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著名天才詩人，48歲的張棗，在德國圖賓根去世 (圖)

當代著名詩人張棗在圖賓根去世

201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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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稱為四川新詩五君子之一。

中國當代著名詩人張棗因患肺癌，張棗先生於北京時間3月8日淩晨4時39分 在圖賓根大學醫院去世，終年48歲。


張棗係湖南長沙人，少年博聞強記，16歲考入湖南師範大學英文係，20歲就讀四川外語學院英美文學研究生。1986年赴德國留學，先後在特裏爾大學，圖賓根大學攻讀日爾曼文學，比較文學，於1996年獲圖賓根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執教圖賓根大學。近年來，先後任河南大學文學院，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


張棗在四川外語學院時期，開始新詩創作，詩風別具一格，與歐陽江河，翟永明，柏樺，鍾明等人被稱為四川新詩五君子。旅居歐洲期間，張棗熟諳德語，英語，法語，俄語等多種外語，翻譯了許多西方詩人的作品，更走出了自己詩歌創作的獨特道路，出版了詩集<<春秋來信>>，被文學界評選為中國當代十大詩人之一。


張棗在北京任教期間，於2009年12月疾病發作，回德國治療，經圖賓根大學有關醫學專家會診搶救，終是回天乏術。天才詩人，英年早逝，豈不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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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天才詩人張棗辭世 各界吟詩以悼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14日00:04 長江商報

　　張棗，當代著名詩人。1962年生於湖南長沙。1978年考入湖南師範大學外語係，1983考入四川外語學院英美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後獲德國圖賓根大學文哲博士，曾長期寓居西方，從事世界文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後來回國於中央民族大學任教，諳熟英語、德語、法語和俄語。在國內出版的詩集有《春秋來信》。自印詩集《四月詩集》、《蘋果樹林》、《何人斯》三種，並有譯作數種。

　　張棗作品

　　鏡中

　　隻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來

　　比如看她遊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鬆木梯子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麵頰溫暖

　　羞慚。低下頭，回答著皇帝

　　一麵鏡子永遠等候她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望著窗外，隻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今天論壇上的“悼張棗”紀念會：http://www.jintian.net/bb/forumdisplay.php?fid=13

　　豆瓣“悼張棗”活動：http://www.douban.com/online/10360153/

　　3月是春天，是詩歌的月份。一年一度的世界詩歌日又將於3月21日來臨，然而，繼今年初梁健、邵春光兩位優秀詩人離世之後，又有一位詩人在這個季節離我們遠去。張棗，這位北島最欣賞的詩人，也是曾經轟動詩壇的“四川五君子”之一和第三代詩人代表人物，3月8日淩晨4時39分在德國圖賓根大學醫院因肺癌去世，享年48歲。

　　未有任何新聞報道刊登之前，這條不幸的消息就迅速由博客、微博、論壇等網絡平台傳播出去，眾多文化圈人士都表示震驚和惋惜。3月10日晚，由張棗生前好友麥成發起，詩人宋琳主持的張棗追思會在北京保利劇院舉行，12日在北京798藝術區也舉行了另外一場紀念會。“今天論壇”、豆瓣網上，都設有紀念專區，網友們紛紛留言表示哀悼。北島、於堅等著名詩人都撰文或寫詩抒發對好友的懷念之情。

　　張棗從來自我介紹會說，我是張棗，我是一個詩人。1980年代的張棗有著不算傳奇但頗值回味的詩歌往事，和當時的很多青年詩人一樣，張棗瘋狂地熱愛詩歌並且自視甚高，他“曾經和柏樺三天三夜連續不停地談論詩歌，像永動機一樣滔滔不絕”。 相比其他在上世紀90年代就放棄寫詩的第三代詩人，1986年即出國並旅居他國的張棗卻一直堅持寫詩，能熟練使用多國語言並翻譯外國詩歌。旅德期間，身處多重文字背景和文化場域的張棗對文字的細微差別極其敏感，比如他曾經論述過“別處”與“他鄉”的區別，而認為“他鄉”比“別處”更具中文性。

