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對於所謂政體，並沒有統一的定義。筆者采用的解釋，是指一個國家中政權的組織形式。在曆史上，大國怎樣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體息息相關。自拿破侖戰爭之後的大國經驗顯示，不行民主，不搞共和，也有可能富國強兵，不過試圖用國家富強來替代和阻礙政體向民主共和轉變，是一條充滿危險的不歸路。
政體與大國的衰亡
(一)300 年來，雖然專製大國壽有長短，但是19、20 世紀新興的專製極權大國，由興到亡，時間都不超過80 年。
羅曼諾夫王朝自1613 年起統治俄羅斯，至1917 年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其間存續了300年之久。法蘭西第二帝國自1852 年12 月宣告成立，到1870 年9 月拿破侖三世在色當被俘，不到18 個年頭。奧匈帝國自1867 年至1918 年，存在了半個世紀。德意誌第二帝國自1871 年在普法戰爭的凱歌聲中應運而生，到1918 年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蘭，壽命不足50 歲。大日本帝國從1867 年大政奉還、1868 年開始明治維新，到1945 年戰敗，不到80 年。而從希特勒1933 年1月上台，到1945 年5 月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第三帝國隻存在了12 年。可謂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創下了300 年來強國由興至亡的最快紀錄。
蘇聯與上述國家的政體不同，它是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強國。當赫魯曉夫叫喊“我們將埋葬你們”時，可謂躊躇滿誌。然而，這個強大的國家頂多能讓人民和別無選擇，卻經不起讓人民自願認同和自由選擇。1991 年12 月崩潰降臨時，這個1922 年12 月成立的紅色帝國，也隻延續了69 年時間。即使從十月革命算起，也不到75 年。
與這些專製極權國家相反，英國自1688 年光榮革命之後，迄今為止，王冠已經和平地傳承了300 餘年而不墜。英國這個工業革命的先驅，雖然不再像維多利亞時代那樣輝煌，日不落帝國變成了日不落聯邦，但它今天依舊是世界的主要大國之一。曾被蘇聯視為死敵的美國，自1776 年獨立以來，已經立國235 年，它自從19 世紀90年代以來，就一直是世界頭號強國。
然而，英美的例子，並不表明民主、共和政體的國家，就都比專製、極權的國家生命力更旺盛。民主共和政體下，也有短壽之國。法蘭西共和國自1871 年成立至1940 年崩潰，隻存在了69 年，並且還是被極權的納粹德國打垮。而共和政體的德意誌國，即魏瑪共和國的壽命和納粹德國差不多，起於1919 年，歿於1933 年希特勒上台。不過，應該一提的是，吸取了魏瑪憲政教訓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創造了讓人刮目相看的經濟奇跡，而今依然是世界上最為繁榮的經濟強國之一。這仍然體現了民主共和政體之可取。
(二)由於不同政體下的國家都有可能崛起，甚至出現長時段的繁榮，這就使得專製極權政體的缺陷及其可能的致命後果，更難以在“盛世”時為人所注意和重視。
在過去的300 年裏，德意誌第二帝國、日本帝國、納粹德國、蘇聯等國，跟與他們政體不同的英國、美國一樣，都曾是盛極一時的世界強國。像德意誌第二帝國，從普法戰爭結束直到“一戰”爆發，甚至還處於長時段的繁榮富強狀態。德國人對自己的“特殊道路”很是引以為豪。這是一條什麽樣子的道路呢？欣賞普魯士經驗的伊藤博文就說：“普國之所以能富國強兵……決不是自由民權的種子所結之果”。
這些20 世紀顯赫一時的專製極權大國，在數十年間無不煙消雲散。可是，當威廉二世在1892 年聲稱“我們肩負偉任，我要帶領你們走向美好的時代”，當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在昭和八年（1933年）說“看啊！看啊！昭和日本的前途上真是光焰萬丈”，當赫魯曉夫揚言要趕超美國並在1980 年實現共產主義時，信心十足，他們哪會覺得自己國家的政體存在著係統性的、根基性的致命缺陷？
哪怕是國外的旁觀者，也容易被這些國家一時的繁榮所蒙蔽。美國《新聞周刊》在1959 年發出警告說，蘇聯可能“正走在通向世界經濟霸主地位的高速公路上”。即使反了一輩子共產黨的尼克鬆，到了1980 年還在講“除非我們迅速行動，20世紀80 年代中期將是美國和西方危險最大的時期。……蘇聯將是頭號強國；美國將是二號強國”。
可是，尼克鬆有生之年就看到了蘇聯解體。
政體與大國崛起
一、自1815 年拿破侖戰爭結束以來，世界上存在過不同政體類型的強國。強調隻有搞專製、極權才能強國，和堅稱民主、共和才是強國的不二法門，同樣缺乏曆史根據。
在過去的300 年裏，如果僅就國家強盛而言，一些國家是在不同的政體下走向強盛的。
一是在同一個時代有不同政體的強國。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德意誌第二帝國、日本帝國和英國、美國，雖然政體不同，但同時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政體差異更明顯的納粹德國、蘇聯和美國，則是20 世紀30 年代末世界上的三大強國。“二戰”之後，蘇聯和美國雖然政體迥異，卻同為爭雄全球的超級大國。
二是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政體下都是引人注目的世界強國。
君主專製的沙皇俄國和共產主義時代的蘇聯，君主專製的德意誌第二帝國和極權主義的納粹德國，都曾是世界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強國。尤其是俄國，蘇聯解體之後，共和製的俄羅斯聯邦，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強國之一。
“二戰”之後，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和日本經過了民主化改造，迅速崛起成為經濟大國。早在上個世紀50 年代，世界就在談論“德國奇跡”這個話題了。日本從1952 年到1973 年，國民生產總值以10%的速度迅速增長。迄今為止，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總量依然位居世界前列。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 世紀，相對於自己所處的時代而言，日本在兩種不同的政體下，都是一個有著世界影響的大國。德國自從俾斯麥時代以來，無論是德意誌第二帝國、納粹德國，還是聯邦德國，也都是有世界影響的大國。
三是不同政體的國家都可能找到未能崛起的案例。
在1840 年以後的清帝國，許多中國人富強夢的破滅，是與君主專製政體聯係在一起的。而對魏瑪共和國時代的德國人來說，無論是否巧合，經濟蕭條，財政崩潰，則是跟一個民主的德國臭肉連皮。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一直籠罩在東方強鄰的陰影之中，它再怎麽不忘國恥，其國力也沒法蓋過全盛之時的德意誌第二帝國或納粹德國，最後崩潰在了納粹軍隊的槍炮之下。
