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六十自述:對中國未來命運與前途的再思考(2010-07-20)

何新六十自述：對中國未來命運與前途的再思考
(2010-07-20 02:27:00)
轉載
標簽：
政治
自由民主
平生
中國社科院
何新
分類：雜論

何新六十自述（修改稿）：

我對中國未來前途的再思考
　　（原名：我看未來淡如清水）

目錄
　　（1）關於我
　　（2）五部書概括我平生
　　（3）野逸之人
　　（4）關於我的學術：經世致用
　　（5）關於我的學術：國學新考
　　（6）懷念80年代的文化氛圍
　　（7）學術問題不辯不明
　　（8）市場化改革敗壞了教育製度
　　（9）我多次逆多數而反潮流
　　（10）當今主流經濟學荒謬幼稚
　　（11）中國亟須製訂自己的全球化方略

　　（12）左右之爭已失去意義
　　（13）我很享受孤獨
　　（14）看未來淡如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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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關於我
　　何新先生說：“我快退休了。隻是我的工作關係在政協，退休的手續還未辦——但是無所謂，什麽時候接到通知就去簽個字。
　　20年前，我從中國社科院調進政協時我是正研究員。後來到政協，在政協我的工作關係是放在老幹部局。但是20多年我沒上班，也不用請假，隻是在家中研究寫作。我本是山野一個閑散的人，實際等於早就退休了。”
　　何新說：“國家對我很好。我已是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專職的）。給我的這種特殊工作安排，大概在全中國獨一無二。即使前一些年有一段時間我已不是政協委員（第十屆），但待遇工資也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何新自嘲說：“所以，我是三有三無二非——有職無務，有名無實，有事無業；這叫三有三無。既非官員也非學者，這叫二非。”
　　何新說：“人生如白駒過隙。少年風流，一晃就六十歲了。今天就借這個機會，回首一下人生往事，談談往昔的作為，現在的所思，以及對國家民族未來的一些憂思。”

（2）五部書概括我平生
　　何新說：“我以往的人生經曆，奇特，不俗。
　　自1966年文革開始，後來我離家上山下鄉，去東北軍墾農場。這幾十年當中，我所經曆的個人生涯中的小風小浪，以至關係國家命運的大風大浪不少，奇事、怪事、不可思議之事也不少。
　　計算起來，我平生五曆生死邊緣，兩次死裏回生。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間生生死死，愛恨情仇的經曆和上天下地的閱曆，絕非一般的文人、書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夢見！”
　　何新說：“蘇東坡說，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舍乞兒——我也是如此。回顧平生——我少年時是浪子，青年時是遊子，中年時是漢子。現在老了——我是整天呆在家的呆子。”
　　我的書齋叫“左右齋”，取左右逢源之義。
　　我的書房裏有一副對聯：
　　 左眼觀今右眼觀史
　　 有酒吟詩無酒吟佛
　　我未參加任何黨派（80年代曾經參加九三學社，後來不喜歡參加會議，就退了），我是在家皈依的居士。
　　何新說：我這一生，活得算瀟灑，開心。年輕時代，我是登徒子。年輕時我很帥，而且有一種傲氣加霸氣， “酷斃”。所以很多女孩子迷我。我大半生放浪不羈。50歲以前，不好意思，經曆了幾次婚變，多次戀愛。
　　但是網絡和一些小報所傳關於我的私事之類都是捏造。
　　我平生個性強，相處難。兩情相悅，所求就是一個“愛”字，有感覺到一起，沒感覺或者感覺不好，就分手，愛得明白，也散得明白！！——“沒有天長地久，隻願曾經擁有。”
　　何新總結說：“我的少年時代是一部闖蕩江湖的《水滸傳》，青年時代是一部紅袖簇擁的《紅樓夢》，壯年時代是一部隨心所欲的《金瓶梅》，中年時代是一部縱橫捭闔參政議政的《三國誌》，晚年是一部歸覓心經的《西遊記》——五大奇書都凝聚濃縮在我平生的感情和閱曆中。如果有機會娓娓道來把往事寫一寫，那會是很好看的一部傳奇故事。”
　　何新說：“最不可思議的是，我這種相當個性化的人生，竟然發生在1949以後到今天這麽一個十分缺乏浪漫精神的時代。所以，我的生活經曆在中國知識分子圈子中，可以說是非常奇特獨一無二的。”

