鈾礦資源 (ZT)

全球鈾礦爭奪戰 發達國家壟斷80%

馬歡 　

    

    全球天然鈾產量的地域分布極不均勻。自2003年以來，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的鈾礦產量一直穩居世界前三。
    這三大天然鈾生產國的總產量占全球總產量的約67%。不過在2010年之後，這全球三大產鈾國中，除了哈薩克斯坦的產量繼續保持增長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產量均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2011年，哈薩克斯坦繼續保持世界第一鈾生產大國地位，這一年它的鈾產量占世界鈾產量的35%。
    除了傳統的鈾礦三大國以外，非洲4國(納米比亞、尼日爾、馬拉維和南非)的鈾礦山產量占世界鈾礦山總產量的18.54%，較2009年的16.81%增加了1.73個百分點。納米比亞和尼日爾的鈾產量穩居世界第4、5位。
    和鐵礦一樣，鈾礦資源也早已被全球發達國家巨頭們壟斷。當今世界上，超過80%的鈾礦資源都被幾個主要發達國家的鈾礦公司完全壟斷。對於像中國這樣對鈾礦需求量逐年增長的國家來說，如何擺脫全球鈾礦的壟斷困境，已迫在眉睫。

    國際鈾礦“掠食者”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鈾礦開采業經曆了大量的兼並與重組，使鈾生產逐步集中在幾個大型生產商手中。2010年，加拿大礦業能源公司(Cameco)、法國阿海琺集團(Areva)和哈薩克斯坦國家原子能公司(Kazatomprom)的鈾礦產量占全球總產量的約47%。全球前十大采礦公司的總產量占全球總產量的近87%。
    不過，由於世界各國對鈾礦的需求越來越高，很多大型的礦企都開始進入鈾礦開采業，並向新鈾礦的勘探和開發投入了大量資金。一些大型的鈾礦公司也可能競爭並購。
    2002-2008年初，鈾礦公司共完成了72筆並購交易，其中絕大部分並購出現在鈾價飛漲的2006年。兼並的結果是形成壟斷，致使七大鈾礦公司控製了一半以上的世界可采鈾儲量，其年開采量也占了世界總產量的80%左右。
    按照鈾礦石儲量的保證程度排序，擁有超過150萬噸地質儲量的澳大利亞公司必和必拓首屈一指(占世界總儲量的43%)，擁有53.8萬噸鈾儲量的俄羅斯公司APM3穩居第二位(14%)，居第三位的是法國AREVA公司(約14%)，緊隨其後的是加拿大公司Cameco和哈薩克斯坦核工業公司。
    目前，由於大部分著名的采鈾礦床的儲量均日趨枯竭，這幾大礦業巨頭公司都把找礦重點放在新區，一般是通過建立新的地勘公司或合資企業的方式，在世界各遠景區尋找新礦床。

    美國需求量最大

    美國是世界上鈾消費量最大的國家，也是世界最大的核能消費國。不僅如此，美國為世界第四大鈾資源國和第八大鈾生產國，本土境內擁有104座核電站。
    不過，盡管美國擁有豐富的鈾礦資源，但對境內鈾礦開發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比如，為了維護重要的天然奇景觀光區和“國家寶藏”，美國政府決定在大峽穀(GrandCanyon)周圍600餘萬畝地區開采鈾礦，為期20年。盡管這個地區蘊藏大量高品位鈾礦。
    弗吉尼亞州南部擁有全美最大的鈾礦床，但這一地區有長期開采禁令。為此，美國國家科學院和國家工程院曆時22個月完成審查報告。這份長達302 頁的報告指出，這些鈾礦可以開采，但開采公司必須對弗吉尼亞州缺乏發掘放射性元素經驗的工人、公眾及環境加以保護，否則，開采禁令將長期存在。
    日本福島核事故觸發了全球範圍內的核電安全大檢查，世界各國都將核電安全問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國也不例外。2011年，美國核電對鈾需求量為18376噸，同比下降5.95%。盡管如此，奧巴馬政府宣稱，仍會把核能作為發展美國新能源計劃的一部分，為此已提議通過貸款擔保刺激新核電站建設，擴大核電能力。

    新興國家需求不斷增加

    除了美國以外，其他對鈾需求量比較大的國家依次是法國(9254噸)、俄羅斯(4912噸)、中國(4079噸)、韓國(4029噸)以及日本(2805噸)。
    按鈾需求量排序前10個國家核電裝機容量合計為312169兆瓦，占世界核電裝機容量的84.28%，鈾需求量合計為51615噸，占世界總需求量的82.51%。
    大部分國家在進一步強調安全性的前提下依然對核電發展保持了積極態度。法國政府明確表示，核能將繼續是法國能源獨立政策的基石，法國目前已決定投資10億歐元用於發展包括第四代核反應堆研究在內的未來核電項目。英國則表示將繼續發展核電，並宣布在2025年前再建8座核電站。此外，俄羅斯、韓國、印度等國的核電建設工作也在按計劃實施和向前推進。
    據世界核協會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世界在建核電機組有61台，在建核電裝機容量為61654兆瓦，其中中國(26台，27640兆瓦)、俄羅斯(9台，7960兆瓦)、韓國(5台，5800兆瓦)、印度(6台，4600兆瓦)。
    除此以外，在東南亞地區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尼也考慮擬建核電站。據《亞洲時報》報道，澳大利亞也宣布願意加入核能國家之列。根據澳大利亞的核能源發展報告，提出了關於“在2050年前建成25座核電站，以便屆時提供全國30%的電力供應”的目標設想。