二、對世界文明的某些方麵，不同政體的大國，都有可能做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創造性貢獻。說隻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強國，才能滋養出創新型科技強國，跟稱隻有專製極權才能成就文化強國，才能建成創新型科技強國一樣，都是罔顧曆史經驗的臆說。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要能成為“大國”，總得有些出類拔萃之處。即使像1868 年之後的日本帝國，雖然在科技和文化方麵沒有德國那樣表現出色，也有諸如池田菊苗從海帶裏提取出味精、湯川秀樹提出介子理論之類澤及世界的貢獻。而德意誌第二帝國，則堪稱創新型的文化強國、科技強國的典範。
在19 世紀乃至20 世紀初，德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活動中心。日本史家湯淺光朝據1965 年版《科學和技術編年表》作過統計：從1851 到1900 年，意大利、美國、法國、英國的科學成果數分別為8 項、33 項、75 項、106 項，而德國高達202 項。在21 世紀，從1901 年到1914年，總共42 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裏頭就有14 個是德國人。
在文化教育領域，德意誌第二帝國同樣表現非凡。“一戰”前共有14 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中德國就有4 位，位居列國之首。德國教育之發達，則如一位經濟史家所說，到1914 年時，“不僅建立了世界前所未見的一流綜合大學體係，而且也建成了世界前所未見的最好的技術與商業教育體係”。僅美國去德國留學的人，在1914 年之前的100 年裏，就有大約一萬人。
1957 年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赫魯曉夫就說：“全世界的人都指點著這顆衛星看，都說，美國失敗了。”倘若按照赫魯曉夫的邏輯，德皇威廉二世同樣可以擺出前麵提到的那些成就斷言，美國的共和政體有何優越性可言！？
不僅在建國之初，美國多少有點像法國神父雷納爾（1713—1796）所說的那樣，“至今尚未產生過一個優秀的詩人、一個傑出的數學家，一個在單獨一門藝術或單獨一門科學中的天才”，而且就是建國百年之後，也還是德意誌帝國而非美國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活動中心。可是在“二戰”之後，美國無疑是全球最為重要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文化中心。1943~1977 年，超過90 位美國科學家獲得過諾貝爾自然科學獎；1978~2007年，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超過60%是美國籍。
而同為超級大國的蘇聯，從成立至崩潰，總共隻有8 位科學家獲得過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僅相當於德國科學家在“二戰”後至蘇聯解體期間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人數。
由此可見，用是否文化強國、是否科技強國作標準，推斷出某種政體是優或劣的一般性結論，並不合適。
三、崛起本身，並不足以證明政體優良。在過去的300 年裏，一些不同政體國家的曆史經驗表明，隻要具備特定的自然基礎和人力基礎，崛起不見得是一件多難的事情。
日本帝國自明治天皇1868 年在詔書裏放言“欲開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至甲午戰爭大勝清帝國，不到30 年；而從1868 年到1905 年在日俄戰爭中又敗俄羅斯，不到40 年。一位西方史家說：“在僅僅半個世紀內，日本從一個被西方國家斥之為偏僻且有點落後的國家到被認可為列強，這可能是世界史上任何國家的最不平常的成就。”就拿許多中國人視為強國標誌的航空母艦來說，在1941 年12 月襲擊珍珠港之際，日本現役的航空母艦就已經有10 艘，比美國還多3 艘。
德意誌第二帝國的崛起，也是其興也速。德國的工業革命直到19 世紀40 年代才真正開始，比英國晚了大約80 年，而“統一大業”也是1871年才算完成。但是德國後來居上，1874 年，工業生產超過法國，1895 年超過英國。納粹德國的崛起，更可謂是神速。1933 年希特勒上台時，恐怕不會有人認為德國是歐洲的經濟或軍事大國，可是在1941 年，德國卻是一個所向披靡的世界強國。
“二戰”後，聯邦德國和日本又在民主製度下崛起，成為經濟強國速度之快，也是令人目眩。1949 年的聯邦德國，麵積隻及中國1/40，在1948年時，人們還在這樣預計它的前景：“每個德國人每5 年會得到一個碟子，每12 年得到一雙鞋，每50 年才能得到一件西裝……”日本國土麵積不到中國的1/25，1952 年盟軍結束占領時其國民生產總值隻略高於英國或法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3。可是到了1970 年，也就是它們戰敗25 周年之際，日本和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西方民主國家中分別排名第二和第三位。
蘇聯的崛起也不慢。在1946 年，莫洛托夫就對莫斯科人說：“蘇聯現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沒有蘇聯參加，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解決任何大的國際關係問題……”蘇俄從1918 年與德國簽訂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約，到1945 年攻克柏林，成為二戰後與美國比肩而立的軍事強國，不到30 年的時間。
這些國家雖然政體不同，但都是其興也速，好像崛起不是什麽難事。換言之，崛起這一事實
本身，並不能證明此種政體就一定比彼種政體要優越。因為，這種政體的國家能夠快速崛起，別種政體的國家不也能快速崛起嗎？
四、政體影響著大國崛起的路徑。在專製、極權國家，因為政權壓倒民權，政府在國強民弱的格局裏，有能力最大限度地無視民意甚至不惜代價、不顧人民死活去實施強國戰略；而在民主、共和政體之下，民權重於政權，政府在民強國弱的格局裏，沒有能力無視民意、不惜代價而一意孤行地謀求強國地位。
在曆史上，日本帝國、德意誌第二帝國、納粹德國、蘇聯的崛起，雖說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可以說是在民弱國強的格局下崛起的。其中蘇聯最為極端，它能在和平時期采取瘋狂的要大炮不要黃油的餓民強國政策。法國《費加羅報》就曾這樣評價蘇聯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天：“俄國人民能夠……在天空中看到一顆明亮的星星把蘇維埃政權的光芒帶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萬人缺吃少穿的結果。”
斯大林統治時期，則是極端中的極端。
在1946 年，斯大林曾得意地說過，蘇聯“從落後國變成先進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是在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的，實際上隻花了13 年多的時間。可蘇聯是一種什麽樣的崛起啊？一國崛起萬骨枯。在國為刀俎、民為魚肉的格局下，蘇聯當局不惜代價地追求國家強大。據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日後的謹慎估計，“從1929 年到1953 年總共有1950 萬到2200 萬蘇聯公民成為斯大林鎮壓的犧牲品（不包括戰爭年代）”。