　　（3）野逸之人
　　何新說：我是幸運之人。得天所賜，屢曆磨難不死。得天眼通，心有慧根，而能與天地古今中外溝通。
　　在學術上，我是一個奇跡。我平生無書不讀，無所不學，在人文學術領域舉凡文、史、哲、經、數、理、化、文字、語言、邏輯【注一】、天文、【注二】地理、【注三】，以及藝術、文學、詩歌、美學，以至考古、文物、書畫古玩，樣樣我都感興趣，涉獵過，或者深入淺出地探索過。
　　【注一】錢學森命名何新提出的一種動態集合論為“何新·樹”。
　　【注二】何新在古曆法學上有獨到的發明和考證，著名天文學家陳久金先生有文評論過。
　　【注三】中國引入“地緣政治學”這門英美偏門之學，是老何在上世紀80年代最早研究並介紹給中央高層而引起重視。
　　老實說，對於這些學術中的任何一門，都足夠一個人投入一生去研究的。我平生著述數十種，有一些被譯成多種文字。我的一些暢銷書常被盜版。
　　其實，作為一個學者隻要能寫出其中一、兩種就已經不枉此生，足以名世而成一家言。然而我始終文思如泉湧，直到於今仍未枯竭。我想完成但目前尚未完成的半成品著作（在電腦中或案頭上），還有十餘種。
　　我行文神思天縱。一些文人不服氣，他們說——從沒看到何新在做什麽學問。的確，前人講究“皓首窮經”，主張一生隻讀一經，板凳須坐十年冷，要下這種死功夫。
　　而我則不同。年輕時代，我也曾風花雪月，遊戲人生。什麽都沒耽誤！行過萬裏路，也讀破了萬卷書。
　　但是我的確並沒有對某一種學問傾其全身心專門投入過——所以我承認自己不是專家——一專之家。
　　但是學問之境的最高境界是融會貫通，而我做到了。我不僅是通家，在學術上，也是個玩家。
　　世界是幻，人生是夢，學術是遊戲。我認為做學問能達到的至高境界才是“玩”——玩者，遊戲也。不拿它當飯碗，當金磚或敲門磚。而隻是賞心悅目，怡情遣興，做智力遊戲——這就是玩兒。
　　我懂一點文玩古董的鑒定，也會治印，偶爾也玩玩筆墨。
　　中國古來畫學有南北分宗及力（隸）家與逸家之說。台灣前故宮院長名畫家江兆申，曾寫信稱道我的畫是逸品，說境界很高。高或不高，可以由人評說。但就做人而言，我應當算是一種逸品——閑雲野鶴，野逸之士。

　　（4）關於我的學術：經世致用
　　何新說：我的學術中第一部分是活學問——於國家於民生有用和能用的學問，前人所謂經世致用之學，就是討論經濟的，政治的，涉及國計民生的，以及關乎國際形勢和全球戰略問題的。
　　青少年時代，我喜讀《孟子》，受他的人格主義影響——大丈夫當以天下為已任。所以常懷憂國憂民之思，身居茅廬，而心係天下。
　　我昔日所試圖給國家建言提供的是一套以中華民族和中國國家利益為本位和至上，試圖擺脫左右意識形態之爭的強國利民之術,就是所謂“新國家主義”。我是主張建立強大國家的新國家主義者，但也是希望國家應該是關愛百姓的好國家，而百姓應當有民權的新民主主義者。
　　在經濟思想上，我主張重點產業發展應當以國家目標和全局計劃為主導，而不能以市場和利潤為主導。
　　但是，國民經濟應兼容資本主義以及利用市場機製。這種經濟體製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體製，這本來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在20世紀40年代初對中國經濟體製的設計。
　　在財政上我主張中央收權，協調地方，反對目前的地方坐大，分灶吃飯。以至苦樂不均——有些地方民窮財匱，百姓衣不蔽體。而有些地方城市裏種花種草年耗百億。
　　在社會財富上，我主張實施新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抑製和限製私人富豪經濟、遏製私家富豪對社會公共資源的霸占和壟斷。我反對當今橫行無忌、富可敵國的世襲權門經濟和豪門經濟。我主張內資外資一視同仁，廢止目前對外資的特權和特殊優惠政策。
　　特別在金融領域，我認為國家必須加強對外部進入中國攫金的國際金融大鱷的監管。近5年來，高盛等若幹國際金融大鱷在中國金融領域暢行無忌，為所欲為，蠶食吞噬；把中國經濟攪亂得昏天黑地！
　　在社會分配上，我強烈主張由國家實施第二次分配，以國家權力之手實施社會資源控製和公共產品的有計劃配置。由國家進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保障公民普遍就業，實施全民免費教育和普遍社會醫療及養老保險。我主張國家以財政力量保護和照顧窮人、老弱病殘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我並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相信共產主義烏托邦在現實中有實現的可能。但我是現實主義者，新國家主義者，好國家主義者。
　　我基本認同毛澤東1944--1945年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應當看40年代解放區發表的原版。五十年代以後做了很多向左轉的修改）中所提出的那一整套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的治國理想。
　　遺憾的是，正是毛澤東本人自1957年反右鬥爭後，激烈地左轉。特別在六十、七十年代全麵轉向以階級鬥爭為綱從而背棄了他在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初葉關於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思想。
　　毛澤東在四十年代明確主張，國家政權的性質，應當是“人民民主專政”——既不是蘇聯模式那種“無產階級專政”，但也不應當是隻為富人服務，偏袒富人和權貴的“資產階級專政”。
　　四十年代和建國初期的毛澤東思想不同於1957以後特別是1966以後的毛澤東思想。那時的毛思想強調的核心內容正是新國家（民族）主義、新民主主義和適合中國特殊國情的新社會主義（從而不同於斯大林主義）。