    這些新興大國對核電的需求都在不斷增長。不過，除了俄羅斯的鈾產量比較大以外，中國和印度的鈾產量都很小，韓國更是沒有鈾資源。
    人們預料隨著未來世界上核電站的大量興建會使鈾礦生產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麵，所以鈾價才會連年飆升。對於這些國家來說，如何從那些產鈾大國中進口鈾礦，將是他們未來核能戰略的一個重要議題。

    鏈接：中國核電燃料困境:鈾礦需求缺口巨大

    2012年年中，中國的核電步伐悄然重啟。
    8月23日，中國廣東核電集團(下稱“中廣核”)下屬的大亞灣、台山、陽江、紅沿河、寧德、防城港6個核電站，同時舉辦核電站公眾開放日，共有700多人進入核電站內探訪。
    7月，國務院公布《“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提出“到2015年，掌握先進核電技術，提高成套裝備製造能力，實現核電發展自主化;核電運行裝機達到4000萬千瓦”。
    與沿用數年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年)》相比，4000萬千瓦核電的目標從2020年提前到了2015年。
    不過，對中國而言，核燃料的保障問題至今仍然沒有絲毫緩解。有學者預計，2020年中國將消耗當量天然鈾1.36萬噸，2010-2020年累計消耗當量天然鈾9.07萬噸。但國內開采成本低於130美元/千克的鈾礦儲量，目前僅為17.14萬噸，這意味著國內大部分的鈾礦需求將依賴進口。
    “貧鈾”的中國
    鈾礦儲量17.14萬噸。這一數據來源於經合組織核能機構與國際原子能機構在2010年7月正式發布的2009年版鈾紅皮書《2009鈾：資源、產量和需求》。事實上，中國此前沒有任何機構正式公布過相關數據。
    “紅皮書的準確性是得到大家公認的，但由於鈾礦的勘查需要很長的時間，所以最新發現的一些大礦，並不會那麽快就能準確掌握儲量數字，因此紅皮書的數據，肯定是比實際儲量要少。”中國核工業地質局科技處處長簡曉飛如此解釋。
    多年以來，中國一直被定位為貧鈾國。2009年版的鈾紅皮書數據還顯示，澳大利亞、加拿大、哈薩克斯坦三國共占有全球52%的可開采鈾礦資源，而中國僅占有其中的3%，排在第十位。
    顯然，與廣大的地域麵積相比，3%的儲量並不相稱。“儲量數據一直在變化，幾年前很多人都接受的數據是，中國僅有7萬噸左右的鈾礦儲量。”簡曉飛說，“但現在這一數據擴大了一倍不止，儲量突飛猛進的原因不是特大礦床的發現，而是技術的進步。”
    簡曉飛介紹，開采費用低於130美元/千克是國際上沿用多年的標準，高於這一成本的鈾礦並非無法開采，隻是因為開采難度較高，缺乏商業價值，因而暫不作統計。
    “隨著中國在鈾礦開采技術的提高，很多鈾礦的開采成本就會降低到130美元以下，也有了開采的價值，所以也被列入了統計。”簡曉飛說，“比如現在逐漸被采用的地浸采礦技術，使鈾礦的邊界品位由0.03%降到0.01%，原來選擇放棄的礦化圍岩，變成了可以利用的礦石，我們的鈾資源量自然就擴大了很多。”
    盡管如此，中國的天然鈾生產幾年來鮮有增長。2004年，中國生產天然鈾當量為750噸，直到2010年才增加到產量827噸，產能為1350噸，但當年的鈾礦需求就達到了2875噸，缺口在2000噸以上。
    鈾礦需求缺口巨大
    中國現有鈾礦的情況並不理想，在全國200餘座鈾礦中，大部分為中小型礦床，而全球已知的、儲量規模在500噸以上的582個礦床中我國僅占10餘個，並且礦石品位以中低品位居多。目前，僅有江西撫州、新疆伊寧兩地的鈾礦能達到300噸的產能。
    今年6月，中核集團地礦事業部總工程師張金帶在一個論壇上曾測算，按照我國2020年投運7000萬千瓦、在建3000萬千瓦的規模測算，2020年當年將消耗當量天然鈾1.36萬噸，2010-2020年累計消耗當量天然鈾9.07萬噸。如果按天然鈾產品提前3年供貨考慮，2020年當年需要提供天然鈾1.67萬噸，2010-2020年累計需要提供天然鈾12.65萬噸。
    張金帶一直主張，中國的鈾礦資源足夠支撐未來的核電發展，全國潛在鈾礦總量應在170萬噸以上，但他也不得不承認，中期內中國對鈾礦的需求缺口巨大。
    一般情況下，地質勘探從普查到詳查再到正式提交儲量，需10年左右時間，而此後的礦山建設還需要4年左右時間。
    “即使在幾年之內國內鈾礦勘查有新的重大發現，也難以在2020年前大規模供應市場，而2016-2018年期間鈾礦累計需求量就將超過我國現有資源量，麵對急劇攀升的需求，鈾礦供應嚴重短缺很快就會出現，並且鈾礦對外依存度將迅速上升，導致我國能源供需格局的重大變化。”中國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研究中心博士閆強分析道。
    閆強認為，參股或者購入鈾礦出口國的鈾礦山是無法避免的選擇，但這將麵臨不少競爭者，而同樣是貧鈾國並且渴望大規模發展核電的印度則將會是主要對手。
    “鈾礦價格上漲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但適度的價格上漲也有好處，鈾礦價格多年來一直低迷，也導致很多鈾礦企業動力不足，從世界範圍來看，鈾礦供需也有很大缺口。”閆強說。
    2010年，全球鈾礦產量5.3萬噸，僅能滿足總需求的78%左右，剩下的隻能通過庫存以及俄羅斯濃縮鈾稀釋產品來解決，未來必須尋找新的天然鈾來源。
