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瞬間
不可說，不可說，一說就是錯。
正文
不上書架的書
馮象 發表時間：2006-1-1
http://www.fatianxia.com
我向來買書不多，大約是少年遠行，長期居無定所的緣故。德國諺語：搬家三趟，如遭火燒。書最重，每次搬家都不得不“處理”一批。與其忍痛割愛，不如不買，我想。於是就越發依賴圖書館了。但是昨天數了數，家裏居然擺了七隻書架，而且插在那裏的書好些還嶄新的沒畫過杠杠，沒插字條，沒讀過！真是慚愧。再檢查一遍，書桌上下、沙發周圍、茶幾、窗台、廚房、廁所……處處是書的領地。這些沒能上書架的書，卻都是翻閱了的。這樣看來，書架反而是為那些不常用或無須讀的書設計的了。
有個編輯朋友問，哪些書對我影響最大，希望談談，向讀者推薦。我想，根據上述觀察，一本書對我的影響大小，與我“親密接觸”的程度，不妨以它離開書架的時間長短，跟我書桌上那兩盞台燈的距離遠近來定。所以我現在坐回書桌前麵，就手邊堆著的書一一看去，覺得可以舉出四本來同讀者談談體會，即《史記》、《共產黨宣言》、《聖經》和《神曲》。
《史記》
中國古人的文章，最令我仰慕的要算太史公的“無韻之離騷”了（魯迅語）。什麽時候開始讀，記不得了，大概在初中一年級，“文革”開始之前。因為“文革”爆發，先父即被“揪出”遊鬥隔離審查，上海社科院和華東師大的造反派輪番抄家，信件手稿通通抄走，書櫃全部貼上封條，而那本《史記》選讀是沒有被沒收或封存的。我上山下鄉去雲南的前一日，獲準見父親一麵。紅衛兵將他押回家來，在主席像下開批判會，要我同他劃清界線。我未吭聲。臨走，父親說了幾句廣闊天地好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話。但當他聽說我行囊裏除了紅寶書、赤腳醫生手冊之外，還有魯迅、《史記》和英語詞典，即麵露欣慰之色。後來知道，他在“牛棚”裏常默誦《報任安書》激勵自己：“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我對太史公的偏愛就更深了，尤其欽佩他忍辱負重，發憤“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那種“倜儻非常”的人格。但那本選讀，卻早已不知被誰借走或遺失了。1998年返北大講學，沈昌文先生陪同至國林風書店瀏覽，見新複刊的《中華活頁文選》中有《報任安書》並《太史公自序》一輯，頓時往事一一來到眼前。回到上海，立即係圍裙撣灰理書，從書架上取了一套父親用過的上海文瑞樓版《百五十家評注史記》帶來美國。從此又得以隨時受教於太史公了。
《共產黨宣言》
我在雲南鄉下自學英語和法語，每月將作業（翻譯和作文）寄到杭州，請我的姨夫王承緒先生批改。姨夫曾留學英國八年，精通數門外語。他雖然戴著“反動學術權威”等好幾頂“帽子”，但抄家批鬥之餘，尚能“改造使用”，做一點翻譯工作，故可以當我的啟蒙老師。我那時用的英法文詞典和讀的原著，都是他贈送的。我一頭鑽進外語裏去，中文就受了影響，信也寫成“洋腔洋調”的了（母親語）。父親在囹圄中得知，建議我對照中譯本，學習（恩格斯親自校對的）英文《共產黨宣言》。一對照，就意識到了自己的語病，同時也十分佩服馬列編譯局的專家們。不過《共產黨宣言》還給我一個重要啟示，就是形象化的理論語言的感染力。或者說，理論作為信仰，其真正的成功和詩歌小說是一樣的，也在於打動讀者的情感、良知，進而支配他的想象力。“文革”後期，父親的戰友、同學和師長陸續“恢複工作”，我去各地拜訪他們。在他們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的力量，從而理解了他們：學生時代為什麽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為什麽屢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無悔；仍然願意如果重頭再來，還是走這條荊棘叢生的道路，一定還犯同樣的“錯誤”。
《聖經》
我初學外語時，文學興趣在18世紀－19世紀小說、法國象征派及英美現代詩。但稍稍深入，即看到《聖經》對西洋文藝的巨大影響，遂開始研讀《聖經》，並對古典語言（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產生了濃厚的學習興趣。考進北大西語係讀研究生後，專業定在中古文學；中世紀文獻多與基督教有關，故《聖經》是必修的科目。從此各種版本的《聖經》高踞案頭，幾乎天天翻閱。中文《聖經》最早也是在父親的書架上翻見的，出國後收集了幾種，但從未仔細讀過。直到入耶魯法學院，有朋友在神學院學習，拿中文《聖經》來找我討論，才發現內中舛錯不少，包括誤譯漏譯和語言風格上的問題。耶魯的神學院和哈佛不同，是培養牧師的。中譯本的理解使用，對於那位朋友便是很實際的問題。後來在香港工作期間，也有道內友人提出這個問題。《聖經》的原文是非常樸素、聖潔、雄健而熱烈的，到了中譯本裏，卻成了半文不白、詰屈聱牙的“洋涇浜中文”。這和《聖經》譯本在西方各國的崇高的文學地位恰成對比。因此萌發了重新譯注《聖經》的計劃。《聖經》是人類有史以來流傳最廣讀者最多的一部書，也是支配我們這個世界的強勢文明的源頭經典之一。我以為，讀者從求知的立場出發，讀一讀應該大有益處。
