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54)
寧為太平犬，怕做亂世人 劉振墉
我從記事時起，家鄉就一直處在戰爭環境中，築據點，打據點，像木匠拉鋸那樣，你來我往。遊擊隊暗殺維持會長，日偽軍捕殺民兵等等，發生的這些血腥故事太多，我當時年齡尚小，記不很清楚。等到內戰爆發前後，發生的事印象就十分深刻，終生難忘了。
假如有人要寫一篇關於中國基層民主選舉的論文，我在《世界日報》上的一篇小文章，標題是“投紅豆，選鎮長”，可以作為參考資料。那可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一次公平、公正、全透明的選舉。在我們中國，像這樣的直接民主選舉鎮長，還有更早的紀錄麽？中國共產黨應該以此為榮。而中國共產黨將民主旗幟舉得最高的時段,正是在1945和1946這兩年。“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口號，就是在這個時候，由周恩來代表共產黨提出來的，我跟著老師，舉著紅旗，在小街上遊行時不知喊過多少遍。等到他們自己掌握了政權，就避之唯恐不及了。
有關我們鎮上民主選舉鎮長的事，現在想來，時間應該是、並且隻能是日寇投降前夕。等到選舉村長的時候，國民黨軍隊已進駐到蘇南，早已虎視眈眈，人們已實實在在感覺到內戰的恐懼氣氛。村長的選舉過程我不清楚，結果卻出人意外，那些抗戰時積極、活躍的，能力強、能說會道的人沒選上，卻選了“三扁擔打不出瘟屁”的鄭銀匠。選舉結果出來後，鄭銀匠的女人呼天喊地，從門裏哭到門外，從街南哭到街北，用如喪考妣不足以形容，可能比竇娥哭得還驚天動地。
鄭銀匠住在我家南邊隔五、六戶人家，是個瘦高個子，當年還隻有二十幾歲，已經娶妻生子，自立門戶。農忙時種地，平時就在店裏叮叮當當的打銀首飾，除了跟顧客談生意外，根本聽不到他開口說話。他隻管做手藝賺錢，家裏的事，特別是對外事務，全部是女人承擔。現在選他做村長，明顯是本村那些調皮、滑頭的家夥串通起來，將燙手山芋推給這個老實人。既成事實哭也無用，能幹的女人將村長的擔子擱在自己的肩上，決不讓男人出麵。等到國民黨軍隊占領本鎮後，也沒有為難這個“共幹”，至於暗地裏花了多少銀兩，就不得而知了。
我讀私塾時的一位學長，要比我大四、五歲，是近鄰張家醬園的小老板，我常常從他那裏借舊小說看。國民黨來時，他還是不到十八歲的未成年人，不知出於什麽動機，指定他做甲長。張家既不敢得罪官方，又怕將來還會“變天”，就由“張老先生”出麵，承擔甲長的一切職責，不讓小老板沾邊。張老先生是張家醬園的窮本家，已在他家做了一輩子的帳房先生，無兒無女。關鍵時刻他出來保護小主人，甘願自己擔當政治風險。三年後果然天翻地覆，幸而政治清算隻及於保長以上，所以，小老板和他家的老先生均安然無恙。
成語“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鄰居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我家北麵隔一戶人家姓郭，兄弟二人合住一套沿街房子，中間大門進去，右邊住著郭大，左邊住著郭二。兩家的兒子，都正是二十幾歲的小夥子，郭大的長子特聰敏活躍，寫標語、畫漫畫、演抗日話劇，又開著一片五洋百貨店，經營得法，財源茂盛。郭二的獨子卻內向、木訥，天天在磨坊裏趕驢子拉磨，有時牽毛驢到門外打滾。
國民黨軍隊來了沒多久，一夥武裝分子在深夜衝進郭家。此前郭大的兒子已預感到形勢不妙，去了江南，財物也轉移了。記得有幾包物件，寄存到我家，是毛巾、洋襪、牙刷、手帕等常見商品，還是我收藏到隱蔽處去的。官匪們沒有能找到多少財物，就將從來不問世事，在家裏睡大頭覺的郭二的獨子抓走了。抓進去也應該問問清楚誰是誰呀！卻隻管先往死裏打，打到三天以後，總算發現抓錯了人，派民夫用門板抬著送了回來。聽鄰居們說，筋骨被打斷，內髒也打傷了，從此再也沒有能站起來過，更不用說牽毛驢打滾，活到三十幾歲就死了。
內戰初起時，絕對是腥風血雨，各自捕殺對方的成員、相關人員或可疑分子，到手就殺，反正殺的都是匪。國民黨方麵稱共產黨一方為“共匪”，共產黨方麵則稱對方為“蔣匪”。於是，曆經八年抗戰，原大後方參加抗戰的血性男兒都成了“蔣匪”，而居住在敵後根據地，積極參加抗日的熱血青年，現有都成了“共匪”。匪黨、匪軍、匪區、匪屬、匪……，反正中國人都成了匪，至於你屬於那個品牌的匪，主要是看上帝多年前將你降生在什麽地區了。
