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右派

很小的時候就被灌輸左派是好的右派是壞的，雖則那時一點都不了解左派和右派的含義。長大些了才增加了一些非常粗淺的“認識”：左派代表進步和革命，右派代表反動和腐朽，而“革命”總歸是偉大和正確的，那麽左派自然也是偉大和正確的。再以後，左派右派的對立漸漸模糊，這二個詞匯在媒體上幾乎消失了，大家都忙著“奮鬥”“進取”，一致向錢。如今，在生活中或在文學城上，如果有人發表一些讚同推廣社會福利機製，提倡減小貧富差別等等此類左傾觀念，那麽幾乎沒有什麽懸念，你會招來一大堆口水戰，指責你要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專製，倒退到物質匱乏的年代。毫無疑問，當今是一個左派人人自危，如同過街老鼠的時代。

很不幸，自我有明確的政治意識起（也就是過去的十來年吧），我便是一個左派。和現今民間的大多數左派一樣，絕大多數時候我選擇沉默，因為我能想象，在一個有十個人的群體中我未必能找到一個同情的聽眾。我並非想要嘩眾取寵，對一個除了工作場所之外幾乎沒有社交的人而言，我沒有任何想要取悅或者想要對抗的對象。我的觀念和立場完全來自我的觀察和思考。

在我看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整個社會和經濟領域在資本化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很遠了，與其說中國走得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不如說中國社會經曆了一次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初期階段，權貴和資本聯手，基本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居民以及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撈到一些殘羹剩飯。真正付出巨大代價的是廣大偏遠農村的農民，他們生在農村，絕大多數沒有受過好的教育也沒有專業技能，為了生存或者為了更好的生活，他們隻能來到城市做苦力，卻被排斥在大多數城市居民能夠享受到的社會醫療和退休養老福利之外。另一類付出巨大代價的人群是城市的底層工人，他們早在90年代的國企改革起便大批下崗，在拿到不幾年便被通膨消耗殆盡的買斷工齡的血汗錢後，他們便生死由命。為什麽中國政府能夠積累起巨大的財富？因為他們無需承擔扶助社會弱勢群體的責任。

而這些弱勢群體之所以弱勢，全然是他們自己的責任嗎？如果我生在農村，我可能在八十年代中期就讀於已經設有二間各裝備了50台電腦的機房的高中嗎？當今政府自49年起至今，從來沒有為全體公民提供過平等公平的教育。雖說中國沒有印度的種姓製度，但戶口製度以及巨大的城鄉差別，讓中國農民至今仍然被牢牢地固定在次等種族上。再說大批在所謂國企改革中下崗的工人，難道他們是國企缺乏競爭力以至落得巨大虧損的罪魁禍首嗎？那正是各級領導階層的失職，而承受代價的卻是無辜的底層工人。各級領導階層則搖身一變，以種種齷齪的手段和交易趁機侵吞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然後再重新登場，這便是現在很多資方的“第一桶金”，這裏麵隻有罪惡，沒有榮耀，這也是現今社會仇富情節的根源所在。

我並非無原則地認可毛澤東時代，事實上，我認為毛澤東時代施政的錯誤是導致如今社會人心渙散道德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先不去討論毛公的初衷究竟如何，但他在反右和文革中對異己意見和人士的種種精神上和肉體上的迫害是令人發指無法原諒的。不要說是基層的人在執行上有偏失，像毛公那樣控製欲極強的人，底下發生的事情他一定是知悉的。反右和文革不僅僅是社會民主生活的倒退，更是對法律的踐踏，挑戰文明的底線。假設毛的初衷是一己的權欲或私利，那麽毫無疑問他便是那些年那些人為悲劇的罪魁禍首；假設毛的初衷是為了不擇手段建立他的理想國為人民謀求終極福祉，那麽這種不切合實際的理想和與之相應的非常手段無異於拔苗助長，以一己之念玩一國於股掌之間，其結果可想而知，他同樣難辭其咎。當然，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在軍事和社會生產力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性的進步，從而贏得了國際社會上令人矚目的地位。然而，這些都不應該是毛公其他施政錯誤的藉口，尤其是對一些無辜人群實行集體性的全方位的迫害。所以，我認為，對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的前三十年，我們應該以一種全麵的實事求的客觀的態度來看待，最忌諱的是執其一念而一味偏激。

然後，毛公時代左傾的錯誤和悲劇並不應該成為現今社會資本貪婪和狂妄的通行證。我理想中的社會主義應該為公民提供平等的資源，獎勵辛勞和智慧，扶助弱勢群體讓他們至少能夠過上基本的生活。值得欣慰的是，過去幾年中，我們畢竟在這個方向上前進了幾步：取消了農業稅，向農民提供一定的醫療保障和養老體製，雖說現在還非常微薄（好像隻有100元/月，用我母親的話說，政府怎麽給得出手？），但這畢竟是一個突破性的開始。

我覺得此屆中國政府正在探尋未來的方向，希望政府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選擇歐洲模式（social capitalism），而非美國式的壟斷性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不會有出路的，當今的美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資本對利潤的追求就好比癌細胞對健康細胞的侵蝕，是不會有止境的，而最後的結局一定是宿主和宿體一並玩完。今年大選TRUMP和SANDERS各自席卷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提名競選戰，便是美國民眾終於不堪層層盤剝對壟斷資本把持的政界提出抗議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