    鈾礦勘探仍有空白
    最近幾年，鄂爾多斯盆地成為了國內礦業的焦點。在這一地區，發現了國內目前最大的鈾礦床，儲量可達數萬噸。
    資料顯示，目前伊犁盆地南緣、吐哈盆地西南緣、鄂爾多斯盆地東北部、二連盆地中東部都已經建立了萬噸至數萬噸級鈾資源勘查基地。這些大礦都位於北方。
    正是基於這些新的發現，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總工程師陳炳德不久前表示，我國鈾資源可能達百萬噸級，但勘查工作相對滯後，“潛在總量較大，前景廣闊，勘查程度較低，探明有限”。
    對此張金帶並不回避，他曾表示，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鈾礦地勘進入了長達15年的曆史低穀，直到“十一五”期間才得以恢複。在2001年前，地質找礦經費一度不到6000萬元，不到最高年份的1/15。
    15年的低穀使得多年來鮮有大型新礦發現，現有的鈾礦產地大部分仍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所發現。至今仍有360萬平方公裏土地屬於鈾礦地勘的空白地區。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核集團專家告訴時代周報，國家當年在發展核電問題上遲遲不下決心，建成大亞灣、秦山兩座電站後多年沒有決定下一步計劃，使得鈾礦的勘探隨之也放慢了下來。
    “就地質條件來說，中國有著豐富的地質環境，尋找鈾礦應該是很優越的，我們臨近的蒙古、哈薩克斯坦跟中國的邊境地區都發現大量的鈾礦礦床，國內的新疆、內蒙古兩地與之相近的地質環境也很多，將來肯定會有更大的發現。”上述專家說。
    公開數據顯示，中國在2009年用於鈾勘查的費用是4017萬美元，而哈薩克斯坦則為1.3億美元，中國僅為哈薩克斯坦的1/3。
    林賀(化名)是包頭一家地質隊的隊員，他向時代周報介紹，1999年地質隊屬地化之後，目前中核集團旗下僅有三個地質大隊，而中廣核則主要從國外買礦，並不在國內找礦。
    “地方的地質隊當然也能找鈾礦，但是肯定會優先找當地所需要的資源，鈾礦對地方來說價值遠沒有煤礦大。中核的地質隊就沒有這樣的束縛，並且屬地化之後，很多原來不能去探的地方現在都能去了，所以這十年才會有新的發現。”林賀說。
    由於儲量稀少，鈾礦的品位不高，因此鈾礦往往有大量的伴生礦，而這些伴生礦往往威脅到鈾礦的開采。
    鄂爾多斯盆地的特大型鈾礦床在發現後，便讓許多核電人士感到焦急，原因是這個鈾礦與煤礦伴生，如果不盡快探明並開礦，煤礦礦權的擁有者並不會等候。
    “由於煤炭資源開發規模大，建設速度快，這不僅將對鈾礦資源造成很大破壞，也會造成放射性環境汙染。”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提案中，中核集團821廠長宋學斌提出，要對鄂爾多斯盆地的鈾礦進行“搶救”。
    因為鈾礦位於煤礦的上方，為了保護鈾礦開發，中核集團在三年前與兩家大型煤企簽訂開采互不影響協議，在20年(局部地區為10年)內開采完鈾礦，但由於種種原因，目前尚處於詳查階段，離探明儲量開礦仍需數年時間。
    “在鄂爾多斯這種地方，到處都是煤，如果不盡快動工，很快就會隨著煤礦開采被破壞掉。”林賀說，“等地方提供水電需要很長時間，搬運機器也要不少時間，所以這幾年下去鑽井勘探都叫“會戰”了，真正能用的時間很少。”
    按照目前的架構，鄂爾多斯的地質隊在完成鈾礦的勘查之後，需要將鈾礦轉交中核集團的鈾礦企業，而勘查的經費則全靠國家投入。
    “中核集團是轉企了，我們很快也會完成轉企，但轉企以後怎麽運作，實在不知道，既然是企業，那麽找礦肯定要有收入，但我們實際上又得靠撥款。如果完全是自負盈虧，這活肯定沒人肯幹，投入大量成本之後卻找不到礦，這風險誰來承擔?隻能是靠國家了。”林賀說。
    快堆商業化路途漫長
    在《“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中，第三代核電技術(AP100)被列為未來首要發展的對象，同時，作為國家863計劃重大項目，第四代核電技術快中子堆(下稱“快堆”)也被列入了示範工程計劃。
    僅僅在一年前，中國的快堆實驗項目才並網發電，中國成為第五個掌握快堆技術的國家，而在全球範圍內，目前也隻有法國的快堆實現商業運營。
    作為第四代核能係統的發展方向，快堆技術的推廣將消除缺乏核燃料的擔憂。此外，快堆技術可將核燃料的利用率用原來的3%提高到50%-60%，大大減少鈾礦的需求量，緊缺問題有望解決。
    國際原子能機構曾估計，第四代核電技術推廣之後，核燃料將由原來的鈾235改為蘊藏量更為豐富的鈾238，並且原來使用後的乏燃料(又稱輻照核燃料)也能取出繼續發電，因此地球上儲藏的鈾資源可供使用1000年，而乏燃料儲存所帶來的環保問題也能相應解決。
    目前，中國僅有13個在運核電機組，產生的乏燃料有限，基本上存於核電站之內。在美國尤卡山地質處置場現存5萬噸乏燃料。乏燃料在數十萬年後才能降到天然鈾的毒性以下。
    中國工程院院士葉奇蓁曾表示，快堆要想商業化，必須具備經濟性和技術上成熟，目前快堆技術在國際上還處於試驗階段，預期2025年-2035年才能進入商用階段。
