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對鄧先富投降賣國買辦經濟的精確判斷

先帝對鄧先富投降賣國買辦經濟的精確判斷

【30年後重讀先帝對大家的警告，感覺鄧先富的靈魂早被老人家看透。對中國未來的憂慮，改造民族精神，解放人民的思想，是當年發動文革的本意。可惜先帝壯誌未酬身先死，千百萬先烈的生命贏得的民族解放和獨立，整整一代人億萬同心，節衣縮食建設的初步工業化的國家，在30年後又有被買辦精英和外國資本瓜分蠶食，普通人民回到解放前買辦和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半殖民地的危險。】

先帝指出，在中國的曆史條件下，凡是頑固地要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人，“他們實際上是準備投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鄧先富正是這樣。他認為搞經濟建設，搞四個現代化，中國人不行，社會主義製度也不靈了，隻能依靠“引進外國技術裝備”，來“加速工業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此，他提出了一個所謂“大政策”，主張同外國“訂長期合同”，由外國資本家供應“最新最好的設備”，用我國生產的礦產品去“償付”。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投降賣國的“大政策”。 搞經濟建設，是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還是崇洋媚外，依賴外國，這是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

先帝說過：“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鄧先富完全背叛了先帝提出的這條路線。他的所謂“大政策”，實際上是反對把經濟建設放在中國人民自己力量的基點上，而以“引進外國技術裝備”為立足點。這充分說明他搞的還是買辦資本主義，“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要不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不僅是經濟問題，而首先是政治問題。壟斷先進技術設備，利用經濟實力卡住對方脖子，進行敲榨勒索，滲透擴張，這從來是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控製和掠奪別國的重要手段。

在今天的世界上，一個國家如果經濟上不能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那麽，它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是獨立的，或者這種獨立是不鞏固的，就有可能被兩個超級大國所控製。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的指導下，根據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需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引進某些外國技術和設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絕不能把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希望寄托在這一點上。 如果象鄧先富所主張的那樣，不是自力更生為主，而是單純依靠引進外國技術，抄襲外國設計，搬用外國工藝，仿製外國設備，那就隻能永遠踩著洋人的腳印亦步亦趨，跟在洋人屁股後麵爬行，其結果不僅不可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而且將使我國的技術發展以至整個國民經濟處於外國壟斷資本的控製之下。80年代的運十計劃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壟斷資產階級的一些經濟學家，胡說什麽工業落後國家隻有依靠帝國主義的技術才能“起飛”，而頂著共產黨員稱號的鄧先富的主張竟然同這種謬論如此合拍，豈不是莫大的諷刺！

當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說明鄧先富的經濟主張完全適應了帝國主義的需要。 蘇修《真理報》曾經鼓吹，用蘇聯的資源作抵押品，去“吸收國外資金和經驗，以便將來得以用建設項目生產出來的一部分產品清償所借的貸款”。鄧先富的“大政策”，和蘇修的辦法正是一路貨色。其實質就是出賣我們的自然資源和國家主權，變相借外債。鄧先富還無恥地吹噓他的“大政策”有三大“好處”：一能出口，二可帶動技術改造，三可容納勞動力。這是什麽樣的“好處”？！無非是外國壟斷資本家出錢，出設備，我國出人力，為帝國主義掠奪我國自然資源、榨取我國人民的血汗大開方便之門。這樣的“好處”，中國人民在解放前早就領教過了。按照鄧先富這個投降主義的“大政策”搞下去，我們的國家隻能一步一步地淪為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原料供應地、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不僅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要完全喪失，而且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將化為烏有。

鄧先富代表外國大資產階級利益，充當帝國主義買辦的醜惡嘴臉，不是暴露得淋漓盡致了嗎？ 近百年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企圖依靠帝國主義提供技術和貸款來發展經濟，使中國富強，隻是一種幻想。清末的洋務派曾經鼓吹所謂“借債興利”，認為隻用國家資源作抵押，向帝國主義國家大量借款，“仿行”外國技術辦工業，才是中國 “自強之機”和“安身立命之端”。事實恰恰相反，正是他們的這一套完全適應了帝國主義傾銷商品、輸出資本、瓜分中國的需要。洋務運動不是什麽中國的“自強之機”，而是使中國越來越陷於民窮財盡；不是什麽“安身立命之端”，而是使民族危機日益加深。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曾經有一部分人熱衷於搞“實業救國”。他們把工業不發達看作是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本原因，認為隻要大規模地發展工商實業，就能使中國由貧弱變為富強。他們沒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幻想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經濟而發展資本主義工業。但是，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雙重壓迫下，“實業救國”論者的命運不外兩種：或者失敗，幻想一概破滅；或者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和買辦資產階級殊途同歸。鄧先富其人在青少年時代就有所謂“實業救國”的思想。幾十年來，他的資產階級立場和世界觀根本沒有觸動。隨著革命的不斷深入，他的資產階級反動本性就越來越暴露。鄧先富從反對社會主義革命，搞複辟退，到繼承買辦資產階級的衣缽，搞投降賣國，其結果必然落得和曆史上的洋奴買辦一樣可恥的下場。 “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期革命鬥爭得出的曆史的結論。中國的獨立和富強，中國人民的自由和幸福，離開了先帝的革命路線，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離開了社會主義道路，隻能是一句空話。

【原載：紅旗雜誌，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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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國是萬惡之源，買辦是亡國之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