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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枯竭環境惡化：中國應認真考慮“遷都” 金融時報
英國金融時報特約撰稿人梅新育／遷都？沒錯！中國確實應當認真考慮遷都了，因為一個國家、特別是一個大國選擇首都，應當考慮國家發展和應對挑戰的需求，而在當前的情況下，當初定都北京的理由已經不複存在，其負麵作用卻與日俱增。北京繼續充當首都，不僅對整個國家發展構成了額外的負擔，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胡同。
盡管早在兩千多年前，燕國就在北京地區建立了都城；但在曆史上，北京並非華夏文明的腹心地帶，其作為大一統中國政權首都的曆史是在元、明、清三朝。顯然，今日中國選擇首都時，不能從自始至終奉行塞北本位、視中原為魚肉掠奪對象的蒙元政權的視角考慮，審視明成祖定都北京的出發點方才恰當。
明朝興起之後，蒙元殘餘勢力敗退塞北，但卷土重來之心未泯，有明一代，明廷始終視蒙古為頭號大敵，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告誡子孫：“胡戎與中國邊境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明朝天下精兵良將，盡在九邊。但在沒有現代通訊、交通工具的古代，定都南京的明廷與其他任何一個定都腹心地區的王朝都麵臨相同的兩難：
如果放手賦予戍邊重兵集團主將足夠的自主權，他們向安祿山看齊的風險很可能上升到令人無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內虛外”政策、束縛戍邊重兵集團主將手腳，軍隊的作戰能力將遭到嚴重削弱，“靖康之變”和崖山的悲慘結局永遠銘刻在明人心頭。對此，明成祖選擇了遷都北京，“天子守邊”，充分顯示了大明王朝前期朝氣蓬勃、迎難而上的精神風貌；
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選擇定都北京時固然有接近當時的友好國家之意，但在百萬蘇軍虎視北疆之時，我們再次看到中國顯示出了同樣的氣概。然而，時至今日，當初選擇定都北京的這些最重要理由都已不複存在：依靠現代通訊和交通工具，中國無需“天子守邊”就能夠防止安祿山之輩重現；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東方已逐步取代北方成為對華最大軍事威脅的方向；內蒙古已經牢固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疆土，蘇聯解體、中俄結成戰略夥伴關係也消除了來自北疆的軍事威脅；定都北京已不再有接近盟國的意味；……
與此同時，繼續定都北京的負麵作用卻日益暴露。在這樣一個缺水地區，北京竟然已經發展成為近兩千萬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中國當局不能不考慮是否已經超越了環境容量？是否最終會為此付出無法承受的重大代價？是否已經損害了整個國家的均衡發展？
正是為了滿足北京不斷膨脹的需求，在水資源方麵被迫作出犧牲的地區已經從海河流域上下遊和周邊省區擴大到了作為南水北調水源地的漢江流域。如此大規模、遠距離的跨流域調水，對漢江下遊的負麵影響不可低估，未必沒有可能解決不了北方的環境問題，反而把本來環境還好的南方也毀了。而且，北京搬遷了一個首鋼，可計劃大力發展的芯片等產業耗水量似乎也不遜色。與其千裏迢迢高成本調水到缺水地區，何如將相關產業、資源部署到水源豐富的地區？
就北京自身而言，過多的人口和產業也正在惡化這個城市的生活品質。由於人口過多，相應地機動車過多，北京的交通堵塞早已是全中國大城市中最大的夢魘，以至於被賦予“首堵”之名；環境汙染、房價居高不下也隨之而來。也許這可以指責是“錢鬆地緊”造成了北京房價領漲全國的局麵，但是中國必須反思，在北京這樣一個地方，環境容得下放鬆地根嗎？
在保護低收入階層權益、改善民生的旗號下，中國政府可以在北京維持低廉的水價，但無法改變從外地調入的水資源注定高昂的成本，而這些水資源本來可以在其他地方以低廉得多的經濟和環境成本得到。
更糟糕的是，隻要繼續定都北京，北京環境負擔、生活品質繼續惡化並波及其他地區的趨勢就不可能逆轉。因為一個傳統上並將繼續實施中央集權製的大國必須在首都集中相當的資源，而隻要過多的資源集中在北京，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的人們就會湧向北京尋找機會，這是中國國民的權利，不容限製，但客觀上必將進一步加大北京的環境負擔。
在剛剛閉幕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錦濤所作報告談到了要“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優化國土開發格局”，但繼續定都北京，恐怕就是最大的區域發展失誤。
如果北疆仍然存在一個虎視眈眈的重大現實軍事威脅，如果北京現在隻有三五百萬常住人口，那麽，中國確實不必考慮遷都；但是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當認真考慮遷都了。從長遠來看，遷都有助於化解上述問題；就中短期而言，隨著國內外對奧運之後中國經濟前景日益矚目，遷都有助於提供一個新的經濟題材克服潛在的危機。
如果遷都，新的首都應當在長江中下遊之交處選擇一個周邊空地比較廣闊的中小城市，這樣的話地理位置適中，環境容量大，新首都市中心能夠提供其他現成大城市所無法提供的地皮建設中央政府各個部委；由於新都土著人口不多，難以形成足夠強大的地頭蛇勢力綁架中央政府一味索取局部私利，也容易全部使用普通話交流，而不至於在首都還大量使用方言交流。