　　（5）關於我的學術：國學新考　
　　但是幾十年來我所真正屬意的，下了多年功夫的，還是一套《何新國學經典新考》【注】。
　　【注】中國民主與法製出版社，2009年出版。
　　我寫這十幾本書，旨在“兼融古今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但我這套書並不是寫給當今的凡夫俗子、利欲之徒們看的。
　　【注】宋陳亮語。原文是“推倒”古今之智勇。
　　這一套《經典新考》經得起後人之研究與觀賞。因為這一套書貫通
　　上下，銜接古今。多少前人沒搞懂沒搞通或者誤解之處，我用一種新的、我個人的獨特的視角，重新作了係統性地解讀。
　　我從乾嘉漢學錢、戴、二王【注】的著作去研習經學及訓詁學。但是我的靈活運用以及所獲得的新知，超過清人以至章、黃之學【注】。
　　【注】指錢大昕、戴震、王引之、王念孫。
　　【注】章，章太炎。黃，黃侃。
　　我有一部《新說文解字》，還未最後定稿，就是要糾正前人在文字學上的誤說。
　　我發現龍的動物原型真相是蜥蜴及鱷魚，鳳的動物原型真相是鴕鳥——這是我歸納了文字學、語言學、動物學、考古學、圖紋學、曆史以及地理學多方麵材料和證據，而後得出的鐵證如山的顛撲不破之論。　　我論證所謂“扶桑”的語源是來自日本富士（fujisang）火山。中國上古曾經存在崇拜太陽神的一神教，而伏羲（曦神）、黃帝(光煌之神)、炎帝（炎火之神）、祝融，原先都是上古太陽神的名號，而後來才成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號。
　　《離騷》、《九歌》這兩個書名，自從漢代以來學者講不通。而我證明，“離騷”就是“離操”，“操”本是上古詩歌之一體。而“九”乃“艽”也，“艽”者 “郊”也，“郊”者，郊天之祭祀也。故“九歌”本為郊祭五方十位天神之祀歌。了解古禮製者會懂得，這些發明皆乃發千古之覆。
　　五四運動鼓吹反孔推翻禮教，對曆史進步有重大意義，但在文化上則有諸多誤解與歪讀。一些謬種流傳久遠，一直影響到今天。
　　《詩》、《書》、《易》、《老》、儒與道等等，被一些隻知耳食之言的文人墨客歪講邪講，講傻了，講歪了，講死了，變成了一種“二百五”的東西。
　　我的這套書自2001年以來先後已經出版過四次，每出一次我都一改再改，增刪曆百遍，嘔心瀝血，從寫作到出版，銷磨前後近乎二十年，方得完成。
　　但是不久我還會出一種新版本作為最後的定稿本。我以這一套書作為老何的《太史公書》，立意正在“通天人之際，會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6）懷念80年代的文化氛圍
　　何新說：對我的學術一向有爭議。然而當今又有哪位人物、什麽東西沒有爭議？
　　有人說可惜你學曆不高啊！學曆不高恰恰是我的榮耀。上帝似乎就是用我在中國當代學術界的存在，來嘲笑那些海歸以及本土的出身名校高門的糟糠之輩。
　　但是其實，我的學術履曆非常正規而完整。
　　1977年高考複考。次年我考進黑龍江一所末流大學，隻讀了三個月不到就主動退學。一年後，我在北京應召聘而被破格聘用，進入國家名牌大學（現在的中央財經大學）當了漢語教師。而聽我授課的那些學生，都是78屆的，本應當是我的同學。我的學生中沒有人對我不服氣。我教的那個班中，培養出了一位著名作家，就是北京作協的徐XX女士。她的文才，當初就是我最早發現而且給予推薦的。
　　一年後胡喬木（中國社科院院長）和梅益先生（秘書長）又把我破格調進中國社會科學院。進去後，我就被直接安排在社科院的最高學術文官機構科研組織局擔任學術秘書。
　　自1980-1990在中國社科院的10年間，我先後由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到研究員，循序漸進，每一次都是破格提名，而後經過所、院兩級學術委員會的論議評定。每一次都有爭議，但最終都以高票表決通過。　 80年代中國社科院還是人才濟濟，許多老一輩的學術權威都還在——學術界人都知道當時在社科院晉升到高級職稱有多難（當時之哲學所、曆史所甚至有海歸博士為評不上副研究員而自殺者）！所以當年我破格晉職的信息被作為特例登過《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
　　有人說你年輕時為什麽不去投個師門弄個學位呢？但是有什麽必要呢？80年代我在中國學術界已經名聲赫赫。學術界當時那些達人，我大體都認識——他們誰敢做我老師？！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自從80年代我在學術界出頭到今天，對我的嫉恨誹謗謾罵之詞一向很多。無非就是末流文人的造謠和髒罵而已。中國一些受過壓抑的文人往往有潑婦、妾婦的變態心理，於網絡的嫉妒與髒罵可見一斑。但是何足介意？
　　我時常見到一些猥瑣的不肖文人抄竊我寫的東西。包括我偶然講過一點隻言片語，都有人撿起來借題發揮。好笑的是，某一、兩個罵我最狠的偽“清流”文人是竊取抄襲最多的（都是被網友所揭露），現眼以後還要強辯，狼狽尷尬之態，觀之好笑。

