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選自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授權發表的新著《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的第三章。文章主要描述了西方學者對中國共產主義政黨—國家體製的研究，根據對中國政治體製未來走向的看法，作者將這些研究分為“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兩個陣營，並分別對這兩個陣營的觀點進行了闡釋。作者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認為中國的政黨—國家體製當前正同時處在收縮和調適的狀態中，中國政治製度表現出了巨大的彈性和適應能力。文章內容如下。
中國的政治體製是怎樣的？中國共產主義政黨—國家體製的演進將走向何方？中國的觀察家們所思考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製的當前狀況與未來嗎？
意料之外的是，很少有中國專家嚐試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宏觀層麵的政治變革提供係統性的比較視角，並加以闡釋。當今對中國政治的研究大多集中於非常微小的分析單位，缺乏更廣闊的視野，也沒能產生對中國、中國共產黨未來前景的預測。在美國，中國問題研究似乎就是對越來越小的東西了解得越來越多。不過，也有一些中國專家已經嚐試著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放進比較的視野中加以研究。
在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黨—國家垮台之後，一些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就公開宣稱，中國走上相同的道路隻是個時間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脆弱不堪，四麵楚歌，正處在潰敗的邊緣。
但是，中國的共產主義政黨—國家沒有隨著東歐、蘇聯、蒙古製度的崩潰而成為下一張多米諾骨牌，1991年後更是牢固地掌控了權力。這樣的預測也就逐漸銷聲匿跡。直到90年代末期，這樣的預言重新出現。一些記者和暢銷出版物都在預測和談論中國政治體製的未來走向，但是這些討論基本上都限於中國研究專家的圈子，他們開始探討中國共產主義政黨—國家的優勢和弱點。
不論是在如何看待中國，還是在對中國進行分析的內含方麵，中國問題觀察家們並沒有形成一致意見。他們之間存在兩個明顯分裂。第一個分裂是那些關注中國表麵形態——它的經濟能力、強大的軍事力量、影響力上升的外交政策——與那些研究中國國內狀況的學者之間的分裂。這兩個分析家陣營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分裂變得明顯了，前一陣營把中國看成是一個具有凝聚力、日益強大的國家，它
*“Party?State”一詞有多種譯法，此文我們統一使用“政黨—國家”或“政黨—國家體製”的譯法。——譯者注的影響和力量已經擴展到世界舞台。在這些分析家當中，幾乎沒人認為中國國內政治體製將會變得脆弱敏感(唯一的例外是美國主管東亞事務的前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L? Shirk]，她在《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一書中認為，中國表麵上越來越強大，而內部卻越來越脆弱)。實際上，對於這個陣營的大多數人來說，中國牢固的共產主義政黨—國家體製是“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兩種論調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中期，戴維·蘭普頓用“強大的中國範式”一詞取代了“孱弱的中國範式”。
第二個明顯分裂是在那些關注中國國內政治和國內狀況的分析家當中產生的。這些分析家卻有一個重要的共識，所有人實際上都認為，中國的政黨—國家體製經受著多重問題和弱點的折磨。所有學者都一致認為存在這些問題：黨的合法性降低，黨的組織遭到腐蝕，官方指令越來越得不到服從，黨的意識形態空洞化，社會道德出現真空，腐敗無法遏製，官員熱衷於尋租和其他掠奪性行為，等等。