    在快堆商業化之前，即20年之內，尋找鈾礦仍是發展核電所帶來最大的難題。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99期，摘自《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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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鈾礦資源“走出去”戰略的基本構架及政策建議

 

　　世紀之交，黨中央高瞻遠矚提出要不失時機地實施“走出去”的開放戰略，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緊密結合起來。這是黨中央在深刻分析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總結改革開放20多年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使我國經濟再上新台階的戰略決策。這一戰略與西部大開發戰略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是我國實現第三步戰略發展目標的一項長期任務。貫徹執行這一決策，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的必由之路，對於積極開展資源外交，更好地利用兩種資源，開拓兩個市場，在更廣闊的空間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不斷提高國家地位，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走出去”開發利用國外鈾礦資源意義重大 　　溫家寶總理曾經指出，礦產資源是有賴於全球配置和市場配置的經濟資源，資源全球化的背景和我國入世後的新形勢，對我們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既是機遇，又是挑戰。要在分類摸清國內礦產資源比較優勢的基礎上，製定相應的政策和措施，積極推進礦業“引進來、走出去”。這一論斷充分表明了我國資源開發“走出去”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1．鈾礦資源在國民經濟和國家能源安全中占有極其重要地位 　　盡管目前我國是個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礦業生產國，但因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消費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未來可能會有較大增長。由於資源自身賦存的特點，特別是能源礦產中的清潔能源石油生產不能滿足需求,供需缺口很大;可再生能源雖有較大發展潛力,但遠水不解近渴,因此，大力發展核電是解決我國清潔能源長期短缺最重要的戰略選擇。 　　根據國家能源發展的中長期規劃,到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4000萬千瓦,占全國電力裝機總容量的4%，屆時每年將需要放射性鈾金屬7000噸。此後我國核電可能有更大發展。如果到2050年,要將核發電能力提高到2億千瓦,屆時每年將需要放射性鈾金屬35000噸。 　　 　　可見,鈾礦資源的安全供應對於我國大力發展核電，保障國民經濟快速、穩定、健康發展，維護國防安全和國家經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走出去”參與全球鈾礦資源開發，有利於充分利用國外資源，降低我國經濟發展總成本 　　大力發展核電需要大量鈾礦資源作保障,但鈾目前在我國還屬於短缺礦產,國內產量最多隻能滿足需求的1/3。而且,無論是從軍事或是從民用考慮,我們都還必須進行足夠的鈾戰略儲備,否則極易產生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問題。而由於礦產分布的全球不均衡性，在我國短缺的鈾礦，卻主要集中分布在國外的某些國家和地區，而且生產成本要低得多。雖然由於惡意的商業炒作,目前國際現貨鈾價已達138美元/磅,比2000年底的7.1美元/磅漲了19倍,但基本上是有價無市,最終將回落到100美元/磅以下,甚至80美元/磅以下的正常水平。 　　顯然，“走出去”參與國外鈾礦資源的勘探開發，建立一批國外鈾礦產品生產供應基地和資源儲備基地，乘現在的和平環境多進口一些放射性鈾資源,對於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降低經濟發展總成本,更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3．“走出去”參與全球資源開發，有利於培育我們自己的跨國礦業公司,有利於帶動技術和設備的輸出 　　經過4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形成一支掌握較為先進勘探開發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的地質勘查和礦業開發隊伍。這支隊伍與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但比較適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和民情。