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經濟困難”的六十年代初中學生糧食定量男30 ? -童年及少年時代瑣憶 (黎陽 )

童年及少年時代瑣憶


黎陽
2010．6．26．
1．小學時代的幾件事
2．中學時代的業餘愛好
3．千篇一律的作文開頭
4．騎車騎出來的時間表
5．醫院印象
6．困難時期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7．喝牛奶的故事
8．我的童年沒有恐懼

1．小學時代的幾件事
我50年代中上小學時家住北京北新橋，每天乘有軌電車到燈市口上學（北新橋——燈市口）。剛開始奶奶很不放心讓我自己天天過馬路，便千叮嚀萬囑咐要我放學後不要直接乘回程車回家，因為那樣一來就得過馬路。她要我一定乘跟上學來時同向的“白牌子”四路環行繞個大圈子回家（燈市口——東單——天安門——西單——西四——什刹海——鼓樓——交道口——北新橋），這樣就不必冒過馬路之險了。


其實幼兒園的老師早就反複教過我們過馬路的要訣：“先左顧後右盼，沒有車再往前趕，別慌張，別亂竄”。對過馬路我一點也不怵。奶奶的囑咐隻是讓我有了個放學後坐電車坐個夠的借口。
就這麽一來二去跟四路環行的幾個司機售票員們混熟了，允許我站在司機身邊看開車（有軌電車的司機是站著開的）。還記得有一次一個司機告訴我他一個月掙70元，售票員掙50。我當時對錢沒什麽概念，也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多是少。（幾年後我上中學吃食堂時才知道一個月的夥食費是9元，一個學期的學雜費是2元5。）

時間一長，我對坐電車的興趣漸漸減退了，於是又去找其它樂趣。記得有一陣子我的樂趣是午休時或下午放學之後跑到景山公園山上的亭子裏躺著聽風吹鬆樹沙沙響——那時景山公園對少年兒童免費，我可以來去自如。
再後來是逛動物園——動物園是使用市區月票乘公交車最遠可以到達的地方。但進動物園要買門票，而且是郊區公園門票價：一角（市區公園門票價是5分）。當時父母嚴禁我身上有哪怕一分錢，我也不敢開口跟他們要錢，免得暴露我放學以後不急著做作業而去逛公園的貓膩。於是我發揮了“狗都嫌”的年齡的男孩常有的挑皮搗蛋精神，惡做劇地翻牆溜進動物園。 .


說是翻牆，其實是翻柵欄/鑽柵欄——那時動物園在與北京展覽館相鄰一側用鐵柵欄隔開，不很高，不難翻；而且柵欄間距也不很密，容得下當時我這個小男孩把腦袋鑽過去——隻要腦袋過得去，身子就過得去。
就這樣我跟一個蟒蛇飼養員混熟了。別的沒記住，隻記得他給我看過一張他跟大蟒的合影：他兩手張平呈十字形，大蟒直直地橫在這“十字架”上，從左手經過左肩、脖子、右肩直到到右手——他在照片裏輕鬆自如笑容滿麵，看照片的人可覺得有點糝得慌。


小學五年級時我參加了學校組織的航模小組，學會了用買來的成套材料製作模型飛機，製作過最簡單的彈射式木飛機和複雜一點的橡皮筋驅動的木架紙蒙皮的螺旋槳飛機。親眼看到自己親手做出的模型飛機飛上了天，那股高興勁就別提了。


不過有一次我卻“樂極生悲”，高興之餘幹了件蠢事——看到一架彈射式木飛機滑翔得特別出色，便格外珍惜，特地把這架飛機漆上了顏色。沒想到油漆把飛機的飛行性能全毀了，從此一上天就象塊石頭一樣一頭栽下來，再也不滑翔了——讓我著實心痛了好一陣子，也因此牢牢記住了兩句成語：畫蛇添足，過猶不及。


後來我看見別人放的風箏飛得更高更久，便想自己也做個玩玩，但沒有現成的材料（我也看不上用別人提供的現成材料做了）。我便自作聰明開動腦筋“就地取材”——把家裏的竹門簾偷偷拆了做骨架，把隔壁人家畫畫的宣紙偷了來糊風箏麵，做出了一個飛得特別高、載重量也不小的八角大風箏——換來的卻是結結實實的一頓訓。 ...


