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嗎”：中國新轉折的亮光 (ZT)

　——答《今日焦點》導刊主編問　　編者按：日前，《今日焦點》導刊主編李晶龍就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播出“你幸福嗎？”的報道引起網上熱議，專訪了中國幸福研究院院長徐景安先生。　　為什麽感到意外、唐突？　　李晶龍：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從9月29日起連續9天播出了國慶假日特別調查“你幸福嗎？”的報道，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褒貶不一，批評、嘲諷、挖苦的不少，您怎麽看這個報道？　　徐景安：央視新聞聯播節目不太為民眾所關注，更多的是被調侃。據說，今年有一篇被判為零分的高考作文寫道：“我有一個夢想：永遠生活在新聞聯播裏，那裏的領導個個都是時代先鋒，群眾人人都是道德模範……”。可是這次報道不同，引起了社會民眾的熱烈反響，這就是很大的成功。　　李晶龍：“你幸福嗎？我姓曾’這樣的‘神回複’” 在網上迅速流傳，被當作笑料。有些被采訪的人，顯得很疑感、惶恐，有的不作答，或者答非所問。　　徐景安：這次報道有三個特點，一是被采訪的大都是社會低層人群，像退休職工、勞務工、烤紅薯的、賣肉的、小攤主、揀破爛的，還有學生、普通遊客等；二是隨機采訪，事先沒有任何準備；三是保留了采訪的原貌，以致“我姓曾” 這樣的“神回複”也照搬了屏幕。這一反央視新聞的報道風格，真實地反映了“小人物”的神態與心聲，從而引起了觀眾的興趣。　　李晶龍：不少人對發起這個話題感到意外，以前從來沒有被問過幸福這個問題，覺得很唐突，也有說很滑稽的。　　徐景安：這就說到了問題的核心。傳統意識形態強調的是黨、國家、人民的利益，而人民的利益是由黨代表的，從來沒有問、也不需要問“你幸福嗎？”這個問題。現在這祥提出，當然會感到意外、唐突，甚至是滑稽。那個雜貨店老板被問到後十分不理解，反問記者“你什麽意思？”這一輩子，他的個人感受從來沒有被上麵關注過。　　李晶龍：可以說，中國幾千來都是仰望上麵的，革命成功後依然如此，改革開放似乎也沒有改變。　　徐景安：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反思的大問題。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民謀幸福，而幸福是個人的、個體的感受，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搞改革開放，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為了所有社會成員的幸福。所以，不能離開民眾的個體幸福，談所謂黨、國家、人民的利益；幸福也不是誰能代表的，必須由民眾自己說。黨和政府的責職是為民眾的幸福創造條件。因此，央視記者問一下老百姓“你幸福嗎？”，就很正常了。對此，人們感覺意外、唐突、滑稽，這說明我們的意識形態、政治邏輯、製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審視與改革。以為正常的，其實是不正常的：以為不正常的，其實是很正常的。　　李晶龍：央視記者采訪73歲撿破爛的老者，問他：“你老人家出來撿破爛，還有政府每月650元的低保，覺得幸福嗎？”引起網上熱議。一位網友說：“作為高智商行業的工作者，來個換位思考，捫心問下自己：如果你活到了70多歲時，靠撿空瓶子度日，你這樣的日子會幸福嗎？何必會出現如此弱智的提問！”您怎麽看？　　徐景安：央視記者能把鏡頭對向撿破爛的老者，並問他“你幸福嗎？”，這很值得讚許。在這位網友看來，這樣的人還用問嗎？肯定不幸福。這值得商榷，即使是一個不幸福的人，就不能、不該讓他自己表達嗎？不幸福也可代表嗎？讓不幸福的人講出來，可以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對他本人而言，傾訴能使情緒得到渲泄，這是件好事。可惜這位老者耳朵不好，聽不見，沒有回答。　　李晶龍：不少網友認為：“你幸福嗎？”這樣的問題太虛，很不過癮，不如問得實一點，比如“您覺得生活中還有哪點讓您覺得不幸福？”　　徐景安：我很理解，今天的中國百姓有太多話要說，太多抱怨要發泄，我國反映民意、民心、民情的渠道太少，網絡也就成為最主要的平台，但並沒有成為與政府構通的正常渠道，所以表現為情緒化發泄的多，理性的意見建議少。央視應該把幸福調查深入下去，可以針對青年、老人、婦女、教師、員工、農民、老板等各個群體進行專訪，對有代表性的個案進行深入報道。