雖然說任何國家都會麵臨維護國防安全的問題，但要像蘇聯采取如此極端的方式實現崛起，在民主政體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司法獨立、文官統治軍隊等等一套機製，使得在蘇聯被視為暴力機器的軍隊、警察、法院、監獄等等，在民主政體中難以成為任何個人或黨派一逞私欲的便利工具。
就拿常備軍來說，英國有著不信任常備軍的傳統，這種傳統又為美國人所繼承和發揚。1776年，弗吉尼亞議會通過的《弗吉尼亞權利法案》規定，“在和平時期，常備軍會危及自由，應避免設置”。在1787 年的製憲會議上，麥迪遜就說：“一支常備軍，加上一位膨脹的行政官，絕非公民權利的長期安全伴侶。……整個歐洲，總是以防禦為借口，保持常備軍，奴役人民。”建國之初，一般美國人最為忌諱的，就是建立一支強大的常備軍。
因此，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除1812 年美英戰爭、墨西哥戰爭、南北戰爭、美西戰爭期間外，美國陸軍一直處於“國大軍小”狀態。比如，1789年至1845 年間，隻有10 年，現役陸軍兵力上了萬人；從1849 年到1860 年，現役陸軍兵力最多的年份，也不到1.8 萬人；1871 年至1897 年，美國現役陸軍兵力沒有哪一年超過3 萬人。從1899 年到1914 年，美國隻有1900 年的陸軍現役軍人略微超過了10 萬人。不要說跟俄國比，就是跟德國比，這也隻能算是支微型軍隊。1911 年秋，德國陸軍有59.5 萬人；1913 年冬，德國陸軍的實際兵員為75 萬人。
在美國這個公民擁有持槍權的國家，1890年人口已達6297 萬餘人，1910 年增長到9222萬餘人。況且，美國國土遼闊，常備軍難以成為人民的異己力量。更為重要的是，在美國的政體下，分權製衡原則也體現在軍權問題上。美國對軍隊實行文官統治原則，總統是軍隊的最高統帥，但軍官任命權由國會和總統共享———“總統經參議院同意，任命所有的軍事官員”，國會有權招募軍隊，提供給養，等等這些製度安排，使得任何個人或政黨都難以把軍隊培養成自己的家丁、打手，以實現個人或黨派的意圖。即使需要對內動用常備軍，那也是像艾森豪威爾所說的那樣，“隻有一個理由可以使用部隊，那就是支持法律”。這一切，足以決定美國的強國之路不同於蘇聯。
五、在過去300 年裏，沒有不曾卷入到戰爭漩渦的大國，也沒有一個大國在崛起的過程中不與他國發生過戰爭。經驗顯示，不存在沒有經曆過戰爭的和平崛起。無論何種政體的大國，和平的諾言並非總能履行，和平的願望不是都能實現。
戰爭是曆史中的一個常見現象，它從未因政體的變化而長期消弭過。300 年來，英國、德意誌第二帝國、日本帝國、美國、沙俄、納粹德國、蘇聯等大國，無不多次參與戰爭。尤其兩次世界大戰，當時所有的大國都參入其中。這些大國的崛起無一完全是和平崛起。
比如，德意誌第二帝國是在戰爭中誕生的：普魯士在7 年的時間裏進行了3 場戰爭———1864 年丹麥戰爭、1866 年普奧戰爭、1870 年普法戰爭，從而確立了歐洲大陸頭號軍事強國的地位。日本帝國也是在先勝清帝國，再勝俄羅斯之後進入世界強國行列的。蘇聯繼承了沙俄的武力擴張傳統。在蘇德爆發戰事之前，蘇聯就打過中國，侵略過芬蘭，吞並了波羅的海三國，與希特勒一起瓜分波蘭。蘇聯跟納粹德國一樣，都不是和平崛起的。就是美國，也是在1898 年美西戰爭之後確立了世界強國地位。
盡管近代史上沒有一個大國是和平崛起，可是大國信誓旦旦地表白和平的意願，卻從來都不是罕見的事情。希特勒就喜歡叫嚷“絕不”如何“永遠”怎樣。1936 年3 月7 日，希特勒麵對600名國會議員說：“我們在歐洲沒有任何領土要求！德國永遠不會破壞和平！”甚至連柏林的奧運村，都叫“和平村”。而這一切，一點也不妨礙希特勒點燃戰火！
即便對於民主政體的國家來說，長期和平也是難得的奢侈品，政府首腦的和平諾言或願望未必就能夠實現。在1897 年的總統就職演說裏，麥金萊還在講“幾乎在每一種意外情況下，和平都比戰爭可取”，第二年美國就向西班牙宣了戰；1916 年，威爾遜親口對選民說他“不希望美國參戰”，第二年美國就對德宣了戰；1940 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向美國的父母們許諾“你們的孩子決不會被派去參加任何外國戰爭”，第二年美國就對日宣了戰。
換言之，無論政體是什麽，當一個大國政府在和平問題上使用“絕不”或“永遠”一類的詞時，是不會怎麽被其他國家當真的。沒有任何一種政體能夠確保一個國家一定能夠做到和平崛起，也沒有一個大國能夠長期遠離或大或小的戰爭。
很多情形下，由於更加傾向討好民意，民主政體下的大國，有時會更加傾向於訴諸武力。比如，1904 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派軍艦去地中海營救被摩洛哥匪徒綁架的帕底凱裏斯。與之相反，專製政體下的大國蔑視民意，反而可能更傾向於避免戰爭。因此，1904 年這件事要是發生在一個專製國家，哪怕被匪徒綁架10 個公民，政府可能也不會出兵救援。
不管怎麽說，無論何種政體的國家，都難免會碰到諸如海外貿易、領土糾紛、僑民權益之類的問題，因此沒有一個大國能夠免於在對外關係中使用武力的誘惑或壓力。有時候，對於一個崛起中的專製大國來說，可能真的不想動武，因為使用武力可能加劇或引發國內危機，但是不惜代價避免武力衝突，卻又可能使國際紛爭轉化為國內矛盾，引起或加重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再說了，對於一個為內憂所困的專製大國來說，一般而言，其統治者在國際事務上哪怕是叫嚷得聲嘶力竭，其實更多的是虛張聲勢，期望借此穩住國內的陣腳。但是這並不表明這種國家就一定不會對外動武。道理還在於，誰能擔保他們就一定不會打錯算盤，試圖通過對外開戰來轉移國內矛盾呢？
政體與安全國家
一、任何國家都得麵對防止外敵侵害維護國家安全的問題。可是在有的國家，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很容易產生不顧一切追求和維持國家強大的念頭，即隻要能夠強國，即使采用專製、極權政體也無所謂。
在這一點上，德國和日本曆史上都有著深刻的教訓。國家弱小，一旦遭遇強敵確實難以自保。德國作家路德維希曾說，30 年戰爭中的德國，“像個皮球那樣被外國勢力玩來踢去”。而從1675 年到1813 年，僅法國入侵日耳曼就不下14次，平均每10 年一次。
德國曆史上這種任人宰割的遭遇，日本雖然沒有經曆過，可是日本國門也是在列強炮艦的壓力下打開的，而清帝國在西方列強的威勢下一再喪權辱國又殷鑒不遠。從這個角度來說，德日兩國有易於助長不顧一切追求國家強大的曆史和現實土壤。
日本帝國憋足了勁要擠進強國俱樂部。明治初期的10 年之中，軍費占了全部財政支出的80%。除去修築炮台、購置軍艦等的費用，陸海軍的直接軍費占國庫歲出總額的比率，1878 年為16.5%，此後逐年增加，1885 年占到了25.5%，1892 年則高達41%。即使是像福澤諭吉這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不僅夢想有朝一日日本能夠“統治全亞洲”，而且在他的心目中，“我輩畢生之目的唯在擴張國權一點。至於內政權落於誰手之事，與國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論也。其政治體製和名義即令類似專製，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擴張國權，便可滿足”。