　　（7）學術問題越辯越明
　　何新說：我是好事之徒，不怕爭論。
　　一些年來在學術上遭遇的高手如林。批過我的人也不少。
　　但是學術論爭，有來有往。你可以批，我也可以駁，道理越辯越明！迄今為止，那些學術上批我的人，還少有與我辯論能往複兩個回合以上的。以至包括80年代直接批評過我的大師呂叔湘、袁珂那樣值得尊重的老先生，交手僅一個回合也就罷手。
　　陝西大學有個斯老先生，就一個“德”字的釋義，與我在《人文雜誌》上往複討論，但是也不過三個回合，他就無意再辯，高掛免戰牌了。
　　80年代有史學博士×××，在堂堂的《曆史研究》雜誌上以頭版頭條撰文批判《諸神的起源》，指點多處所謂的“硬傷”，來勢甚為洶洶。我隻好撰文回應，也發表在《曆史研究》上。我引用史料證明這位博士所提出的諸多異議，並非我的什麽硬傷，而是由於他自己讀書少,所以不知道我所引用的這些史料的出處。這當然也是嘲弄他。可笑交手隻這一個回合，本來我還準備了諸多資料，戰意猶酣呢；而他卻就偃旗息鼓退下不見蹤影了！
　　現在《諸神的起源》日、韓都有譯本（文字古澀很不好翻譯）。台灣木鐸出版社有未經我授權的盜版本。大陸二十年來，則已經反複印刷，出了十幾種版本。每隔兩三年就印一版，因為總有讀者要讀。那些反對我的人可有哪本書有這樣的效果？一本學術書有這樣的成績，還不經典嗎？

　　（8）市場化改革敗壞了教育製度　
　　何新說：我平生友朋遍天下。但我一向不拜師也不收弟子。1988年我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任副研究員時，就有資格收研究生。多年來一直也有不少人慕名欲投我門下，但我一律不收。何故？庸才遍天下，孺子莫可教也。
　　全麵理解我的學術思想，需要多方麵多學科的學術準備和基本知識，而當今能達到我要求的年輕人幾乎根本沒有。所以我的學術將來隻能遺憾地失傳，成為一代乎絕學。
　　市場化改革已經敗壞了中國的教育製度。今日中國之教育體係與醫療體係一樣，變成了商業操作的市場。醫生靠賣藥賺病人的錢，老師靠賣知識賺學生和家長的錢。教育改革亦如醫療改革，愈改愈壞！
　　從小學起，一些教材特別是“奧數”一類輔導資料，就設定一套虛假無實，未來多數終身無用的虛幻知識體係。折磨而且浪費小孩子的生命頭腦和時間。此種體製培養之學生，皆為應試入名校謀學曆，競分數而棄實學。
　　當今學文科者學成不通文墨，學理科者學成不務實技。社會失德，金錢與權勢左右一切。唯娛樂化與動漫化彌漫浸淫當代文化。此種文化氛圍下所育成之青年多弱智而無腦。
　　青年乃國家之未來與希望。青年無才俊，中國之前途，不可言矣！
　　80年代我在中國學術界之所以能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學曆，也不是靠關係，而是靠真學問，靠真本事。英雄不問出身。我很懷念80年代的社會環境和那個文化氛圍。
　　現在中國有什麽“富二代”“官二代”的世襲現象，用人以學曆出身設了重重限製；似乎要重建魏晉九品中正製和世襲門閥的閥閱貴族製度。而80年代的中國還是一個平民社會。全社會禮賢下士，重實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學曆。所以才能破格用人！政治很清明，社會風尚好，學風也好。
　　何新說：若沒有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破格用人，我何新可能永遠隻是東北畎畝上的一介農夫。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何新，沒有八十年代那種學術開明的氛圍也沒有何新。
　　所以，我始終感念鄧小平。