這當然不是新聞節目了，而是關於幸福的深度報道。　　提幸福問題是亂咋呼嗎？　　李晶龍：可有的網友說：“要讓中國人幸福，不能靠央視的記者到處亂咋呼，而是要讓國家和政府真正的努力，去消滅各種差別、各種特權、各種政治尋租行為、各種腐敗。到時候，老百姓不用問，你一定知道他們是幸福的！”　　徐景安：這位網友反映了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心意，希望政府盡快解決讓民眾不幸福的諸多問題，拿出痛快、過癮、解渴的措施與方案，至於提幸福不幸福這樣的問題，完全是不著調、亂咋呼、瞎糊弄。有的學者認為：“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沒有權利，哪來幸福？不把爭民主、自由、權利放在第一位，幸福就是‘精神鴉片’。”我提出了“幸福中國：新改革的旗幟與目標”，有的學者卻責問“ 不解決政治體製的根本問題，不拔除貪汙腐敗的根子，不革除官老爺作風而大談‘幸福中國’，隻能是一廂情願，‘白日做夢’！”確實，中國的問題很多，如一堆亂麻，從哪兒解開，不僅需要決心，還需要智慧與方法。　　李晶龍：從2007年11月至2010年5月，您發起舉行了二十次創建中國新文化（北京）研討會，討論的主題是重塑價值理念、價值目標，您提出以追求資源有限條件下的幸福最大化取代財富最大化。2012年3月17日，您又發起並舉行了《幸福中國論壇》第一次會議，發表了題為“幸福中國：新改革的旗幟與目標”的主題論文。其中許多會議，我都參加了。您是將幸福問題作為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切入點。　　改革需要幸福旗　　徐景安：很多人認為，中國問題一是製度改革，強化對權力的約束；二是利益調整，打破既得利益格局。這很正確，但當今中國不缺少正確的、深刻的見解，缺少的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路徑。我提出了改革三原則，一是共識原則，二是有序原則，三是普惠原則。　　李晶龍：願聞其詳。　　徐景安：改革是需要旗幟的，以凝聚人心，集聚力量，這就需要具有正義性、神聖性、不可辯駁性，前二條是前提，第三條是更不可少的。如果改革提出的口號，立馬引起紛爭，甚至成為被批判、咒罵的對象，就不可行。比如自由、民主、人權，這在西方具有正義與神聖性，可拿來我國就被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由此引發了普世價值之爭，結果不了了之。以幸福中國為口號與目標，既符合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又具有普世價值，絕大多數人都能接受，想反對的人也反對不了，這是啟動改革的前提！　　李晶龍：沒錯，誰也不能說，我們就是要不幸福！　　徐景安：今天，央視新聞聯播節目推出了“你幸福嗎？”的連續報道，但敢推出“你自由嗎？”、“你民主嗎”？、“你人權嗎？”　　李晶龍：沒有這個膽！　　徐景安：那麽，一個企圖啟動中國改革的領導人能提出這個口號嗎？　　李晶龍：估計也不敢。　　徐景安：當年，梁山泊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口號，綠林好漢需要一麵旗幟。今天，我們搞改革也需要一麵旗幟，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更需要一麵能號令廣大民眾、引導改革方向的旗幟。　　李晶龍：與改革主流派有所不同，您非常重視意識形態的改革與重建，這就可以理解您為什麽從創建中國新文化入手了。　　下決心解決民生問題　　徐景安：改革必須有序、可控，這是我國改革麵臨的很大難題。現在誰都清楚，中國百姓怨氣很大，一改就炸鍋亂套，局麵失控，這不僅是當局不願看到的，而且對民眾也是災難。民主化改革遲遲不動，這是一個很重要原因，這個按扭按下去，誰也不知道是什麽結果。　　李晶龍：以幸福中國作為改革旗幟，就可以做到有序、可控嗎？　　徐景安：以幸福中國為旗幟，不言而喻，民眾幸福就是目標、總綱、中心，那就要從與民眾幸福關係最密切、關聯度最高的地方改起。當前，影響民眾幸福最主要的是民生問題，肉鋪店老板說：“幸福就是生活有保障，沒有後顧之憂”。一位網友說：“如果，我們身邊還有這樣那樣的入學難、看病難、辦事難等民生難題受到‘阻滯’，還得為了這些日常‘大事’而焦頭爛額，那麽，我們何談幸福之有？”　　李晶龍：民生問題提了多年，還是沒有得到解決啊！　　徐景安：關鍵是發展第一的執政目標、執政理念沒有變，對各級政府來說，頭等大事是保增長、保GDP。2009年為了刺激經濟，從中央到地方拿出20幾萬億。