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民主的細節 - 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5

·比道德製高點更高的（1） 

我總覺得，煽動家和思想家之間的區別，就是煽動家總是特別熱衷於搶占道德製高點，而思想家總是熱衷於指出道德製高點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動家總是在話語的盛宴中觥羮交錯，而思想家總是在惴惴不安地擔心誰來為這場盛宴買單。 

　　在所有的道德製高點中，沒有比"保護弱勢群體"更高的了。但是，口號的簡潔性不能掩蓋現實的複雜性，最近美國參眾兩院在"07年聯邦最低工資法案"問題上的較量，就體現了這種複雜性。 

　　美國的聯邦最低工資，從1997年開始就一直沒有變化，停留在5.15美元/小時的水平上。為了適應新的經濟形勢，民主黨很早就提出將聯邦最低工資提高到7.25美元的目標，共和黨卻遲遲不肯響應。但是06年11月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大獲全勝，打破了這一僵局。民主黨占多數席位的眾議院，很快就於07年1月通過了提高最低工資的法案。 

　　按理說這事就該完了，最低工資提高，底層勞工的利益得到了保護，政治家們可能還因此多贏得一些選票，豈不是皆大歡喜？ 

　　可惜，這事沒完。1月眾議院剛通過該議案，2月參議院的許多共和黨人就出來"搗亂"。他們表示，如果不增加小企業減稅條款，他們就不批準該議案。最後，參議院通過了該法案，但是增加了"10年內給小企業減稅83億美元"的條款。 

　　這樣一來，眾議院又不幹了。我們提高最低工資，是"保護弱勢群體"，你們要給小企業主減稅，是"保護強勢群體"，你這不是跟我對著幹嗎？不行，要減點稅可以，最多13億。 

　　兩方麵討價還價兩三個月，最後的結果是：最低小時工資從5.15增加到7.25美元，同時5年內給小企業減稅48億美元。各方預計它的最後批準指日可待。 

　　看到這裏，大家可能會對共和黨的"搗亂"感到困惑和不齒。"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與勞苦大眾為敵"……我們從小接受的階級教育也許會條件反射般地給我們輸送這些判斷。但是，事情真的這樣簡單嗎？我們不妨把"提高最低工資"作為一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看看它可能引起什麽樣的連鎖反應。 

　　假設我是一個企業主，手下雇傭了7個人，每個人的小時工資是5塊錢，如果政府強令我將工資漲到7塊錢，我會怎麽做呢？為了維持同樣的生產成本，我很可能將7個員工裁成5個。這時候，那5個人的利益是得到了保護，那麽，那兩個被裁掉的人呢？

 

·比道德製高點更高的（2） 

　事實上，無數經濟學研究已經表明最低工資法和失業率之間的正相關關係。雖然經濟學家當中也有"異見分子"，比如克魯格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資法對就業率影響非常微弱，但是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實證研究都一再表明最低工資增加失業率，尤其是年輕的、非熟練工的失業率。"最低工資研究委員會"調查表明，最低工資上升10％，會導致年輕非熟練工失業率增加1％到3％。這個研究結論令人悲哀之處就在於，最低工資法旨在保護弱勢群體，最後傷害的，恰恰是弱勢群體。 

　　你可能會說，那就讓政府禁止企業在提高最低工資的情況下裁減員工。先不說這個"禁令"在雇用自由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行的吧，後果怎樣？對於企業來說，如果政府規定我不能解雇員工，那我不雇新的員工總行吧？前麵說過，最受最低工資法影響的，恰恰是年輕非熟練工人的就業機會。你可能又要說，那我強製你雇傭新工人。好吧，我隻好雇傭新工人。結果又怎樣？這個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它的競爭力下降――美國的製造業在第三世界國家麵前節節敗退，與其勞動力成本偏高不能說沒有關係。那麽我們就貿易保護主義！你又說了。好吧，貿易保護主義――咱競爭不過中國、印度，把它們關外麵還不行？後果又是什麽？提高的生產成本轉移到價格當中，誰來承擔？消費者。那些抱怨美國的商品、服務太貴的人，很可能同時是主張提高最低工資的人，卻不願看到這二者之間的聯係。你可能又要說了，咱不讓他們把生產成本轉移到價格當中來，咱降低資本家的利潤率不行嗎？可以啊，buthow？如果一家企業沒有違法，你怎麽強製規定它的利潤率？強製企業不許解雇工人、強製它雇傭定量的新工人、貿易保護主義、規定企業利潤率，把這一切加起來，那叫什麽？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的弊端，嗬嗬，還用得著我繼續推這付多米諾骨牌嗎？ 