隻要國家強大，德國人同樣可以忽視憲政民主之原則問題。俾斯麥上台後，在沒有議會批準預算的情況下，居然波瀾不驚地統治了4 年。議會對這種違憲行為，在1866 年奧地利戰爭勝利後，竟然以230 票對75 票的絕對多數通過了豁免責任的法案。這個法案通過後，國王還對議會發言人說：“我過去不得不這樣做，將來如果曆史重演，我仍然不得不這樣做。”普魯士議會，既沒有抓住錢袋子，又沒有握住刀把子。早在1850年，俾斯麥就說“普魯士的軍隊，必須永久是國王的軍隊”，他不想眼看著“把普魯士的軍隊變成議會的軍隊”。俾斯麥的這個願望，在一戰爆發前就沒有落空過。普魯士德國和日本帝國有個共同點：兩國都實行君主立憲，但是在崩潰之前，它們都竭力反對政體朝著虛君共和的方向演變。
德國人對待強國問題的態度，巴枯寧的描述雖然有點尖刻，但也不失其深刻。在1873 年出版的《國家製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巴枯寧認為“德意誌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強大的國家”，他這樣寫道：我們的一位瑞士朋友是這樣說的：“現在，任何一個居住在日本、中國和莫斯科的德國裁縫，都感受到德國的艦隊和德國的全部力量，這種自豪感使他歡樂得發瘋。每個德國人都想活到這一天，他可以象英國人或美國人一樣，以自己的國家為靠山，高傲地說：‘我是德國人。’
誠然，英國人和美國人在說‘我是英國人’、‘我是美國人’的時候，意思是說‘我是自由的人。’而德國人是說：‘我是奴隸，但是因此我的皇帝比任何國君都更有力量；我是德國兵，這個兵折磨我，也會折磨你們一切人。’”
二、斯大林有個著名的論斷：“落後者是要挨打的。”曆史的經驗卻表明，原本足以維護國家安全的發達強國，因為政體的缺陷，統治者將國家推向戰爭後可能難以自拔，從而使國家淪落為一個人民飽經戰爭災難的不安全國家。
日本帝國和納粹德國之所以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挨打”，並非因為他們“落後”。相反，這些國家都是當時世界上最為發達的軍事強國之一。就拿納粹德國來說，在入侵波蘭之前，沒有哪個大國厲兵秣馬要先發製人跟它血戰一場，換言之，在侵略波蘭之前，德國的國家安全並不缺乏保障。可是希特勒卻把德國拖進了一場世界大戰。“二戰”不僅讓650 萬德國人送了性命，200多萬軍中男人嚴重殘廢，而且第三帝國灰飛煙滅之際，也是德國滿目瘡痍之時。
其實，並非所有的德國人都願意看到國家落得這般下場。早在1940 年，德國人中間就流行著這樣一則笑話：
希特勒、戈林和戈培爾乘坐的飛機墜毀了。3個人全死了。誰得救了？答案是：德國人民。
隻要希特勒活著，德國人就沒轍。因為希特勒的統治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之上的，國民無論樂不樂意，都得無條件地接受希特勒和納粹黨的領導，除了暗殺、造反和政變之外，德國人民根本就沒有和平更換政府首腦的合法程序可資利用。這跟民主國家不同。在民主國家，別說是把國家推進了火坑，哪怕就是像剛領導國家打敗了希特勒的丘吉爾，能否繼續執政，也得看選民的選票答不答應。
三、一個專製、極權的大國可能兵強馬壯，國力雄厚，對外而言，不乏國家安全，但是對其國民而言，卻是不安全國家，或者說是危險國家，人民生活在生命、財產、自由和尊嚴沒有保障的恐懼狀態之中。換言之，它不僅威脅世界，而且更威脅本國人民。
在過去的300 年裏，大國之中，不乏國家強大之至，人民卻渺小之極的事例。納粹德國、蘇聯隻是其中兩例。其沉痛的教訓表明，世界上最危險的恐怖分子、最殘忍的黑社會分子、最嗜血的匪徒，對一國人民造成的危害，都不可能有專製、極權政府的危害那麽大。
納粹德國的劣跡，國人耳熟能詳，姑且略去不談，隻說說蘇聯的情形。上至蘇共中央書記，下至平民百姓，對他們而言，強大的蘇聯是一個令人恐懼的國家。因為害怕被竊聽，戈爾巴喬夫自1978 年當上蘇共中央書記那天起，和妻子從不在家裏談重要的事情。這還已是後斯大林時代了。
在斯大林時代，當官比生手踩鋼絲要危險得多。布爾加寧就說：“你以一個朋友的身份來到斯大林的席間，然而你從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裏去還是要被車子接走———送到監獄裏去！”
1935 年第一批被授予元帥軍銜的5 個人中，在三年裏被弄死3 個。斯大林稱1936 年蘇聯憲法是“世界上唯一徹底民主的憲法”，可是參加製憲的人隨後大多沒好下場：30 名蘇聯憲法委員會委員中，有16 個人在1937~1940 年陸續被槍斃，還有2 人自殺身亡。在領導十月革命的29 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首屆布爾什維克政府的16名成員、國內戰爭的16 位前線司令員、1934 年的中央委員會成員中，大部分人都是被斯大林殺死的。
對平民百姓來說，國家之強大，更是意味著政權為惡犯罪的能力之強大。因為強行集體化，僅1933 年蘇聯就餓死了近1200 萬人。在那個人吃人的時代，蘇聯人並非沒有人起而反抗，僅1930 年就發生暴亂3000 起，但都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可是1934 年出籠的第一首以集體農莊為主題的現代歌曲，竟然謳歌“我們沒有見過這樣好時光”！
粗粗做個對比就會發現，極權國家對人民帶來的傷害，比世界大戰還要嚴重。政權之惡的程度，超過了最凶狠的敵國。在“一戰”中，俄國死了300 萬人。在“二戰”中，蘇軍損失了750 萬人，還有600~800 萬平民被德國人殺害，加起來不到1600 萬。而一心要滅絕猶太人的希特勒，大略屠殺了600 萬猶太人。與此相對應的是，在蘇聯，從1929 年到1953 年，斯大林鎮壓的犧牲品，不包括戰爭年代，沃爾科戈諾夫估計就有1950 萬到2200 萬。
蘇德戰爭的勝利，蘇聯維護住了國家安全，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之一。沒有哪個國家敢打它，可是蘇聯國民卻繼續生活在挨國家打的恐懼之中。1946 年，蘇聯決定發展火箭武器。這一年，斯大林格勒州的一個女村民在信中說“我們吃豬飼料，吃橡實”。“已開始浮腫”的穆爾尼洛則在信裏說“我不怕蹲監獄，那裏好歹能領塊麵包”。這些訴說自己苦情的信件，落到了秘密警察的手裏。在這種狀態下，還要求穆爾尼洛們為祖國強大感到自豪，那就像要求小雞因為主人宰它的刀在全世界最鋒利而洋洋得意一樣荒唐、霸道。
四、在一個民主共和的國家，馴服權力，防止政府在國內“窩裏橫”，重於謀求強盛，以求確保政府不能不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權利，而不至於演變為壓製、馴服和盤剝人民的暴力機器。就對內關係而言，隻有民主、共和政體的國家，才是持久的安全國家。
國家強大常常被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國家安全的一個理由是保護人民免遭異國的傷害和奴役。可是，如果強大的國家實力不僅令異國有所忌憚，而且也讓本國人民在權力麵前卑微無助、噤若寒蟬，那就等於是說：在根本就沒有受到外敵入侵的情形下，僅僅因為擔心外國入侵這種想象的恐懼，政府先把自己的人民給奴役了。這樣一來，對於人民來說，無論是否國家安全，可能橫豎都是處於自由、財產、人身和尊嚴沒有可靠保障的受奴役狀態。
相對於專製極權政體而言，民主、共和政體有著無可比擬的優點———馴服政府，馴服權力，保障民權，保障自由，使政府不至於淪喪為禍國殃民的暴力機器。無論國家是弱小還是強大，人民在政權麵前都不會變得渺小、無助。也正因為這樣，民主共和政體對人民的那種親和力，是專製極權政體所不可能有的。20 世紀30 年代末，在就任格蘭森市“扶輪社”主席的宴會上，雜貨店老板艾爾弗雷德•羅伯茨就曾這樣告訴來賓：“我寧願在英國擦皮鞋，也不願意成為其他重要國家的大人物，因為我知道，在英國我才能得到寬容和公正的待遇。”