　　有評論認為，張棗的詩是傳統詩歌與現代詩歌的完美結合，他從詩歌的抒情源頭上繼承了“風、騷”傳統，並將這一傳統完美地展現在當下的語境中。德國漢學家顧彬對他的詩歌評價很高，曾說過：“張棗的詩學實踐暗含著對在中國影響極大的現代主義的擯棄和對朦朧詩的遠離。它是對漢語之詩的回歸。”

　　“隻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這句詩是張棗在1980年代的“揚名立萬”之句。此刻， 窗外的春光如此爛漫，也許我們可以讀一讀他的詩歌，想一想一生中後悔的事。

　　本報記者 盧歡

　　◇挽辭

　　他曾試圖在東西文化之間找到新熔點北島（詩人）

　　我是1985年初春在重慶認識張棗的，算起來已有四分之一世紀了。自1990年代末起，張棗開始經常回國，每次回來通電話，他都顯得過度亢奮。大約在2006年，他要做出抉擇，是否加入“海歸”的隊伍，徹底搬回去。我們通過幾次很長的電話。因為我深知他性格的弱點，聲色犬馬和國內的浮躁氣氛會毀了他。我說，你要回國，就意味著你將放棄詩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說他實在忍受不了國外的寂寞。搬回北京後，我們還是通過幾次電話。去年12月，柏樺告訴我他得了肺癌，讓我大吃一驚，馬上給他發了電郵，他簡短回複了，最後一句話是：“我會堅持的。”

　　張棗無疑是中國當代詩歌的奇才。他對語言本身有一種近乎病態的敏感，寫了不少極端的試驗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敗，無論如何，他對漢語現代詩歌有著特殊的貢獻。他以對西方文學與文化的深入把握，反觀並參悟博大精深的東方審美體係。他試圖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新的張力和熔點。

　　“第三代”又痛失一名天才楊典（詩人）

　　張棗是我1980年代剛寫詩時就熟悉的詩人，他也是《今天》海外複刊後多年的詩歌編輯之一，是當年“第三代”運動的主將之一，寫有很多名篇。我早在少年時代，就常聽身邊的人說起他。而他的詩在近30年裏也是極有影響，同時他還是優秀的翻譯家和學者。“朝向您的夜，我奇怪的肺。”《卡夫卡致菲麗絲》此句我在20年前就曾讀過。沒想到，如今此句似乎竟已成張棗兄之詩讖，“第三代”又痛失了一名天才。

　　《櫻桃之遠》終於變成一本再也寄不出的書張悅然（作家）

　　聞聽詩人張棗先生去世的消息，非常震驚。我曾以他的詩句命名過一部小說——《櫻桃之遠》。那時我在新加坡，才開始讀詩。NUDE是我的詩歌老師。張棗也是其中的一課。後來我要給小說取名字，N幫我，取了許多，都被我一一否決。終於，她翻著張棗的詩歌，找到了這個令我欣喜的名字。

　　幾年後與張棗先生有過一麵之緣，我告訴了他這自作主張的挪用。他說他想看看這本叫做《櫻桃之遠》的書。我想他隻是禮貌性的表示出興趣，而作為第一部長篇小說，我也覺得這本書實在很稚嫩，所以雖然留了他的聯絡方式，卻一直沒有把書寄去。今天，這本遲遲未寄的書，終於變成一本再也寄不出的書。我忽然感覺，這個引用失去了有力的支撐，成為一顆懸掛在空中的星辰。

　　知曉世人也感受過上帝，他們是僅有的黎筱筱（網友）

　　知道張棗是源於他那首淒美的《鏡中》，後來發現張棗其他的詩也寫得很美。如“黃昏像一個小女孩，正用舌尖四處摸找著燈的開關”。他的詩歌都是寫出來的，沒有一首是編出來的，樸素而純粹。自然、隨和是他的天性。他的修養與才華會在談笑間給人溫暖與愉悅。

　　一個詩人哪怕留下最精彩的一筆就已經足以留傳千古了，像《楓橋夜泊》的張繼，像那些淹沒在曆史河流中的無名詩人。詩人的肉體消亡了，詩歌卻不會消亡。人們傳誦的，不僅僅是他的作品。張棗就是這樣的詩人！在中國詩人中，知曉世人也感受過上帝的不多，張棗是一個。本報記者 盧歡