《神曲》
有一陣子，我熱衷於譯詩，各種語言各個時期的詩，隻要喜歡的都試一試。先父曾請上海外國語學院方重先生批閱。方先生是翻譯大家，功力極深，往往改一兩個字，一行詩就生動了。我對他翻譯的陶淵明和“英詩之父”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尤感興趣。後來我的北大碩士論文和哈佛博士論文寫的都是喬叟。喬叟早年到過意大利，深受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的影響；所以到哈佛不久，但丁和意大利語便排進了學習日程。過完大考，遊曆歐洲，特意追尋喬叟的足跡，訪問了但丁故鄉佛羅倫薩。但丁之吸引我，不僅因為他是“天堂大門為之打開兩次”的偉大詩人（《神曲•天堂篇》15：30），還因為他的藝術風格與中國人的情趣氣質和文學傳統相距甚遠，例如個人化的喻指象征、寓崇高於簡樸的敘述以及對語詞的複義／複調效果的追求。故而百讀不厭。據報道，北大西語係田德望先生譯注的《神曲》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田先生早年留學佛羅倫薩研習但丁，晚年不顧癌症纏身，傾十七年心血鑄成此偉業。功德無量，實在是知識界一大福音。 美國商學宗師奧地利人杜拉克（Peter Drucker）博士今年94歲。神態舉止看似八十，開會聽他作主題報告，敏銳通達恍若盛年，方悟得“人生四十才開始”這句話什麽意思。會上有人問他可有長壽秘訣，他頓了頓，道：讀書。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亞全集從頭至尾重讀一遍。會場上鴉雀無聲，接著就一片讚歎。
我希望每三年，將《神曲》重讀一遍。
二○○三年四月於鐵盆齋
馮象 發表時間：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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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來買書不多，大約是少年遠行，長期居無定所的緣故。德國諺語：搬家三趟，如遭火燒。書最重，每次搬家都不得不“處理”一批。與其忍痛割愛，不如不買，我想。於是就越發依賴圖書館了。但是昨天數了數，家裏居然擺了七隻書架，而且插在那裏的書好些還嶄新的沒畫過杠杠，沒插字條，沒讀過！真是慚愧。再檢查一遍，書桌上下、沙發周圍、茶幾、窗台、廚房、廁所……處處是書的領地。這些沒能上書架的書，卻都是翻閱了的。這樣看來，書架反而是為那些不常用或無須讀的書設計的了。
有個編輯朋友問，哪些書對我影響最大，希望談談，向讀者推薦。我想，根據上述觀察，一本書對我的影響大小，與我“親密接觸”的程度，不妨以它離開書架的時間長短，跟我書桌上那兩盞台燈的距離遠近來定。所以我現在坐回書桌前麵，就手邊堆著的書一一看去，覺得可以舉出四本來同讀者談談體會，即《史記》、《共產黨宣言》、《聖經》和《神曲》。
《史記》
中國古人的文章，最令我仰慕的要算太史公的“無韻之離騷”了（魯迅語）。什麽時候開始讀，記不得了，大概在初中一年級，“文革”開始之前。因為“文革”爆發，先父即被“揪出”遊鬥隔離審查，上海社科院和華東師大的造反派輪番抄家，信件手稿通通抄走，書櫃全部貼上封條，而那本《史記》選讀是沒有被沒收或封存的。我上山下鄉去雲南的前一日，獲準見父親一麵。紅衛兵將他押回家來，在主席像下開批判會，要我同他劃清界線。我未吭聲。臨走，父親說了幾句廣闊天地好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話。但當他聽說我行囊裏除了紅寶書、赤腳醫生手冊之外，還有魯迅、《史記》和英語詞典，即麵露欣慰之色。後來知道，他在“牛棚”裏常默誦《報任安書》激勵自己：“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我對太史公的偏愛就更深了，尤其欽佩他忍辱負重，發憤“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那種“倜儻非常”的人格。但那本選讀，卻早已不知被誰借走或遺失了。1998年返北大講學，沈昌文先生陪同至國林風書店瀏覽，見新複刊的《中華活頁文選》中有《報任安書》並《太史公自序》一輯，頓時往事一一來到眼前。回到上海，立即係圍裙撣灰理書，從書架上取了一套父親用過的上海文瑞樓版《百五十家評注史記》帶來美國。從此又得以隨時受教於太史公了。
《共產黨宣言》