特別是近年來這支隊伍中有部分企業已先行一步，在國外礦產品市場和資源市場上闖蕩,學習到不少國際礦業跨國公司的經營運作機製和管理經驗，基本具備了到國外進行較大規模風險勘探和開發的條件。“走出去”開發國外礦產,有利於以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為目標，培育和營造我們自己的跨國礦業公司,有利於帶動我國適用技術和設備的出口，也提供了市場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4．“走出去”參與全球資源開發有利於開展和平外交和資源外交，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增強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力量，提高我國國際地位 　　我們的目的是和平利用原子能,這完全符合當代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潮流。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近二十年來紛紛修改礦業法，製定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勘探開發本國資源、發展經濟。甚至連澳大利亞這樣的美國的傳統盟國，也為了在中國市場上取得更大的利益而在鈾資源問題上網開一麵。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資源一體化的過程中，抓住機遇，順應曆史潮流，打好中國市場這張牌，實施“走出去”的開放戰略，到國外去勘探開發鈾礦資源，發展資源所在國經濟、壯大反霸維和的國際力量的同時，我國也建立起穩定、安全的供礦渠道,推行和平外交、資源外交，互惠互利。 　 　　5．實施“走出去”勘查開發鈾礦資源的開放戰略，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貧乏的發展中大國，為了實現跨世紀的宏偉戰略目標，需要有充足的礦產資源作保障。但是，一些重要的大宗礦產，如石油、富鐵、富錳、鉻鐵礦、銅和鉀鹽等，國內資源明顯不足，需要進口。鈾資源也不例外。 　　21世紀初期，我國經濟仍將保持較高增長速度，各種資源特別是大宗礦產資源的消耗量將進一步增長，我國將麵臨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雙重壓力，礦產資源形勢將更為嚴峻。我國計劃到2020年將核能發電占總發電量的比例由2005年底的1.3%提高到4%, 估計至少將要再建30座100萬千瓦級的核電站, 而據預測，未來鈾礦國內隻能滿足需求的1/3，有2/3要靠利用國外資源。 　　礦產資源是不可再生的，我們不僅要考慮當前的利用，還要考慮子孫後代的利用，不僅要考慮到正常情況下的經濟資源供應，還要考慮到戰爭或國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脅條件下的戰略資源的供應，對國內鈾礦還要進行必要的戰略儲備。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日益加快的今天，資源全球化戰略已成為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共同關注的問題。一些國家為了控製資源，甚至不惜發動一場戰爭。總而言之，無論是在目前還是在可以預見到的將來，國家都必須要有充分的礦產資源作保證。否則，我們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將可能因資源短缺而難以實施。為此，我們必須從全球資源戰略的高度，實施“走出去”的戰略，或者是到國外鈾資源市場特別是資源豐富的友好國家買鈾，或者是到國外進行鈾礦資源的風險找礦勘探和開發，建設穩定供礦基地，解決短缺鈾資源的穩定供應。這是保證我國21世紀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二、國際礦產資源市場態勢和我國企業走出去的現狀 　　1．西方發達國家加緊實施全球資源戰略，控製優質礦產 　　長期以來，以美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努力實施全球資源戰略，鼓勵本國公司到海外勘探開發礦產。其實質是以國家支持為後盾，以跨國公司為主體，開拓地緣區位優勢，優化資源配置，以獲取質優價廉的礦產資源，保證本國資源需求。 　　1）國家支持和服務係統 　　西方國家政府實施全球資源戰略，支持勘查開發國外礦產的措施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麵：一是在國家層次上考慮全球資源戰略問題，並將其作為國家全球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國家依托其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科技優勢，在政治、經濟和技術上開展全方位資源外交，支持其全球資源戰略;二是通過專門機構，利用國家預算，大力推行經濟援助和技術合作，在資源國開展礦產調查評價，建立全球礦產信息係統，為企業“走出去”減輕風險，以利於實施跨國經營;三是利用財政、金融、稅收等多種手段，鼓勵跨國經營。