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近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布的一份研究簡報稱，日本正在擺脫持續11年的國防費用下滑趨勢，軍費年增長率創下多年來的紀錄。分析人士認為，在審視日本這一舉動對亞洲未來安全環境有何影響的同時，也應該對其國內的頂級國防合同商做一番結構剖析，以確定日本是否具備支撐其扭轉長達十年的國防預算緊縮趨勢的工業基礎。
骨架支撐
CSIS這份日本國防工業調查報告顯示，2006－2012年間，日本國防工業的骨架由十家大公司搭建而成。這十家被稱為“頂級國防合同商”的公司（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三菱電機、日本電氣、富士通、東芝、石川島播磨、小鬆公司、新日本石油及能源公司、日立）多年來建立了門類齊全的軍工體係，支撐著日本國防工業的穩定發展。國防工業網絡覆蓋了1377家企業和約15萬從業人員，幾乎什麽武器都能造出來。
資料顯示，日本國防工業在二戰結束後生存空間非常狹小。受“和平憲法”相關條款限製，日國防費用不得超過其GDP的1％，自衛隊的武器裝備采購資金因此非常有限，采購規模也很小。再加上1976年政府禁止本國企業向所有國家出口武器，日本國防合同商們從防衛省得到的訂單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如果（合同商）僅靠金額有限的防務訂單，完全無法生存下去，”日本NHK電台在一檔公司調查節目中稱。數據顯示，日本軍工生產產值隻占國內工業生產總值的1／200，年度武器生產總額不超過200億美元，僅與日本特產壽司的年產值相同。
但日本的主要軍工企業並沒有因局麵艱難而退出。美國《武裝力量月刊》刊載文章認為，日本國防工業之所以能在逆境中生存和發展，主要原因是合同商之間有競爭，更有合作，避免了重複研發可能造成的資源浪費，又保證了“家家都有飯吃”。
據稱，日本武器裝備的生產合同往往不是通過自由競爭方式獲得，而是由防務采購部門指定多家企業輪流生產。這樣一來，既能確保一旦發生戰事可迅速擴大生產，也可使擁有獨特技術的中小企業有更多機會獲得合同。通過這種形式，成本與利益都得到了均攤，保持了軍工企業的生命力。
軍民兩用混合體
CSIS報告認為，與美英等國的防務承包商將主要精力和業務集中於軍品生產不同，日本頂級國防合同商的業務呈多元化特點，每家公司獲得的防務合同總額隻占其年收入的一小部分。
根據CSIS報告數據，排在前三位的國防合同商（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三菱電機）屬於三菱集團和川崎重工兩大集團，這兩大集團年銷售收入都主要依賴民用業務領域，軍工產品銷售隻占很小比例。
以日本最大的軍工生產企業三菱重工為例，其業務涵蓋機械、船舶、航空航天、電力以及交通等領域，2003年銷售額超過1.9萬億日元。而該公司當年從防衛廳接受的軍工訂貨額僅2800億日元，占公司年度總銷售額不足7％。到2012年，三菱重工獲得的國防合同金額為2400億日元，占該公司當年總收入的8.5％。
2012年時，其他幾家頂級國防合同商獲得的軍工生產合同金額也隻占其年度總收入很小的份額，比例從0.2％至11.4％不等，唯有NEC公司除外。2006－2012年間，這家公司平均每年獲得的國防合同額占其當年總收入的28.7％。報告認為，這也許與日本軍隊越來越注重電子化、數字化和網絡化有關。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與日本軍工發展的限製不無關係。二戰後，作為戰敗國，日本不能設立專門進行軍備生產的兵工廠。為規避國際輿論和法律約束，隻能在美國扶持下采取“寓軍於民、軍民互換”的模式，即以合同方式委托民間企業，如三菱重工，完成武器裝備的大部分研製和生產任務。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日本頂級國防合同商雖不以軍品聞名，但同樣掌握了最先進的軍工技術，擁有了建造先進武器的巨大潛力。如NEC、曰立等公司，通過為消費電子產品研製大規模集成電路、大量生產碳纖維網球拍和高爾夫球杆等途徑，不斷積累經驗，並將這些技術延伸到軍事領域，以更低的成本滿足軍用標準中對性能、可靠性及質量的要求。
