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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型“飛豹”發展中鮮為人知的F-111背景

(2007-02-19 05:57:36) 下一個
飛豹演義續 聯合殲擊轟炸機之路










----空軍型“飛豹”發展曆程和展望

  空軍的需要

三十二年前的1973年4月,北京召開的航空發展規劃籌備會上重新提及了一個新項目,那就是在年初航空研究院指示研製的新型超音速戰術轟炸機計劃。在會上決定新型飛機適用於替換空、海兩軍的轟5和強5,並初步將新機定名為轟7,設計方案則是以轟5後繼機方案為藍本發展而來。

轉年,西飛成立方案論證小組後,先後分別派人赴空、海軍相關部隊進行調查研究。空軍先於1975年11月呈報了自己所需要的轟5後繼機的戰術技術要求,海軍則在1976年3月上報數據。國防工辦經過比對後認為空、海兩軍所要求的機型僅僅是作戰使用的武器和一些機載設備要求不同,但是飛機的性能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轉場航程2800千米以上,作戰半徑800千米以上,戰鬥重載最大馬赫數0.9,高空無外掛最大馬赫數1.5,載彈量3-5噸。因此 1976年11月,國防工辦召集空軍和海軍在北京聽取西飛對轟7的戰術技術要求的論證和方案匯報,並明確指出:空、海兩軍采用同一個機種,通過設備調整來分別滿足空、海兩軍的不同要求。

這次空、海兩軍需要的共用機體,讓人很自然想到了60年代初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所推行的“經濟效果”政策中最著名的重型戰術戰鬥計劃----TFX計劃。當時的美國空軍要求研製一種以對地攻擊為主的超音速戰鬥機,以取代F-105甚至是B-52;海軍要求研製一種以艦隊防空和護航為主的戰術戰鬥機,以抵禦前蘇聯圖-22M“逆火”對艦隊的突擊。當時麥克納馬拉要求減少機型以節約經費,最後決定在新發展成功的變後掠翼技術基礎上,研製同時能滿足兩軍要求的通用戰鬥機F-111。1961年未,美國空軍和海軍正式提出設計要求,由於任務上的差別,決定研製兩種不同型別:以對地攻擊為主的空軍型F-111A和以對空截擊為主的海軍型F-111B,1962年11月美國國防部宣布通用動力公司為F-111戰鬥機計劃的主承包商,主要研製A型;格魯門公司為研製B型的夥伴承包商。首架F-111A於1964年12月試飛;首架F-111B於1965年5月試飛,但由於結構超重,性能達不到要求,導彈火控係統研製也遇到困難,最後於1968年停止發展。











某新型吊艙

然而我國空、海兩軍共用的新型殲擊轟炸機和美國的TFX計劃存在著本質區別。TFX之所以沒有成功完成是因為F-111主要需要完成一個不可能兼顧的任務,那就是截擊和突防。前者要求高升限、高機動性----低翼載;後者則要求低空、大速度----高翼載。說得更直白一些,那就是海軍型的F-111B截擊機就是要攔截F-111A這樣的高速攻擊機,而F-111A轟炸機就是要突破F-111B的防禦。而讓這兩種飛機都能成功作戰無異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很難實現預期目標。

  而我國的新型戰術殲擊轟炸機與之不同,我國空、海兩軍提出的作戰任務是相同的----遠程打擊。空軍要求能夠對縱深進行有效的快速轟炸,海軍則要求對遠海的敵方艦隊實施高速突擊。兩者的作戰任務都是低空高速對麵打擊,同時兼備一定的自衛能力。不同於美國的TFX,不需要具備遠程截擊和格鬥能力。因此我國的新機方案是完全可行的。