例如，建立海外礦產風險勘查基金；對礦業公司在海外投入的勘查費用，給予特殊的財政與稅收處理；建立完善的金融服務體係，實現資本跨國流動，貸款與貸款擔保，外匯的特殊處理等;四是製定專門法律，提供海外礦業投資保護，規範投資行為，簡化管理程序，實行以備案製為基礎的審批製度。 　　總的看來，西方發達國家及部分新興工業化國家政府在走出去開發國外資源這個問題上所采取的戰略是一致的，都立足於全球配置資源，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財政、稅收、金融、法律手段，保障其對全球礦產的控製程度和影響力。隻是由於各國的國情、礦情、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政府在支持力度、方式、手段上有所差異。 　　2）礦業企業的跨國經營 　　西方大國實施全球資源戰略的主體是跨國礦業公司。基本做法是：以跨國公司為載體，實現礦業資本和技術的跨國流動，礦產的跨國勘探、開發，礦產品的跨國生產和銷售,通過礦業公司的跨國兼並和跨國上市，以及大型項目的多國多方聯合投資，增強其經濟實力，促進信息和技術與管理經驗共享，最終實現對全球重要礦產的控製。 　　礦業跨國經營獲取國外資源的途徑，主要有以下五種：一是礦業權市場運作。礦業權市場是礦產勘查開發領域最高級的市場組織形式；礦業權市場運作，是跨國礦業公司勘查、開發和利用國外資源的主要途徑。一般有兩種形式：獲取風險勘查權與購置采礦權;二是礦業資本市場運作。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全球資本的流動遠遠超過了產品的流動。以礦業權為紐帶的礦業資本市場運作，成為跨國礦業公司取得對資源國礦產控製權的一種重要手段；購買礦業權和購並礦業公司，成為國際上礦業增長和擴張的優先途徑。主要包括兩種類型：購並目標公司和購買目標公司的股份或交叉持股，購買目標公司以轉讓礦地產中的股權。在具體操作上，或采取財團方式，或進行跨國聯合/兼並;三是礦產品市場運作。這是利用國外資源的最傳統方式，即通過貿易進口的方式取得資源國的資源。主要也有兩種方式：簽訂長期、穩定供貨合同與現貨貿易;四是以協作求發展。包括加強與國際性金融機構、資源國當地公司、第三方公司的合作;五是提供融資，即為資源國大型礦業項目提供融資，以換取礦業項目中的部分權益，或取得與資源國的長期供貨合同等。 　　作為一種戰略物質，鈾礦產品在許多國家受到嚴格的出口管製。其它獲取國外鈾礦資源的途徑可能在一些國家也會有限製。 　　 　　3）西方大國對全球礦產的控製程度正在提高，但仍有餘地 　　西方大國通過實施全球礦產戰略，控製了全球大部分優質資源。 　　西方大國對全球礦產資源的控製，是通過跨國礦業公司實現的。全球最大的25家跨國礦業公司中，美國、加拿大各6家，英國和澳大利亞各3家。1999年，132家跨國礦業公司的固體礦產勘查支出，占全球商業性勘查總費用的80%左右。從對金屬生產的控製程度看，西方國家三分之二左右的產量，大都由前3—5家大公司控製。 　 　　西方大國在實施全球礦產戰略時，特別重視地緣政治上的考慮。如美國，一是加強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資源控製（以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為標誌），視這兩國為其後院；二是重建拉美礦產供應基地；三是促使南非“回到自由世界懷抱”；四是滲透中亞、俄羅斯及其他經濟轉軌國家。再如加拿大,在地緣上著重考慮：一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二是非洲；三是亞太地區；四是歐洲和前蘇聯國家。澳大利亞礦業跨國經營的重點在亞太地區，其次是非洲地區，再次是拉美地區。英國及其他一些歐洲國家控製的重點是非洲。日本在國外勘查石油的公司（項目），主要分布在亞太地區（占總數的65%），但固體礦產項目則主要在拉美。 　　可以這樣認為，全球礦產資源大部已為西方大國控製，但仍有餘地。世紀之交發展中國家私有化浪潮為我國企業“走出去”開發利用國外礦產提供了曆史性機遇。 　　2．我國走出去勘查開發利用國外礦產正在艱難起步 　　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就開始大規模利用國外資源。但是，由於國家總體經濟實力不強，財力有限，在其後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我國利用國外資源的方式主要是依靠貿易進口。 　　80年代中後期，國內有關部門和一些國有大公司開始醞釀到國外開展礦產風險勘探和開發，並多次組團赴有關國家進行考察，探討合資合作問題。此外，還組織力量開展有關信息和投資環境的調查。經過10多年的摸索和實踐，走出去到國外勘探開發礦產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看來,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鐵礦的隊伍走出去得較早，步伐較大，取得了較大成績，其它行業走出去得較晚,總體上進展較緩慢，發展也不平衡，尚處於起步階段。 　　核工業部門1995年以來，先後與越南、哈薩克斯坦就開發其境內的鈾礦問題進行過大量工作，特別是對哈薩克斯坦砂岩型鈾礦項目進行了詳細論證，擬與哈方合作建設一到二座年產天然鈾400-600噸的地浸式礦山。目前看來,礦山分成所得還要更大些,並可獲得相當數量的優先購買權。 　　在鈾走出去方麵近年取得的重要進展還有: 　　2006年11月, 中國核工業集團下屬子公司取得了尼日爾北部鈾礦兩個礦區的勘探和開采權, 此外, 中國核工業集團還取得了哈薩克斯坦國家原子能公司相關企業的部分權益。 　　