　　◇評論

　　我們為什麽被他感動

　　受訪：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詩歌評論家 榮光啟

　　“當代能夠在幾種語言、文化之間探尋詩歌寫作的自覺意識的漢語詩人本來就少，張棗，在現代漢語詩歌的寫作上是如此的專業，他的去世，應當說是亟待建設的當代漢語詩歌的一大損失。”

　　銳讀：在當代中國詩人群體，張棗處於怎樣的位置？

　　榮光啟：張棗是“朦朧詩”之後的那一代詩人——“第三代”或曰“新生代”詩人中的還算比較醒目的一個代表，在懂詩的讀者或像我們這些“70後”、“60後”的讀者中，應該廣受尊重。據說北島就極為推崇張棗。對於當代漢語詩歌而言，恰恰是這些在海外的詩人往往呈現出更多的傑作。張棗即是一例。

　　銳讀：您對他的詩歌有怎樣的印象和評價？

　　榮光啟：1990年代有一套非常有名的《80年代文學新潮叢書》，其中的一本“後朦朧詩選粹”就是以張棗的一首詩命名的，叫《燈芯絨幸福的舞蹈》，這個名字你一聽就覺得美、溫暖、感傷，攜帶出許多與青春有關的東西。張棗的詩在感覺上很現代，但在想象上又有中國古典文化的影子，所以中國讀者讀他的一些詩會非常感動，像那首《鏡中》。張棗寫詩並不高產，但有不少詩很受人注意，像《今年的雲雀》、《曆史與欲望》、《卡夫卡致菲麗絲》、《何人斯》、《楚王夢雨》、《秋天的戲劇》、《夜色溫柔》等等。

　　銳讀：有評論說他把中國詩人上世紀80年代的精英意識帶到了國外。您是否認同這一說法？

　　榮光啟：像旅荷詩人多多、旅德詩人肖開愚，還有旅德詩人張棗等，這些旅居國外的詩人因身處大陸之外、又置身於至少兩種語言之間的特殊環境，他們對現代漢語詩歌的經驗、語言和形式之間的互動關係要自覺一些，與傳統的關係也不那麽決裂、對詩“現代”的追求也不那麽偏執、在詩歌的基本法則——語言和形式的探尋上卻更獨到更豐富。他們出國前的精英意識如果說更多是政治、社會方麵的話，那麽在海外，他們的文學寫作顯得更有語言、文類方麵的專業性。

　　銳讀：如今他走了，您覺得有沒有這個時代稀缺的東西被他帶走了？

　　榮光啟：當代中國，寫詩者甚眾，但作者大都缺乏文化基礎、曆史意識，對語言對詩歌對文化缺乏更深的認識，詩歌的意蘊淺顯、無趣。張棗作為一個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人，精通幾門外語，又身在歐洲，他的詩作呈現出在文化、語言上的多重意趣。他詩中的某些品質正是國內詩壇所缺乏的。一些外國學者認為他的詩在嚐試新的寫作方式，譬如“用每首詩來尋求一個對應麵”（像《今年的雲雀》），這種方式區別於傳統詩歌的獨白式的抒情。這也是我覺得張棗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但也因為他的詩歌在意蘊上的複雜（有一種“對話”性），他個人在傳統、漢語、詩歌形式等方麵的領會非常深，越往後，理解他的讀者可能越少。

　　本報記者 盧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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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棗：80年代是理想覆蓋一切(2008-05-05 11:10:16)
分類：詩人隨筆