記憶中的50年代的小學日子就是這樣充滿了無憂無慮和自由自在——當然也少不了讓大人操心的調皮搗蛋和不知用功——直到語文課學了蘇聯一個女英雄童年時不完成作業不去遊泳的毅力故事之後我才有了“每天做完作業再去玩”的概念。上到初二我不知怎的自然而然開始比較自覺地奮發用功學習了。


還記得童年時代的兩首兒歌：
老黃牛
老黃牛呀肥又大，
土改以後到我家，
一家大小都愛它。
哥哥給它割青草，
嫂嫂給它拌豆渣，
弟弟給它汲飲水，
我就給它戴上一朵大紅花。
愛
工人愛機器
農民愛土地
戰士愛槍又愛炮
我們要愛書和筆。
2．中學時代的業餘愛好
我初中高中都參加了學校組織的課外活動小組。初中學的是木工，高中學的是電工——手藝沒練出來，隻學了點木工和電工的基本常識。但這點基本常識在日後的生活中卻非常管用，到現在都離不開——起碼碰到需要時知道該朝哪個方向去找答案，知道大致原理，知道可能需要什麽工具，家裏平常小修小調的事自己完全能對付，擺弄沒摸過的新玩藝熟悉得非常快。 .


更重要的是從此發現了規律：不會親自動手的人最容易犯紙上談兵，不愛親自動手的人最容易犯官僚主義——這樣的人其實特別容易糊弄，尤其碰上善於舌燦蓮花的，往往來一通振振有詞就能給繞住——既然你自己不親自動手，實際情況如何就隻能聽別人的，不是聽我的就是聽他的，反正就是沒有自己的（等學了毛澤東著作，才知道這涉及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知行合一，理論聯係實際）。


印象較深刻的一件事是60年代高中一個愛好無線電的同學告訴我他的一次有趣經曆：有一天他到西四電子元器件處理品商店買電視機元件，正和一大堆電子愛好者搶著跟售貨員七嘴八舌，你“來半斤電阻”、我“來四兩電容”地好不熱鬧，忽然有個老工人模樣的人扯住他問：“你說說看，什麽是‘無線電’”？他便波長、頻率、共振地講了起來。正津津有味，那位老工人卻一擺手說：“你說的全不對。無線電就是錢，沒完沒了的錢，‘無限’地往裏‘墊’，所以叫‘無限墊’！” .


3．千篇一律的作文開頭
初中時有一次語文老師這樣給全班講評作文：“好些同學也不知是怎麽了，不管是寫記敘文、抒情文還是議論文，一開頭總是固定不變的一句話：‘蔚藍蔚藍的天空上飄浮著幾朵輕紗似的白雲’——如果是議論文，‘蔚藍蔚藍的天空’和‘輕紗似的白雲’跟你的議題挨得上嗎？再說大家誰沒見過‘蔚藍蔚藍的天空’和‘輕紗似的白雲’哪？來來回回老是重複這一句，讓不讓人煩啊？可見這樣寫的同學隻會簡單地把司空見慣的東西往作文裏塞，卻不知道動動腦子想想該用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


聽老師這麽一講，再看看自己的作文，許多同學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幾乎人人有份。
然而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卻突然發現：如今北京的學生作文還會有“蔚藍蔚藍的天空上飄浮著幾朵輕紗似的白雲”之類的“千篇一律”嗎？——你叫他們平時到哪兒看“蔚藍蔚藍的天空”和“輕紗似的白雲”去？即便有人硬這樣寫，也會立即被人看穿是瞎編亂抄。


忽然感到童年時代這 “蔚藍蔚藍的天空上飄浮著幾朵輕紗似的白雲”之類“司空見慣”和“千篇一律”是多麽可貴啊！
4．騎車騎出來的時間表
五年級時近乎死乞白賴地借別人的自行車學會了騎車，從此我成為“自行車大國”裏的一分子，之後慢慢習慣了用騎車時間來換算北京市的距離。
除了刮大風下大雨和下雪的日子，我60年代到70年代在北京騎自行車的時間表大致是：
動物園到頤和園——25到30分鍾。
天安門到頤和園——55到60分鍾。
頤和園到香山——30到35分鍾。
建國門到西直門——30到40分鍾。
當年我覺得騎自行車比坐公共汽車強：不花錢，時間有準頭，靈活機動，沒有停車的麻煩，不管到哪裏代價不過倆饅頭，外加兩分錢存車費。在郊外騎車還有附加收獲——新鮮空氣。
現在呢？理論上，在北京騎自行車仍然比坐公共汽車強，比開小汽車也強：不花錢，時間有準頭，靈活機動，沒有停車的麻煩；但實際上已經不現實了——自行車說丟就丟不說，如今騎車上道既不安全也吸不到新鮮空氣。
說不定將來最現實的辦法隻有步行了。
在北京同樣的距離，同樣的事，當年可以幾乎不花什麽錢就能做到的，如今即便花大錢買汽車也做不到。如此對比一下就可以知道：童年我騎自行車就能實際享受到的環境資源（包括空間資源）比如今開“寶馬”的“大款”們不知強多少倍。 .


