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病讓我做了逍遙派

一場病讓我做了逍遙派 劉振墉

文革開始不久，我生了一場病，卻好比關鍵時刻，老天爺拋給我的一隻救生圈。

一九六六年，我在一個小城市的學校裏舌耕。文革的氣氛隨著氣溫逐日升高。終於有一天，校園裏貼滿了責難學校領導的大字報，可是過了兩三天，就被支持校領導的大字報所複蓋，而且形成了一股抓右派、抓反革命的氣勢。過了幾天，政治天平又向反叛者的一側傾斜，政治氣候一日三變。當時政治鬥爭雖然激烈，但隻是觀點的不同，並沒有形成派別，尚處在君子動口動筆不動手的階段。

當時正是大伏天，終日汗流挾背，我身上長了好多痱子，幾天以後，皮膚大麵積發紅變厚，凹凸不平且感到火辣辣的，奇癢無比。連肚子裏也疼痛難受，發燒到三十九度多。隻好住進醫院，診斷為蕁麻疹，經過灌腸以及抗過敏藥物治療，一個多星期後，症狀緩解，出院回家休養。

幾天後，聽鄰居說，街上正在大遊行，我拖著蹣跚的步伐走到巷子口，看到正好是本校的師生在遊行，他們佩帶袖套、臂章，高舉“ ※※※ 造反派”的大旗，一路高呼“打倒某某某”，“砸爛某某某”等過激口號，人人臉紅脖子粗，情緒都很激動。有一位高個子禿頂的中年人，在隊伍裏最為突出，是本校的教師，平時是那麽的斯文儒雅，現在卻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實在無法理解。

俗話說“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就在我生病的十幾天裏，全校師生已分裂成相互對立的兩派，分別建立起嚴密的組織，人們不得不在這兩派間做出艱難的選擇，當時的流行用語叫做“站隊”。兩派間涇渭分明，壁壘森嚴，虎視眈眈，時有肢體衝突，特別熱衷於在對立派別中挖掘階級敵人，而藉口又總是好找得很。

以後，校內的兩派與社會上的組織聯係起來，形成了全省範圍的兩派鬥爭，從文鬥發展到武鬥。我因生病，躲過了“站隊”的關鍵時刻，於是在別人忙於革命時，我致卻成了一個“自由電子”，當時被稱做逍遙派。

七十多年裏，我就生過這一場病，時機竟然如此湊巧，真的是“好病知時節，當難乃發生”。筆者這輩子，膽小、平庸，從未與人吵過架，也沒有說過粗話、髒話、罵人的話。“頭上三尺有神靈”，也許這一場病，正是老天爺給予我的褒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