當時國民黨氣勢如虹，共產黨卻奄奄一息，不少人為了活命，隻得自首，聽候處理。區裏辦了個“感化所”，就在我家對門，大約有一百多號人，看上去都是青年農民，像是自首的基幹民兵和村幹部這層級。所長是個殘疾人，一條腿長，一條腿短，拄著拐杖，卻完全是土匪品性。我常常看到他對“所員”任意漫罵，詞語又毒又野，還用拐棍猛抽，對方決不敢回嘴或還手，也許這就是他的感化課程吧！為了活命，什麽屈辱都要能忍受，更要徹底忘記什麽人格、尊嚴這些奢侈品，但心靈上的創傷是深刻的。我同學的姐姐，讀高小時參加了當時的青少年組織“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鋒隊），國民黨來時，她還不到十八歲，也進了某個感化所，熬到了“畢業”。形勢逆轉後又參加了工作，在縣城圖書館做管理員。文革開始，剛要審查、批鬥她，就一根繩子吊死了，我猜想，或許與她在感化所的經曆和經驗有關係吧！
要想通過自首求得苟活並不是件簡單的事，其中大有學問。首先要舍得花錢,找關係托人情，最好做到心中有底。其次是要盡可能不得罪昔日同伴，給自己留有後路。
沿著我家門前小街往北走，不足一裏就走完青石板路，再過去就算鄉下了，緊挨著的村莊叫葛家圩，村民卻多數姓郭。因為這莊上有我家幾門親戚，所以比較熟悉。葛家圩有兩個基幹民兵，其實就是積極抗日的農村青年，因為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根據地，於是自然地成了“共匪”。先是東躲西藏，同時托人疏通好關係，最後一步是怎麽樣去自首？這一步委托了我家的鄰居黃保長。黃保長找到兩個熟識的自衛隊員（國民黨區鄉政權的武裝人員自稱自衛隊，敵對方稱其為還鄉團），一盆五香牛肉加半斤老酒下了肚，帶兩根麻繩，按約定的時間地點，將這兩人五花大綁起來，故意牽著招搖過市，以證明他們不是主動自首，而是被捕後出於無奈。這個故事是多年後我聽黃保長親口講的，至於他自己從中得了多少好處，當然被省略了。
我的一個堂哥，雖然費盡心機，最後還是送了性命。
那天上午，早市上正人來人往的時候，看到我的堂哥被五花大綁地從街上押過去，後麵跟著幾個背槍的自衛隊員。我十分困惑，他又算不上共產黨，抓他幹什麽？幾天以後，聽到大人們在議論，說是區裏要他出來做副鎮長，他不識抬舉，不肯出來做事，因此被抓來了。果然不假，沒過幾天，就聽到了他出任本鎮副鎮長的消息。
這位堂哥也住在葛家圩，是個小而又小的地主，約有二十畝旱地，一半出租，一半自耕。既吃不了苦，又無專門技能，還要養鳥種花，交際應酬，日子過得緊巴巴。在鄉村裏小有名望，各家辦紅白喜事時總能見到他；村東頭寺廟紫竹庵辦廟會，也是董事之一，鄉裏或村裏開什麽抗日動員大會、擁軍優屬大會等，他有時也能在台上露露臉。鄉裏區裏的幹部，不但熟識，有些還可以算是朋友。按他的財富和社會影響來說，應該算是鄉紳裏的末流吧？不過他為人低調，性情平和，更沒有貪婪、刁鑽或霸道的傳聞，所以在鄉村裏口碑還不錯。
也不知是什麽人力薦他出山的，其實，如果他堅持不肯從政，也耐何他不得，所以我更傾向於認為，五花大綁招搖過市，隻不過是一出苦肉計，是做給那個看不見、摸不著，似乎氣數已盡，卻又無處不在的共產黨看的。
我因為在外地讀書，幾年後才聽到消息，這位堂哥已在“鎮反”中被處死了。大家都說他做副鎮長時，沒有做什麽好事，也沒做什麽壞事，平庸無為之人。那怎麽被處以死罪呢？“他有血債呀！”
據說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他帶領幾個自衛隊員，到最近的叫柴家圩的村莊查戶口。他正在一戶熟人家閑聊時，有自衛隊員來報告：“抓到一個共匪”。他去一看，糟了，被抓的是他的老朋友，本鄉的前任指導員。如果他是個機智而又有膽量的人，可以說：“我認識，隻是個普通民兵，放了我負責”，然後給當兵的一些香煙錢，也就沒事了。這些自衛隊員，都是外地人，是些流氓、兵痞，見錢眼開的，他本人並沒有多大的風險。可是他既沒有這樣的智慧，也沒有這樣的膽量。等到“共匪”帶到據點裏，過幾天就被處死了，這筆帳也就算到了他的頭上。
我們當地有一句歇後語：“莊稼人挑糞—前後是屎（死）”。在戰爭年代，特別在拉鋸地區，人們的處境不正是這樣的嗎！
(刊登於新語絲月刊2008/0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