（注：作者是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英國金融時報特約撰稿人梅新育／遷都？沒錯！中國確實應當認真考慮遷都了，因為一個國家、特別是一個大國選擇首都，應當考慮國家發展和應對挑戰的需求，而在當前的情況下，當初定都北京的理由已經不複存在，其負麵作用卻與日俱增。北京繼續充當首都，不僅對整個國家發展構成了額外的負擔，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胡同。
盡管早在兩千多年前，燕國就在北京地區建立了都城；但在曆史上，北京並非華夏文明的腹心地帶，其作為大一統中國政權首都的曆史是在元、明、清三朝。顯然，今日中國選擇首都時，不能從自始至終奉行塞北本位、視中原為魚肉掠奪對象的蒙元政權的視角考慮，審視明成祖定都北京的出發點方才恰當。
明朝興起之後，蒙元殘餘勢力敗退塞北，但卷土重來之心未泯，有明一代，明廷始終視蒙古為頭號大敵，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告誡子孫：“胡戎與中國邊境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明朝天下精兵良將，盡在九邊。但在沒有現代通訊、交通工具的古代，定都南京的明廷與其他任何一個定都腹心地區的王朝都麵臨相同的兩難：
如果放手賦予戍邊重兵集團主將足夠的自主權，他們向安祿山看齊的風險很可能上升到令人無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內虛外”政策、束縛戍邊重兵集團主將手腳，軍隊的作戰能力將遭到嚴重削弱，“靖康之變”和崖山的悲慘結局永遠銘刻在明人心頭。對此，明成祖選擇了遷都北京，“天子守邊”，充分顯示了大明王朝前期朝氣蓬勃、迎難而上的精神風貌；
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選擇定都北京時固然有接近當時的友好國家之意，但在百萬蘇軍虎視北疆之時，我們再次看到中國顯示出了同樣的氣概。然而，時至今日，當初選擇定都北京的這些最重要理由都已不複存在：依靠現代通訊和交通工具，中國無需“天子守邊”就能夠防止安祿山之輩重現；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東方已逐步取代北方成為對華最大軍事威脅的方向；內蒙古已經牢固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疆土，蘇聯解體、中俄結成戰略夥伴關係也消除了來自北疆的軍事威脅；定都北京已不再有接近盟國的意味；……
與此同時，繼續定都北京的負麵作用卻日益暴露。在這樣一個缺水地區，北京竟然已經發展成為近兩千萬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中國當局不能不考慮是否已經超越了環境容量？是否最終會為此付出無法承受的重大代價？是否已經損害了整個國家的均衡發展？
正是為了滿足北京不斷膨脹的需求，在水資源方麵被迫作出犧牲的地區已經從海河流域上下遊和周邊省區擴大到了作為南水北調水源地的漢江流域。如此大規模、遠距離的跨流域調水，對漢江下遊的負麵影響不可低估，未必沒有可能解決不了北方的環境問題，反而把本來環境還好的南方也毀了。而且，北京搬遷了一個首鋼，可計劃大力發展的芯片等產業耗水量似乎也不遜色。與其千裏迢迢高成本調水到缺水地區，何如將相關產業、資源部署到水源豐富的地區？
就北京自身而言，過多的人口和產業也正在惡化這個城市的生活品質。由於人口過多，相應地機動車過多，北京的交通堵塞早已是全中國大城市中最大的夢魘，以至於被賦予“首堵”之名；環境汙染、房價居高不下也隨之而來。也許這可以指責是“錢鬆地緊”造成了北京房價領漲全國的局麵，但是中國必須反思，在北京這樣一個地方，環境容得下放鬆地根嗎？
在保護低收入階層權益、改善民生的旗號下，中國政府可以在北京維持低廉的水價，但無法改變從外地調入的水資源注定高昂的成本，而這些水資源本來可以在其他地方以低廉得多的經濟和環境成本得到。
更糟糕的是，隻要繼續定都北京，北京環境負擔、生活品質繼續惡化並波及其他地區的趨勢就不可能逆轉。因為一個傳統上並將繼續實施中央集權製的大國必須在首都集中相當的資源，而隻要過多的資源集中在北京，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的人們就會湧向北京尋找機會，這是中國國民的權利，不容限製，但客觀上必將進一步加大北京的環境負擔。
在剛剛閉幕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錦濤所作報告談到了要“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優化國土開發格局”，但繼續定都北京，恐怕就是最大的區域發展失誤。
如果北疆仍然存在一個虎視眈眈的重大現實軍事威脅，如果北京現在隻有三五百萬常住人口，那麽，中國確實不必考慮遷都；但是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當認真考慮遷都了。從長遠來看，遷都有助於化解上述問題；就中短期而言，隨著國內外對奧運之後中國經濟前景日益矚目，遷都有助於提供一個新的經濟題材克服潛在的危機。
如果遷都，新的首都應當在長江中下遊之交處選擇一個周邊空地比較廣闊的中小城市，這樣的話地理位置適中，環境容量大，新首都市中心能夠提供其他現成大城市所無法提供的地皮建設中央政府各個部委；由於新都土著人口不多，難以形成足夠強大的地頭蛇勢力綁架中央政府一味索取局部私利，也容易全部使用普通話交流，而不至於在首都還大量使用方言交流。
（注：作者是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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