■人物
　　張棗 1962年出生，湖南長沙人，著有詩集《春秋來信》，代表作包括《鏡中》、《邊緣》等。多年來旅居德國，任教於圖賓根大學。

　　■記者手記

　　和其他詩人不太一樣，能熟練使用好幾國語言並翻譯外


國詩歌的張棗對文字極其敏感，他甚至論述過“別處”與“他鄉”的區別，而認為“他鄉”比“別處”更具中文性。
　　相比其他在上世紀90年代就放棄寫詩的第三代詩人，1986年即出國並旅居他國的張棗，堅持寫詩、譯詩至今，他自認為可能是神以某種方式來保護一些詩人。現實是，當年曾經在國內任何一個地方都能遇到被人當眾誦出他的詩歌的待遇，到了國外無人識君，足足忍受兩年的寂寂無名，然後金子才開始發光。幸好他自己把中國詩人80年代的精英意識帶到了國外，每次向陌生人做自我介紹時，他都會說：“我是張棗，我是一個詩人。”




　　“我在國外最懷念的談話突然變得不那麽沉醉過癮了，大家在談論詩歌的時候也開始有些心不在焉。”

　　渴望書，如同求救

　　從80年代中期開始，物質突如其來地膨脹起來，人們開始沒有辦法準確命名世界。譬如，在物質匱乏的時代，一個人說“瓶子”，你能知道他說的是什麽形狀的東西，在物質多元化以後，瓶子至少有幾百種，形象感就崩潰了。

　　我在湖南師範大學讀英語係，然後考到四川外語學院念碩士，經常要翻譯作品。因為語言的單薄貧乏，也導致我們在翻譯時遭遇困境。

　　那時候我們不缺錢，最缺的是書，對書的渴望強烈得驚人。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外教經常通過一些國外的文化協會要一些書過來，每次她叫我們去她家拿書，我們都像過一個盛大的節日一樣。

　　有一次有人郵寄了幾百本圖書給她，老師學生都去她家挑，我因為其他事情去晚了，後來一個人跑到老太太家裏，囁嚅著也不知該如何開口，她說：“我知道你是來拿書的。”她給我看她寫的明信片，上麵寫道：這裏的學生對書極其渴望，如同求救一般。

　　我在剩下的20多本書裏，挑出一本《catch-22》（第二十二條軍規），這本書當時還沒有翻譯過來。“catch”這個詞是二戰之後美國士兵發明的，意指軍隊的戒律，但是在我們當時使用的字典裏沒有把這個含義列進去，我很久都不知道這本書的書名是什麽意思，讀完整本小說也是稀裏糊塗的，有太多字不認識，字典也不能給你提供解釋。

　　“來了，老子的東西來了”

　　我讀研究生時，有一個比我年紀小的女朋友，她也是個文學青年。但在她大學剛剛畢業的時候，我們分手了，分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她喜歡上了一個做生意的人，她說跟他在一起玩很輕鬆，不像跟詩人作家在一起時那樣沉重。

　　我當時並不能理解她口中的“輕鬆”，還瞧不起生意人。80年代，詩人是明星，而且詩人多是大學生，研究生在當時非常稀少，更是明星中的明星，算作高薪一族。我讀研時一個月拿50多塊錢，比助教的工資還高，精英感特別強。

　　分手事件讓我感覺到詩人的地位開始受到挑戰，時代好像在發生變化。但是，80年代主調還是理想主義覆蓋一切。分手並沒有給我帶來那種內心撕裂的痛苦，而是覺得你怎麽能背叛你的人文背景呢？

　　我們整個的生活惟一關注的就是詩歌。柏樺每次帶了好詩去找我，在宿舍門口就大吼：“來了，老子的東西來了！”我那時年輕氣傲，寫了詩就丟在地上，柏樺每個星期來都在地上找。有一次他找到《鏡中》，眼睛睜得老大：“這首詩會傳遍大江南北的。”其中有一句話“低下頭，回答著皇帝”，我把“皇帝”兩個字劃掉了，他說：“這兩個字是這首詩的命，你怎麽這麽恍惚啊？”

　　到了香港找不到香港

　　從1983年到1988年，是國內最好玩的幾年。我在1986年離開的時候就好像離開一場大的party，但是就好像柏樺他們投奔海南一樣，也有一種懵懂的離開感在敦促我離開。