------------------------ 黃鍾
政體與大國的衰亡
(一)300 年來，雖然專製大國壽有長短，但是19、20 世紀新興的專製極權大國，由興到亡，時間都不超過80 年。
羅曼諾夫王朝自1613 年起統治俄羅斯，至1917 年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其間存續了300年之久。法蘭西第二帝國自1852 年12 月宣告成立，到1870 年9 月拿破侖三世在色當被俘，不到18 個年頭。奧匈帝國自1867 年至1918 年，存在了半個世紀。德意誌第二帝國自1871 年在普法戰爭的凱歌聲中應運而生，到1918 年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蘭，壽命不足50 歲。大日本帝國從1867 年大政奉還、1868 年開始明治維新，到1945 年戰敗，不到80 年。而從希特勒1933 年1月上台，到1945 年5 月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第三帝國隻存在了12 年。可謂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創下了300 年來強國由興至亡的最快紀錄。
蘇聯與上述國家的政體不同，它是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強國。當赫魯曉夫叫喊“我們將埋葬你們”時，可謂躊躇滿誌。然而，這個強大的國家頂多能讓人民和別無選擇，卻經不起讓人民自願認同和自由選擇。1991 年12 月崩潰降臨時，這個1922 年12 月成立的紅色帝國，也隻延續了69 年時間。即使從十月革命算起，也不到75 年。
與這些專製極權國家相反，英國自1688 年光榮革命之後，迄今為止，王冠已經和平地傳承了300 餘年而不墜。英國這個工業革命的先驅，雖然不再像維多利亞時代那樣輝煌，日不落帝國變成了日不落聯邦，但它今天依舊是世界的主要大國之一。曾被蘇聯視為死敵的美國，自1776 年獨立以來，已經立國235 年，它自從19 世紀90年代以來，就一直是世界頭號強國。
然而，英美的例子，並不表明民主、共和政體的國家，就都比專製、極權的國家生命力更旺盛。民主共和政體下，也有短壽之國。法蘭西共和國自1871 年成立至1940 年崩潰，隻存在了69 年，並且還是被極權的納粹德國打垮。而共和政體的德意誌國，即魏瑪共和國的壽命和納粹德國差不多，起於1919 年，歿於1933 年希特勒上台。不過，應該一提的是，吸取了魏瑪憲政教訓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創造了讓人刮目相看的經濟奇跡，而今依然是世界上最為繁榮的經濟強國之一。這仍然體現了民主共和政體之可取。
(二)由於不同政體下的國家都有可能崛起，甚至出現長時段的繁榮，這就使得專製極權政體的缺陷及其可能的致命後果，更難以在“盛世”時為人所注意和重視。
在過去的300 年裏，德意誌第二帝國、日本帝國、納粹德國、蘇聯等國，跟與他們政體不同的英國、美國一樣，都曾是盛極一時的世界強國。像德意誌第二帝國，從普法戰爭結束直到“一戰”爆發，甚至還處於長時段的繁榮富強狀態。德國人對自己的“特殊道路”很是引以為豪。這是一條什麽樣子的道路呢？欣賞普魯士經驗的伊藤博文就說：“普國之所以能富國強兵……決不是自由民權的種子所結之果”。
這些20 世紀顯赫一時的專製極權大國，在數十年間無不煙消雲散。可是，當威廉二世在1892 年聲稱“我們肩負偉任，我要帶領你們走向美好的時代”，當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在昭和八年（1933年）說“看啊！看啊！昭和日本的前途上真是光焰萬丈”，當赫魯曉夫揚言要趕超美國並在1980 年實現共產主義時，信心十足，他們哪會覺得自己國家的政體存在著係統性的、根基性的致命缺陷？
哪怕是國外的旁觀者，也容易被這些國家一時的繁榮所蒙蔽。美國《新聞周刊》在1959 年發出警告說，蘇聯可能“正走在通向世界經濟霸主地位的高速公路上”。即使反了一輩子共產黨的尼克鬆，到了1980 年還在講“除非我們迅速行動，20世紀80 年代中期將是美國和西方危險最大的時期。……蘇聯將是頭號強國；美國將是二號強國”。
可是，尼克鬆有生之年就看到了蘇聯解體。
政體與大國崛起
一、自1815 年拿破侖戰爭結束以來，世界上存在過不同政體類型的強國。強調隻有搞專製、極權才能強國，和堅稱民主、共和才是強國的不二法門，同樣缺乏曆史根據。
在過去的300 年裏，如果僅就國家強盛而言，一些國家是在不同的政體下走向強盛的。
一是在同一個時代有不同政體的強國。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德意誌第二帝國、日本帝國和英國、美國，雖然政體不同，但同時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政體差異更明顯的納粹德國、蘇聯和美國，則是20 世紀30 年代末世界上的三大強國。“二戰”之後，蘇聯和美國雖然政體迥異，卻同為爭雄全球的超級大國。
二是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政體下都是引人注目的世界強國。
君主專製的沙皇俄國和共產主義時代的蘇聯，君主專製的德意誌第二帝國和極權主義的納粹德國，都曾是世界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強國。尤其是俄國，蘇聯解體之後，共和製的俄羅斯聯邦，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強國之一。
“二戰”之後，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和日本經過了民主化改造，迅速崛起成為經濟大國。早在上個世紀50 年代，世界就在談論“德國奇跡”這個話題了。日本從1952 年到1973 年，國民生產總值以10%的速度迅速增長。迄今為止，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總量依然位居世界前列。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 世紀，相對於自己所處的時代而言，日本在兩種不同的政體下，都是一個有著世界影響的大國。德國自從俾斯麥時代以來，無論是德意誌第二帝國、納粹德國，還是聯邦德國，也都是有世界影響的大國。
三是不同政體的國家都可能找到未能崛起的案例。
在1840 年以後的清帝國，許多中國人富強夢的破滅，是與君主專製政體聯係在一起的。而對魏瑪共和國時代的德國人來說，無論是否巧合，經濟蕭條，財政崩潰，則是跟一個民主的德國臭肉連皮。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一直籠罩在東方強鄰的陰影之中，它再怎麽不忘國恥，其國力也沒法蓋過全盛之時的德意誌第二帝國或納粹德國，最後崩潰在了納粹軍隊的槍炮之下。
二、對世界文明的某些方麵，不同政體的大國，都有可能做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創造性貢獻。說隻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強國，才能滋養出創新型科技強國，跟稱隻有專製極權才能成就文化強國，才能建成創新型科技強國一樣，都是罔顧曆史經驗的臆說。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要能成為“大國”，總得有些出類拔萃之處。即使像1868 年之後的日本帝國，雖然在科技和文化方麵沒有德國那樣表現出色，也有諸如池田菊苗從海帶裏提取出味精、湯川秀樹提出介子理論之類澤及世界的貢獻。而德意誌第二帝國，則堪稱創新型的文化強國、科技強國的典範。