（順便說一句：“寶馬”在“美國消費者協會”發行的“消費者指南”裏得分從來不高，“性價比”這項指標得分更是低得可憐。在美國人關於汽車的笑話裏，“寶馬”的意思是“大燒包”：BMW=Big Money Waste）。
5．醫院印象
童年記憶裏，跟在醫院住院相關的事隻有兩次。
一次是我四年級時得闌尾炎住院動了手術。別的印象沒有，隻記得醫生護士都挺和藹，為要不要開刀反複征求家長意見和我的意見，最後才確定手術治療。還有就是病房裏隻有病人，沒有陪床的。一切都是醫院工作人員做。
有點印象的是出院後坐公共汽車回家，上了車沒座位。我就問媽媽：不是照顧病號嗎？怎麽我作了手術卻沒人照顧我呀？”話音剛落周圍所有坐著的乘客一下子全站了起來讓坐。媽媽很不好意思，跟我說：“你看，誰看得出來你這麽個小調皮是病號啊？” ..


另一次是60年代初媽媽犯了心髒病，住院動了心髒大手術。
醫療上的事我不懂，隻知道手術很成功。其他的事沒給我留下什麽特別印象，一切都是公費醫療包了。至於 “塞紅包”、推銷藥、亂做檢查、假冒偽劣藥品之類那時人們聽都沒聽說過，更想象不出來。所以雖然做如此大手術，全家卻很平靜，沒有舉家惴惴，更談不上傾家蕩產。唯一給我留下點印象的是醫院對家屬探視管得非常嚴，不到時間不準進，一到時間立刻把人趕走；病房大樓每層走廊入口都能看到一幅很大的告示牌：一個護士把食指豎在嘴邊，眼睛看著你，仿佛正在衝你說“噓！安靜！”——住院區不準大聲說話，不準大聲咳嗽，甚至不準大步流星，千方百計不打擾病人，更不許家屬陪床——照料病人是醫務專業人員的工作，不允許非專業人員插手，否則出了岔子責任算誰的？（據我所知，這在美國仍然是醫院的標準規定——可見童年時中國醫院在這方麵很“國際接軌”，倒是如今充滿“特色”。）


6．困難時期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我升入初中時正是“三年經濟困難”的六十年代初。
困難時期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入學之後學校立刻按中學生標準給我們調整了糧食定量。當我把調整定量通知書拿回家後全家都大吃一驚：大人都在減定量，而你個小孩的定量卻不減反增，還居然增為30斤，成了全家最高的——是不是弄錯了？


我到學校一問，回答說沒錯，是北京市統一規定，全班全年級的同學都是同樣標準：男30，女28；大家都一樣，沒人特殊。
當然，北京市得天獨厚，那個時期全國其他地區的中學生的定量不可能都和北京市一樣。但我相信，那個時期的中學生的定量肯定都在當地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調高了。因為這是一個統一的政策：保護下一代的健康發育。
這事讓我永遠銘刻在心：在最困難的時候，有人想到的是下一代，是未來，是用切切實實的行動而不是口頭漂亮空話保護國家的未來。
如今有些人對這點定量不屑一顧。但我不這麽看——“疾風知勁草，患難見真心”：在什麽都缺的極端困難時期還硬擠出最好的東西給下一代，這份情，這份義，這份慈，這份愛，這份責任心比有形的物質財富不知寶貴多少倍。這一切是那些在“和諧盛世”裏把轉基因主糧、三聚氰胺牛奶、有毒偽劣疫苗、豆腐渣校舍之類無數有毒有害的東西強加給下一代的“道德的血液”絕對無法相比的——誰能相信那些自己什麽都不缺的時候都要給下一代下毒的黑心腸會在大難臨頭時為下一代做任何犧牲？