正因為如此，一個被廣泛認可的觀點就是中國共產黨正處於收縮之中。但是，對於收縮的範圍和程度，學者之間有很大分歧；在中國共產黨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以及改革嚐試在重建黨的合法性、支撐黨的治理上是否成功的問題上，雙方的分歧更加尖銳。其中一方，我稱之為“悲觀主義”，認為這些問題都極其嚴重，中國共產黨所做的努力都是無效的。另一方，我給它貼上“樂觀主義”的標簽，認為中國共產黨所麵對的一切問題本質上是可以解決的，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將製度創新和實施創新的努力看成是既能適應所關注的問題，而且在短期到中期(5年到15年)又是成功的。因此，盡管大多數外國分析家在本質上認為中國的政黨—國家體製處於收縮狀態，但是對於這種狀況的嚴重性以及製度反應的效能卻持不同看法。
悲觀主義
悲觀主義者認為中國的政治體製陷入困境，極度危險。不少著名學者持這一觀點。
例如，哈佛大學的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lc Macfarquhar)明白無誤地斷言：中國的“政治體製是脆弱的”，“簡而言之，雖然中國經濟的進步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其政治製度卻處在係統性危機中。北京展示給高級訪問者的是巨大的實力，但這是一個脆弱的製度”。2006年，麥克法誇爾在國會圖書館與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對話中直白地說：“我所分析的問題很可能會導致共產主義製度在10年內崩潰……中國共產黨像個能力超群的消防隊，它控製社會活動者，滿足它的追隨者。通過管理新聞界，它成功地控製了地方的抗議……我認為，在某些方麵，這些‘火星’會燎起全國之火……所有能夠造成真正的大規模衰落的因素都在這裏……問題是扳機會在哪裏？”在與黎安友隨後的交談中，麥克法誇爾批評中國共產黨是個空心組織：“這個黨的本質是什麽？它就是一個7000萬人的‘扶輪社’，這些人加入進去是因為他們能得到好處。”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謝淑麗對中國的政治體製和未來有著相似的觀點。在她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她指出：“中國可能是一個正在出現的超級大國，但它又是一個脆弱的超級大國。導致極大危險的恰恰是其內部的脆弱性，而不是經濟或軍事實力。”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理查德·鮑姆(Richard Baum)(中文名鮑瑞嘉。——譯者注)認為中國：“充滿活力的經濟和社會，與僵硬的、過時的治理體製和政治控製體製之間的脫節越來越嚴重……這個製度的馬列主義哲學基礎已經被衝淡，它在本質上已經不再被25年的市場改革和合乎經濟原則的改革所承認；黨再也不能為中國的未來提出鼓舞人心的前景。漸漸地，社會上的許多團體和個人把黨視為與他們的日常生活不相關的和令人厭惡的——能躲就躲，能忍則忍。”
這三位知名中國政治學家都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日子屈指可數。這種觀點也得到很多華裔學者的讚同，裴敏欣是典型代表。但裴敏欣的預測不是政權會垮台，而是長期停滯。隻有章家敦和布魯斯·吉雷(Bruce Gilley)分別預測到政權崩潰與民主突破。
在出版界的“中國崛起”、“中國威脅”兩種觀點爭鋒的當頭，章家敦聳人聽聞的研究著作《中國即將到來的崩潰》假設了一場劇變。就在其他研究關注於中國向外擴張和對外侵略的可能性時，章家敦關注的是中國內部爆裂的可能性。他強調說，中國共產黨的“分裂”的跡象隨處可見，共產黨被推翻隻是個時間問題(他預想的似乎是以革命方式推翻共產黨的政權而非等它逐漸死亡)。
章家敦的預測遭到許多學者和中國問題專家的嘲笑。2006年，也就是該書出版5年之後，他試圖為之前關於到2010年中國共產黨會垮台的預測做辯護。他開始在《遠東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中期評估：
在《中國即將到來的崩潰》一書中，我預測了中國共產黨將在2010年底垮台，我們正在半路上……這個最重要的政治組織究竟是不是正在走向垮台呢？看起來當然不是。相反，中國強大的一黨製國家是個奇跡、引人注目……通過在國家序列中一步步地向上攀升，中國正在改變我們對政治治理的認識。
在這個轉向之後，章家敦仍然繼續為他最初的分析和預測進行辯護，他拿出了一個困擾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問題清單：社會不平等明顯加劇，群體性事件增加。但奇怪的是，他對中國經濟卻絕口不提——這可是他早期批判的核心——而是特別轉向了政治領域和中國共產黨。他對黨的領導提出了一個可怕的評價：