在19 世紀乃至20 世紀初，德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活動中心。日本史家湯淺光朝據1965 年版《科學和技術編年表》作過統計：從1851 到1900 年，意大利、美國、法國、英國的科學成果數分別為8 項、33 項、75 項、106 項，而德國高達202 項。在21 世紀，從1901 年到1914年，總共42 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裏頭就有14 個是德國人。
在文化教育領域，德意誌第二帝國同樣表現非凡。“一戰”前共有14 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中德國就有4 位，位居列國之首。德國教育之發達，則如一位經濟史家所說，到1914 年時，“不僅建立了世界前所未見的一流綜合大學體係，而且也建成了世界前所未見的最好的技術與商業教育體係”。僅美國去德國留學的人，在1914 年之前的100 年裏，就有大約一萬人。
1957 年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赫魯曉夫就說：“全世界的人都指點著這顆衛星看，都說，美國失敗了。”倘若按照赫魯曉夫的邏輯，德皇威廉二世同樣可以擺出前麵提到的那些成就斷言，美國的共和政體有何優越性可言！？
不僅在建國之初，美國多少有點像法國神父雷納爾（1713—1796）所說的那樣，“至今尚未產生過一個優秀的詩人、一個傑出的數學家，一個在單獨一門藝術或單獨一門科學中的天才”，而且就是建國百年之後，也還是德意誌帝國而非美國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活動中心。可是在“二戰”之後，美國無疑是全球最為重要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文化中心。1943~1977 年，超過90 位美國科學家獲得過諾貝爾自然科學獎；1978~2007年，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超過60%是美國籍。
而同為超級大國的蘇聯，從成立至崩潰，總共隻有8 位科學家獲得過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僅相當於德國科學家在“二戰”後至蘇聯解體期間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人數。
由此可見，用是否文化強國、是否科技強國作標準，推斷出某種政體是優或劣的一般性結論，並不合適。
三、崛起本身，並不足以證明政體優良。在過去的300 年裏，一些不同政體國家的曆史經驗表明，隻要具備特定的自然基礎和人力基礎，崛起不見得是一件多難的事情。
日本帝國自明治天皇1868 年在詔書裏放言“欲開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至甲午戰爭大勝清帝國，不到30 年；而從1868 年到1905 年在日俄戰爭中又敗俄羅斯，不到40 年。一位西方史家說：“在僅僅半個世紀內，日本從一個被西方國家斥之為偏僻且有點落後的國家到被認可為列強，這可能是世界史上任何國家的最不平常的成就。”就拿許多中國人視為強國標誌的航空母艦來說，在1941 年12 月襲擊珍珠港之際，日本現役的航空母艦就已經有10 艘，比美國還多3 艘。
德意誌第二帝國的崛起，也是其興也速。德國的工業革命直到19 世紀40 年代才真正開始，比英國晚了大約80 年，而“統一大業”也是1871年才算完成。但是德國後來居上，1874 年，工業生產超過法國，1895 年超過英國。納粹德國的崛起，更可謂是神速。1933 年希特勒上台時，恐怕不會有人認為德國是歐洲的經濟或軍事大國，可是在1941 年，德國卻是一個所向披靡的世界強國。
“二戰”後，聯邦德國和日本又在民主製度下崛起，成為經濟強國速度之快，也是令人目眩。1949 年的聯邦德國，麵積隻及中國1/40，在1948年時，人們還在這樣預計它的前景：“每個德國人每5 年會得到一個碟子，每12 年得到一雙鞋，每50 年才能得到一件西裝……”日本國土麵積不到中國的1/25，1952 年盟軍結束占領時其國民生產總值隻略高於英國或法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3。可是到了1970 年，也就是它們戰敗25 周年之際，日本和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西方民主國家中分別排名第二和第三位。
蘇聯的崛起也不慢。在1946 年，莫洛托夫就對莫斯科人說：“蘇聯現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沒有蘇聯參加，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解決任何大的國際關係問題……”蘇俄從1918 年與德國簽訂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約，到1945 年攻克柏林，成為二戰後與美國比肩而立的軍事強國，不到30 年的時間。
這些國家雖然政體不同，但都是其興也速，好像崛起不是什麽難事。換言之，崛起這一事實
本身，並不能證明此種政體就一定比彼種政體要優越。因為，這種政體的國家能夠快速崛起，別種政體的國家不也能快速崛起嗎？
四、政體影響著大國崛起的路徑。在專製、極權國家，因為政權壓倒民權，政府在國強民弱的格局裏，有能力最大限度地無視民意甚至不惜代價、不顧人民死活去實施強國戰略；而在民主、共和政體之下，民權重於政權，政府在民強國弱的格局裏，沒有能力無視民意、不惜代價而一意孤行地謀求強國地位。
在曆史上，日本帝國、德意誌第二帝國、納粹德國、蘇聯的崛起，雖說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可以說是在民弱國強的格局下崛起的。其中蘇聯最為極端，它能在和平時期采取瘋狂的要大炮不要黃油的餓民強國政策。法國《費加羅報》就曾這樣評價蘇聯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天：“俄國人民能夠……在天空中看到一顆明亮的星星把蘇維埃政權的光芒帶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萬人缺吃少穿的結果。”
斯大林統治時期，則是極端中的極端。
在1946 年，斯大林曾得意地說過，蘇聯“從落後國變成先進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是在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的，實際上隻花了13 年多的時間。可蘇聯是一種什麽樣的崛起啊？一國崛起萬骨枯。在國為刀俎、民為魚肉的格局下，蘇聯當局不惜代價地追求國家強大。據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日後的謹慎估計，“從1929 年到1953 年總共有1950 萬到2200 萬蘇聯公民成為斯大林鎮壓的犧牲品（不包括戰爭年代）”。