我在雲南鄉下自學英語和法語，每月將作業（翻譯和作文）寄到杭州，請我的姨夫王承緒先生批改。姨夫曾留學英國八年，精通數門外語。他雖然戴著“反動學術權威”等好幾頂“帽子”，但抄家批鬥之餘，尚能“改造使用”，做一點翻譯工作，故可以當我的啟蒙老師。我那時用的英法文詞典和讀的原著，都是他贈送的。我一頭鑽進外語裏去，中文就受了影響，信也寫成“洋腔洋調”的了（母親語）。父親在囹圄中得知，建議我對照中譯本，學習（恩格斯親自校對的）英文《共產黨宣言》。一對照，就意識到了自己的語病，同時也十分佩服馬列編譯局的專家們。不過《共產黨宣言》還給我一個重要啟示，就是形象化的理論語言的感染力。或者說，理論作為信仰，其真正的成功和詩歌小說是一樣的，也在於打動讀者的情感、良知，進而支配他的想象力。“文革”後期，父親的戰友、同學和師長陸續“恢複工作”，我去各地拜訪他們。在他們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的力量，從而理解了他們：學生時代為什麽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為什麽屢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無悔；仍然願意如果重頭再來，還是走這條荊棘叢生的道路，一定還犯同樣的“錯誤”。
《聖經》
我初學外語時，文學興趣在18世紀－19世紀小說、法國象征派及英美現代詩。但稍稍深入，即看到《聖經》對西洋文藝的巨大影響，遂開始研讀《聖經》，並對古典語言（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產生了濃厚的學習興趣。考進北大西語係讀研究生後，專業定在中古文學；中世紀文獻多與基督教有關，故《聖經》是必修的科目。從此各種版本的《聖經》高踞案頭，幾乎天天翻閱。中文《聖經》最早也是在父親的書架上翻見的，出國後收集了幾種，但從未仔細讀過。直到入耶魯法學院，有朋友在神學院學習，拿中文《聖經》來找我討論，才發現內中舛錯不少，包括誤譯漏譯和語言風格上的問題。耶魯的神學院和哈佛不同，是培養牧師的。中譯本的理解使用，對於那位朋友便是很實際的問題。後來在香港工作期間，也有道內友人提出這個問題。《聖經》的原文是非常樸素、聖潔、雄健而熱烈的，到了中譯本裏，卻成了半文不白、詰屈聱牙的“洋涇浜中文”。這和《聖經》譯本在西方各國的崇高的文學地位恰成對比。因此萌發了重新譯注《聖經》的計劃。《聖經》是人類有史以來流傳最廣讀者最多的一部書，也是支配我們這個世界的強勢文明的源頭經典之一。我以為，讀者從求知的立場出發，讀一讀應該大有益處。
《神曲》
有一陣子，我熱衷於譯詩，各種語言各個時期的詩，隻要喜歡的都試一試。先父曾請上海外國語學院方重先生批閱。方先生是翻譯大家，功力極深，往往改一兩個字，一行詩就生動了。我對他翻譯的陶淵明和“英詩之父”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尤感興趣。後來我的北大碩士論文和哈佛博士論文寫的都是喬叟。喬叟早年到過意大利，深受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的影響；所以到哈佛不久，但丁和意大利語便排進了學習日程。過完大考，遊曆歐洲，特意追尋喬叟的足跡，訪問了但丁故鄉佛羅倫薩。但丁之吸引我，不僅因為他是“天堂大門為之打開兩次”的偉大詩人（《神曲•天堂篇》15：30），還因為他的藝術風格與中國人的情趣氣質和文學傳統相距甚遠，例如個人化的喻指象征、寓崇高於簡樸的敘述以及對語詞的複義／複調效果的追求。故而百讀不厭。據報道，北大西語係田德望先生譯注的《神曲》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田先生早年留學佛羅倫薩研習但丁，晚年不顧癌症纏身，傾十七年心血鑄成此偉業。功德無量，實在是知識界一大福音。 美國商學宗師奧地利人杜拉克（Peter Drucker）博士今年94歲。神態舉止看似八十，開會聽他作主題報告，敏銳通達恍若盛年，方悟得“人生四十才開始”這句話什麽意思。會上有人問他可有長壽秘訣，他頓了頓，道：讀書。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亞全集從頭至尾重讀一遍。會場上鴉雀無聲，接著就一片讚歎。
我希望每三年，將《神曲》重讀一遍。
二○○三年四月於鐵盆齋
評論
雲林
2007-03-22 01:23:42
回複
悄悄話
你想好了每3年讀什麽，每5年讀什麽嗎？我從來都是沒有計劃的人，突然間覺得這部書很好，就形影不離。跟熱戀一樣。每每過幾年再翻看那本曾經讓自己那麽瘋狂的書都找不到半點痕跡，自己就會很迷茫，曾經，真的那麽喜歡過這本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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