中國共產黨已經無力重新煥發活力。它曾經年輕、富有活力，但是，群眾的普遍覺醒、不時發生的危機以及時間流逝所帶來的衰弱效力，都在侵蝕著共產黨。這個黨或許很龐大，但是它腐敗、遭人咒罵，經常發揮不了作用。它在一些地區幾乎停止發揮作用，正在被某些家族和團夥所取代。
章家敦在他的中期評估中得出結論說，社會經濟變革正在削弱政黨—國家的管理能力：“不要認為中國人會讓國家幹部來控製轉型的步伐。北京的官員曾一度領導改革，但現在他們在奮力追趕……政府實力越來越下降，老百姓對政府越來越疏遠，會導致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最後幾年陷入更大的不穩定……總之，對任何一個政府來說，不管是不是憲政政府，發生的事情太多、太快都難以駕馭。”
在預測中國共產黨消亡和中國最終進行民主化方麵，並不隻有章家敦一個，還有許多著名的中國史學家。阿瑟·沃爾德倫(Arthur Waldron)在演講中和美國報紙的時評版上都發表這樣的預測言論。華誌堅(Jeffrey Wasserstrom)尋找著中國共產黨陷入“合法性危機”的跡象，也在尋找著與帝國王朝和國民黨政權衰亡相似的國家權力衰落的跡象。默爾·戈德曼(Merle Goldman)一直在追尋中國政治自由主義的種子，長期以來一直倡議中國實行民主化。2006年，她指出，由下而上的民主化跡象已經越來越明顯。
布魯斯·吉雷寫了一本著作專門論述“民主突破”將降臨中國，以及2005年是中國共產黨最後階段的開始之年。他預測，隨著社會“破裂和運動”，當某一精英集團選擇了民主方向，革命就將從上層開始。
英國記者兼作家威爾·赫頓(Will Hutton)在其發人深省的著作中，將中國的政治體製描繪為結構上不穩定和不可持續的“列寧主義的法團主義”。他寫道：“它(中國)無力拋棄政黨—國家體製和列寧主義的法團主義而成為一個接受憲法約束的官僚政黨製度——但是，這是一定會發生的。它如何發生將是幾十年之後的事情。”他又強調說：“中國共產黨需要為它的控製提供正當性的證明，不論是對村鎮選舉還是對媒體都是如此。在它生死存亡之間，所有的立腳點都在於它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力和對軍隊警察的控製能力。但是在實現長期統治的過程中，尤其是當經濟受到‘政治爛尾樓’的脆弱性所侵擾時，這些立腳點都是靠不住的。”
諾丁漢大學的華裔學者鄭永年認為，政權的更迭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避免的：“當今世界越來越多的威權主義製度實現了民主化。中國會與這個趨勢相悖而成為一個特例嗎？可以肯定的是，政權更迭的力量已經存在。所有這些力量匯合在一起，可能給中國帶來某種意義深遠的製度。”但是與吉雷及其他人不同，鄭永年並不認為中國的民主化會很快到來。鄭永年假定了政權更迭的四個路徑：
借助外部力量(不可能)；
上層的崩潰(不太可能)；
下層的革命(可能)；
漸進的政治自由化(很有可能)。
鄭永年並沒有為最有可能發生的政治自由化製定一個時間框架，而是指出，各種不穩定因素可能會促成下層過早地發生革命。但是他似乎也相信，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這兩種力量將會使製度從內部發生變革。
其他一些分析家認為，中國共產黨並沒有處在即將崩潰的危險中，但是卻麵臨著嚴重的“治理危機”。這種觀點最有權威的倡導者是裴敏欣。
裴敏欣在一係列文章中對許多現象和統計進行了分類和辨別，在他看來，這些現象和數字都意味著“國家的無能”。他認為，除非在較短的時期內進行嚴肅的政治改革，改變這些現象，否則中國強大的經濟增長將會停滯，政權的統治能力也會隨之下降。他把中國共產黨麵對的主要問題分成三類：
1?黨的組織滲透能力下降；
2?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和吸引力受到侵蝕；
3?黨內紀律遭到破壞。
裴敏欣還認為，腐敗和庇護體係是長期困擾著中國共產黨的痼疾。他明確地警告說：“在許多關鍵領域，中國混合的新威權主義秩序展示了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政治停滯與蘇哈托時代印尼權貴資本主義的病症。”他認為這些病症——例如無處不在的腐敗、地方官場的勾結、精英的犬儒主義和群眾的覺醒——都是治理能力弱化的典型症狀。
在2002年卡內基和平基金會題為《中國共產黨的危機》的演講中，裴敏欣也說到：