在最困難條件下“保護下一代”這一舉措讓我看到了一種自信，一種自尊，一種責任感。
保護下一代就是保護未來。追求未來才會保護未來。相信未來才會保護未來，才會為保護未來付出代價——隻有滿懷自信、相信眼前的困難是暫時的、是可以迅速克服的，才可能為未來做打算。如果根本沒打算有未來，或根本不相信還有未來，不相信眼前的困難可以迅速克服，已經到了山窮水盡、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爹死娘出門，各人顧各人”、“飛鳥各投林” 的地步，豈肯為不存在的未來犧牲自己的眼前利益？


隻有精神上的強者才能在困難麵前想到保護下一代——這是強者的自尊，更是強者才會有的責任感。
家庭要延續，就必然保護家庭的下一代。國家要延續，就必然保護國家的下一代。如果兩口子不打算過了，肯定不想要孩子，肯定急著把家當都換成現錢。如果一個國家當政的不保護下一代而熱衷於把國家的一切都換成現錢，肯定沒打算讓這個國家繼續存在下去。敢用轉基因主糧、三聚氰胺牛奶、有毒偽劣疫苗、豆腐渣校舍等層出不窮的有毒有害玩藝對下一代下毒手的人，肯定是沒打算讓中國繼續存在、沒打算讓中華民族繼續存在的人，否則怎麽可能容忍如此斷子絕孫的缺德事存在哪怕一天？這些人不管嘴上說得如何好聽，不管指使多少吹鼓手聲嘶力竭，他們已經被他們自己的行為永遠釘死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任何言辭也掩蓋不了、洗刷不掉。



當然，最困難時期受到特別照顧的不僅有下一代，還有知識分子——“高級腦力勞動者”。
更確切地說，凡需要特別照顧的，當年都沒有拉下。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二日國務院關於改進城市、工礦區糧食、食用植物油、肉類、魚類供應工作的規定》列舉出應享受特別照顧的人有：
——工礦、交通運輸、森林采伐企業、建築工程單位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
——大中型廠礦、企業經常直接參加高溫、井下、水底作業的工人；
——長期接觸有害身體健康的物質的工人、技術人員和職員；
——在大型企業的最要害的生產崗位精力高度集中的直接生產人員（如大型吊車、巨型機電設備的操縱人員和鐵路機車司機等）；
——科學研究和衛生醫療部門經常接觸放射性元素、放射線和急性傳染病、麻瘋、肺結核病的工作人員；
——高級腦力勞動者；
——體力消耗較大的藝術人員，
——優秀運動員；
——產婦；
——醫院的傷病員和療養院的休養員，以及經過醫療部門證明確實需要營養的在家病員。
看了這份清單讓人得出一個結論：隻有對未來有信心、一心一意謀求國家持續發展，才會列出這樣的清單——清單上列出予以特別照顧的人，都是確保國家持續發展所必須的人——這是按實際需要考慮而不是按身份高低貴賤考慮。如果對未來沒有信心，如果對國家的長遠發展毫無興趣，肯定不會擬定出這樣的清單。清單背後體現的是一種氣概：統籌兼顧、凝聚全國、節衣縮食、共同努力克服困難的氣概，基本出發點是為中國著想、為中國謀劃——帶領中國人節衣縮食克服中國的困難。（這跟逼中國老百姓節衣縮食滿足美國人的貪婪、高唱“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中美攜手、國際合作、同舟共濟、共克時艱”等行徑相比，簡直一個在天上，一個在茅坑裏）


魯迅說：“平民總未必會舍命改革以後，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上等人從來就沒有給他們安排過雜合麵。”——工農當家作主的時代雖沒給“精英”們安排魚翅席，卻安排了比工農大眾更高的待遇，困難時期還特別安排了“高級腦力勞動者特別補助”——自己節衣縮食，給知識分子特別照顧。而等“精英”大權在握，卻立刻凶相畢露，對當年節衣縮食特別照顧自己的工農大眾翻臉不認人——“鐵麵”、“鐵腕”砸“三鐵”、“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買斷工齡”、“國有企業重組”、“出賣國企”、“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住房商品化”、“MBO”、“擴大內需”、“高薪養廉”、“改革代價論”、“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取消社會福利”、“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資標準對工人沒有好處”、“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腐敗有利論”……上等“精英”們給平民安排的不是“雜合麵”，而是轉基因主糧、三聚氰胺牛奶、有毒偽劣疫苗以及無窮無盡匪夷所思的毒品。對這樣的狼心狗肺，怎麽可能使老百姓頂禮膜拜去“感恩”？