2007年2月, 我國資源外交取得突破性進展, 從澳大利亞進口鈾礦的協定開始生效, 待澳大利亞方麵的法律完善之後, 中國將從2010年開始每年從澳大利亞進口鈾礦2萬噸。 　　中鋼集團作為一家大型貿易公司, 2007年2月與澳大利亞一家資源開發公司合作, 簽訂了合作開發澳大利亞南部鈾礦的協議。 　 　　由於多方麵的原因，這項工作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一是缺乏統一的管理機構。由於當時國家對礦產資源實行的是多頭、分散管理體製，到國外風險勘探和投資開發礦產的項目也基本上由各部門分別審批和管理，結果出現了聯係渠道多頭、審批環節繁瑣、程序複雜、時間過長等問題，貽誤了不少時機。二是國家缺乏必要的扶持政策；三是資金籌集渠道不暢，使用分散，難以發揮整體效益；四是國內礦業企業在經營和管理方麵缺乏經驗和人才，尚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 　　三、 礦產資源“走出去”開放戰略的指導思想和戰略重點 　　國土資源部成立後，代表國務院行使對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海洋資源等自然資源進行規劃、管理、保護和合理利用的重要職能。隨著國務院新一輪機構改革的開展，國家經貿委下屬的冶金工業管理局等機構相繼撤銷，國土資源部成為代表國家行使對礦產資源集中統一管理職能的唯一中央政府機構。麵對日趨嚴峻的資源供需形勢，部黨組決定對“走出去”參與全球礦產資源勘查與開發等重大問題進行調研，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礦產資源“走出去”的開放戰略。 　　1．指導思想 　　根據中央關於資源開發要“走出去，擴大開放”指示和“利用兩種資源，麵向兩個市場”的戰略方針，製定“走出去”參與全球礦產資源開發戰略的指導思想是：從國家當前和長遠利益出發，依靠科技進步，統籌規劃、積極引導、重點扶持，實現我國利用國外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化配置，提高利用國外礦產的安全性和經濟合理性，推動和平資源外交，提高國際地位，在實踐中學習外國先進管理經驗，建立礦山現代企業製度，促進我國礦業結構調整。 　 　　2．戰略目標： 　　（1）建立一批我國資源短缺的國外礦業生產供應基地和資源儲備基地，在國家需要時能保證這些資源安全地供應國內，為國家長期、穩定、經濟合理地利用國外資源提供保障； 　　（2）形成一批具有相當規模和實力的跨國礦業企業，培養一批既懂專業又熟悉國際經營的管理人才隊伍，使跨國勘查開發礦產的國際競爭能力達到發展中國家的先進水平； 　　（3）支持有條件的發展中國家建立自己的民族工業，推動和平外交、資源外交，促進與發展中國家的外交與經貿合作，提高我國國際地位； 　　（4）建立較為完善的，既符合國情又符合國際慣例的參與全球礦產勘查開發政策、管理與服務保障體係； 　　（5）促進礦業結構調整和現代礦山企業製度的建立，使國外資源勘查開發成為我國礦業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３．戰略部署和戰略重點 　　在具體戰略選擇上，既要突出重點，又要多元化發展。我們麵對的是複雜多變的世界，要根據我國國情和對資源的需要，發揮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突出重點。同時，要作多手準備，在投資市場、投資領域、投資主體等方麵要實行多元化，不能單打一。 　　（1）在利用方式上，貿易與勘查、開發並舉 　　 利用國外資源通常有三種途徑，一是單純的貿易進口（市場購買），二是買斷礦山股權，三是從風險勘探做起，找到礦後再自主進行開發。目前，我國98%的進口礦產品是采取貿易進口的方式，已成為國際市場許多戰略物質的大買主。由於進口量大，往往對國際市場產生較大的影響，常引起價格劇烈波動，極易造成哄抬物價的效果，這對進口國極為不利。而對於象鈾礦這樣的戰略資源，你即使有錢，人家也不一定肯賣。尤其是,如果在一大批核電站建成後，一旦發生供應中斷等突發事件，將對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所謂買斷礦山股權，就是按一定的價格，買下已有礦山的股份，或者在新建礦山時按一定比例進行投資，礦山建成投產後，獲得一定比例的股份，從而獲得礦山產品分配權。目前，我國已有部分企業通過這種途徑在國外投資建礦，獲得銷售控製權。買斷礦山的風險性較小，在目前國內普遍缺乏國際礦業運作經驗和管理人才的情況下，仍不失為一種可行的選擇。但由於耗資巨大，成本過高，在經濟上不太合算。再說，人家也不願意把整個鈾礦山賣給你。因此，對於天然鈾這種戰略物質，我們的戰略是，一是買礦，盡量通過政府間的長期合同買到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二是在友好國家盡一切可能參股鈾礦山，獲得一定比例的產品分配權和優先購買權；三是采用投資風險勘探的做法，從購買礦產地股權開始，選擇做有遠景的找礦勘探項目。這種多元化的方式有助於保證長期穩定地利用國外鈾礦資源。 　　總而言之，要采取貿易與開發並舉的方針，通過多種方式利用國外鈾礦資源。目前主要是要充分發揮貿易的主導作用，並進行適當的實物資源儲備。同時要采取積極有效措施，爭取取得在國外的鈾礦勘查開發的0的突破，最終要通過風險勘查開發，在國外建立鈾礦產品生產供應基地和資源儲備基地。 　　