政府為發展舍得花錢，民生總是擺在最後，結果問題越積越多。如果執政目標、執政理念是民眾幸福，保障與改善民生就會放在第一位，中國的民生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　　李晶龍：怎麽解決？　　徐景安：一是把發展與民生的關係擺正，發展不是目的，隻是手段，保障與改善民生才是發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不能離開民生，甚至損害民生去追求發展。二是製定保障與改善民生的長遠規劃，目標化、製度化、係統化來解決民生，改變一年辦幾件實事的零敲碎打的做法。三是增加民生投入總量，國有企業實現利潤2萬億上交50%、政府土地出讓金2.7萬億拿出30%、政府三公消費1萬億減少20%，加在一起就是2萬億，還有什麽民生問題不能解決？四是調整民生支出不合理結構，減少以至消除特殊群體對民生資源的侵占，真正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應該說，中國民生問題不解決，是非不能也，而是不為也。按中國的財力，建立普惠全民的福利保障製度已具備條件了。該下決心做這件事了，不要再說好聽話來糊弄老百姓了。　　李晶龍：確實，民眾的怨氣已積聚到臨界點了。　　徐景安：從發展經濟的角度，投資與出口拉動已到頂了，隻有靠擴大內需，解決民生就是擴大內需的最佳途徑。教育、醫療、住房有保障了，自然會增加對消費需求的投入。從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政治穩定的角度來說，解決民生已刻不容緩。　　李晶龍：看來，您的觀點不是就民生來談民生，而是將其放在了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的大格局中，並且已形成了解決民生問題的完整思路。　　要看緊大家的錢袋子　　徐景安：民生問題的根子在財政資金的分配上。我國財政收入從1995年至2011年年均增長20%以上，大大超過經濟增長。這可是全國人民的錢袋子啊！首先，起碼要做到公開、透明，錢花到哪裏了？誰花了？可是至今依舊遮遮掩掩，讓大家看不清，看不懂。其次，錢怎麽花的？預算總得批準吧！可我們往往是先斬後奏，每年各級人大開會審議預算時，錢已經花了。第三，錢花了，該審計吧！審計權卻不在人大。2011年我國財政收入已達10萬億，還不算預算外收入，這麽大一筆錢，無人監督，政府想怎麽花就怎麽花，自然要出大問題，政府自利傾向越來越嚴重。有了錢先給自己長工資、買車子、蓋大樓，再加公款接待、公款旅遊、公款出國，還有免費醫療，退休了有超過其他群體的養老、醫保等等福利待遇。領導幹部更有各種特權享受終生保障。公務員人數越多，財政開支就越大。而編製權又在政府手裏，加不進行政編製，就搞事業編製，或者聘用合同工，總之財政供養人員越來越多。遼寧省鐵嶺市與河南省新鄉市的市級領導人數分別是美國紐約和日本東京的7.2倍和6.1倍。所以中國有9個大蓋帽管1個破草帽之稱。　　李晶龍：我國公務員人數多、行政開支大，這個問題至今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解決，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　　徐景安：為什麽要政府？是因提供公共服務的需要，政府開支是公共服務的成本，當然就要盡可能地降低和減少成本，包括控製公務員人數、控製行政開支，以盡可能增加公共服務的投入。可是，要多少公務員？要多少開支？政府自己說了算，還不讓看帳本，或者讓你看不懂，說是要求保密。這樣不講法、不講理的“仆人”，怎麽讓“主人”不生氣、不抱怨、不憤怒？中國的民生問題，說到底是政府以代表人民利益為名，侵占了公共服務資源。　　李晶龍：中國的奇特現象是，越市場化改革，公務員越吃香，報名公務員的越多，您覺得這是一種什麽現象？　　徐景安：中國政府官員權力大、待遇高、油水多、無製約，當然成了香餑餑。尤其是當首長的，每年做報告，不用檢討上一年度的承諾有沒有兌現，錢怎麽花的，審議也是走過場，所以中國的官太好做了。權力腐敗有兩類，一是製度性腐敗，二是個人腐敗，前者是合法腐敗，後者是非法腐敗。政府為什麽喜歡發展？發展帶來經濟增長，可支配財力增加，有製度性的好處；項目帶來可支配的資源增加，有個人的好處。這兩個好處加在一起，當然是發展第一不動搖了。相反，搞民生，兩個好處就都沒有了，誰還有興趣呢？　　李晶龍：製度性腐敗與個人腐敗要一起反，尤其是製度性腐敗問題更為嚴重。　　徐景安：政治改革的的首要問題是看緊錢袋子。民主國家議會開會最重要的議題是審議、批準政府預算。美國某鎮議會開7天，其中5天是審議預算，包括警察局買車與增加編製。