CSIS報告還指出，多樣化的產品營收及豐厚的民用品銷售收入使日本頂級國防合同商具備了強大的造血能力，免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令其可以放心地將更多的精力和資源投入軍工產品的研發與生產，從而推動軍工企業持續發展。
遍地開花基礎雄厚
CSIS報告指出，日本國防工業與歐美等國一樣，在合同商或承包商之中區分出明顯的層級。但不同的是，日本並沒有出現龐大的軍工寡頭企業。
報告援引的數據顯示，日本的十大頂級國防合同商中分為上、下兩個集團。前四大合同商集體占據防衛省年度計劃采辦合同總額的43.1％－52.1％，形成日本最有份量的“上層國防合同商集團”；相比之下，其餘六家合同商的集體合同份額隻占16.1％，形成“下層集團”。在十大合同商之下，還有不少“微型合同商”，他們每年所獲得的合同額相比之下則更低。
數據同樣顯示，日本國防合同商中雖然存在明顯的層級，但並未出現可以壟斷軍品生產的“超級公司”。相反，國防合同排行榜首尾之間的差距還出現了縮小的趨勢。前四名與後三名2007年所占防衛省合同份額曾存在19.1％的差距。但到2012年，這一數字卻縮小至6.7％。
分析人士稱，防務合同趨於平均有刻意為之的因素，是防衛省“輪換建造”政策的影響之一。比如，三菱重工雖建造了日本幾乎1／2的潛艇和1／3的驅逐艦，但仍然不能壟斷海上自衛隊的重型裝備。根據規定，潛艇必須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輪流建造，驅護艦艇的建造則由三菱重工、石川島播磨、三井造船等公司輪流承擔。
CSIS報告認為，日本防衛省這種“遍地開花”式的合同授予方式既扶持了弱勢軍工企業的發展，也為軍工產業打下了更寬泛的建造基礎，讓“幾乎每一家有軍工生產能力的企業都能得到鍛煉，確保他們不放棄軍工裝備的生產”。
這種沒有寡頭壟斷的競爭局麵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東京的防務計劃者擁有眾多資質優秀的武器供應商可選擇。他們要做的，就是了解哪家公司適合製造哪些裝備，從而與最合適的企業簽訂最有利的軍備合同以應對未來挑戰，”CSIS報告寫道。
---------摘自2013年11月《中國國防報》
骨架支撐
CSIS這份日本國防工業調查報告顯示，2006－2012年間，日本國防工業的骨架由十家大公司搭建而成。這十家被稱為“頂級國防合同商”的公司（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三菱電機、日本電氣、富士通、東芝、石川島播磨、小鬆公司、新日本石油及能源公司、日立）多年來建立了門類齊全的軍工體係，支撐著日本國防工業的穩定發展。國防工業網絡覆蓋了1377家企業和約15萬從業人員，幾乎什麽武器都能造出來。
資料顯示，日本國防工業在二戰結束後生存空間非常狹小。受“和平憲法”相關條款限製，日國防費用不得超過其GDP的1％，自衛隊的武器裝備采購資金因此非常有限，采購規模也很小。再加上1976年政府禁止本國企業向所有國家出口武器，日本國防合同商們從防衛省得到的訂單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如果（合同商）僅靠金額有限的防務訂單，完全無法生存下去，”日本NHK電台在一檔公司調查節目中稱。數據顯示，日本軍工生產產值隻占國內工業生產總值的1／200，年度武器生產總額不超過200億美元，僅與日本特產壽司的年產值相同。
但日本的主要軍工企業並沒有因局麵艱難而退出。美國《武裝力量月刊》刊載文章認為，日本國防工業之所以能在逆境中生存和發展，主要原因是合同商之間有競爭，更有合作，避免了重複研發可能造成的資源浪費，又保證了“家家都有飯吃”。
據稱，日本武器裝備的生產合同往往不是通過自由競爭方式獲得，而是由防務采購部門指定多家企業輪流生產。這樣一來，既能確保一旦發生戰事可迅速擴大生產，也可使擁有獨特技術的中小企業有更多機會獲得合同。通過這種形式，成本與利益都得到了均攤，保持了軍工企業的生命力。
軍民兩用混合體
CSIS報告認為，與美英等國的防務承包商將主要精力和業務集中於軍品生產不同，日本頂級國防合同商的業務呈多元化特點，每家公司獲得的防務合同總額隻占其年收入的一小部分。
