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中外媒體都讚美倫敦奧運會開幕式的文藝表演。對我而言，最感震撼的是工業革命的場景：幾個吐著煙雲的大煙囪和若幹質樸、堅韌、貧困但滿懷希望的勞動者。奧運會的文藝表演中出現這樣的場景，說明英國人始終牢記自己民族的輝煌時刻及其所經曆過的艱難歲月。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不平凡的經曆，後來的人們總想再現昔日有過的榮耀，而這是可能的嗎？或者說英國會再度輝煌嗎？
英國說：重新確定在世界上的地位
當然，現在的英國仍然是發達國家中的重要一員，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已不能與18、19世紀相比了。大約1870年後，它患上了“英國病”，先後被美國和德國超過。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非殖民化浪潮，基本上確定了它現在的世界地位。而因它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工業化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在它那裏最為成熟尖銳，20世紀中它又率先做出令世界為之動容的事情——建立福利國家，這可看成是帝國的餘輝。但到1970年代末，福利國家的一些問題開始暴露出來，於是又有了“撒切爾主義”。這場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問題似乎依然存在。到2000年前後，英國的5800萬人口中依然有100萬成年人從未參加過工作。布萊爾自1997年入主白廳以來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促使或鼓勵“不工作階層”回到社會中去。
過去的輝煌永遠是一個民族揮之不去的陰影，英國能做到再度輝煌或複興嗎？在這次奧運會中，英國是這樣說的：“1948年倫敦主辦奧運會以來，許多人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英國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究竟在哪裏？”他們不講“複興”，而是講確定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這是有道理的。因為世界曆史上不存在簡單的複興。幾千年來的人類文明史中，不少民族都有過“輝煌”（無不與征服與屠殺相聯係），但能重新實現那種輝煌的國家或民族很少。
中國盼：用文化影響力贏得世界的尊重
而今天，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那種建立在征服基礎上的擴張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偉大進步。英國人再想建立日不落的殖民帝國，即使它有這種能力，也不會這樣做了。所以當我們講複興或講“振興”中華時，也必須弄清楚我們到底指的是什麽。
中國的曆史幾千年間沒有大的中斷，所以中國的古代史多次表現為“複興”。孔子老是講“三代”，我們則常常講“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康乾盛世”。但仔細想想，當代中國人更喜歡談的還是“盛唐氣象”。為什麽盛唐讓我們特別感興趣？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這可能還是一個比較模糊的問題。
這些年我們常常強調強大了也不稱霸，講和平發展。但實際上，我們自己對繁榮富強的看法也在變化。記得1950年代有一首很有名的青年圓舞曲，其中有一句歌詞是這樣的：“藍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樣，寬闊的大路上塵土飛揚”。那時有沙石的公路就算很不錯了，所以“塵土飛揚”也成了歌唱的對象，因為這說明運輸繁忙。1956年時毛澤東宣布“中國應該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但如何貢獻或貢獻什麽，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文革”期間我們搞過“輸出革命”。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開始講“振興中華”，所確定的目標更加具體，如現代化分三步走的宏偉目標，“繁榮富強”的標準細則也有了，即關於現代化的標準。但依然有一個問題：中國想達到或可能達到一種什麽樣的世界影響力？一個大國，如果在世界上沒有影響力，談何“振興”？美國影響世界的是航母戰鬥群和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中國靠什麽？這又回到當今中國人衷情於盛唐氣象的問題了。很多人之所以津津樂道於盛唐氣象，恐怕在於它最能詮釋今天中國的心態：用文化影響力來贏得世界的尊重。
一個民族真正的力量從哪裏來
但真要做到這一點，我們的文化建設還得做出多方麵的努力。結合英國奧運會文藝表演來談，下麵幾點我認為是特別重要的：
從社會風氣層麵講，整個社會都要高度尊重勞動。一個國家的輝煌或振興主要是通過勞動實現的，隻有尊重勞動才能走向勞動的解放和社會的和諧，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人的風貌——精英的風貌和普通勞動者的風貌，都應該表現出尊重勞動和進行創造性的工作，這是一個民族的生命力所在。這裏，首先是精英的問題。我們的文化中有太多的等級觀念，國人詬議不絕的“官本位”思想，媒體不斷報道的清潔工被毆打或“我爸是XXX”的事實，其實都不過是等級觀念的一種反應。中國現在理論上很重視勞動者，但實際上多有欠缺，因為傳統是個可怕的力量。這次倫敦奧運會，火炬手是在“500名參與過奧運建設的工人的夾道歡迎下”進入主體育場的，我們會這樣做嗎？回想前幾年美國《時代》雜誌周刊在封麵上刊登中國農民工的照片，認為他們是抵禦金融危機的中流砥柱，我們想到過這些嗎？沒有，因為我們缺乏這種傳統。
從個人的層麵講，勞動者需要永遠保持“靠自己努力獲取成功的積極心態”。倫敦奧運會文藝表演中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工人形象令我印象深刻，正是那些粗獷而質樸、貧困但堅韌且滿懷希望的工人造就了工業革命。1785年，英國一位律師在法庭上慷慨陳言：“工藝各部門中最有用的發明並不是關在書房裏的專務理論的哲學家們的創作，而是通曉使用技術方法的，從實踐中得知什麽構成其探討課題的靈巧的工匠的創作。”美國一位學者曾講到，在18世紀的英國，工人和農民都把自己地位的淪喪看成是某種偶然的事件；而法國的工人和農民卻不這樣想，因為法國貴族使人們相信自己生來就對農民擁有優勢，這可能就是英國不發生革命而法國發生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最近，美國前國務卿賴斯說：美國真正的競爭對手是如何找回美國的光輝，如何找回以前人們努力奮鬥的精神、堅強的意誌力和樂觀的心態。從前的美國人有一種靠自己努力獲取成功的積極心態，但現在很多美國人卻認為“我的日子過得這麽糟糕，是因為你們少數成功的人日子過得太好”，為此她感到憂慮。她的話無疑是有啟發性的：一個民族真正的力量，在於它的人民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生活會過得更美好。
從國家製度建設層麵講，我們需要一種強調競爭但同時強調平等和人道的精神。它們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背後是一整套製度性安排，是一整套文化觀念。賴斯所講的美國人的精神變化，不正是其製度安排發生變化的一個結果嗎？
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英國病”以來，人們已經懂得了一個基本道理：不進則退。19世紀後期，英國人囿於自己曾經有過的偉大而沾沾自喜。20世紀以來，大家都已知道不能躺在帝國的椅子上睡大覺。但強調競爭，更要強調平等競爭，強調平等競爭首先要強調教育平等，西方人的這些經驗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否則很難培養或保持通過自己努力來改善命運的精神。至於在“高”福利的情況下如何保持人們的競爭精神，這是西方人依然在摸索的一個問題，它對一個民族的創造力同樣有決定性的意義。
曆史一再證明，沒有能力生產新思想的民族，即使在某些條件下達到了“輝煌”，往往也是曇花一現，不會在世界史上留下多少痕跡。而我們的文化要影響世界，不能僅靠老祖宗的遺產；我們的傳統文化必須與已經證明是先進的文化因素相結合。在此基礎上，我們才有能力源源不斷地生產新的、能夠為世界人民所歡迎的思想；或者說隻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形成新一代的“盛唐氣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