雖然說任何國家都會麵臨維護國防安全的問題，但要像蘇聯采取如此極端的方式實現崛起，在民主政體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司法獨立、文官統治軍隊等等一套機製，使得在蘇聯被視為暴力機器的軍隊、警察、法院、監獄等等，在民主政體中難以成為任何個人或黨派一逞私欲的便利工具。
就拿常備軍來說，英國有著不信任常備軍的傳統，這種傳統又為美國人所繼承和發揚。1776年，弗吉尼亞議會通過的《弗吉尼亞權利法案》規定，“在和平時期，常備軍會危及自由，應避免設置”。在1787 年的製憲會議上，麥迪遜就說：“一支常備軍，加上一位膨脹的行政官，絕非公民權利的長期安全伴侶。……整個歐洲，總是以防禦為借口，保持常備軍，奴役人民。”建國之初，一般美國人最為忌諱的，就是建立一支強大的常備軍。
因此，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除1812 年美英戰爭、墨西哥戰爭、南北戰爭、美西戰爭期間外，美國陸軍一直處於“國大軍小”狀態。比如，1789年至1845 年間，隻有10 年，現役陸軍兵力上了萬人；從1849 年到1860 年，現役陸軍兵力最多的年份，也不到1.8 萬人；1871 年至1897 年，美國現役陸軍兵力沒有哪一年超過3 萬人。從1899 年到1914 年，美國隻有1900 年的陸軍現役軍人略微超過了10 萬人。不要說跟俄國比，就是跟德國比，這也隻能算是支微型軍隊。1911 年秋，德國陸軍有59.5 萬人；1913 年冬，德國陸軍的實際兵員為75 萬人。
在美國這個公民擁有持槍權的國家，1890年人口已達6297 萬餘人，1910 年增長到9222萬餘人。況且，美國國土遼闊，常備軍難以成為人民的異己力量。更為重要的是，在美國的政體下，分權製衡原則也體現在軍權問題上。美國對軍隊實行文官統治原則，總統是軍隊的最高統帥，但軍官任命權由國會和總統共享———“總統經參議院同意，任命所有的軍事官員”，國會有權招募軍隊，提供給養，等等這些製度安排，使得任何個人或政黨都難以把軍隊培養成自己的家丁、打手，以實現個人或黨派的意圖。即使需要對內動用常備軍，那也是像艾森豪威爾所說的那樣，“隻有一個理由可以使用部隊，那就是支持法律”。這一切，足以決定美國的強國之路不同於蘇聯。
五、在過去300 年裏，沒有不曾卷入到戰爭漩渦的大國，也沒有一個大國在崛起的過程中不與他國發生過戰爭。經驗顯示，不存在沒有經曆過戰爭的和平崛起。無論何種政體的大國，和平的諾言並非總能履行，和平的願望不是都能實現。
戰爭是曆史中的一個常見現象，它從未因政體的變化而長期消弭過。300 年來，英國、德意誌第二帝國、日本帝國、美國、沙俄、納粹德國、蘇聯等大國，無不多次參與戰爭。尤其兩次世界大戰，當時所有的大國都參入其中。這些大國的崛起無一完全是和平崛起。
比如，德意誌第二帝國是在戰爭中誕生的：普魯士在7 年的時間裏進行了3 場戰爭———1864 年丹麥戰爭、1866 年普奧戰爭、1870 年普法戰爭，從而確立了歐洲大陸頭號軍事強國的地位。日本帝國也是在先勝清帝國，再勝俄羅斯之後進入世界強國行列的。蘇聯繼承了沙俄的武力擴張傳統。在蘇德爆發戰事之前，蘇聯就打過中國，侵略過芬蘭，吞並了波羅的海三國，與希特勒一起瓜分波蘭。蘇聯跟納粹德國一樣，都不是和平崛起的。就是美國，也是在1898 年美西戰爭之後確立了世界強國地位。
盡管近代史上沒有一個大國是和平崛起，可是大國信誓旦旦地表白和平的意願，卻從來都不是罕見的事情。希特勒就喜歡叫嚷“絕不”如何“永遠”怎樣。1936 年3 月7 日，希特勒麵對600名國會議員說：“我們在歐洲沒有任何領土要求！德國永遠不會破壞和平！”甚至連柏林的奧運村，都叫“和平村”。而這一切，一點也不妨礙希特勒點燃戰火！
即便對於民主政體的國家來說，長期和平也是難得的奢侈品，政府首腦的和平諾言或願望未必就能夠實現。在1897 年的總統就職演說裏，麥金萊還在講“幾乎在每一種意外情況下，和平都比戰爭可取”，第二年美國就向西班牙宣了戰；1916 年，威爾遜親口對選民說他“不希望美國參戰”，第二年美國就對德宣了戰；1940 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向美國的父母們許諾“你們的孩子決不會被派去參加任何外國戰爭”，第二年美國就對日宣了戰。
換言之，無論政體是什麽，當一個大國政府在和平問題上使用“絕不”或“永遠”一類的詞時，是不會怎麽被其他國家當真的。沒有任何一種政體能夠確保一個國家一定能夠做到和平崛起，也沒有一個大國能夠長期遠離或大或小的戰爭。
很多情形下，由於更加傾向討好民意，民主政體下的大國，有時會更加傾向於訴諸武力。比如，1904 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派軍艦去地中海營救被摩洛哥匪徒綁架的帕底凱裏斯。與之相反，專製政體下的大國蔑視民意，反而可能更傾向於避免戰爭。因此，1904 年這件事要是發生在一個專製國家，哪怕被匪徒綁架10 個公民，政府可能也不會出兵救援。
不管怎麽說，無論何種政體的國家，都難免會碰到諸如海外貿易、領土糾紛、僑民權益之類的問題，因此沒有一個大國能夠免於在對外關係中使用武力的誘惑或壓力。有時候，對於一個崛起中的專製大國來說，可能真的不想動武，因為使用武力可能加劇或引發國內危機，但是不惜代價避免武力衝突，卻又可能使國際紛爭轉化為國內矛盾，引起或加重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再說了，對於一個為內憂所困的專製大國來說，一般而言，其統治者在國際事務上哪怕是叫嚷得聲嘶力竭，其實更多的是虛張聲勢，期望借此穩住國內的陣腳。但是這並不表明這種國家就一定不會對外動武。道理還在於，誰能擔保他們就一定不會打錯算盤，試圖通過對外開戰來轉移國內矛盾呢？
政體與安全國家
一、任何國家都得麵對防止外敵侵害維護國家安全的問題。可是在有的國家，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很容易產生不顧一切追求和維持國家強大的念頭，即隻要能夠強國，即使采用專製、極權政體也無所謂。
在這一點上，德國和日本曆史上都有著深刻的教訓。國家弱小，一旦遭遇強敵確實難以自保。德國作家路德維希曾說，30 年戰爭中的德國，“像個皮球那樣被外國勢力玩來踢去”。而從1675 年到1813 年，僅法國入侵日耳曼就不下14次，平均每10 年一次。
德國曆史上這種任人宰割的遭遇，日本雖然沒有經曆過，可是日本國門也是在列強炮艦的壓力下打開的，而清帝國在西方列強的威勢下一再喪權辱國又殷鑒不遠。從這個角度來說，德日兩國有易於助長不顧一切追求國家強大的曆史和現實土壤。
日本帝國憋足了勁要擠進強國俱樂部。明治初期的10 年之中，軍費占了全部財政支出的80%。除去修築炮台、購置軍艦等的費用，陸海軍的直接軍費占國庫歲出總額的比率，1878 年為16.5%，此後逐年增加，1885 年占到了25.5%，1892 年則高達41%。即使是像福澤諭吉這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不僅夢想有朝一日日本能夠“統治全亞洲”，而且在他的心目中，“我輩畢生之目的唯在擴張國權一點。至於內政權落於誰手之事，與國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論也。其政治體製和名義即令類似專製，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擴張國權，便可滿足”。
隻要國家強大，德國人同樣可以忽視憲政民主之原則問題。俾斯麥上台後，在沒有議會批準預算的情況下，居然波瀾不驚地統治了4 年。議會對這種違憲行為，在1866 年奧地利戰爭勝利後，竟然以230 票對75 票的絕對多數通過了豁免責任的法案。這個法案通過後，國王還對議會發言人說：“我過去不得不這樣做，將來如果曆史重演，我仍然不得不這樣做。”普魯士議會，既沒有抓住錢袋子，又沒有握住刀把子。早在1850年，俾斯麥就說“普魯士的軍隊，必須永久是國王的軍隊”，他不想眼看著“把普魯士的軍隊變成議會的軍隊”。俾斯麥的這個願望，在一戰爆發前就沒有落空過。普魯士德國和日本帝國有個共同點：兩國都實行君主立憲，但是在崩潰之前，它們都竭力反對政體朝著虛君共和的方向演變。