　　我離開之時的強烈感受是，我可以看更多東西。

　　我在國內好像少年才俊出名，到了國外之後誰也不認識我。我覺得自己像一塊燒紅的鐵，哧溜一下被放到涼水裏，受到的刺激特別大。我整整有三個月的時間講不出來話，完全失語，不光沒有寫信，連日記也寫不出來。我惟一講的幾句話就是到超市買東西，對人說一句謝謝。我的這種遭遇也是非常典型的80年代留學生的遭遇，即新的物質對人的心理所造成的壓力。

　　尤其有意思的是，我出國前先去香港，竟然找不到香港在哪。1986年9月13日，我從深圳羅湖去香港，有個人在香港的市中心等我，我們也沒有聯係方式，隻是約好了一個地方。我先是在深圳海關辦了一上午的手續，過了羅湖橋我找不到香港了。

　　我以為到香港至少得像到了一個單位一樣，有個門檻或者一個標牌，上麵大書“香港”兩個字，但是我跟著人群走，隻發現在深圳這邊還井然有序的人到了某一個點就像約定俗成一般變得紛亂起來，歡快起來。我想：“什麽時候才能到香港啊？”

　　走到一個地方，突然看到很多人從口袋裏掏出一個東西，放到一個關卡裏，然後走過去，其實就是地鐵票。我沒有見過，不知道那是什麽東西，我就站在旁邊看，看到很多人這麽走過去，偶爾也看到人跳過去……我活活看了兩個小時之久，也不敢問人家。

　　怎麽辦？一點辦法也沒有。

　　後來我想：“可能這樣過去之後就到了香港。”其實我早就到了香港，我不知道而已。那天如果不是想到有朋友在等我，說不定我會一直等下去。我隻好硬著頭皮跟著別人跳了過去，走了10多米，拐了一個彎，看到地鐵。

　　那是我第一次坐地鐵，我問別人到某某地怎麽走？人家告訴我說你坐上地鐵走就行了。後來到了目的地，等我的那個人嚇壞了，不明白為什麽我讓他等了一天。我說我找不到香港在哪。

　　詩歌的時代，過去了

　　在物質開始衝撞我們的生活詩歌寫作的時候，我出國了，以至於我覺得是神在用某種方式保護一些詩人，所以我才能堅持寫詩至今。

　　在我出國之前，海南正在開發，柏樺和好幾個文化界的朋友一起去海南，是為了脫離以前的單位去尋找另外的謀生之道，也有一種冒險的意味。柏樺在臨走之前跟我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到海南去就好像去新的革命聖地。”

　　這種說法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投奔感和詩人蘭波式的激情。矛盾之處在於，詩人到海南去，的確是受到了錢的誘惑，可是賺錢並不是完全的目的，因為我相信他們即使有了錢，也不知道用錢去幹嘛。

　　雖然事物不斷進來，但大家對於物質生活還是沒有強烈的概念。舉例來說，出國之後我想念父母，但是電話費又太貴。我打電話到父母所在的教工宿舍，得先打到一個傳達室，一個腳有毛病的老太太接到電話，然後她一顛一顛地跑去叫他們來聽電話，整個過程至少需要5—10分鍾。

　　我隻能是先打通了電話，等她去叫人的時候我先掛掉，揣摩著我父母快到那個傳達室了我再打過去。記得有一天下午，我特別感慨：“什麽時候，中國家家戶戶都有個電話就好了，有了電話就能消解思鄉之情，這不知道還要等多少年啊！”沒想到三四年之後，中國的電信就迅猛發展，可見物質來得有多快，對詩人的衝擊有多大。

　　但我還是覺得有強烈的淒涼感，一年之後我回到家鄉湖南，第二天就跑去了四川看我的詩人朋友。我以為我們還會像以前那樣徹夜長談，除了詩歌什麽都不談。我曾經和柏樺三天三夜連續不停地談論詩歌，像永動機一樣滔滔不絕。

　　我回來的時候正好是秋天，僅僅一年之隔，物質當然是越來越多了，柏樺已經從海南島回來了，萬夏開始做咖啡館，很多朋友都在調動工作……人的表情也開始有一種真正的不安，我在國外最懷念的談話突然變得不那麽沉醉過癮了，大家在談論詩歌的時候也開始有些心不在焉。

　　

《新京報》采寫/劉晉鋒 ，攝影/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