  空、海兩軍對作戰對象和使用武器不同,因此對座艙布局的期望也有不同。海軍型新殲轟機的攻艦任務幾乎完全可以靠儀表完成,後座電子設備複雜,因此海軍希望能夠給後座武器操作員留出盡可能大的空間,即希望采用並列雙座布局。而空軍所要對付的目標是大規模的裝甲集群和縱深防禦工事,然而此時的防空武器已經非常完善,尤其是前蘇聯密集的防空火力網,幾乎沒有從高空突破的可能。因此空軍型的新殲轟機需要作長時間的超低空高速飛行,而且要快速準確地投彈,因此兩名飛行員的配合極為重要。基於這種情況,空軍希望采用兩名飛行員並排的並列雙座布局。

說到空軍希望擁有的並列雙座布局,這中間還有一段故事。全新的F-111戰鬥機采用的就是並列座艙,該機於1964年12月完成首飛後參加了 1967年的巴黎航展,在航展上F-111以其龐大的身軀和優異的性能而成為了當時最耀眼的“超級明星”。美國媒體稱之為“20世紀最好的武器”。蘇聯代表團中有一個人此行專門就是衝F-111而來,此人是來自蘇霍伊設計局的奧列格·薩莫伊洛維奇。薩莫伊洛維奇拍下了100多張珍貴的照片,並在筆記本上給每張照片都加了詳細的說明,這些在後來設計蘇-24(即北約情報中的蘇-19)時都幫了大忙。











並列雙座布局的空軍型“飛豹”側視圖

但是F-111的核心電子設備沒辦法在航展上搞到。1967年7月1日,《紐約郵報》報道稱,五角大樓將6架F-111A戰鬥轟炸機派往越南準備發動突然襲擊。蘇聯軍方領導人看到這一消息立即展開對F-111的捕獲行動,蘇聯專門更換了駐越南軍事專家代表團領導層,由防空專家、最優秀的夜航專家弗拉第米爾·阿布拉莫夫將軍擔任專家代表團團長。

然而為了防止泄密,蘇聯專家需要完全可靠的渠道秘密進入越南,而且很可能要多批多次進入。同時如果一旦順利搞到了F-111,那麽回程的秘密運輸將更加麻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想要圓滿地完成任務,那就必須得到中國方麵的配合。

在麵臨共同的帝國主義分子的瘋狂擴張上,中國和前蘇聯永遠是無間的戰友。麵對美帝國主義者在越南敗露的狼子野心,中蘇很快統一了意見,中方願意配合蘇聯專家團的行動。但是此時的前蘇聯也已經慢慢蛻變,不再是能夠包容一切的社會主義同盟領袖,處處防範中國。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害怕中國獲得F- 111技術後自行發展戰術轟炸機,威脅蘇聯遠東軍區的安全,因此沒有向中國透露這次行動的這正目的----捕獲F-111,而是假稱支援越南北部的防空力量以防止美國飛機侵入中國。

但是中國當時及時識破了蘇聯的謊言,但是為顧全大局並未當場戳穿,而是先配合蘇聯的工作,等到返回的時候再與蘇聯交涉。

1967年9月27日,43名蘇聯軍事專家乘蘇聯飛機抵達北京,然後乘中國的飛機從北京到了與越南接壤的廣西南寧。最後,分乘兩架越南的安-24飛機抵達河內的加蘭機場。

1968年3月17日,6架期待已久的F-111戰鬥機抵達泰國塔克利機場。在作戰中先後有3架F-111分別在1968年的3月28日、3月 30日和4月22日損失。其中4月22日的F-111是被蘇聯方麵完整“劫持”的。當時一架F-111A正在執行任務,蘇聯專家通過無線電幹擾切斷了它與基地的聯係,蘇聯飛行員駕機升空迫使其在北越的內排機場降落。執行迫降任務的飛行員就是安西菲洛夫將軍。

飛機拿到了,機身和機組成員必須送到蘇聯。讓F-111直接飛到蘇聯,兩名戰俘飛行員是絕對不可靠的。蘇聯專家希望能夠走陸路經中國返回蘇聯。但是此時的蘇聯政府無論如何不肯相信中國,也不願意透露半點關於機密的F-111的任何信息。在這種情況下舉步艱難的中國很難花費如此巨額而珍貴的資金秘密安全運送如此巨大而複雜的F-111來幫助一個根本不信任自己的夥伴。於是蘇聯於1968年5月7日,由“阿曆克謝·托爾斯泰”號將拆解的F-111從越南的海防港運到蘇聯西伯利亞。

