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民主的細節 - 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2

托克維爾的那場旅行（7）

關於民主，一個不解之謎是：為什麽它在一些國家能夠運行良好，而在另一些國家卻"沒用"呢？雖然我從不認為民主的功能是發展經濟，但是防止腐敗、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縮小貧富差距卻應該是民主的題中之意。但是，根據世界審計組織的數據，民主的印度和"不民主"的中國腐敗程度一樣（並列排名世界57位）；民主的巴西貧富差距大於絕大多數不民主國家；很多民主化進程中的國家甚至無法維持基本的社會穩定，08年以來巴基斯坦、肯尼亞、津巴布韋都有因選舉引發的騷亂。 

　　現在民主的觀察者逐漸形成了一個共識：民主要想運行良好，肯定不僅僅依賴於實現國家領導人的選舉。在選舉之外，還有很多其它的因素是民主製度良好運行的條件。那麽，什麽是那些"其他因素"呢？而美國政治，就給了我觀察這些"其它的"因素的機會。 

　　地大物博的自然條件肯定是因素之一：地大物博能夠大大緩衝人口和資源的矛盾，從而使經濟發展不受資源、環境、土地瓶頸的製約，而經濟發展總是緩解社會矛盾的良方。新興移民國家的曆史、文化條件肯定也是因素之一：作為一張白紙，美國沒有多少曆史債務需要清償，也沒有多少等級尊卑的文化禁錮，相反冒險、創新、實幹、個人奮鬥從一開始就代表了美國精神。 

　　但是，作為一個政治學者，我更關心的是這些"其他因素"中的政治製度因素，從這個角度去思索民主良性運行的條件。在美國的這七年，給了我觀察這些製度因素的機會。如果說美國的民主當年對托克維爾衝擊最大的是其"平等因素"，它對我衝擊最大的，則是其"製衡因素"。在這個複雜的政治機器中，權力每啟動一次，就有無數的閘門同時被啟動，每一扇閘門都要鑒定這次權力的實施屬於良性惡性，然後才決定是否"放行"。 

　　三權分立、司法審查、聯邦製、媒體監督、非政府組織監督、投票……這些製衡機製，我們早已通過書本耳熟能詳，但是從小接受的教育卻是把這些詞匯揉成一團，扔到"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籮筐裏不予正視。"西方的民主全都是騙人的東西"，是我們時不時能聽到的論斷----對於那些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極盡嘲諷之能事，確實是中國社會的奇異景觀之一。不了解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絕了解，並為這種拒絕而洋洋得意。

中國早就改革開放了，現在很多中國人可以全球到處留學、旅行和出差，但不幸的是，很多人並沒有克服精神上的閉關自守。"精神上開放"並不是說要去無條件地頂禮膜拜西方社會的政治製度和文化，而是指放下以前所積累的成見，保持一點虛心，一點好奇心，暫且擱置政治上的判斷，真正出於知識的興趣，去從細節上、從實際事務上去觀察、去比較不同社會的運轉方式。隻有當一個人觀察那些書本裏的詞匯如何在現實政治中展開時，才能認識到民主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且是一種腳踏實地的公共生活方式。

托克維爾的那場旅行（8）

在"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裏，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可以告倒一個大型製藥公司Merck，為其丈夫的死獲得2.3億美元的巨額補償；民權組織、法院、主流媒體會聯合起來為外國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權利打抱不平；普通民眾可以以抗議示威的方式逼迫"有權有勢"的政客將自己漲上去的工資給壓回去；一個政府公務人員一年不能接受吃請超過100美元；一個"廳級幹部"可以因為公車私用而丟官職；窮人可以享受政府發放的食品券以及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一個英語都不會講的海地"民工"可以通過地方工會成功擊敗有錢有勢的哈佛大學；非法移民的受教育權、享受醫療救助權得到法律的保護；醫藥公司作電視廣告必須同時廣播藥品的副作用；哪怕比爾蓋茨一年最多隻能給選舉捐款4.7萬美元，以防止有錢人"購買"選舉結果；喜劇明星可以在電視裏天天調侃惡搞自己的總統……"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並不是華盛頓市一尊供人朝拜的佛像，而是一把鑿子，打造每一個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麵麵。 

　　這不是說民主沒有"失靈"的時候。事實上，今天很多欣賞西方民主的人往往忘記"羅馬不是一天之內建成的"。美國的軍隊不是沒有開槍射殺過示威遊行的群眾（1877年鐵路工人大罷工），美國也有過野蠻的"強製拆遷"（1830年代開始實施的"印第安人遷徙法"），美國煤礦工人也遭受過層出不窮的礦難，美國19世紀末也存在普遍的"買官賣官"現象，到1950年代初，黑人竟然還必須把公車前麵的座位讓給白人……可以說，很多今天在中國引起民怨沸騰的現象其實都曾驚人相似地在美國上演過，隻不過因為年代久遠，人們往往忘記了"白天鵝"也有"醜小鴨"的曆史。 

