傷害中國的行經終止之後，今天仍在精神上不斷傷害中國。蔣介石對日本的“菩薩”政策，後來又被當代李登輝、陳水扁學了個惟妙惟肖，李登輝數次訪日，並公開主張釣魚島屬於日本，賣國行經直追汪精衛；而陳水扁則認賊作父，一再主張和日本結成戰略聯盟，以防中國大陸。

千年易過，日本罪孽難消，萬事蹉跎，蔣公之過何補？！

看看日本對俄羅斯的態度就明了這一點了。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盡管衰弱，但當年的“霹靂”雄風依舊。其副總理公開宣稱：占領北方四島是對日本發動二戰的懲罰。此言快哉！動輒對華發表強硬或戰爭言論的日本政客，那些得了政治狂犬病一樣的日本右翼，聽了此話全都默無一言。為什麽不攻擊蘇聯“違約”進攻日本軍隊的曆史事實？為什麽不對俄羅斯占島不還的做法言必稱戰？去年世界慶祝二戰勝利六十周年，小泉不來中國，但不敢不去俄羅斯，讓人不禁唏噓：當年蘇軍諾門坎和遠東戰役的虎威猶在！俄羅斯不學蔣介石們的“菩薩心腸”，倒是對美國對日本的“騎”術頗感興趣。鋪開東北亞地圖就知道，俄羅斯占著北方四島，與其說是貪幾塊領土，不如說是為了鉗製日本“狼頭”的戰略深意。當年諾門坎的教訓刻骨銘心，俄羅斯再也不願意這驚險的一幕，在北約逼?一點更是洞若觀火。當年“九一八”事件的策劃者石原莞爾的兒子——今日日本東京都知事、著名也是臭名昭著的石原慎太郎，一直對美國為什麽不對德國卻對日本使用原子彈耿耿於懷；更對美國為日本製定和平憲法，“將日本變成一個沒有睾丸的中國式太監”怨氣衝天，但日本政府卻不敢對美國說半個不字。何者？二戰之殷鑒不遠，日本欺軟怕硬之秉性難移之故也。二戰後六十年過去，日本對美國的態度都可用一個詞形容：俯首貼耳。日本政治領導人，屢屢參拜靖國神社，發表否定侵華和殖民朝鮮曆史的言論；但攻擊美國對日本原子襲擊的一個也沒有。

知日本者，美國也。美國自1945年占領日本，此後就一直“騎”在日本身上，至今如此。同為戰敗國，德國早已實現民族統一，並在國際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日本依舊是美國的附庸，處處惟美國馬首是瞻，時時看山姆臉色行事。在美國麵前，今天的日本點頭哈腰的角度與其前輩在 “密蘇裏”戰艦上鞠躬的角度，幾無二致——戰勝者和戰敗者的形象，六十年後，依然清晰如昨。美國人心裏非常清楚，日本人這樣對美國言聽計從畢恭畢敬是為什麽。所以，不管美國人多麽鄭重其事地表示支持日本入常，同意其軍事和政治鬆綁——等等，都不會讓日本真正從自己的胯下站起來。新加坡裔著名日本問題專家卓南生說，對於日本未來的演變，美國是有紅線的：一是不許日本入常與自己政治上平起平坐，二是不許日本擁有核武器，否則日本將不再把美國放在眼裏。美國笑眯眯地顯示著“菩薩心腸”，但“霹靂”之手同時也揣在口袋裏，隨時準備敲打日本一下。

戰略的基本含義是關於戰爭的指導，現在有時也引申為基本國策。菩薩心腸也好，霹靂手段也罷，不能一概地說誰優誰劣，一切以時間、地點、對象為轉移。中國漢朝和親的故事史不絕書，但漢朝也留下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雄心霸氣。在紛繁複雜的國際交往中，一味地“霹靂手段”不一定好，但在弱肉強食依然大行其道的世界上，僅僅有“菩薩心腸”肯定行不通。從這一點說，二戰以前中國對日戰略，大有可檢討之處，而蘇聯（俄）的霹靂手段，以及美國先剛後柔剛主柔輔的對日戰略，特別是美國對日本研究細致入微對症下藥的做法，頗多借鑒。中國人愛講謀略，但沒有膽勇做後盾，任何謀略都不過是枉費心機。尊嚴隻能靠強大來捍衛，這個強大不僅指實力本身，還包括展現實力的決心和勇氣。有別於蔣介石等舊中國對日本的軟弱，新中國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候，即開大軍與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美國大戰於朝鮮；之後更在珍寶島與高舉核大棒的蘇軍針鋒相對。新中國有今天的國際地位，不是“菩薩心腸”忍讓出來的；今天的中國在世界上高昂著頭，那是因為黃繼光、於慶陽走在民族的前頭。

英國戰略家富勒說：“除非曆史能教給我們如何去展望未來，否則軍事史隻是一部人類的血腥浪漫史。”在今天某些日本右翼分子囂張之至，少數台獨小醜也搖旗呐喊的時候，回顧二戰那一段曆史往事，及此前舊中國和此後新中國的戰略決策給中華民族帶來的負正效益，不是沒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