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支持基礎實際上已經遭到侵蝕，現在它是一個以精英為基礎的黨。它正經受嚴重的認同危機，沒有了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這導致了人民群眾對於統治精英的普遍嘲諷和幻想破滅。社會上責任喪失，腐敗蔓延，地方官員相互勾結。中國共產黨正在發生政治潰爛。它的威信遭到破壞，影響到國家的治理能力和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經濟增長與政府效力下降並行。不能提供公共產品隻會加深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疏遠。而且，社會的其他呼聲和社會冤情缺乏製度性、規範性的機製來表達。這些都是共產黨體製發生崩潰的原因。
2006年，裴敏欣寫成了一本大部頭著作《中國陷入困境的轉型：發展型獨裁體製的局限》，闡述了這些觀點。在這本精深詳細的著作中，他對困擾中國共產黨的諸多弊端提出了更為係統的剖析。他認為，問題的核心在於“國家的分權化掠奪”和“國家的無能”——因此在中國改革中產生了一個“陷入困境的轉型”。“陷入困境”就是政治改革沒有和經濟改革同步進行從而拖了發展的後腿。此外，他還指出，政黨—國家體製變成了掠奪性的——它沒有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而是掠奪社會。他恰當地指出，政治沒有進行改革並不是偶然的，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精英為了不惜一切代價保持權力而作出的決定。在1989年後真正的政治改革遭到抵製的時候，在底層和整個體製中，政黨—國家都患上了各種各樣的癌症。在他看來，正是在政治改革的這種真空中出現了“分權化掠奪”或稱為“掠奪性獨裁體製”。
裴敏欣描繪了一幅毫無希望的圖景。與章家敦不同，裴敏欣不認為崩潰和大動蕩即將到來。但他仍然認為，中國陷入了嚴重的危機，政黨—國家體製具有走向毀滅的可能。他認為，“陷入困境的轉型”最可能出現的情景是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停滯”。他認為，盡管體製解體和政權崩潰是有可能的，但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不可能出現，而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倒是有可能發生。他不讚成另一種可能：在沒有進行民主化和實行政治自由化改革的情況下，政黨—國家體製能夠實現成功的調整和自我重造。最後，他預測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會長期停滯。
裴敏欣分析的實質——掠奪中的停滯——是一種獨特的分析，其他分析家並不這樣認為(見下文“樂觀主義”)。實際上，盡管大多數分析家也意識到裴敏欣所指出的某種掠奪特性，但是，他對這個因素的強調似乎有些過頭。當經濟處在當前這樣的高增長勢頭時，他的停滯論就很難讓人同意。此外，盡管中國政府在某些領域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有所下降，但是中國政府遠比他評判的有效率得多，也比其他亞洲、中東、拉美、甚至一些發達國家更有效。
裴敏欣對於中國政府缺乏能力的分析得到了許多華裔學者的共鳴，例如王紹光、陳安、何清漣。香港資深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吳弘達對於中國的政治未來也表示悲觀，他的分析也有許多方麵和裴敏欣及其他華裔學者相一致。或許他們停留海外反映了他們在政治上對中國共產主義製度的情緒，很明顯，這些移居海外的人都不看好中國的政治狀況和未來。盡管他們的分析各自指向了不同的因素，例如社會階層分化，政府財政基礎薄弱，但是似乎都認為中國共產黨當前正麵臨著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正在使政黨—國家體製積累越來越多的危機。無論是哪些領導人，他們試圖扭轉收縮和加強政權執政能力的政治改革，都被這些分析家認為沒有取得積極的效果。
樂觀主義
另一群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全部就職於美國的各所大學，他們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未來以及應對新挑戰的能力感到樂觀。例如，芝加哥大學的楊大力完成了一部出色的、翔實的研究，探討了不同的經濟改革促使了不同的治理改革，從而加強了政黨—國家體製；布魯金斯學會的李成寫了大量文章來探討代際變化、領導更替的積極效果以及新一代領導進步的社會政策(“新政”)。
