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沙埋沒的碎片

十多年前，在蘭州和治沙專家郭普先生聊天，無意間說到了反右時期甘肅省最大的右派勞改農場——酒泉夾邊溝農場。先生感慨不已：“數千名右派在那裏勞動改造，僅三年光景就死了一多半。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右派大都平反了，可從來沒見過人寫夾邊溝的事情。這是右派的不幸，更是國家和民族的不幸！”
    郭普先生早年就讀於金陵大學農學係，抗戰時輟學返回蘭州，與寄居蘭州的史學家顧頡剛等先生創辦民刊《老百姓》，呼籲抗日，被當局視為“異黨鐵證”，嚴令停刊。抗戰勝利，郭普在其故鄉甘肅天水創辦農研所，繼而被任命為甘肅省張掖農校校長。王震將軍揮師西進路經張掖，郭普作為知識分子代表在歡迎大會上致詞，並組織學生夾道歡送解放軍。建國後，郭普繼續擔任張掖農校校長職務，他懷著對黨和新社會的滿腔熱情，整肅校紀，諫言獻策，忠實地履行著為人民服務的職責。1957年，郭普被同行“挖”了出來，原因是國民黨政府曾任命他為張掖農校校長。次年春，甘肅的右派紛紛受命趕赴酒泉夾邊溝集中勞改，郭普也是一分子。到了夾邊溝，沉重的精神壓力，繁重的體力勞動和不足裹腹的食物致使他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連拿鐵鍁的力氣都沒有。管教幹部看到郭普弱不禁風，便動了惻隱之心，令其到食堂幫灶。郭普在食堂裏揀菜、燒火，才免於餓死。逃得了性命的郭普於1962年被遣至甘肅民勤縣，在中國科學院所屬的治沙試驗站裏埋頭科研。此後二十年,郭普在治沙科研方麵取得了豐碩成果。他主持建造了亞洲第一座沙生植物園——民勤縣沙生植物園，帶領科研人員推廣粘土沙障，開發沙生資源，得到了國內外治沙界的極高讚譽。倘若當年走不出夾邊溝，後來的這一切便徒有想象了。

    受了郭普先生的啟示，我曾尋訪過夾邊溝勞改農場的幾位幸存右派，其中一位是我中學的語文教師。談及夾邊溝，老師老淚縱橫，激憤溢於言表：“簡直是人間地獄！幾千條人命在那裏豬狗不如！”老師進夾邊溝之前在一村校當校長，飽讀詩書，又寫得一手好字，少年不知苦滋味，看到報紙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鼓勵，就大膽地獻上了一些關於教育改革的設想。他根本沒想到反右“陽謀”會毀了自己的青春年華。去夾邊溝那年，他18歲。和他同行的，還有民勤縣委書記、組織部長等幾十人。1961年回來時，隻剩兩三個人了。
    老師這樣敘述他在夾邊溝的遭遇：剛到夾邊溝時，正是春天，幾十個人睡在一間潮濕的地窩子裏。一天勞動16個小時，幹的是苦活累活，吃的是能照見人的清湯。不過一月，身體開始浮腫，眼睛眯成一條細縫。晚上睡覺，鋪著一層薄草的地鋪擠滿了人，大家隻好側著身子睡。喝的清湯都變成了尿，一兩個小時就得上一次廁所。上廁所回來的人蹲在牆角，等到下一個人上廁所時，趕快擠到空出的草鋪上。吃不好，人就不行了。指頭摁到肌肉上，塌陷下去的地方久久不能複原。人餓急了，就千方百計想辦法。春種開始了，我發現附近的農民們偷吃麥種(他們也餓啊！)，於是抽空到拉屎的地方逡巡。見四周無人，拿一根木棍在屎堆裏找麥粒。找到幾顆便欣喜若狂，用手搓幹塞進嘴裏。麥子種到了地裏，人糞裏沒有可吃的東西了。我開始找騾糞、馬糞、驢糞，從中撥弄出大牲畜沒有消化掉的豆渣。好多人都如法炮製，但糞總是有限的。沒辦法，我打上了已經埋到地裏的種子的主意。晚上獨自溜出去，扒開土層找麥粒。一塊地的兩端，牲口犁地時轉頭次數多，播耬遺漏的麥粒也多。雖然麥種裏拌了“666”粉，吃了就發暈、拉稀，但為了活命，不吃也得吃，能掙紮一分鍾就是一分鍾啊！

