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教育熱點漫談

“國運興衰，係於教育”，而教育的興衰則牽動著每一位國民的心，即將走過的2011年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啟動實施一周年，回顧走過的這一年，既有教育改革帶來的人心鼓舞，也有鮮血和冷暴力賦予的痛徹心扉，從高等教育的“去行政化”到學前教育的“入園難”，教育的難點問題在艱難變革中，教育的熱點問題也在不斷噴湧。近幾年最棘手、最有爭議的教育話題，已經因為政策的調整和中央財政的支持，得到一定的緩解，但是透過這些現象，我們必須逐步追根索源，從根本解決問題，因此，梳理這一年的教育變革動態，希望留下這一年的教育生態記錄，尋找來日解決教育的良方。一，“入園難”和“校車難”好多年前我們就把“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寫在了牆上，如今，窮的依然是教育，苦的還是孩子，由於學前教育不屬於國家義務教育範圍，長期以來一直是教育的薄弱環節，當“入園難”成為一個社會熱點問題以後，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把學前教育當做一項重要的民生工程來抓，今年更是“把學前教育當做教改的突破口，首先解決入園難的問題”。今年3月，教育部要求各地提交以縣為單位、緩解入園難問題的規劃辦法。教育部將督導各省的三年計劃，相信會在三年內緩解入園難的問題。今年兩會期間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透露，在大家比較關心的學前教育上，今年僅中央財政要投入30個億專項經費。同時他強調，要將這筆錢用好，發展公辦為主、民辦和公辦共同發展的學前教育。但是，根據國家教育部發布的數據，截至2009年，我國幼兒園總數為13.82萬個，共計86.79萬個班，在園人數2657.81萬人，30億的專項經費隻是目前在園幼兒人均12元左右。長期以來，我國地域經濟，城鄉經濟發展差別很大，在整個教育經費短缺的情況下，以縣為單位解決教育經費問題，絕非長久之計。國家必須加快製定教育投資法，借鑒教育發達國家的經驗，實行國家教育財政轉移支付製度，從根本上保障教育教育經費，才能促進教育環境的改變，實現教育的均衡發展。然而年初的計劃還在實施中，甘肅正寧縣“11·16”交通事故，19名幼兒園的孩子在校車中喪生。緊接著江蘇校車事故中15人遇難，校車安全問題成為軒然大波的社會議論焦點，受到了全社會的關注，校車安全注定是2011年中國教育最傷心的代名詞。有關校車安全問題也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國務院法製辦公室會同有關部門抓緊調查研究，針對保障校車安全亟須從製度上解決的主要問題，起草了《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一時間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學校，企業都在出謀劃策，從校車的製造到給予校車特殊路權等紛紛出台政策，辦法；最終落實到學校隻有一個字“錢”。長期以來我們有一種窮國辦大教育的思想在作祟，談到教育就是缺少教育經費，據南方網報道，去年政府采購汽車金額攀升至800億元，占總采購規模的14%，平均年增速超100億元。同時，超標購車等違規行為時有發生，“豪華公務車”“天價采購”更是頻頻被媒體和網友曝光。如媒體今年2月報道的寧夏財政廳斥資近900萬元一次性采購25輛豪華奧迪A6，就曾一度引發社會熱議（2011年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黃衝）。同時，也有報道，青島校車難享特權，21公裏路被搶道60多次。我們相信，通過政府加大投入，校車的硬件會得到有力的改善，針對校車問題，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朱永新一針見血的說：“校車的超載也好，校車的質量差也罷，其實背後都是沒有真正地把孩子當人看”。 除了因學生擁擠上車而發生的悲劇之外，今年還發生多起幼兒園校車把幼童留在車上被悶死的事件。所以，校車安全問題不是車的問題，是人的問題，如果文明意識沒有提高，還會有很多想不到的校車慘案發生。二，教育冷暴力和教師教育 近幾年，由於教師教育教學方法不當，對學生造成嚴重傷害甚至導致學生自殺事件時有發生，今年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教育問題就是，“綠領巾”、變相體罰，教室外考試等教育冷暴力，以及狼爸虎媽教育下的孩子也受到了人們極大的關注。這裏麵既有應試教育不散的陰魂，“孩子的分，就是學校家長的命”，把學生作為分數的奴隸，考試的工具；究其原因，更有我們教師教育，教師考核的製度問題。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在對教師考核時，仍然采用簡單，片麵的主觀方式，不注重教師自身發展，也極大的妨礙的教師教育教學水平的提高。同時，長期以來，我們教師教育中一直實行師範教育類課程老三門：教育學、心理學和學科教學論。這樣的課程既不適應時代發展和素質教育的要求，觀念落後，課程結構單一，內容陳舊，也提不起學生學習的興趣，直接影響著教師教育水平的提高。所以，我們培養的教師，雖然有一定的專業知識，但是，嚴重缺乏教育科學理論和教育教學基本技能。更談不上對學生心理發展和特點的掌握。在教學過程中，方法簡單；隻知道教書，不會育人，對學生的心理狀況難以進行輔導。因此，目前我們國家師範教育的課程結構必須改革，急需轉變教育思想觀念；“教育大計，教師為本”，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建立一支高素質、高質量的教師隊伍是教育發展的根本保障。否則，我們教育依然會有各種各樣問題出現，素質教育也很難落到實處。許多改革，歸根都是思想意識的改革，有些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三，大學的“去行政化”今年年初，上海複旦大學校長宣布，該校正在製定被稱為“複旦憲法”的大學章程，將規定校長及行政負責人退出學術和教務委員會，以此摒除行政權力對教育的過度幹預。觀察家認為，此舉可以視為中國大學“去行政化”的先聲，大學教改正醞釀實質性突破（2011年01月06日中國新聞網符永康）。到目前為止，大多進行學術權和行政權分離改革的高校，所采取的辦法是校長從學術委員會退出，不再擔任學術委員會職務，甚至有校長提出在擔任校長期間，不承擔科研課題，不帶研究生等。去行政化的實質就是重新界定學校管理和學術研究的關係問題，打破以往那種官本位的體係。針對這一問題，學術界也各有爭論，追根索源還是官本位思想在作祟；我們國家的大學校長，一般都是廳級幹部，教育部部屬的二十來所副省級大學，一個校長就相當於一個副省級幹部，一次得到，終身受用。想不讓人關注都難！目前我們國家如何遴選大學校長仍然陷入一個誤區之中，幾乎全部是上級主管部門的一紙任命，多是教育部下派司局級官員或是院校之間校長交換，例如，吉林大學十年走馬燈似的換五位校長。一個大學的發展需要一個熟悉學校事務，了解學校管理與經營的合格的校長，同時，麵對一個7,8萬師生的巨無霸大學，任意從上級委派一個高級官員或異校校長並不一定適合於該校的發展。從數萬高智商人群中由師生推選出一個合格的校長，應該不算太難吧。一些高等教育發達國家，校長幾乎都是由本校選舉產生，然後，上報教育主管部門。中層的教學科研領導，也是選舉或者教授輪流做，教育科研以及重大事務有教授會決定，院長，科長都隻是執行者，在其位，謀其政，時間到了回歸仍然當教授。我們如果不改變現有的大學領導幹部選任製度，依然是“副部級”“廳級”校長們在組織部門的陪同下空降而來的話，我們的“去行政”化，其實就是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