不過這次行動中國並不是沒有任何成果。一方麵,中國已經收到了空軍戰術技術飛速發展大潮的衝擊,發展新一代新思想指導下的作戰飛機勢在必行,因而這次事件某種程度上催生了殲轟7計劃;另一方麵,通過這次事件我方獲得了一部分F-111的殘骸,其中包括一個完整的彈射座艙。F-111的彈射方式非常特別,並不是單個飛行員彈射,而是整個並列座艙連同兩名飛行員一同彈射,座艙落地後兩名飛行員再爬出座艙等待營救.因此我方獲得的座艙從飛機上彈射後安全著地,所以非常完整,對並列雙座座艙的設計有很大參考價值。

通過對殘骸的分析,我國立刻開始了對F-111的研究工作,並在僅一個月後的1968年6月就形成了完整的研究資料,為今後開展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夭折

  經過長時間的方案醞釀後,殲轟7方案在1980年被批準以“一機兩型”“串座先行”的設計原則進行發展。然而經過論證後普遍認為西飛技術儲備不足,堅持慢速發展並列型方案也很難保證串座型的發展,因此空軍要求的並座方案隨後放棄發展。

重生

飛豹演義續 聯合殲擊轟炸機之路

空軍型“飛豹”原型機

1988年8月,首批4架殲轟7總裝完成。在後來的試飛中殲轟7曾利用符合掛架一次攜帶24枚普通航彈進行測試,但是一直沒有進入空軍服役。隨後世紀交疊的中國空軍需要具備新時代特征,向“攻防兼備”的新型空軍轉變。然而空軍唯一的專職對地攻擊機----強5,其過短的航程和打擊半徑嚴重限製了空軍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空軍不得不將遠程截擊用的殲8II和廣域製空用的“藍鯊”安裝上多管火箭發射器以期進行對地攻擊支援。但是治標不治本,隻是擴大了打擊範圍,但是打擊精度和生存能力還存在一定問題。

有鑒於此,空軍隨後裝備了“藍鯊”MKK型多用途戰鬥機,提高了對地攻擊能力。但是核心的精確打擊能力仍舊沒有得到改善,而且海軍航空兵隨後裝備了能夠實施精確打擊的“藍鯊”MKK2型多用途戰鬥機,具備了精確打擊能力。不僅如此,“飛豹”的精確打擊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在經過長年的研製經驗積累和大力投入下,“飛豹”的電子係統和精確打擊係統甚至超過了“藍鯊”MKK2,麵對攻擊能力飛速發展的海軍航空兵,空軍也需要提高相應的實力以使得能夠和海航均衡配合。這種特殊情況的出現催生了新型的“飛豹”。

某年初冬,在江南某機場,南空航空兵某團機場上,一架深灰色的新型殲擊轟炸機從機場上轟然起飛。這就是最新的空軍型“飛豹”。此次改裝的新型 “飛豹”殲擊轟炸機是根據空軍提出的“預先接裝,領先使用”原則下進行的。由於新型機尚未定型,部分參數指標還需要進一步改進。而且改裝分批分次進行,新老機同場訓練,難度很大。這些在我軍裝備中都屬首次。











“飛豹”05號原型機曾為空軍型的火控係統做過試驗

“飛豹”空軍型完全有可能按照作戰領域、作戰需要衍生出相應的改進型號。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戰略轟炸型。