其他一些中國問題分析專家謹慎地對待政權控製的衰弱化、政權崩潰的可能性以及係統性政治變革的可能性等方麵的證據。在2001年我所編輯的一部題為《中國不穩定嗎？》的書中，論文作者們總結認為，即便中國出現前所未有的社會動蕩和政治問題的跡象，政權也不一定就必然處在危險當中。當時這部文集的作者們認為，中國處在一種“穩定的不安寧”狀態中，這種狀態會長期持續。社會中的騷動和不滿的爆發大多是指向具體地區具體方麵的具體怨恨，基本上並不指向政黨—國家體製本身。而且，全國範圍內出現的社會騷動，相互之間並沒有什麽聯係，也就是，在這些騷動的“節點”或者說小塊地區的騷動之間並沒有“聯係網”。這部文集的作者們都認為，政黨—國家體製在許多領域麵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當今中國不僅存在蘇聯和東歐曾經存在的許多因素。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還存在許多這些前共產主義國家不存在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已經而且能夠繼續為中國共產黨發揮緩衝作用，它們包括：經濟和富裕程度日益增長，與外部世界的貿易和投資聯係加強，多民族社會基本融合，政治領導層穩定，領導人更替得到恰當處理，政權對軍隊和國防安全的控製強大有力。
許多觀察家強調中國與前共產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的不同，認為中國更像是遵循東亞發展中國家的路徑——不管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而不是遵循蘇聯或東歐的模式。台灣民主化研究高級專家朱雲漢認為，當今的中國共產黨與70年代末、80年代初蔣經國治下的國民黨之間存在相當多的政治趨同性。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和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中國專家們合力完成了一項對中國強弱力量“資產負債表”的綜合性評估，他們評估的結果是這個製度的強大遠超過其脆弱之處。
許多人認為，中國列寧主義製度依然強大，而且它正在進行“重新製度化”。黎安友對這種論斷的描述與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和黃靖相同。我也是這樣認為的。這種觀點最初是由波士頓大學的政治學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提出的，他用了幾年時間跟蹤研究中國共產黨及其黨內討論。2003年初，傅士卓指出，在2002年的十六大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設“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的體製”的政治計劃。這些是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特點。盡管這種政治製度化在80年代鄧小平的支持下產生，但是90年代江澤民和胡錦濤所進行的使黨的執政重新製度化則是一種全新的嚐試。傅士卓在進行了最初的觀察後，又用了4年多的時間繼續跟蹤這些變化，他指出，這些改革也是要“建立使政府滿足地方社會需要的機製，而不是要威脅黨的執政地位”。盡管他認為改革的意圖是好的，但是他對這些改革的長期前景有所保留，認為這種二元性“不一定可持續，中國共產黨所麵臨的合法性問題在各個層麵上都存在而且是長期存在的”。最後他總結道：“不論更好還是更糟，這種結合在中期內似乎是可行的。”
鮑瑞嘉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政治研究權威，關於中國共產黨重新製度化的評價他表示有所保留。他說：“在短期內，協商式的列寧主義——被活躍的經濟增長所促進——在爭議中延長了中國威權主義製度的壽命。”但是從長期看，他認為，“中國尚未建成的列寧主義來日不多”。他認為，黨內引入的協商機製在黨處理社會問題時，不能夠滿足社會的需求，這是他“悲觀衝動”的來源。他認為協商機製的無效恰恰是因為它們隻是列寧主義的戰術策略，而沒有真心嚐試建立滿足群眾需求的機製。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布魯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也做了一係列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細致研究。他在《中國與台灣的民主化：列寧主義政黨的調適性》一書中，明確地將中國共產黨(和台灣的國民黨)放在比較的背景中。這種富有見解的研究綜合了以前關於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政權的許多文獻，尤其是將亨廷頓關於一黨製體製演進的三段論——轉型、鞏固、適應——運用於中國共產黨(和台灣的國民黨)。迪克森發現，中國共產黨非常符合亨廷頓所說的“適應”階段。他認為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存在許多差異，所以前者不會走後者的民主化道路。