　　（9）我多次逆多數而反潮流
　　何新說：我平生在學術和政治上，數次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有逆鱗犯言之舉。
　　1988年夏季，我在《經濟學周報》上撰係列文論，批評“價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闖關論。我警言曰：“群小亂政，政出多門，天下失序，有動亂之兆。”
　　是年10月我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當代中國政經危機與成因》，警言“如亂局失控，天下勢必分裂而將現諸侯割據之局。”此文發表後為各國政要所關注，亦警醒鄧公及高層。其影響之深，則為其後之事變所證實。我後來之所以得到參政議政之權，而能側身於國士之列，蓋以此。
　　1990年，東歐及蘇聯先後解體，“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美籍日裔學人福山撰書稱民主化乃未來不可逆之曆史潮流——“曆史已經終結。”
　　所謂“終結”的意思，就是從此曆史將是西方化、偽自由化以及美式民主之時代，社會主義理念已經過時。
　　［按：福山在《曆史的終結》一書中雲：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的對立消失，自由民主原則戰勝了共產主義原則成為人類共同追求的普世化原則。當代人類政治出現的諸多問題，不是自由民主原則本身造成的問題，而是沒有充分實現自由民主原則帶來的問題。因此，自由民主原則已經成為人類政治生活中最完善最理想的原則，今後人類政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充分實現自由民主原則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政治的原則不再有發展，因而在政治上人類的曆史已經終結。］
　　但其後發生兩次伊戰、阿富汗戰爭、9·11事變，以及一係列金融危機，顯示普世價值不可期，曆史並無不可逆之潮流，金融資本主義仍需國家主義的政策介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亦並非未來之天堂。
　　何新說：其實，曆史中本沒有所謂不可逆的潮流——若有，亦絕非凡人所能知。
　　我觀察人類曆史之演進，乃知曆史之本體是無序。在人類曆史中，動亂、無序是常態。安定、組織化是動態，是短暫的。
　　所謂曆史“偉人”，都是在曆史之特定時代及背景下，締造和構建曆史新秩序之人。而任何一種製度秩序，穩定期通常不過持續數十年至百年左右，必因腐敗及人性之墮落、私欲之擴張，而逐漸瓦解、疏離、廢弛，而漸進入失序與維穩之中間態，最後終歸於解體。須有這種眼光，人才會有曆史感，而知道自己與以往一樣，都不過隻是曆史中的匆匆過客而已！
　　曆史中所謂“穩定”若不是一極獨大，強權貫徹，則隻能是諸種勢力之妥協與製衡。西方“民主製”雖可略顯民意，製衡權力，但金權資本集團利益與國家利益融合一體，本質仍是資本社會而非民權社會。從來沒有什麽不可逆之“普世性民主潮流”。
　　何新說：1990年夏，我在北京大學演講指出：“偽民主是美國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國是其既定目標”。我一個人當時以此論而對抗一個世界。
　　1990年11月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我的數萬言《中國經濟問題與世界未來》，此文被譯成七十多種文字，傳播全球。
　　不結盟國家論壇領袖尼雷爾讀此文後，大為動容，寫信給我，表示支持及感謝。卡斯特羅讀此文之西班牙文版後，邀我訪古，我遂建議古巴推動經濟改革。
　　回國後，李鵬總理約見我。我建言中國經濟方針宜變內需主導為外向出口主導，方可解決工業中生產過剩、庫存積壓嚴重的問題。此後中國經濟方針轉變，大力鼓勵出口，於是外匯漸得積累，資金得擴散於民間。中國經濟因海外資金技術之進入以及出口市場之帶動，乃呈現近十幾年來之繁榮。
　　1992年春，鄧公南巡反“左”。我上書建言江李體製不可動搖，左右之道不可偏頗。一如文武之道，宜一張一弛，左右之言均不可廢。鄧公似乎容納了我的意見。
　　2010年我出版《反主流經濟學》，書中匯聚我曆年來與主流派關於經濟學政策之論戰文章。我嚐極力反對驅工人下崗及國企私有化之改製。近期我指出人民幣持續升值，乃墮入美國基金及投行攫取中國外匯儲備之圈套。
　　在這些關係經濟方針之重大問題上，我多次以孤介之言逆乎多數而反乎潮流。
　　何新說：實際上我的主張並未成功。但是，我把我的話語留在了曆史中。