7．喝牛奶的故事
附一篇以前寫的文章《喝牛奶與學雷鋒》（見附錄）。
跟如今的琳琅滿目相比，當年喝的奶製品種單調不假，沒有多少選擇不假。但有一種“沒有選擇”卻令我迄今慶幸而自豪——當年老百姓買食品時絕對沒有在“貨真價實”與“假冒偽劣”之間的選擇，更沒有在“有毒有害”與“無毒無害”之間的選擇：隻要是供人“進口”的，就一定是貨真價實、無毒無害的，在這兩點上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根本用不著為哪一種牌子可能更貨真價實、可能更安全之類問題傷透腦筋——這樣的“沒有選擇”如今的老百姓能享受到嗎？即便是中央電視台拚命宣揚、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之類王牌食品都能是造假下毒的大戶，你讓老百姓還能相信誰？還能有什麽樣的選擇？除了無可奈何撞大運、最終聽天由命之外還能怎麽樣？對我來說，我寧可有確保安全健康的“沒有選擇”，也不願意有不得不在“貨真價實”與“假冒偽劣” 、“有毒有害”與“無毒無害”之間撞大運的“琳琅滿目”與“目不暇接”。 .


8．我的童年沒有恐懼
回顧童年，最值得誇耀的是——我的童年沒有恐懼。
——沒有“讀書機器”、“考試奴隸”的恐懼；
——沒有不堪重負的“書包大山”的恐懼；
——沒有“監督學習”、“強製讀書”的恐懼；
——沒有必須拚命奮鬥進“重點學校”、“重點班”的恐懼；
——沒有被“不用功就淘汰”、“蠢笨”、“”、“智障”、“劣等”之類惡毒語言圍剿的恐懼；
——沒有沒錢沒勢就抬不起頭、必須戰戰兢兢察言觀色以免得罪有權有勢特殊人物的恐懼；
——沒有沒完沒了地向家裏要錢以應付形形色色的輔導教材、輔導班、校服、讚助和種種苛捐雜稅的恐懼；
——沒有校園血案的恐懼；
——沒有豆腐渣校舍的恐懼；
——沒有轉基因主糧、三聚氰胺牛奶、有毒偽劣疫苗、地溝油菜等無數假冒偽劣的恐懼；
——沒有被拐賣、被綁架的恐懼；
——沒有黑磚窯、奴隸童工、買賣器官的恐懼；
——沒有被敲詐勒索的恐懼；
——沒有“讓領導先走”的恐懼；
——沒有上街時必須提心吊膽躲避“馬路颮車”的恐懼；
——沒有黑社會猖獗、小流氓橫行的恐懼；
——沒有詐騙無孔不入、必須處處提防上當受騙的恐懼；
——沒有城管施暴、強製拆遷的恐懼；
——沒有家長下崗、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的恐懼；
——沒有被充滿誨淫誨盜、黃色暴力的宣傳誘惑欺騙而學壞的恐懼；
——沒有被無數無孔不入地撒謊、造謠、誹謗的媒體汪洋大海誤導迷惑而誤入歧途的恐懼；
……
總之一句話，我的童年是充分享受“免除恐懼”的童年，是不知恐懼為何物的童年。我們這一代是在沒有恐懼的環境中長大的——換句話說，“不是被嚇大的”。要說幸福，最大的幸福莫過於此。
我的童年，學習是一種樂趣，而不是負擔。我可以盡情學自己喜歡學的東西，而且能得到學校、家庭和社會的鼓勵。考完試立刻集體撕爛教科書這種如釋重負報仇般的發泄在我們那一代簡直不可想象。
如果看不起我們童年的那個時代，請捫心自問：你的童年有沒有恐懼？能不能幸免上述的那些恐懼？如果不能，那就是說，您是“被嚇大的”——就憑這點，咱們的童年時代就不是一個數量級。
還有資格跟我們這一代的童年比幸福嗎？