我國稱為社會主義國家，所謂社會主義就是維護、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社會。恰恰是最關係公共利益的財政不透明、不監督，愛怎麽花就怎麽花，這怎麽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不是看養雞場是公有還是私有，而是看收上來的雞蛋是不是公平分配！建設社會主義60多年了，不把大家的錢袋子看好，還在爭公有還是私有，真叫丟了西瓜揀芝麻。　　李晶龍：財政體製改革要先行，對嗎？　　徐景安：對，這首先需要強化人大的職能，人大開會應提前審議年度預算，預算調整也必須經人大批準，編製、審計應隸屬於人大。　　李晶龍：這就進入政治改革的範疇了。　　政治改革從易做起求突破　　徐景安：政治改革怎麽搞，爭議、變數最大。我的觀點是不求徹底，求漸進；不求過癮，求可控；從易入手，求突破。一是立即實行網絡民主。網絡已經基本做到言論自由了，但是管理不規範，隨意封閉網站、屏蔽言論時有發生，應製訂網絡管理法，對於色情暴力、顛覆政權、分裂國家、製造謠言、人身攻擊、傳播病毒等言論、行為予以堅決製止，並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除法律禁止之外，要有言論自由，不得幹涉，妨礙、侵犯言論自由的，按違法處置。縣級以上政府都要設立網站，除發布政令外，應開辟專欄，吸收民意、接受投訴，政令出台前應征求民意。黨政負責人可在網上與民眾討論對話。政府可設立網絡信息、網絡動態、網絡建議，收集、反映民意，使網絡成為黨和政府同民眾溝通的平台和橋梁。所有國策、法規、條例、規定出台前都要征求民意，出台後要允許批評。二是黨政領導人從基層到中央應逐步實行差額選舉，一搞差額就不一樣了，候選人得發表施政綱領，光念稿子、說空話就不行了。選上了，下一屆開會就得述職是否兌現，沒有得到多數票的就下台，落選的可任紀委書記和監察局長，他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監督黨政一把手，發現違法亂紀查處後，他們可以經選舉後替補，這就改變了黨政一把手無人監督的局麵。　　李晶龍：政治改革叫了那麽多年，一直沒見起色，不起步，從容易的做起，這是一條可行的思路。　　法治與憲政是中國改革的最大難點　　徐景安：對於中國來說，法治更為重要。法治的口號早就提出，我們也出台了不少法規，但一個奇怪的現象，越講法治，腐敗越烈。什麽是法治？法治的本質是限製權力，意思是掌權的不能亂來，得依法治理。可我們的法治大都是治老百姓的，這樣辦事越來越難。怎麽辦呢？找當官的通融一下，什麽都好辦，權力腐敗也就越來越嚴重。實行法治，一是立法必須經過民主程序，充分征求民意，由人大審議通過。二是司法、監察獨立，前麵講的紀委書記和監察局長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監督黨政一把手，也就是這個意思。由政法委統管公檢法，對一把手負責的體製必須徹底改變。　　李晶龍：中國講的是情理法，法在最後，法治沒有傳統，法律麵前人人能平等得起來嗎？　　徐景安：中國實行憲政的路會更長。憲政是什麽意思？任何組織、個人都不能超越憲法、法律，沒有特權，我們的憲法中就寫了這一條。但是，大家都不執行，作為執政的共產黨不能很好地遵守，我們搞改革的也是違憲。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2010年在全國經營性總資產中，公有製經濟與私有製經濟的比重已達27%與73%。國務院先後兩次提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條例，這就被批判為“違背憲法”，“對國家和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叛賣”。　　因此，這就必須修憲。可直到今天，什麽是社會主義還是說不清，怎麽堅持社會主義呢？連憲法是作什麽用的這麽一個常識問題現在都沒有達成共識。所以，我說中國改革一直是處在一個違憲、護憲、修憲的過程。憲政是中國改革的結果，而不是起點。　　幸福是方法論也是價值論　　李晶龍：明白了，您的意思是以幸福為旗幟，先解決民生，再搞財政改革，然後再是民主政治、法治憲政。　　徐景安：解決民生，普惠民眾，消除怨氣，就為進一步改革創造了條件與基礎，而民生問題的根本解決，就需要推進財政改革、政治改革。以民眾幸福為旗幟與目標，就確定了改革的重點、措施、步驟、程序，改革的路線圖也就清晰了。現在，談改革的意願、理念、目標、方向多，但更重要的是應該研究改革的路徑。幸福中國，不隻是改革的一麵旗，還是改革的方法論。　　