根據CSIS報告數據，排在前三位的國防合同商（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三菱電機）屬於三菱集團和川崎重工兩大集團，這兩大集團年銷售收入都主要依賴民用業務領域，軍工產品銷售隻占很小比例。
以日本最大的軍工生產企業三菱重工為例，其業務涵蓋機械、船舶、航空航天、電力以及交通等領域，2003年銷售額超過1.9萬億日元。而該公司當年從防衛廳接受的軍工訂貨額僅2800億日元，占公司年度總銷售額不足7％。到2012年，三菱重工獲得的國防合同金額為2400億日元，占該公司當年總收入的8.5％。
2012年時，其他幾家頂級國防合同商獲得的軍工生產合同金額也隻占其年度總收入很小的份額，比例從0.2％至11.4％不等，唯有NEC公司除外。2006－2012年間，這家公司平均每年獲得的國防合同額占其當年總收入的28.7％。報告認為，這也許與日本軍隊越來越注重電子化、數字化和網絡化有關。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與日本軍工發展的限製不無關係。二戰後，作為戰敗國，日本不能設立專門進行軍備生產的兵工廠。為規避國際輿論和法律約束，隻能在美國扶持下采取“寓軍於民、軍民互換”的模式，即以合同方式委托民間企業，如三菱重工，完成武器裝備的大部分研製和生產任務。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日本頂級國防合同商雖不以軍品聞名，但同樣掌握了最先進的軍工技術，擁有了建造先進武器的巨大潛力。如NEC、曰立等公司，通過為消費電子產品研製大規模集成電路、大量生產碳纖維網球拍和高爾夫球杆等途徑，不斷積累經驗，並將這些技術延伸到軍事領域，以更低的成本滿足軍用標準中對性能、可靠性及質量的要求。
CSIS報告還指出，多樣化的產品營收及豐厚的民用品銷售收入使日本頂級國防合同商具備了強大的造血能力，免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令其可以放心地將更多的精力和資源投入軍工產品的研發與生產，從而推動軍工企業持續發展。
遍地開花基礎雄厚
CSIS報告指出，日本國防工業與歐美等國一樣，在合同商或承包商之中區分出明顯的層級。但不同的是，日本並沒有出現龐大的軍工寡頭企業。
報告援引的數據顯示，日本的十大頂級國防合同商中分為上、下兩個集團。前四大合同商集體占據防衛省年度計劃采辦合同總額的43.1％－52.1％，形成日本最有份量的“上層國防合同商集團”；相比之下，其餘六家合同商的集體合同份額隻占16.1％，形成“下層集團”。在十大合同商之下，還有不少“微型合同商”，他們每年所獲得的合同額相比之下則更低。
數據同樣顯示，日本國防合同商中雖然存在明顯的層級，但並未出現可以壟斷軍品生產的“超級公司”。相反，國防合同排行榜首尾之間的差距還出現了縮小的趨勢。前四名與後三名2007年所占防衛省合同份額曾存在19.1％的差距。但到2012年，這一數字卻縮小至6.7％。
分析人士稱，防務合同趨於平均有刻意為之的因素，是防衛省“輪換建造”政策的影響之一。比如，三菱重工雖建造了日本幾乎1／2的潛艇和1／3的驅逐艦，但仍然不能壟斷海上自衛隊的重型裝備。根據規定，潛艇必須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輪流建造，驅護艦艇的建造則由三菱重工、石川島播磨、三井造船等公司輪流承擔。
CSIS報告認為，日本防衛省這種“遍地開花”式的合同授予方式既扶持了弱勢軍工企業的發展，也為軍工產業打下了更寬泛的建造基礎，讓“幾乎每一家有軍工生產能力的企業都能得到鍛煉，確保他們不放棄軍工裝備的生產”。
這種沒有寡頭壟斷的競爭局麵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東京的防務計劃者擁有眾多資質優秀的武器供應商可選擇。他們要做的，就是了解哪家公司適合製造哪些裝備，從而與最合適的企業簽訂最有利的軍備合同以應對未來挑戰，”CSIS報告寫道。
---------摘自2013年11月《中國國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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