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歌，是指那些你曾經唱過而現在很少有人再唱的歌曲，它們像堅硬的石頭，靜泊在你生命的某個角落；它們像癡情的愛人，注定要陪你走完人生。它們是你少年時結交的摯友，一輩子不會忘記對方；它們在你的心靈上留下過或深或淺的痕跡，永永遠遠地響在耳畔腦際。哪怕你天生五音不全，哪怕你不名一文，形象欠佳，舊歌從不拋棄你。想起舊歌，自然會想到舊事和故人，想到許許多多雜色紛呈的場景。大街上流行歌曲不斷翻新，雜蕪並存，而那些舊歌，那些你昔日唱過的旋律卻深藏於你的腦海，天長地久地跟隨你，在你孤寂的黑暗中點燃一團溫暖的明朗。這種默契，最難用語言描述。歌聲不滅，語言隻能退居其次。舊歌響起來，即使沒有掌聲與花束，卻有掌聲與花束無法表達的感情參與。
1972年，我成為一名小學生前後，已經聽過不少京劇樣板戲唱段，最為熟悉的是《沙家浜》和《紅燈記》。多年之後重看這兩部影片，眼眶裏有液體來回打轉。我常常到曲線兄的網頁，聽智鬥，熟悉的唱腔，熟悉的台詞，引領我回到了童年。我不知道它們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就表象而言，對舊歌的懷念是一種童年自戀情結。聽著舊歌，我想到了灶台裏的柴火，不時地映紅母親的臉龐；想到了落雪之夜跑大老遠去看電影，回來時一群大小嘴巴參差錯落地唱：“我家的表叔……”那種藕斷絲連的依戀，片言隻語已經無法說清。
近年來看到巴金、黃裳等前輩關於革命樣板戲的痛恨之詞，皆謂聞聲而心悸，聞聲而頭暈。他們的記憶裏充斥著江青的醜惡麵目，視覺中湧動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震天嘯叫，紅衛兵瘋狂揮動的軍用皮帶不僅將傷痕留在了他們身上，更留在了他們心頭。餘生也晚，對文革的感性認識是天下大亂，烏雲密布，一旦開口不慎便會淪為“現行反革命”。就樣板戲來說，我也覺得不是江青的個人行為，充其量不過是江青多操了些心而已。這些大浩劫中的文化現象助長了極左烈焰，賬卻不能記到那些埋頭創作，反複修改劇本的小文人頭上。曾獲奧斯卡金像獎的影片《辛德勤的名單》中這樣一個細節，殺人如麻，慘無人道的法西斯集中營裏播放著音樂家瓦格納的樂曲。是啊，時至今日，沒有誰因為納粹分子喜歡瓦格納的藝術就杜絕或否認了他的存在。樣板戲是在一個特殊年代裏孕育出來的“怪胎”，平心而論，這個“怪胎”還不止於成為洪水猛獸。
小學生涯，大概是人生中難忘的曆程之一。開始，我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我愛北京天安門》，又唱《小小螺絲帽》、《小鬆樹》。尤其難忘那首詞曲俱佳的《長大當個好社員》，此歌表現了一名少年立誌像父輩一樣為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一生的遠大理想。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這首歌又被灌入錄音帶翻唱，其生命力之久之強，遠非人們的想象。1976年升入五年級，唱《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好》，第一次記下了石祥和生茂兩位詞曲作家的大名。唱電影《決裂》插曲，唱《春苗》和《紅雨》的主題歌，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滿懷熱情高唱偉大領袖，聲嘶力竭地讚美共產主義；唱《學大寨、趕大寨》，唱《井岡山下種南瓜》……直唱得天昏地暗，嗓音沙啞；唱得六神無主，氣力不支。
到了中學，漸漸地接觸了大江南北的民歌，少年的心中，漸漸有了民歌中所唱的隱情。“哥是天上一朵雲，妹是地下花一叢”等等熾烈濃豔的音調，不能不引發少男少女的共鳴。禁錮多年的民歌，洪水一樣衝出閘門，迅疾滲入了幹涸的少年之心。從此知道了《阿拉木罕》、《花兒與少年》。後來，港台歌曲風頭勇健，來勢強勁。葉佳修和羅大佑二位的作品深入人心，久唱不厭——《赤足走在田埂上》和《童年》寫得多好！
告別校園，就再也不是少年人了。一種喜好日漸明顯，這便是愛上了沉鬱抒情的歌曲。從《紅河穀》到《老人河》，從《故鄉的親人》到《重歸蘇蓮托》，都是諳熟於心的固定曲目。一次在異鄉聽到了羅大佑為餘光中詩譜唱的《鄉愁四韻》，眼前突然幻化出故鄉衝天的白楊，無垠的黃沙和翻騰的麥浪。在那如泣如訴的歌聲裏，鄉愁的意義頓時擴張，淹沒於彌漫的氤氳之中。也曾喜歡崔健，喜歡粗獷的西北風，喜歡齊秦孑然穿過北方的荒原狼……。時輪飛轉，轉來轉去終歸轉出了一個大趨向，那就是喜歡舊歌，喜歡那些永遠不老的歌。
舊歌提醒哼它唱它的人：你已經不是一個少年，甚至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青年了。你長大了，有了這樣那樣的經曆。你的某些曆史，舊歌完全可以作證。
朋友相聚，一切的一切之餘，唱支舊歌必定是件好事。不管嗓音，不論口型，隻要能哼幾句就行。來，隨便挑一首，做好準備，一齊開口：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