李晶龍：改革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方法，解決由此岸向彼岸的橋，應該說這是研究改革所欠缺的。　　徐景安：幸福中國，還是價值論，是為社會提供共同遵循的價值尺度、價值標準，這是當今中國最需要的。政府為發展而不顧一切，民眾為賺錢而不擇手段，將財富占有作為價值尺度、價值標準，帶來全社會行為扭曲。今天的中國腐敗已經泛化了，隻要有一點權力，甚至社會分工的不同，都想腐敗。恨別人腐敗，是因為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這種狀況不改變，中國、中華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我提出以追求資源有限條件下的幸福最大化取代財富最大化。　　李晶龍：將幸福作為價值目標，很多人不理解，幸福沒有統一標準，張三的幸福與李四的幸福不一樣，就是同一個人不同時候的幸福也不一祥，這能成為共同遵循的目標、尺度、標準嗎？　　徐景安：幸福的魅力，就在於各人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不要把財富作為唯一的目標，從物欲洪流中分流。中國13億人都把金錢作為價值尺度與標準，官員忘了自己的責職是維護公共利益，醫生忘了自己的責職是治病救人，教師忘了自己的責職是為人師表，都想要寶馬、別墅，這個社會還能安定、和諧嗎？　　李晶龍：這樣也會帶來為了自己的所謂幸福而損害他人的後果。　　徐景安：有位大學教授給我來函說：“有人認為吃搖頭丸後的性行為很快感幸福，有人認為雞奸、亂倫、獸奸的刺激很幸福，性虐待狂在發瘋地虐待受虐對象時很刺激很幸福，小偷偷到一筆巨款或珍寶時很快樂很幸福，……如此等等的‘幸福’是人的終極目的和社會的終極目的嗎？是人類追求的最高價值嗎？”　　把快樂等同於幸福，這是很多人的誤解。快樂來自感官一時的滿足或刺激，這位教授舉的例子都是尋求感官刺激得到的快樂感。吃了一頓美餐、跳了一場舞、打了一場球，都會有快樂的感覺，但這不等於幸福。　　快樂與幸福的最大區別是，快樂來自感官本能的反映，不需要理性思維，很有可能為了一時的快樂而危害自己一輩子的幸福。抽煙、酗酒、網迷、吸毒、濫交以至謀財害命，都是跟著感覺走而墜落誤區的。幸福既來自感官，更來自情感、精神，幸福是智慧、知識、學問、科學、方法、藝術、大度、豁達、寬容……幸福是需要學習、感悟、體驗的。　　我們所要追求的是幸福最大化，幸福有長度，即一生的幸福，不是一時的痛快；幸福有深度，不隻是物質層麵的，還有情感、精神層麵的；幸福更有寬度，不隻是自己幸福，還有他人、大家的幸福。　　這樣講，幸福是不是很複雜，其實很簡單，自己幸福並能給他人帶來幸福，這個人就一定是幸福的。　　李晶龍：為了追求幸福而損害他人，會受到道德的譴責或法律的製裁，最終一定是不幸福的。　　幸福還具有終極的意義　　徐景安：幸福是人的終極目的，也是社會的最高價值目標。人類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正義等美好的價值，都是為了幸福，或者說是服從於幸福的。　　李晶龍：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是人的終極目的，人的本質就是自由。　　徐景安：我認為人的本質恰恰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人一方麵要追求自由，另一方麵必然受到各種約束，包括道德的約束、法律的約束、製度的約束以及家庭關係的約束。自由也不是人的終極的目標，如果自由是終極目標，你去荒山野嶺好了，那多自由啊！人一方麵追求最大程度的自由，同時也在讓渡自己的自由，這個度怎麽把握？取決於一個人的幸福觀。我要追求物質的幸福，就要去打工，聽從老板的支配。那我去當老板，老板受到更多的約束，來自市場、資本、客戶的種種約束而身不由己。你要追求家庭的幸福，就要聽老婆的嘮叨，晚上就得早回家。你要追求精神的幸福，去當和尚，那更沒有自由了，天天念經，連妄想都不許。隻有幸福才是終極目的，自由是實現幸福的條件，自由的可貴就在於人不自由就不會有幸福，當自由不能帶來幸福的時候，這個自由就是沒有價值的。一個人沒飯吃，沒工作，他寧願坐牢。作為社會、國家來說，一方麵要創造條件為人實現最大限度的自由，另一方麵又必須製定規範限製人的自由，這個度怎麽把握？還是幸福。　　李晶龍：那麽平等呢？　　徐景安：平等一直是人類美好的追求，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來說，是從不平等逐步走向平等的過程。過去奴才給皇上敬茶要低頭哈腰，今天給總統倒茶，還要說聲謝謝！