    1948年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期間加入共產黨的汪彥山先生，打成右派送夾邊溝前在甘肅教育廳任中教科長。他在不同場合說起過夾邊溝的經曆：我餓得連喝水的力氣也沒有了，就托人捎信給在民勤老家務農的妻子，讓她想辦法救救我。妻子變賣了家裏的房產，買了小麥，炒熟，用石臼搗碎，裝進布袋送到夾邊溝。一見我癱在地上的樣子，妻子就放聲大哭。她用水把搗碎的麥粒攪成糊糊,一勺一勺地喂進我的嘴裏。沒有她，我的命就沒有了。
    汪先生還說：好多右派都在地窩子頂棚的椽子上拴了根草繩，起床時抓住繩子才能掙紮起來。一些人抓住繩子卻無力坐起，眼睜睜地餓死在草鋪上。

    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教授對我談起夾邊溝舊事，連連大搖其頭：“什麽叫磬竹難書，夾邊溝就是！”
    進夾邊溝前，教授所在的大學鼓勵學生給黨提意見，他的同學楊某便給係黨總支書記提了一條，建議不要和女生亂搞男女關係。孰料總支書記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當場指令：光天化日之下楊某竟敢攻擊偉大的黨，是徹頭徹尾的右派！共產黨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怎麽會亂搞男女關係！楊某即刻被定為右派押往夾邊溝。出發那天，楊某咬掉了自己的舌頭，滿嘴鮮血淋漓。咬了舌頭也不行，還得去夾邊溝。到了農場沒多久，楊某就死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甘肅省委研究室供職的孫民先生，曾任甘肅日報、新華社、人民日報記者、編輯、評論員。1997年，離休後的孫民寫出了長達百萬字的長篇小說《盛世幽明》。書中寫到了甘肅某報社記者“汪超”被打成右派後“魂歸夾石溝”。明眼人可以看出，夾石溝即夾邊溝。這是第一次公開發表的關於夾邊溝右派遭遇的文字。孫民描寫了右派夾邊溝勞改者的夥食標準和饑餓情形：每頓飯不到三兩全粉，不能蒸饃，隻好摻上些堿蒿籽磨成的麵擀成麵條，下些蘿卜條煮成一鍋稀湯麵，一人兩杓，吃罷一泡尿就又餓了。長期的饑餓，使大多數人的臉龐和兩腿反漸脹大。原來人們都得了浮腫，因為堿蒿籽裏不知道含有什麽成份，人們的皮膚由黃漸漸變得青綠，有的人的腦袋像個冬瓜，青綠的皮膚上還粘著一層白黃色的細沙，有的人腫得仿佛透明，人見了互相低頭而過，不忍從難友身上看到自己在告別這個世界之前，將要變成的尊容。

    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焚書坑儒”。春天“百花齊放”、“引蛇出洞”；繼而百家爭鳴，沸翻盈天；嚴冬來臨，黑雲壓城，“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得到了“致命的打擊”，“政治戰線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最終得以實現。官方統計資料上的55萬(另一說法為100萬)右派分子在這一年裏嚐盡了苦頭，以至於在以後的歲月裏賠盡青春、搭上性命，成為被世人唾棄的異類。
    地處西北的甘肅省，1957年全省總人口約1200萬，僅占全國總人口的1／50。令人難以料想的是右派分子竟有5萬多人，占全國右派總數的1／10。1958年5月，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言：經過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特別是經過了傳達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在黨內清除了孫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長)、陳成義(原政法黨組書記、副省長)、梁大均(原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為首的反黨集團，情況大變，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日千裏地向前邁進。1958年的水利工程六個多月的成績就等於1957年的十倍。原來準備十年基本上擺脫幹旱威脅的願望，現在看來，隻要苦戰三年就可以實現。(1958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張仲良的發言贏得了會場上雷鳴般的掌聲，甘肅的反右成果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稱讚，張仲良也在這次會議上被增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反右和冒進的直接後果，導致了所謂1958年－1960年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殍遍野，民怨載道，震驚朝野。1960年12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會議，幫助甘肅省委改正嚴重錯誤，調整了甘肅省委領導班子，呼籲“緊急動員起來搶救人命”，對曆次政治鬥爭中受到錯誤處理的4萬多幹部和24萬多名工人、農民、學生陸續甄別平反，並摘掉了5378人的右派分子帽子。即使如此，“極左”的流毒仍在急劇蔓延。 “文革”中的甘肅深受“左禍”重災，與1957年的反右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反右期間的夾邊溝，是甘肅知識分子的天哭劫數。如果將視點放散到全國，就不難看到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的巨大背景。在無數個案背後，隱藏著血淚交織的悲劇。遺落在夾邊溝的屍骨，像風沙埋沒的碎片，留給世界的，不僅僅是關於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