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變中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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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市場化改革敗壞了中國教育製度 (何新六十自述增補內容)

(2010-07-25 08:21:42) 下一個
何新:市場化改革敗壞了中國教育製度 
(何新六十自述增補內容)

  何新說:我平生友朋遍天下。但我一向不拜師也不收弟子。1988年我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任副研究員時,就有資格收研究生。多年來一直也有不少人慕名欲投我門下,但我一律不收。何故?庸才遍天下,孺子莫可教也。

  全麵理解我的學術思想,需要多方麵多學科的學術準備和基本知識,而當今能達到我要求的年輕人幾乎根本沒有。所以我的學術將來隻能遺憾地失傳,成為一代乎絕學。
  市場化改革已經敗壞了中國的教育製度。今日中國之教育體係與醫療體係一樣,變成了商業操作的市場。醫生靠賣藥賺病人的錢,老師靠賣知識賺學生和家長的錢。教育改革亦如醫療改革,愈改愈壞!

  從小學起,一些教材特別是“奧數”一類輔導資料,就設定一套虛假無實,未來多數終身無用的虛幻知識體係。折磨而且浪費小孩子的生命頭腦和時間。此種體製培養之學生,皆為應試入名校謀學曆,競分數而棄實學。

  當今學文科者學成不通文墨,學理科者學成不務實技。社會失德,金錢與權勢左右一切。唯娛樂化與動漫化彌漫浸淫當代文化。此種文化氛圍下所育成之青年多弱智而無腦。
  青年乃國家之未來與希望。青年無才俊,中國之前途,不可言矣!

  80年代我在中國學術界之所以能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學曆,也不是靠關係,而是靠真學問,靠真本事。英雄不問出身。我很懷念80年代的社會環境和那個文化氛圍。
  現在中國有什麽“富二代”“官二代”的世襲現象,用人以學曆出身設了重重限製;似乎要重建魏晉九品中正製和世襲門閥的閥閱貴族製度。而80年代的中國還是一個平民社會。全社會禮賢下士,重實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學曆。所以才能破格用人!政治很清明,社會風尚好,學風也好。

  何新說:若沒有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破格用人,我何新可能永遠隻是東北畎畝上的一介農夫。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何新,沒有八十年代那種學術開明的氛圍也沒有何新。
  所以,我始終感念鄧小平。

  (9)我多次逆多數而反潮流
  何新說:我平生在學術和政治上,數次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有逆鱗犯言之舉。
  1988年夏季,我在《經濟學周報》上撰係列文論,批評“價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闖關論。我警言曰:“群小亂政,政出多門,天下失序,有動亂之兆。”
  是年10月我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當代中國政經危機與成因》,警言“如亂局失控,天下勢必分裂而將現諸侯割據之局。”此文發表後為各國政要所關注,亦警醒鄧公及高層。其影響之深,則為其後之事變所證實。我後來之所以得到參政議政之權,而能側身於國士之列,蓋以此。

  1990年,東歐及蘇聯先後解體,“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美籍日裔學人福山撰書稱民主化乃未來不可逆之曆史潮流——“曆史已經終結。”
  所謂“終結”的意思,就是從此曆史將是西方化、偽自由化以及美式民主之時代,社會主義理念已經過時。

  [按:福山在《曆史的終結》一書中雲: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的對立消失,自由民主原則戰勝了共產主義原則成為人類共同追求的普世化原則。當代人類政治出現的諸多問題,不是自由民主原則本身造成的問題,而是沒有充分實現自由民主原則帶來的問題。因此,自由民主原則已經成為人類政治生活中最完善最理想的原則,今後人類政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充分實現自由民主原則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政治的原則不再有發展,因而在政治上人類的曆史已經終結。]

  但其後發生兩次伊戰、阿富汗戰爭、9·11事變,以及一係列金融危機,顯示普世價值不可期,曆史並無不可逆之潮流,金融資本主義仍需國家主義的政策介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亦並非未來之天堂。

  何新說:其實,曆史中本沒有所謂不可逆的潮流——若有,亦絕非凡人所能知。
  我觀察人類曆史之演進,乃知曆史之本體是無序。在人類曆史中,動亂、無序是常態。安定、組織化是動態,是短暫的。

  所謂曆史“偉人”,都是在曆史之特定時代及背景下,締造和構建曆史新秩序之人。而任何一種製度秩序,穩定期通常不過持續數十年至百年左右,必因腐敗及人性之墮落、私欲之擴張,而逐漸瓦解、疏離、廢弛,而漸進入失序與維穩之中間態,最後終歸於解體。須有這種眼光,人才會有曆史感,而知道自己與以往一樣,都不過隻是曆史中的匆匆過客而已!

  曆史中所謂“穩定”若不是一極獨大,強權貫徹,則隻能是諸種勢力之妥協與製衡。西方“民主製”雖可略顯民意,製衡權力,但金權資本集團利益與國家利益融合一體,本質仍是資本社會而非民權社會。從來沒有什麽不可逆之“普世性民主潮流”。
  何新說:1990年夏,我在北京大學演講指出:“偽民主是美國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國是其既定目標”。我一個人當時以此論而對抗一個世界。

  1990年11月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我的數萬言《中國經濟問題與世界未來》,此文被譯成七十多種文字,傳播全球。

  不結盟國家論壇領袖尼雷爾讀此文後,大為動容,寫信給我,表示支持及感謝。卡斯特羅讀此文之西班牙文版後,邀我訪古,我遂建議古巴推動經濟改革。
  回國後,李鵬總理約見我。我建言中國經濟方針宜變內需主導為外向出口主導,方可解決工業中生產過剩、庫存積壓嚴重的問題。此後中國經濟方針轉變,大力鼓勵出口,於是外匯漸得積累,資金得擴散於民間。中國經濟因海外資金技術之進入以及出口市場之帶動,乃呈現近十幾年來之繁榮。

  1992年春,鄧公南巡反“左”。我上書建言江李體製不可動搖,左右之道不可偏頗。一如文武之道,宜一張一弛,左右之言均不可廢。鄧公似乎容納了我的意見。
  2010年我出版《反主流經濟學》,書中匯聚我曆年來與主流派關於經濟學政策之論戰文章。我嚐極力反對驅工人下崗及國企私有化之改製。近期我指出人民幣持續升值,乃墮入美國基金及投行攫取中國外匯儲備之圈套。

  在這些關係經濟方針之重大問題上,我多次以孤介之言逆乎多數而反乎潮流。
  何新說:實際上我的主張並未成功。但是,我把我的話語留在了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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