（2）在礦種選擇上，以我國資源短缺的戰略礦產和大宗支柱性礦產為重點，堅持補缺、補緊、補劣的原則 　　作為一種最重要的戰略礦產，國家應當將到國外購買鈾礦、購買鈾礦山股份、進行鈾礦資源勘探開發列為重點扶持和鼓勵的對象。 　　（3）在地區選擇上，以資源是否豐富為前提,重點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兼顧發達國家。 　　要充分利用我國的政治優勢和地緣優勢。前提條件是鈾礦資源豐富,重點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兼顧某些發達國家，實現我國鈾礦資源供給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化配置。 　　對於與我國外交、經貿雙邊關係良好，社會政局比較穩定，鈾礦資源豐富，並且已有一定工作基礎的國家，條件成熟，可先期開展工作。這類國家比較多，如我國周邊國家中南方的泰國、老撾、越南、柬埔寨、緬甸、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北方的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蒙古；中東的伊朗、土耳其、約旦、阿爾及利亞；非洲的南非、納米比亞、津巴布韋、剛果(金)、尼日爾、馬拉維、索馬裏、加蓬；拉丁美洲的智利、秘魯、巴西、墨西哥等；北美的加拿大。 　　根據以上分析，我國鈾礦資源“走出去”重點是要穩步推進五大戰略，即：周邊戰略、南部非洲戰略、拉丁美洲戰略、澳大利亞戰略、中非戰略。 　　（4）在運作機製上，要以國家需求為導向，兼顧經濟效益，以國有大企業集團為投資主體，實行多元化發展。 　　要做到政企分開。企業是投資主體，政府通過政策支持和宏觀管理，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鼓勵企業“走出去”，開發利用國外鈾礦資源。在實際運作上，要與國際慣例接軌，堅持以國家需求為導向，兼顧經濟效益。重點支持已擁有相當經濟實力，有能力參與國際礦業市場競爭的國有大企業“走出去”。在運作方式上，可采取長期合同購買、合資開發、或與其它外國礦業公司或國際財團合資經營的方式；在籌、融資戰略上，要以國內籌、融資為主。國家要全力支持和扶持國有大企業走出去，並爭取搞到大項目，非如此，不足以解決我國十分短缺的鈾礦資源的長期、穩定、安全、經濟的供應問題。要爭取早日形成1/3由國內生產，1/3由市場購買，1/3由國外礦山分成提供的核電供礦模式。 　　四、“走出去”開發利用國外鈾礦資源的政策建議 　　“走出去”進行海外鈾礦資源勘探和開發的根本目的在於，開辟鈾礦資源的海外穩定供礦渠道，逐步建立海外天然鈾生產基地和儲備基地，以保障21世紀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這是一項國家戰略目標。國家有責任根據境外礦業開發的特點，認真規劃、精心組織和實施，要努力形成一個以國有大企業集團為主體，以國家需求為導向，兼顧經濟效益，按國際投資慣例運作的良性投資機製。政府要先行，為企業鋪路搭橋，提供服務。通過規劃、扶持和管理，提高對外礦業投資的整體水平。為推動這一戰略的順利實施，建議國家采取如下的一係列政策措施： 　　1.在國家外交戰略中進一步突出資源外交的地位 　　根據中央“走出去”開放戰略的總要求和總部署，國家在外交戰略中應把“走出去”參與全球礦產資源，特別是鈾礦資源開發作為重要目標任務加以考慮，在與其它國家的多邊或雙邊經濟合作中，隻要有條件，應優先考慮礦業領域內的合作。因此 ，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明確要求我駐外機構及時提供駐在國資源及投資政策、法規等信息，幫助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建立聯係渠道，疏通關係，解決疑難問題，保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要以擴大貿易，甚至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為條件，取得資源國在天然鈾長期購貨合同，鈾礦資源勘查開發上的互惠待遇。 　　2.安排財政專項，實施全球礦產資源及投資環境評價計劃 　　借鑒國際經驗，安排財政專項，通過在重點國家和地區開展前期地質評價工作，實施包括鈾礦在內的全球礦產資源評價計劃，摸清主要目標國的鈾礦資源潛力，研究礦業投資環境，為政府製定相關戰略和政策提供決策依據，為企業走出去勘查開發國外鈾礦資源降低投資風險，提供信息服務。 　　3.建立與國際接軌的有效的礦業投資、融資機製，製定相應的財政、金融和稅收優惠政策 　　針對礦業開發的特點，根據國際慣例製定《海外礦產勘查開發管理條例》，為企業走出去參與國外資源勘查開發進行投資和融資提供法律保障。盡快出台減免份額礦產品進口環節增殖稅和進口關稅的稅收優惠政策。 　　4.建立國外礦產資源地質調查和風險勘查專項基金 　　借鑒國外一些國家成功的做法，設立國家海外礦產資源地質調查和風險勘查專項資金。鈾礦的境外勘探項目應當優先考慮。 　　在國家海外礦產資源地質調查和風險勘查專項資金尚未出台之前，建議賦予國家地質調查局動用地質勘探費進行包括鈾礦在內的海外礦產資源地質調查的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