在最近的著述中，迪克森延續了其1997年的研究，進一步考察了中國共產黨在吸收私營企業家入黨方麵所做的努力。吸收私營企業家入黨是前任總書記江澤民在2001年7月1日的講話中提出的倡議，這一嚐試和新政策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這個被稱為“三個代表”的新政策由江澤民和黨的理論宣傳者提出，試圖轉變黨員的組成——因而改變黨本身——從傳統的工農聯盟基礎到代表社會和經濟“先進”方麵的廣泛基礎。這個創新與東亞其他執政黨轉型有關。但是，迪克森的分析顯示，吸收企業家階層入黨早在江澤民2001年發表態度鮮明的講話之前就已經在進行了。像中國其他政策創新一樣，在稱為國家政策之前，領導層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試驗。實際上，這項政策早在80年代末期就出現了，隻是在1989年8月暫時停止。
這種創新顯然是中國共產黨為了發展自身而進行的“調適”努力。迪克森的早期著作並不看好中國共產黨的調適能力。但在這部研究著作中，盡管他還不能預測這種創新就能使黨繼續生存下去，但是他似乎認為這確實是實用的、適合的措施。盡管最終決定共產黨的生死存亡的是比黨員組成因素更多的變數，但是他發現這種創新是非常重要的。他進一步論述到，企業家願意加入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是因為受到政治文化的影響，隻有當他們被“嵌入”政黨—國家中而不是與之分離時，他們才會感到安全。在即將出版的著作中，迪克森對中國共產黨吸收企業家入黨的情況做了全方位調查，他發現了這一戰略得以成功的事實證據——與2001年江澤民提出倡議後最初企業家對入黨猶豫不決相反的證據。迪克森發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吸收”戰略正在發揮作用。
這種策略對於中國共產黨是全新的嚐試，而對於其他共產黨並不新鮮。一些東歐的共產主義政黨——尤其是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都采納過這樣的政策，甚至赫魯曉夫都說過要將蘇聯共產黨改造成“全民黨”。用肯尼斯·喬伊特(Kenneth Jowitt)的話說，這種“包容主義”策略是一種政治上的精明，因為如果這些先進的階級沒有被納入到政黨—國家體製中，它們極有可能成為體製外反對派的基礎。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這一策略既可以被解釋為一種適應策略，也可以被解釋為一種先發製人的策略。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蔡欣怡(Kellee Tsai)在《沒有民主化的資本主義》一書中同意迪克森的結論，認為私人企業家和新型中產階級並不會要求政權更迭。她的研究揭示了一個使得中國共產黨得以重建、維持執政地位的“適用的非正式機製”的變體。
中國共產黨實施的另一項創新是黨內精英和領導層的更替，國外學者對此進行了廣泛的描述。正如墨寧(Melanie Manion)所描述的那樣，20世紀80年代建立的退休機製，在2002年10月召開的十六大上達到頂點(中共中央委員會和高層領導進行了大範圍的變動)。緊接著2003年全國人大也進行了相同的程序。這兩次有關權力交接的會議共同把所謂的第四代領導集體送上前台。雖然這些官員大多仍是理工專業的“技術官僚”，但其他專業背景的人數也明顯多了。2002—2003年進行的幹部更替在共產主義政黨—國家和政治體製中是史無前例的。自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共產黨領導層的所有大規模幹部更替無不經曆大清洗的過程。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常務委員會有一半以上職位換了人。政府和軍隊係統的領導層也同樣經曆了重大變動。在共產主義體製證明了它無力進行如此和平而係統的權力繼承後，中國的例子值得一提。