　　"保護弱勢群體"最後導致"傷害弱勢群體"，"道德製高點"變成"道德陷阱"，這就是所謂的悖論。不幸的是，這個世界充滿了悖論。 

　　認識這些悖論，需要比道德製高點更高的東西，那就是理性。當然，我絕不是說"最低工資法"不合理，事實上，我支持最低工資法。我說的隻是，在討論這個法案的同時，要考慮它可能導致的不良後果，並對這個不良後果采取"配套"的預防措施，從而防止好心辦壞事。共和黨"給雇傭窮人和老兵的小企業減稅"的附加條款，恰恰是基於這種意圖，因為最低工資法案真正衝擊的，其實並不是那些利潤豐厚的跨國大公司，而恰恰是那些本來利潤率就微薄的小餐館、小百貨店、小農場，一旦它們因為抬高的勞動力成本破產、或者不得不通過裁員來維持低運行成本，"弱勢群體"就從倒黴走向更倒黴了。

·比道德製高點更高的（3） 

羅斯福政府1938年第一次在美國曆史上提出最低工資法案的同時，也建立了一係列的增加就業的"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進步項目"，通過大量的公共工程來增加就業機會，從而抵消最低工資法對就業率的衝擊。後來美國福利製度日漸完善，通過緩衝失業給個人帶來的經濟危機，同樣為最低工資的不斷上升提供了配套製度。 

　　能否把相關思考引入中國呢？應該認識到中美兩國本質性的區別，如果說美國對勞工幾乎存在"過度保護"，中國的情況則正好相反。那種"中國的最大優勢就在於廉價勞動力，如果給工人確定最低工資就會嚇跑投資者"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想當然"。如果勞動力越廉價一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就越有優勢，那世界上最有投資優勢的應該是非洲。事實上，相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除了廉價勞動力，中國還有很多其他優勢：基礎設施、政策優惠、熟練勞動力、基本信用機製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麽要害怕稍稍抬高一點最低工資投資者就會跑到印度去呢？其實，中國勞動力極端廉價很大程度上不是國際競爭的結果，而是中國企業之間惡性競爭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通過國家立法的形式讓所有企業集體提高最低工資，防止它們之間的惡性競爭，外國投資者未必會跑，工人受益，後果無非是讓美國的消費者為一條中國製造的牛仔褲多付一、兩塊錢，何樂而不為？ 

　　而且，由於許多研究表明窮人消費率比富人高，提高窮人的工資能夠更有效地拉動有效需求。在中國這樣一個"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裏，最低工資拉動需求的效果，應該比美國這樣一個"橄欖型"的社會顯著得多，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實行最低工資法，對就業率的負麵影響更可能被其正麵影響所抵消。當然，即使如此，如果我國真的開始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法，還是需要許多配套政策以保證就業率，比如小企業的減稅、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強化福利製度、通過公共基建項目增加就業、提供優惠投資政策、加強勞動力培訓等等……總而言之，保護弱勢群體，絕不僅僅是占領道德高地的問題，而是一係列配套政策的製定。

·所謂秘訣（1）

中國的公款吃喝已經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了。據《瞭望》報道說，中國04年的公款吃喝高達3700億元。這是什麽概念呢？04年中國公布的軍費也就2117億元，同年中央財政投入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才100億元。 

　　這還沒說公車購置、出國考察、政績工程、高幹醫療呢。 

　　一個國內的朋友問我：中國公款消費這麽嚴重，不知道美國有沒有可以什麽借鑒的治理經驗？我說，美國基本上沒有這個問題，又談何"治理"？朋友又說：沒有這個問題？看來美國官員真是清廉！ 

　　其實，並不是美國官員不愛免費吃喝玩樂，但是錢袋子不由他們管，而由立法機關管，他們胳膊不夠長而已。在中國，政府卻是自己給自己開支票，人大不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審查和監督，所以不消費白不消費，消費就要大大咧咧地消費。這是個製度問題，跟個人道德水準沒有太大關係――就算你現在破口大罵公款吃喝，如果有人拿一張空白支票給你，讓你隨便給自己填，你肯定也會往上麵填個天文數字。 

　　所以，要說美國"治理"公款奢侈消費的"秘訣"，其實很簡單：權力製衡。我們中國今天治理公款吃喝，一會兒製定"四菜一湯標準"，一會兒"公款吃喝公示製"，卻全都治標不治本，甚至越治越病，因為治來治去都還是自己給自己開支票。立法機構真正與政府平起平坐，有效審查監督其開支，公款消費也就"斷了炊"。司法機關真正與政府平起平坐，裁判越界的案例，公款消費就得提心吊膽。公眾、媒體通過真正的言論自由對越界者"拳腳相加"，公款消費者就得道德破產。所謂秘訣，不過就是這些個製衡而已。 