但人與人之間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是不可能消除的，平等解釋為“人們在社會、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麵具有相等地位，享有相等待遇”，也就是權利的平等。這無疑是我們追求的目標。然而，權利的平等是相對的，就拿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來說，富人請得起律師，窮人可能連訴訟費都交不起。真正平等的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盡管財富、地位、境遇、出身不同，但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　　權利是講平等的，而責任是不講平等的。一個強調責任、不講權利的社會是壓抑的，而一個強調權利、不講責任的社會更可怕。範跑跑就是借口生命權利平等，而拒絕在麵臨生命危險時救學生與母親。目前，我們在人權保障上有很多缺陷，所以要強調維護人的權利，但在講權利的時候，每個人都有責任。今天我們吃的食品幾乎都有可能加毒，甚至會威脅到每一個人的生命，這就是忘記了每一個公民都應對社會要負有責任。一個以幸福為終極目的的人，是既勇於追求權利，又自覺承擔責任的人。　　李晶龍：對，擁有權利是一種幸福，承擔責任也是一種幸福，能夠對社會擔當責任的，應該是幸福的。　　徐景安：正義解釋為公正、正當、正確、合理。那究竟什麽是正義？這取決於社會遵循的價值規範。奴隸社會買賣奴隸就是正當、合理的。文化大革命對階級敵人踏上一隻腳，以至砸爛狗頭都是正義的舉動。對正義的判別標準，就是能不能給人帶來幸福。文化大革命帶來無數人尊嚴以至生命的喪失，無論如何是違反正義的。我們曾經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應該加上一個限製詞，能否給人們帶來幸福的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不要堅持，就看是否給社會成員帶來幸福？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尤其是全麵專政的學說，給人們帶來的是災難與痛苦，就應該拋棄與否定。對敵人也不應該專政嗎？對，不能！敵人是政治概念，不符合法律規範；專政是不受法律製約的暴力行動，對罪犯也隻能給以法律製裁，而不能采取暴力。我們稱之為基本原則與指導思想的，哪些對？哪些錯？哪些要堅持？哪些要修正？都隻能以幸福來作篩選與裁定。　　李晶龍：所謂人心所向，就是能不能給人帶來幸福，一切學說、理論、政黨、派別，最後的興衰存亡都決定於此。　　新轉折還有待於日後的驗證　　徐景安：總結起來說，幸福具有方法論、價值論、終極論的意義，應該宣傳、普及，在更大意義上是啟蒙。對共產黨來說，經曆了30年革命、30年鬥爭、30年發展，應該感悟，讓所有社會成員幸福，才是共產黨的宗旨、社會主義的真諦。當前，要完成以發展為目標向幸福為目標的新轉折。對社會組織來說，包括企業、學校、社區、團體的宗旨，就是造福於服務對象，企業就是給股東、員工、顧客造福；學校就是給教師、學生造福；社區就是給居民造福；團體就是給成員造福。對每一個人來說，工作、生活的目的都是為了幸福，賺錢是手段，不能把賺錢當作目的而不擇手段。為了幸福，要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工作、善待自然，也就是為了幸福，要講道德。　　李晶龍：這麽說來，幸福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學問了？　　徐景安：沒錯。央視新聞播出“你幸福嗎？”的報道，引起社會反響，是起了宣傳、普及的作用，發生爭議是正常的，我稱之為“中國新轉折的亮光”。這一絲亮光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我國已經連續數年舉行了中國幸福感城市調查，2011年“幸福廣東”的提出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以至許多電視連續劇都以幸福命名，什麽“幸福來敲門”、“老大的幸福”、“幸福象花兒一樣”、“ 你是我的幸福”……幸福的詞語迅速竄紅。但應該說，對幸福的認知以至實踐，還隻是序幕拉開了一角，這一絲亮光能否預示中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新轉折，還有待於日後的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