附錄：喝牛奶與學雷鋒
黎陽
2008．9．17．

“敲左棍專用”的高論——“二十年前全北京買塊Cheese（奶酪）都難，有牛奶吃就不錯了，還在乎質量？”令我想起中學的一段往事。

那是1963年的事。當時北京市牛奶公司每天早上中午都派人到我們學校食堂門口賣牛奶，鮮奶每瓶1毛5，酸奶每罐2毛，要加白糖4分一包，敞開了賣，誰買都行，既不要票也不憑證。
有些同學感到不解，向學校團組織反映：不是號召學雷鋒、艱苦樸素嗎？那喝牛奶能算艱苦樸素嗎？既然號召學雷鋒艱苦樸素，那為什麽又向我們推銷牛奶？“學雷鋒艱苦樸素”與“喝牛奶”這關係該怎麽擺？
於是學校團組織特意組織全校同學展開了一次大討論，題目就是“如何正確看待學雷鋒艱苦樸素與喝牛奶”。最後的結論是：學雷鋒艱苦樸素意味著不鋪張浪費，不追求奢侈腐化。青少年是長身體的時候，喝牛奶對健康有好處，不是鋪張浪費，也不是奢侈腐化。隻要家庭經濟條件允許就可以喝，也應該喝：一對身體有好處，二支援國家建設。但如果把喝牛奶當成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標誌來看就不正確了。一句話：實事求是，有條件就喝，沒條件也不硬追求。


於是“牛奶風波”到此結束。喝牛奶的與不和牛奶的都不覺得有什麽壓力。同學中喝牛奶的不少，不喝的也很多——往往不是因為喝不起，而是不習慣，更喜歡喝豆漿。
當時喝牛奶的同學什麽家庭出身的都有：幹部的、知識分子的、工人的、農民的……的確，喝牛奶比喝豆漿貴：當時豆漿好像是白漿3分一碗，糖漿5分一碗，比1毛5的牛奶便宜多了。而當時學校住校生每個月的基本夥食費（每天三頓，周末不算）是9元，不夠自己另外加菜，一般一個月吃13、14元足夠。如果天天喝鮮奶，一個月要4塊5，喝酸奶是6塊。喝牛奶造成的這種額外負擔對當時的老百姓來說一般還承受得起。當時北京工廠普通正式工人——二級工的工資是每月40元。1963年子女上中學的工人大多數是50年代初的老工人，工資都高於40，多數是雙職工，房租水電每月幾元，醫療全包。隻要子女不是太多，為孩子每個月多掏4塊5還是擠得出來的。農村來的同學有困難的多些，但仍然有不少喝牛奶的。我們同年級另一個班的團支書家裏是農村的，因為喝牛奶，引起了一些同學的議論（“喝牛奶與學雷鋒”的議論就是從那裏開始的）。當時國家對家庭經濟條件特別困難的同學是有補助的。（記得那個時候的標準是補到每月12元）對比當時每月9元的基本夥食費，即便這樣的同學時不時喝幾次牛奶也不是做不到。 .


學校團組織後來還組織過類似“喝牛奶與學雷鋒”的討論，比如“穿尼龍襪、的確涼衣服與學雷鋒”。還有一次（大約是1964年）更是號召同學回家動員家裏吃“愛國肉”，說國家豬肉漲庫，再賣不掉就浪費了。於是“學雷鋒”、“不鋪張浪費”的結果是“動員吃‘愛國肉’”，不吃倒成了鋪張浪費，吃了才不鋪張浪費。至於那幾年，一到夏天便免不了動員大家吃“愛國西紅柿”——旺季時過夜就爛，經常一堆賣5分或1毛，巴不得大家拚命吃個“老母豬不抬頭”。後來鬧技術革新，土法儲存代替專用冷庫，情況才有所改變。（當時還拍了電影，題目叫《從‘隔夜愁’到‘百日鮮’》）。

至於那個時代的牛奶及食品質量，雖然沒有現在那麽多花裏胡哨的標準，至少從來沒聽說過質量問題，以至於老百姓的腦子裏根本就不曾想到過市場上賣的食品會有假。當時我們隻是從回憶錄裏知道資本家才會故意摻假。自打有了公私合營起老百姓就都知道買東西要去國營商店，因為“共產黨的商店決不坑人”。所謂“有牛奶吃就不錯了，還在乎質量？”之類論斷一聽就知道是信口開河，根本沒經曆過毛澤東時代，或者是故意昧著良心睜著眼說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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