　　（10）當今主流經濟學荒謬幼稚
　　何新說：我隻是半個經濟學家。但是在經濟學理論上，我也有所建樹。
　　1990年我提出中國經濟中發生了“生產過剩”，振聾發聵，“雷倒”當時一片人。
　　然而今天“產能過剩”已成了經濟學界的口頭禪。人們似乎忘記了被主流所奉為祖師爺的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中曾經講——“現代資本主義已經永遠解決了‘生產過剩’這一19世紀馬克思經濟學的偽命題。”“主流經濟學”這個辭幾乎就是我的發明，現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牌坊有點臭了！
　　何新說：但是，中國的經濟學思想荒謬幼稚到什麽程度？？還是怎麽估計都嫌不足！一個匯率升值問題，某些經濟學家鼓吹了幾年，大談特談人民幣的“幣值”被低估了，因此應該“升值”——他們卻居然不知道“匯率”是“匯率”，“幣值”是“幣值”，這是兩回事。
　　貨幣可以購物，但貨幣也可以買錢，交換其他貨幣。匯率是什麽？是幣價。以幣買幣，其值曰“匯率”。幣值是什麽？是物價，以幣購物，其價曰“幣值”。因此，“匯率升值”不可與“人民幣升值”混為一談，從而誤導國家和廣大民眾！
　　利用匯率升值，做外匯期貨就可以直接套匯賺錢——這在國際貿易中是基本常識，而中國經濟學人竟很少人知道。
　　何新說：國家的外匯儲備因人民幣持續不斷升值而嚴重流失，這在國際金融史上，將成為由於一種錯誤的經濟學理念而誤國殃民的一個並不可笑的笑話!