還有一些觀察家，例如愛麗絲·米勒，認為這個例子進一步證明了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生活規則和規範的穩步“製度化”。在2003年《民主雜誌》專刊發表的文章中，黎安友也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以下幾個方麵實現了“製度化”：權力交接有序化，幹部晉升績效製，官僚機構差別化，大眾參與和表達訴求的渠道得以建立，等等。不過，他很快補充說：“這個政權仍然麵臨著大量關係其生死存亡的挑戰。”他認為：“與20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統治集團不同，新一屆的中國領導層並不覺得他們處在曆史的終結中。”他認為，中國僅僅是從集權主義轉向了威權主義，“發展”取代了“烏托邦”(他援引了20世紀70年代理查德·洛文塔爾提出的理論)，他預測這一階段將長期持續。他估計這個威權主義製度“越發穩定”，盡管他不排除最終發生“民主突破”的可能。在這篇文章中，黎安友修正了他過去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治改革的悲觀看法和批判性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某種製度改革——全麵地使政權得以穩固和加強，他恰當地稱之為“有彈性的威權主義”。他把這些改革劃分為四個方麵：權力交接過程，幹部績效製，官僚機構差別化，以及拓寬大眾參與和訴求渠道。
在同一期《民主雜誌》中，迪克森似乎和黎安友有相同的感覺，認為中國共產黨能“應付過去”。但是迪克森在他早期的著作中表達了他的懷疑，認為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任何列寧主義的政黨——不能容忍自然形成的公民社會(與指派的和受到控製的社會集團不同)以及有組織的社會利益聚合。迪克森直覺認為，列寧主義的政黨本質上不能容忍、也不能將權力拱手讓給自治的社會團體。但是迪克森的網絡分析又是以相信中國共產黨的“社團主義與懷柔”這一組合戰略為基礎的，這一組合戰略是對“有限適應戰略”的補充(對現在而言)。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生存戰略是這樣設計的：“接受經濟維度，壓製政治維度，避免經濟和技術精英倒向對立麵。”在另一篇文章中，他這樣寫道：
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某種政治改革，目的是要加強國家而非民主式的有效管理能力。它運用多種措施以獲取民眾的支持、解決地方抗議，並將經濟改革的受益者吸收進政治體製中。同時，它也強有力地壓製了對其權威的挑戰，也壓製了對它在政治權力和組織上的權力的挑戰。結果是，民意出乎意料地感到滿意：盡管很多人對自己的現狀並不滿意，但是他們卻對未來充滿樂觀。這可不是革命即將到來的征兆。中國領導人確實麵臨著一係列嚴重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大多是慢性的，而不是急性的，由於並不存在那種突然的、意想不到的爆發，對當前製度也就不會存在那種迫在眉睫的威脅。
與公共輿論所描繪的政府與社會間的巨大衝突不同，傳聞報道和評論性研究顯示，民眾對於現行政治體製和改革進程的支持程度之高令人驚訝……與之相似的是，民主並不適合中國，最起碼在當前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上不適合，這一觀點被廣為接受。當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觀點，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會去懷疑它。隻有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對此提出質疑，但是他們所提出的快速的、直接的民主不僅在製度內遭到反對，而且也受到社會大多數人的反對……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受到民主化的強大社會壓力。由於缺乏另一種可選擇的既好又適當的政治體製，這種狀態在近期似乎還是保持得住的……要求更好的治理而非民主化可能更能引起民眾的共鳴。