　　美國政治的偉大之處並不在於它的曆史多麽清白無辜，而在於作為一個"製衡機器"，它具有相當的自我糾錯能力，從而能夠實現點滴改良，而不是陷於暴政的死循環。縱觀中國兩千年的專製曆史，民眾也不是沒有反抗，事實上中國農民起義史恐怕是世界上最"波瀾壯闊"的，但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使中國重新陷入暴政的新一輪循環，原因歸根結底就在於，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從來就沒有真正實現"權力製衡"這一製度創新。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政治匱乏的不是"民主傳統"----西方國家的"民主傳統"也非常薄弱，希臘民主經過兩千年的中斷很難說對西方現代民主的興起有多少實際指導意義，中國政治匱乏的是"製衡傳統"----相比之下，由於國王和貴族、教會和國王之間長期的權力爭鬥，西方國家的製衡傳統卻很發達。美國"開國之父"們製憲時就發揮了這種"充分製衡意識"，所以雖然他們製定的憲法有很多不民主、不平等、不公正之處，但是製衡的政治構造卻打好了"自由"這塊地基，從而使民主、平等、公正這些磚磚瓦瓦可以不斷往上添加。民主成了製衡的一個衍生物，它的眾多維度之一。 

　　我的這本書，就是試圖用"講故事"的方式描述這個"製衡機器"的運轉。"講故事"的意義在於，對於美國的民主，我們的視野裏已經有太多宏大敘事、是非判斷、情緒感慨，欠缺的反而是"事實本身"，一個個具體的個案能夠幫助我們從意識形態的"高地"回到事實和細節的"平原"。古人有"哭錯了墳"的笑話，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試圖找準那座"墳"、描述那座"墳"，然後由讀者自己決定是去哭還是去笑。

托克維爾的那場旅行（9）

美國政治的"製衡機器"有多個路徑：國會、政府、法院三權分立是最顯然的一個路徑。200年前製憲者們就發明了這種各個權力機構相互掣肘的模式：總統可以提案，但是國會必須批準；總統可以否決國會議案，但是參議院可以啟動彈劾總統；國會可以立法，但是法院可以宣布法律違憲；法院雖然獨立判案，但是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總統雖然可以提名法官，國會必須批準提名……這種"你雖然拽住了我的頭發，但是我踩住了你的腳，他雖然扭住了你的胳膊，但是你擰住了他的脖子"的複雜格局使得任何一個權力機構都不敢輕舉妄動、任意妄為。

"敵人的權利"一文裏，我們可以看到法院對政府的製約：最高法院為了保護關塔納摩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權利，判決政府不能另設行政軍事委員會來審判犯人，並裁判關塔納摩在押犯得到日內瓦協議的保護。

"君讓臣下，臣可以不下"一文講述了總統任命的司法部長愣是被參議院給"趕下台"的故事。

"哪怕隻漲百分之一的稅"裏，新澤西的州議會和州政府則為"到底能不能漲百分之一的消費稅"而大動幹戈。

"比道德製高點更高的"裏，我們可以看到國會兩院之間如何為"最低工資"法案相互製約。 

　　
聯邦製為製約路徑之二。美國從成立伊始就是個聯邦製國家，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市政府之間各有各的決策範圍，互相不能幹預。在同一個領域裏，中央和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不需要保持步調一致，就是相互唱反調，也稀鬆平常。開國之父們製憲時處心積慮限製中央政府權力，而將絕大部分公共政策的製定權交給了地方政府。雖然後來由於打擊地方種族主義勢力的需要、以及大蕭條之後的福利國家建設，聯邦中央政府權力大大加強，但至今在大多數事務上，州級政府享有自主權。

"從問題到議題"中，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政府不理會中央政府，直接加入中央政府不願加入的環保"京都協議"。"誰有特權上大學"中，可以看到加州州政府獨自率先廢除"平權法案"，並不需要得到任何中央機關的批準。"病了誰管"裏談到麻省自己另辟蹊徑製度創新，在醫保改革方麵走在了中央政府的前麵。"動什麽，不能動憲法"裏，很多州級法庭宣布中央政府的"愛國法令"侵犯人權，不予承認。而當加州州政府宣布本周醫療體係不對非法移民開放時，聯邦法庭則站出來宣布該法令違憲。

托克維爾的那場旅行（10）

　活躍的公民組織是製度製衡的第三個路徑。政治學家羅伯特·布坎南曾經寫過一本書叫《讓民主運行起來》，其核心觀點就是：隻有一個充滿著活躍公民組織、團體的社會政治民主才有健康運行。他用了一個詞"社會資本"來形容公民組織的發達程度，"社會資本"越豐厚，民主越健康，反之則否。

這與托克維爾當年對美國的觀察相互印證-----在他看來，美國社會的"奇觀"之一就是它嘰嘰喳喳、熱鬧紛呈的民間自治團體。近200年後我觀察到了同樣的情形："敵人的權利"裏，我們看到500個"關塔那摩恐怖分子嫌疑人"如何激發了美國人權組織對政府的奮力抗議；蘇丹達富爾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引發了無數美國公民的積極行動（"他人瓦上霜"）；全球變暖問題愣是在無數環保組織和公民的推動下，變成了美國政治裏的核心議題之一（"從問題到議題"）；"公民反對政府浪費"這樣的組織時刻監督著政府到底花了多少錢（"耳朵上的記號"）；工會可以因為養老保險問題跟政府較勁，組織罷工搞"癱"紐約這樣的大都市（"咱們美國工人有力量"）。 