　　（11）中國亟需製訂自己的全球化方略
　　何新說：近期以來，“內需主導論”甚囂塵上。倡言此論者，首先無知於資本主義之發展曆史及規律。
　　自15世紀所謂“地理大發現”以來，一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世界市場的開拓史。沒有一個發達工業國，不是由困鎖自足的內需經濟、一國經濟，而跨步走向全球化經濟。
　　何新說：為什麽必然如此？是因為資本主義體製的內在規律使然。
　　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始終無法擺脫周期性經濟危機。而危機發生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產業能力之擴張程度，永遠大於市場之擴張程度。因而，產業在發展中周期性地遭遇國內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勞動力過剩——遂引發一次次周期性發作之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經濟之危機，決定了有能力之工業強國必須向外看——必須全力拓展世界市場及新的資源來源。因此一國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就必須成為外向化的全球競爭型經濟，方有持久而可持續的生存之道。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製下，始終存在著一種兩極化的體製：一極是金融資本及產業發達之主導型國家，另一極是依附於發達工業國之市場、資源服務型國家。後者依附經濟強國作為其外圍市場。
　　這類國家就是從屬於發達國家和次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之第三世界。它們在取得政治獨立前，原本是發達工業國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政治獨立後，則仍因為無法擺脫經濟生存之依附性，而成為非傳統類型的新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如當今之拉美、菲律賓、非洲，以及依附歐盟之東歐諸國）。
　　而中國今天之地位正介於二者之間。
　　綜括某些海歸學者所鼓吹之所謂“內需主導”方針的基本思路，概言之無非就是：
　　1、 主張限製出口，消耗所有外匯儲備大規模進口——從而幫助發達國家開拓中國的內需市場。
　　2、主張對內無限製印刷人民幣，不在乎加劇國內通貨膨脹，鼓吹以房地產經濟為產業龍頭，擴振內需，不惜消耗一切國內資源。
　　何新說：眾所周知，中國之國情是人口過剩，國內資源近乎窮竭，農民極其貧困——何來廣闊之內需市場？
　　一旦現有之外匯耗光，加之出口產業能力萎縮，那時中國就不再有能力購買外部能源及資源。要進口，就不能不舉債。中國將不得不轉變成對外負債的純粹進口國。因為若不大量進口能源資源消費品，因內部民生壓力巨大，國家勢必陷入窮困內亂之境。而這正是美國對中國輸出內需主導論的目的。內需主導方針，乃是最有助於從內部瓦解中國達到幫助美國不戰而勝的方針。
　　由此可見，這種“內需主導論”，不僅是畫餅充饑的虛妄之論，而且是窮國之論、亂國之論，亡國之論！
　　美國近年一直在悄悄營造著一個困鎖中國的戰略包圍圈，目前已經接近成功——從地緣政治及軍事上，對中國實施滿月形包圍戰略。這一軍事戰略與經濟上的內需主導論，內外表裏互相配合，意圖無非都是要困鎖中國，遏製中國，最終分解中國！
　　何新說：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向外發展。我認為中國內部的所有問題和壓力，隻有全力推進向外發展的路線，才有希望解決。
　　為此中國必須形成中國自己獨立的全球戰略。首先應當擺脫外交上的對美依附性。不要總是看著美國人的臉色搞外交！
　　何新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應當開拓自己的國際生存空間，製訂自己的全球化方針。未來中國要想複興而強盛，就必須通過外交、經濟、政治以至軍事的全方位手段，謀求向外拓展，在全球範圍甚至宇宙空間範圍——尋求新的資源供給地，開拓而逐步建構全球化的大市場空間網絡。
　　（12）左右之爭已失去意義　
　　何新說：我認為，若幹年來政治上圍繞改製問題的左右意識形態紛爭，對於未來已失去意義！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改革方向不可能逆轉！但中國將來100年內也絕無可能轉變為美式的政治體製。
　　何新說：在政治問題上，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民主與適度集權兩手都需要。
　　我從來不相信一人一票的分權代議製形式民主可以體現民權。中國許多農村基層至今仍是宗族性社會。所謂民選鄉長、縣長，隻能選出族長。黑金勢力，權錢交易以至賄選、逼選將乘機大行其道。
　　但我也反對不要民主，我相信民主是個好東西。
　　我主張限製行政官員的個人權力。目前中央權弱，法章失序，有地方坐大之勢。以致有些地方之中下層官僚公然為所欲為，橫行無忌——想聚部閱閱兵就閱兵，想抓人遊遊街就遊街，小官僚無法無天。而中央對之竟然無所製約，導致民情激憤。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長此以往，中國就會再度回到東周、春秋時代——天子之政不出洛陽。而諸侯小國林立，各行其政。
　　何新說：所以我主張加強中央集權而“削藩”。國家應當製定嚴格製度，廢除公務員的終身製以至世襲製。實行察舉巡視從嚴約束地方官員。我認為國家必須從嚴治吏，特別不可放縱縣、鄉兩級胥吏橫行於下層，任其魚肉百姓。
　　我主張中央政治要保證下情通暢，民意上達，要讓百姓舒心通氣地過好日子，不要被那些基層惡吏肆意欺侮、蹂躪。
　　我認為有效的公民民主隻能通過法製而得到保障。各級法院有責任依法受理一切違悖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案件，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司法係統應當獨立且直屬於中央，而不應當從屬於地方。讓司法係統成為中央政府依法監控地方的重要法律工具。
　　何新強調說：“法製”的概念不同於“法治”。所謂“法治”並不是什麽現代概念——法治無非是據法而治，這是古代法家的主張。
　　而所謂“法製”，是一個現代概念。其根本意義是憲法體現主權，憲法高於一切，憲法製約國家全部法規製度，違憲就是叛國。憲法約束行政法規。在憲法製度麵前一切人平等。這才是近代和現代的法製理念。
　　何新說：國家應當要求法院民若舉，法必究。法院不應當自我設定諸多禁區，不應該這不受理，那不受理；使得升鬥小民受欺侮後無門投告，有法不可據。這必然醞釀社會不安定。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糾正侵權、保護弱者。
　　各級法院有責任受理涉及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法的一切社會案件——不管是民訴還是公訴，告官員還是告老板，隻要有違法情事就應當允許百姓進法院去告。而且可以逐級上訴，直訴到最高法院。
　　擴大法院的職權，就可以減少信訪的問題；從而讓有裁決權的法院，取代無任何實權的信訪部門。法院權責加大，信訪自然減少。
　　我認為左右兩派都不應再煽動內爭與內亂。對內應革除弊政，保持安定團結。舉國一致向外拓展，謀求營造以中國金融以及產業為核心之新東方和新世界經濟體係——這才是解決未來中國一切內外問題的根本興國之道！
　　何新說：我這些話說在當前，仍然是逆多數而反潮流。但是，中國未來沒有第三條路——要麽就是走向複興而成為世界核心強國；要麽就是因內部壓力積聚，終於內亂爆炸而分裂解體。
　　曆史留給中華民族的時間和機會並不太多了！