隨著防空武器水平日趨提高,常規的戰略轟炸機形勢也日趨惡劣。亞音速的高空轟炸機在現代戰場幾乎沒有生存的可能。雖然B-52戰略轟炸機至今仍在服役,但是隻能對阿富汗、伊拉克等沒有防空能力或防空力量已被破壞的對手,而無法突破火網密集的東歐和亞洲地區。與此相對應,我國的轟6亞音速戰略轟炸機不僅速度慢,而且載彈量也不是很大。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模仿F-111A改進為FB-111的模式,在“飛豹”的基礎上發展新型的戰略轟炸機。

主要改進是改裝機載設備,加裝導航/轟炸係統,武器投放計算機,攻擊雷達,地形跟蹤雷達和雷達高度表等。發展為一種新的中程超音速戰略轟炸機。能夠大機群以高空高速和低空高速突防,對目標進行大規模突擊空襲。攜帶30枚250千克航彈,對敵方據點發動猛烈的突然襲擊。

“飛豹”核攻擊型

我國承擔戰術核攻擊任務的主要是轟6甲亞音速核轟炸機。此外我國還曾在七十年代試驗過用超音速強擊機甩投核彈進行攻擊,但是沒有批量裝備。隨後戰術核打擊任務由空軍轉交至二炮完成。

然而核攻擊機並不是淘汰的機種,迄今為止美國、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多用途戰鬥攻擊機仍舊承擔戰術核打擊任務。這一機種沒有被淘汰,正是因為核戰爭是誰也不願看見的,但是必要的威懾必須存在。而核攻擊機比戰術導彈最大的優勢就在於,“核攻擊機是能夠最是被召回的”,一方麵完成了末端核威懾,另一方麵可以選擇不進行核戰爭。

  而“飛豹”憑借廣大的打擊半徑,完全可以在戰略轟炸型的基礎上經過簡單的改裝發展出一種核攻擊型。

“飛豹”伴隨電子對抗型

由於“飛豹”常常大機群突襲敵方防空火網,因此需要一種速度、航程以及飛行性能相似的電子對抗飛機,執行遠距幹擾、突防護航和近距支援任務。

主要改進是增加電子戰設備,改進環境控製係統,重新安排座艙布局並加裝或換裝一些電子設備。在執行遠距幹擾任務時,“飛豹”伴隨電子戰型在已占區上空敵方地麵武器射程之外實施幹擾,使己方的攻擊機的飛行路線和機動形式不被發現;在執行突防護航任務時,同攻擊機一起突入敵人防線,連續實施幹擾,直達重要目標,造成敵防空係統發生混亂,延遲失誤或喪失能力,保護自己的攻擊力量;執行近距支援任務時,伴隨攻擊機一起出擊,利用自己的幹擾能力,使敵方雷達陷於癱瘓,與此同時,攻擊機向目標投射武器。

“飛豹”反輻射型

僅需要對電子係統進行相應調整,掛帶反輻射導彈,參加對敵防空雷達的第一波次突襲。

“飛豹”防空型

英國在“狂風”IDS的基礎上通過加長前機身,加大垂尾後掠角,改換電子設備和雷達,重新設計了防空型的“飛豹”ADV。而“飛豹”機身龐大,氣動外形不用作過多改變,僅通過改換雷達和電子設備,掛載中程空空導彈,承擔遠程截擊和防空巡邏任務。

以上麵對不同任務的各種改進,都是經過對模塊化設備的換裝,就能讓空軍型的“飛豹”殲擊轟炸機可以承擔多種任務,取代我國大量的第二代殲擊機、截擊機、強擊機和轟炸機。同時增大生產量,降低成本。而且可以將後勤壓力降低,整體上將經費壓力降到最低。而且“飛豹”殲擊轟炸機布局常規,飛行品質優良,便於各部隊改裝。

  而最關鍵在於空軍型“飛豹”殲擊轟炸機滿足大規模生產需要並能夠迅速形成巨大的戰鬥力,能夠發動對航母特混艦隊的大規模飽和攻擊,並能對大陸縱深目標進行迅速而毀滅性的打擊。這一迅速崛起的力量將另任何妄圖阻撓中國統一的帝國主義分子膽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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