　　媒體和文化產業為是製衡路徑之四。獨立媒體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無以倫比的。911之後美國政府對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竊聽計劃，就是被《紐約時報》最先抖露出來，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醜聞（"動什麽，不能動憲法"）。《聖地亞哥聯合報》因為最先挖掘出前國會議員Cunningham的受賄案而獲得06年普利策獎（"耳朵上的記號"）。美國的電視節目上每天既有對美國政府冷嘲熱諷的惡搞節目，也有很多專家關於時政的嚴肅訪談和辯論（"對你罵罵罵不完"）。無數電影、電視、歌曲、書籍不斷反思美國政治中的汙點問題，在政治家耳邊"警鍾長鳴"（"至少還有記憶"）。

重要的是，在自由的土壤上，一般來說，對任何問題"左中右"幾派的意見都可以得到呈現。麥克摩爾雖然是"布什政府的眼中釘"，這不妨礙他獲得美國電影藝術學院頒發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哥大教授NicolasDeGenova雖然非常"賣國"地四處宣揚希望美國在伊戰中戰敗，哥大校方卻拒絕解雇他（"憤青的下場"）。查韋斯、卡斯特羅雖然是"反美鬥士"，美國人不但可以拍《對民主的戰爭》、《卡斯特羅》這樣為他們歌功頌德的電影，而且電影的播放在美國也暢通無阻。雖然這些媒體報道和文化產品時常讓政府顏麵失盡，卻也常常能夠督促政府"懸崖勒馬"，避免釀成災難性的結局。

托克維爾的那場旅行（11）

　最後一個製衡路徑是投票選舉本身。如前所述，民主從功能上講是製衡的一個維度。"民主不僅僅是選舉"這個道理，幾乎已經家喻戶曉，不過有些人似乎把這句話詮釋成了"民主不需要選舉"。我以為，對選舉的認識不能矯枉過正。對於真正的民主製度而言，"選舉"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選舉是萬萬不能的。選舉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給民眾一次機會將他們不滿的政治家趕下台，同樣重要的是選舉動員過程所激活的公共生活：它帶動公眾對公共政策的討論----比如08年美國總統競選過程，奧巴馬、希拉裏等人的一言一行帶動媒體、公眾討論合理的貿易政策是什麽樣的、合理的環保政策應以什麽為重、美軍從伊拉克何時撤軍合適、資本收入該不該加稅……等等重大公共政策；它向政治家傳達民間的聲音，迫使他們根據民意的風吹草動來調整自己的議程；它給民眾提供一個參政的渠道，每次美國大選都有無數普通人通過捐款、誌願者行動等方式卷入選舉進程（"目擊美國大選"）；它促進公民的公共意識，訓練公眾的組織能力-----選舉帶動了政黨的產生，政黨帶動了草根民間組織的產生，草根民間組織將普通人卷入公共事務……總之，"真正的民主不僅僅選舉"，但是真正的選舉也不僅僅是投票，而是一個無數公民向公共生活凝聚的動態過程。 

　　當然權力製衡也有失效的時候。曆史上而言，製衡失敗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奴隸製問題的長期懸而不決。1857年最高法院以黑人不是公民為理由，在DredScottv.Sandford案中駁回了一個黑奴DredScott爭取成為自由民的訴訟請求，從而使黑奴問題失去了在憲政體製內得以解決的機會。後來雖然奴隸製在南北戰爭中被廢除，而且1868年的憲法第14修正案賦予了黑人公民地位，該修正案卻長期得不到實施。甚至在1896年的Plessyv.Ferguson案例中，最高法院判決種族隔離政策並不違憲（該判例直到1954年才被推翻），再次說明權力的層層關卡和製衡並不總能產生保護人權和自由的結果。當然，當各個權力機構、公民社會、媒體都不能啟動閘門糾正一個錯誤時，很可能是因為整個社會的"覺悟"還不夠高，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這到底是政治的失敗，還是社會的失敗了。 

　　今天我們還是能看到不少製衡"失靈"的地方。比如很多人認為03年國會批準伊戰以及後來的批準大額戰爭撥款，就是立法機構對布什政府失去製衡意識的表現。又比如由於相關利益集團的強大力量，美國的軍費開支匪夷所思地龐大----比如，一項分析表明，美國政府每年用於能源研發的費用，僅僅相當於軍費一天半的開支-----但沒有足夠的體製製衡力量去糾正這種荒唐。巨額農業補貼，在巴以衝突上的"拉偏架"……都可以說是民主製度失靈的表現。雖然這些失靈值得批評，但因此把民主製度說得一文不值卻是一種"智力上的懶惰"。承認民主既給美國社會帶來很多切實的進步和改善，同時也承認它還是有無力解決的問題，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承認杯子不是滿的，同時也承認半滿的杯子總比全空的杯子要好，才是一種智力上的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