　　（13）我很享受孤獨　
　　何新說：二十幾年來，我在學術界獨往獨來。但是我很享受，自得其樂。能避開文人中的俗人、庸人、笨人和壞蛋是一大樂事。
　　可歎往日那些曾經知我、誨我、提攜我、獎掖我，令我尊敬的長者、能者、德者，於今都已逝去。
　　當今中國已少見真正的文化人。隻怕以後再過一兩代，連能通讀《古文觀止》原文的文人也不多了。當今文化表麵富麗堂皇，可惜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都是徒有泡沫。價值之沒落，無過今日！令人悲哉痛也!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我悲哀當今民族文化的衰落——未來怕找不到讓民族古典精神棲息的家園。
　　何新說：現在的“市場轉型”幾乎成為又一種“運動”。未來曆史會證明——近年以全麵私有化為目標的這種所謂“轉型”運動，是文革以後我們這個不幸民族所遭遇的又一次浩劫！是文化的浩劫，是人道的浩劫，也是自然生態的浩劫！
　　生態之破壞，中國有史以來莫如當今之嚴重，也超過當今備受詬病的1958年的大躍進。根源就在於市場化、私有化過程中人們對金錢的瘋狂追逐、各地官員對GDP的掠奪式榨取！現在又有人在鼓吹什麽農宅地私有化。無非就是再發起又一輪征地運動，對農民的又一輪掠奪。但願不要再在農村又掀起一波大搞房地產的運動。
　　現在的農村中，多數地區的農民民生相當困頓。應當在農產品市場化的基礎上重建農民的新型合作組織（歐盟、日本、以色列的農民合作組織有成功之模式可資借鑒）。
　　當今農已棄業，糧有近憂，若再因沿海出口經濟衰退而卷起一個返鄉農民的失業潮，天下豈能得安寧乎？！
　　何新說：但是，不管未來道路多麽曲折——總有一天人們還會回歸莊嚴而反省今日。即使天崩地裂，我相信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總會存留下若幹種子，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總有一天，還會再出現文化昌明的好時代、新時代，真正的盛世；還會再出現新一代文化上的智者們。讓中華文化的太陽再度明亮！

　　（14）冷眼看未來淡如清水　
　　何新說：我對未來看得淡如清水。我平生經受過凡人不能想象的大苦，也享受過俗人不能想象的大福——而今回看60年的人生，一切，宛如一場遊戲。隻留得一抹夕陽幾許微笑而已。
　　我身體早已外強中幹，表麵似還好，其實眼半瞎，腦半殘，心半死（我心髒有個窟窿，動脈上有一血管瘤，隨時可能崩破）。惜命的人遇到這種情況，早嚇得半死，會食不好睡不安，恨不得天天要去泡醫生。可是我自十年前檢查出來至今，連再複檢都沒去過。
　　作為專職的政協委員，國家給我安排可享受副部級的高幹醫療待遇，每年都有公費體檢，但是十多年來我基本沒去檢查過。
　　每年暑期我可享受一次去名勝地公費療養的待遇。但是我給國家省了錢，十幾年來一次沒去過。我很少去醫院。中西醫藥理、病理、生理，我略知一二一般生病我自己調藥自我治療。如果將來身體真有狀況，那我的態度是恬淡寧靜，順天由命。
　　死生有命，萬法皆虛。我是隨時準備放下眼前身外的一切，皈依涅盤去見佛祖的。來時赤條條，去時無牽掛。而今天但凡我還活著——那隻有一種意願就是，再寫一點東西，利樂眾生，利樂有情，利樂他人。　　我現在凡所言、所寫、所愛、所喜、所恨、所苦——皆非關自我，是以大悲之心觀世——警世，為後代，為國家，為蒼生！如此而已，夫複何求？！
　　天象異常，危機四伏。善善惡惡，因果相循。命也夫，隨之去，過眼雲煙而已。
　　就個人而言，上天給我的恩寵已經夠多了！
　　這就是我的六十歲感言。



（2010年7月16日）


　　[頑石附注：這篇文稿最早是根據何新談話的錄音記錄整理。後來經過何新先生多次反複的修改。這一稿中增加了若幹重要的內容。何新先生認為可以作為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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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簡介】　
　　何新，中國著名學者、曆史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國際知名政論家、戰略評論家。曆任第七屆、第八屆，第九屆、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均為專職）。 1978年大學肄業。1979年任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現為中央財經大學）漢語教師。1980年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 1990年後，調離社科院任職於全國政協，以專職委員身份從事研究工作。
　　在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最具爭議及傳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屬。自80年代以來，何新的文化研究，經濟和國際問題研究，他所首先倡導的一些基本觀念，已匯為思潮，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中國的文化和社會發展。受到支持者和反對者的廣泛注意。人們可以不讚同他，但是不可能不重視他。
　　何新的學術在80-90年代中國政治與文化這一巨大轉變時代留下了深刻的思想印跡。由於何新的特殊影響，他曾經成為海內外各主要新聞機構追逐采訪的對象。采訪過他的包括：美聯社、紐約時報、共同社、ABC、NHK、美國之音、路透社、獨立報、費加羅報等世界著名傳媒。1994年後，何新悄然退隱，因身體原因拒絕與一切內外傳媒作直接接觸，也不再出席公開會議，講課講演，從公眾視線中遁失。
　　［摘自《跨世紀人才》作者：言午《中國高層智囊：影響中國發展進程的11人》，陝西師大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京華出版社2000年八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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