　　權力製衡對於遏止揮霍公共資源真有作用嗎？大家都熟悉的陳水扁案和馬英九案，我就不多說了，不妨說說近兩年我在美國耳染目睹的幾個小例子。 

　　一個是去年紐約州審計長阿倫·赫維斯栽的跟頭。這個倒黴的州審計長，按我們中國的說法，也是個"廳級幹部"了，2006年9月，卻因為讓他的一個手下長期給自己生病的太太開車，被揪了出來。按照法律，公車絕對不能被私用，私用就要付相關費用。雖然赫維斯為此道歉，並主動給州政府賠償了8萬多美元，州道德委員會仍然認定他"明知故犯地利用職位，為自己和妻子謀求特權"，指控他違反了《公務員法》。當時正值美國中期選舉階段，州審計長是個民選職位，民意調查顯示，赫維斯本來領先40個百分點的，一個星期之間，就掉到了12個百分點。由於當時他還沒有遭到正式起訴，罪名不明朗，所以仍勉強獲得連任。可是當他的案子正式進入法庭程序之後，迫於壓力，他不得不還沒就任就宣布辭職。07年2月，法庭宣判他有罪，雖然隻判了罰款，這個"廳級幹部"的政治生命，卻因為公車私用而給徹底搭上了。

·所謂秘訣（2） 

另一個小故事，是賓夕發尼亞州議會的"加工資"風波。05年7月的一天，賓州的議會在沒有舉行任何公共聽證的情形下，突然通過法律，宣布給州議員漲54％的工資，同時也給本州的法官和高層行政人員漲了工資。這種行徑，可以說是典型的"自己給自己開支票"。第二天州長就簽署通過了該法令。結果，"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當地的一個社會活動家立刻就把議會告上了法庭，認為他們這種做法"違憲"。後來，民憤越來越大，上千個人跑到州議會門口抗議示威，甚至有民間組織將議會告上了聯邦法庭，指控他們"侵犯了公眾的立法討論權"。迫於民眾壓力，州議會隻好重新投票，幾乎全票同意收回原先"漲"的工資。相比中國許多官員可以隨便往公共支票裏填吃填喝填車填旅遊，美國的公共官員在沒有這一切奢侈消費的情況下，給自己填點工資都很難做到。 

　　一個審計長因為公車私用落馬，一個州議會漲上去的工資愣是給退了回去，可見權利製衡對於公款私用的影響不是子虛烏有的事。在民眾這樣的虎視耽耽下，議員敢給官員們留出3700億的"接待費"嗎？這事夠讓他們下一百回台的。所以說不是美國官員們不愛吃喝玩樂，而是前有議會管著錢包，後有法院拿著手銬，四麵八方都有"群眾的眼睛"，實在沒有什麽空子可鑽而已。 

　　事實上，權力製衡不但管製公款私用，也管製著公款公用。就算公款不給"私吞"了，也很可能被各種政績工程、低效投資、無理補貼等等給浪費了，因此公款公用，也有一個"好刃是否用在了好刀上"的問題。05年紐約市申辦2012年奧運會時，紐約州政府就因為民眾壓力，拒絕給一個對於申奧很關鍵的體育館注入公共資金――公眾說了，我們這缺錢的地方多了，辦什麽奧運啊。前一段我寫過一篇"耳朵上的記號"，闡述美國07年開啟的一項撥款改革，其目的是將狹隘的利益集團化、地方主義化的撥款從美國的財政開支中清除，這同樣是"預算民主化"改革的一部分。美國有一個非營利性團體，叫"公民反對政府浪費"，專門監督那些流向不合理、不必要的"公款公用"。聽聽它的一些報告名稱，就知道它對政府花錢多麽輜珠必較："一個新的威脅：政府資助的垃圾科學"、"YMCA：從社區服務到社區無服務"、"愛滋項目：一個泛濫成災的浪費"……雖然它的很多說法不一定對，但是讓政府花錢的時候有點膽戰心驚，卻未嚐不是好事。 

　　甚至，民主和法治連"私款公用"也要幹預。我不用公款請你，用自己的錢請你吃飯還不行嗎？如果你是試圖影響公共政策或者有這個嫌疑，還是不行。基本上美國所有的州對此都有法律規定，比如，康州的法律就規定，一個公職人員一年之內接受"政策遊說者"的吃請不能超過50美元。又比如，06年國會通過法令，規定禁止"政策遊說者"給議員提供免費旅行和吃喝。英國的政治文化也似乎與此遙相呼應，最近布萊爾去邁阿密旅行，因為住了朋友免費的豪宅，而該朋友又似乎有往英國推銷唱片之嫌，好端端的一次旅行，愣是變成了一個醜聞。 

　　最近看到網上流傳的一張照片，內容是兩會代表在會議上睡得東倒西歪。固然，領導講話往往具有神奇的催眠效果，而且人民大會堂的椅子可能格外舒服，但在那個莊嚴的大廳裏，頂著人民代表的頭銜，睡得憨態可掬的代表們其實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仔細聆聽政府預算報告的細節，並且在可疑的地方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