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

覺醒年代是這幾年來不可多得的電視劇之一，但是這並沒有改變我這幾年看電視劇的習慣：有始無終；大概看到陳獨秀要辭北大的教職，準備回上海繼續經營新聞報業時，我便止步了。不過，這次不是因為劇情不再吸引我，而是我不願意看到陳獨秀二個胸有大誌，眸中有光的兒子的過早犧牲。

也正如我所想象的，在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但凡有理想願擔當的，無不憂國憂民，想為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謀一條出路，那是一個嶄新的時代，麵對未有先例的危機，在傳統的四書五經，二十四史裏，是難以找到靈感和突破的；於是知識階層努力向外界學習探索，做社會調查和實驗，試圖摸索出一條適合中國的道路。

覺醒年代裏麵另外一個有趣的人物是辜鴻銘，他應該是一個很有語言天賦的人，懂多國語言，似乎並不以思想見長。但劇中他的有些話到一百年後的今天仍然非常有意義，他說，如果處處效仿西方，並不可能得到西方的認同；隻有保持中國人原有的精神與文明，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今天，如果更進一步地說，中國人原本就應該在任何學習他國的過程中，持一種不迷信的態度，去偽存真，兼容並蓄，在優良的傳承裏注入活水，發揚光大自己的文明底蘊。他人的尊重，不應該是我們的標的；我們的目標隻有一個，就是做更好的自己。

或許任何擔當著時代變革責任的風流人物都有一定的共性，那就是忘我，視個人私利為無物，一心謀求公利。國父曾經四處奔走，籌資甚豐，但他自己身無餘財，其上海的故居是加拿大華僑集資捐贈的；劇中的陳獨秀亦是如此，可以輕易地放棄在北大那麽優厚的薪資保障，隻是為了投身新聞報業能夠起到更大的社會影響力，早年陳是經曆過不少窘困生活的，能夠棄得之不易的錦衣玉食的生活於不顧，投身於生死難測的政治活動，便絕非一般人了。一般人，會和胡適那樣，少說點主義，多做些學問，寶馬香車，豈不美哉。

如果回到那個時代，如果我也置身於北大，百分之99.9的概率，我也會做如胡適那樣的選擇；那剩下的百分之0.1，則是我的向往，我向往自己不是一個普通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如果能夠有理想，為理想而奮鬥，有一番作為和擔當，自然更有意義；再不然，如果能夠仿效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可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能夠超脫於物欲，沉浸於更純粹的精神生活，又豈是凡人能夠企及的高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