德國人對待強國問題的態度，巴枯寧的描述雖然有點尖刻，但也不失其深刻。在1873 年出版的《國家製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巴枯寧認為“德意誌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強大的國家”，他這樣寫道：我們的一位瑞士朋友是這樣說的：“現在，任何一個居住在日本、中國和莫斯科的德國裁縫，都感受到德國的艦隊和德國的全部力量，這種自豪感使他歡樂得發瘋。每個德國人都想活到這一天，他可以象英國人或美國人一樣，以自己的國家為靠山，高傲地說：‘我是德國人。’
誠然，英國人和美國人在說‘我是英國人’、‘我是美國人’的時候，意思是說‘我是自由的人。’而德國人是說：‘我是奴隸，但是因此我的皇帝比任何國君都更有力量；我是德國兵，這個兵折磨我，也會折磨你們一切人。’”
二、斯大林有個著名的論斷：“落後者是要挨打的。”曆史的經驗卻表明，原本足以維護國家安全的發達強國，因為政體的缺陷，統治者將國家推向戰爭後可能難以自拔，從而使國家淪落為一個人民飽經戰爭災難的不安全國家。
日本帝國和納粹德國之所以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挨打”，並非因為他們“落後”。相反，這些國家都是當時世界上最為發達的軍事強國之一。就拿納粹德國來說，在入侵波蘭之前，沒有哪個大國厲兵秣馬要先發製人跟它血戰一場，換言之，在侵略波蘭之前，德國的國家安全並不缺乏保障。可是希特勒卻把德國拖進了一場世界大戰。“二戰”不僅讓650 萬德國人送了性命，200多萬軍中男人嚴重殘廢，而且第三帝國灰飛煙滅之際，也是德國滿目瘡痍之時。
其實，並非所有的德國人都願意看到國家落得這般下場。早在1940 年，德國人中間就流行著這樣一則笑話：
希特勒、戈林和戈培爾乘坐的飛機墜毀了。3個人全死了。誰得救了？答案是：德國人民。
隻要希特勒活著，德國人就沒轍。因為希特勒的統治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之上的，國民無論樂不樂意，都得無條件地接受希特勒和納粹黨的領導，除了暗殺、造反和政變之外，德國人民根本就沒有和平更換政府首腦的合法程序可資利用。這跟民主國家不同。在民主國家，別說是把國家推進了火坑，哪怕就是像剛領導國家打敗了希特勒的丘吉爾，能否繼續執政，也得看選民的選票答不答應。
三、一個專製、極權的大國可能兵強馬壯，國力雄厚，對外而言，不乏國家安全，但是對其國民而言，卻是不安全國家，或者說是危險國家，人民生活在生命、財產、自由和尊嚴沒有保障的恐懼狀態之中。換言之，它不僅威脅世界，而且更威脅本國人民。
在過去的300 年裏，大國之中，不乏國家強大之至，人民卻渺小之極的事例。納粹德國、蘇聯隻是其中兩例。其沉痛的教訓表明，世界上最危險的恐怖分子、最殘忍的黑社會分子、最嗜血的匪徒，對一國人民造成的危害，都不可能有專製、極權政府的危害那麽大。
納粹德國的劣跡，國人耳熟能詳，姑且略去不談，隻說說蘇聯的情形。上至蘇共中央書記，下至平民百姓，對他們而言，強大的蘇聯是一個令人恐懼的國家。因為害怕被竊聽，戈爾巴喬夫自1978 年當上蘇共中央書記那天起，和妻子從不在家裏談重要的事情。這還已是後斯大林時代了。
在斯大林時代，當官比生手踩鋼絲要危險得多。布爾加寧就說：“你以一個朋友的身份來到斯大林的席間，然而你從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裏去還是要被車子接走———送到監獄裏去！”
1935 年第一批被授予元帥軍銜的5 個人中，在三年裏被弄死3 個。斯大林稱1936 年蘇聯憲法是“世界上唯一徹底民主的憲法”，可是參加製憲的人隨後大多沒好下場：30 名蘇聯憲法委員會委員中，有16 個人在1937~1940 年陸續被槍斃，還有2 人自殺身亡。在領導十月革命的29 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首屆布爾什維克政府的16名成員、國內戰爭的16 位前線司令員、1934 年的中央委員會成員中，大部分人都是被斯大林殺死的。
對平民百姓來說，國家之強大，更是意味著政權為惡犯罪的能力之強大。因為強行集體化，僅1933 年蘇聯就餓死了近1200 萬人。在那個人吃人的時代，蘇聯人並非沒有人起而反抗，僅1930 年就發生暴亂3000 起，但都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可是1934 年出籠的第一首以集體農莊為主題的現代歌曲，竟然謳歌“我們沒有見過這樣好時光”！
粗粗做個對比就會發現，極權國家對人民帶來的傷害，比世界大戰還要嚴重。政權之惡的程度，超過了最凶狠的敵國。在“一戰”中，俄國死了300 萬人。在“二戰”中，蘇軍損失了750 萬人，還有600~800 萬平民被德國人殺害，加起來不到1600 萬。而一心要滅絕猶太人的希特勒，大略屠殺了600 萬猶太人。與此相對應的是，在蘇聯，從1929 年到1953 年，斯大林鎮壓的犧牲品，不包括戰爭年代，沃爾科戈諾夫估計就有1950 萬到2200 萬。
蘇德戰爭的勝利，蘇聯維護住了國家安全，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之一。沒有哪個國家敢打它，可是蘇聯國民卻繼續生活在挨國家打的恐懼之中。1946 年，蘇聯決定發展火箭武器。這一年，斯大林格勒州的一個女村民在信中說“我們吃豬飼料，吃橡實”。“已開始浮腫”的穆爾尼洛則在信裏說“我不怕蹲監獄，那裏好歹能領塊麵包”。這些訴說自己苦情的信件，落到了秘密警察的手裏。在這種狀態下，還要求穆爾尼洛們為祖國強大感到自豪，那就像要求小雞因為主人宰它的刀在全世界最鋒利而洋洋得意一樣荒唐、霸道。
四、在一個民主共和的國家，馴服權力，防止政府在國內“窩裏橫”，重於謀求強盛，以求確保政府不能不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權利，而不至於演變為壓製、馴服和盤剝人民的暴力機器。就對內關係而言，隻有民主、共和政體的國家，才是持久的安全國家。
國家強大常常被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國家安全的一個理由是保護人民免遭異國的傷害和奴役。可是，如果強大的國家實力不僅令異國有所忌憚，而且也讓本國人民在權力麵前卑微無助、噤若寒蟬，那就等於是說：在根本就沒有受到外敵入侵的情形下，僅僅因為擔心外國入侵這種想象的恐懼，政府先把自己的人民給奴役了。這樣一來，對於人民來說，無論是否國家安全，可能橫豎都是處於自由、財產、人身和尊嚴沒有可靠保障的受奴役狀態。
相對於專製極權政體而言，民主、共和政體有著無可比擬的優點———馴服政府，馴服權力，保障民權，保障自由，使政府不至於淪喪為禍國殃民的暴力機器。無論國家是弱小還是強大，人民在政權麵前都不會變得渺小、無助。也正因為這樣，民主共和政體對人民的那種親和力，是專製極權政體所不可能有的。20 世紀30 年代末，在就任格蘭森市“扶輪社”主席的宴會上，雜貨店老板艾爾弗雷德•羅伯茨就曾這樣告訴來賓：“我寧願在英國擦皮鞋，也不願意成為其他重要國家的大人物，因為我知道，在英國我才能得到寬容和公正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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