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城寨、三青團與我 劉振墉
大約在1947年底，報紙上連續報導中英為九龍城寨發生爭執的消息。原來清政府在九龍城寨建有炮臺和海關，在1898年簽訂租借九龍半島的不平等條約時，特別寫明“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所以從法理上說，它是中國的一塊飛地，理應屬於中國政府的管轄範圍。可是港英當局一直阻撓中國官員行使管轄權，並且於1947年11月間，派人進城寨強拆民房，打死打傷居民多人，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廣州學生還沖進英國領事館焚燒傢俱等以示抗議，從而引起全世界關注。而國民政府卻軟弱無能，交涉不力，不敢用實際行動來保護九龍城寨居民的合法權益。我每天看報紙，越看心中越氣，對國民黨政府的軟弱，屈服於英帝國主義的壓力，十分反感。
那年我正在江蘇省立如皋師範簡師班上學。有一天剛走進教室坐下，聽到有人在講臺上喊：“參加三青團的來拿表填”。我隻管低頭做作業，因為是坐在第一排緊靠講臺，能感覺到表格紙從我頭上遞過去。過了幾天，在教室裏又聽到有人在招呼：“參加三青團的到禮堂宣誓”，等一群人走後，我回過頭來看看，教室裏隻剩下少數同學，連最小的十二歲的小女生都去了。幾個月後有所謂黨團合併，這批人又都集體轉入國民黨成了國民黨員。當時我隻是個十四歲的懵懂少年，恰巧發生的九龍城寨事件激起了我的義憤，所以才沒有隨大流參加三青團。
1948年底，隨著淮海戰役的隆隆炮聲，國民黨的江山已經搖搖欲墜，如皋城已處於風聲鶴唳之中，校方決定將學校遷往江南的常熟，號召同學們跟隨南下。參加過三青團的同學，對共產黨難免心存恐懼，不少人也就跟著去做了“流亡學生”。這時我離開了如皋縣城，回到鄉下老家。
這些參加過三青團的特別是流亡過的同學，在新政權下的歷次運動中，不斷被折騰，有人被從蘇南遣送回蘇北原籍，有人被打成右派。有個同學每次運動都要被批鬥，每次都打算給他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直到文革結束後才獲得解脫。這麼多年中，他們所受到的折磨、淩辱，在精神和肉體上承受的壓力和痛苦，是外人難以體會的。我沒有加入三青團，避開了以後許多年的政治風雨，才能安安穩穩、平平淡淡地教了一輩子書。
我們這一代人，正巧處於劇烈動盪變化的時代，不斷發生的一個個事件，近處的、遠處的、大的、小的，都可能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而影響我們的一生。人們的命運，象浪花、象泡沫，任由歷史的波濤掀來推去。個人的力量是多麼的渺小，多麼微不足道，多麼可憐可悲。(2018/04/10 世界日報“上下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