因此，像黎安友和迪克森這樣的“樂觀主義者”，認為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應對並調整適應它所麵對的各種挑戰。我也認同這種觀點。丹麥的中國共產黨研究專家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也讚同這種觀點。在2006年與鄭永年的討論中，柏思德認為，中國共產黨經曆了重建和複興過程的一個結果就是，黨及其治理機構比後毛澤東時代的任何時候都顯出更高的治理質量，在技術操作上更有能力。蘇聯崩潰的教訓似乎已經被吸取。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對蘇聯教訓的反饋就是在草根階層推進漸進改革，同時在更高層麵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國家製度建設，結果是創造了一種以“威權主義恢複力”為特征的權力體製。柏思德進一步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活力的政黨，它有能力牢固地控製住中國當前的體製”。
這些觀察家並不否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所麵臨的各種挑戰與問題，但是他們把這個體製看成是團結一致的而非崩潰的，國家政權成功地適應了新情況。
中間立場？
悲觀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都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脆弱的體製，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來扭轉衰退的趨勢，需要重建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和權力，但是他們之間的觀點也是有很大差別的，尤其是在困擾中國共產黨的那些問題的範圍和嚴重程度，以及近年的政治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這些問題上(一些悲觀主義者會認為根本就沒有政治改革)。一部分人認為中國共產黨的脆弱性表現在管理能力上，政黨—國家體製會不斷改造自身，加強統治。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政黨—國家體製將徹底失控，除非能夠采取以下這些適應措施：
改善公共治理，對社會需求更加敏感積極；
搞活地方層麵的黨政機關；
黨務和政務透明化、法製化；
減少腐敗，大規模提高幹部素質；
明晰財產權；
尋找某種具有凝聚力和說服力的理論，取代當前遭到懷疑的官方意識形態。
悲觀主義者認為，隻有采取以上這些措施，腐化變質的國家才能繼續存在。他們的著作描繪了一種對僵化的政黨—國家體製的直接感受。許多悲觀主義者的分析都是含蓄的、不言明的，隻有章家敦和布魯斯·吉雷直言不諱地預測了中國共產黨即將到來的終結。研究民主轉型的專家拉瑞·戴蒙德(Larry Diamond)2006年甚至預測中國可能會成為一個案例：“10年之內，中國將會一直保持威權主義體製，如果它不能實施更廣泛的自由化，它就是一種處在嚴重危機狀態下的體製。中國不可能維持一種完全封閉的政治壟斷並同時保持穩定。一些事情會起到推動作用。它或許不是10年之內的事，但我非常確定它將在25年內發生，或許隻是10到15年。”
然而，我想提醒悲觀主義者，衰退是“一種逐步的狀態”，是經過長時間才會達到危機的狀態，明白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退化的步伐是不斷變化的，就像是慢性病的發作，積極治療可以讓他們延長生命，甚至有時候病症還會得到緩解，得以康複。
因此，要把中國共產黨的控製力收縮界定為一個漸進的衰落過程，而非如蘇聯、東歐和蒙古那樣是一個零和爆裂過程。按照加布裏埃爾·阿爾蒙德(Gabriel Almond)所描述的“構造”，回想一下，許多外國專家都清楚看到了這些共產主義體製最後的征兆。然而，中國研究領域就像地震學一樣，還沒有能力準確預測“地質構造”何時、如何以諸如大爆炸和製度變革的形式發生變化。即便是對中國共產黨實施改革，也沒有藍圖、路線圖或者先例來指導。鮑瑞嘉恰當地指出：“關於列寧主義體製的成功轉型，沒有先例可言，更不用說相關的文獻了。所以中國和中國政治研究是自成一格的領域。威權主義體製轉型的先例不足以有效地解釋或預測中國共產黨的演變。”
如此看來，當今的中國共產黨進入了未知領域。對它的研究認為，它同時處在收縮與調適的狀態中。調適可以使得收縮過程保持穩定，甚至可以使收縮過程發生逆轉。盡管中國共產黨在近些年一直處在逐步的收縮中，但是自1978年後它一直在進行調整和適應(包括1989—1992年的間隙)。在這段時期，為了延緩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它采納了各種保護性措施——壓製，適應，吸收，允許多元趨勢，但是，所有措施都隻是策略而已，是用來應付那些本質上固有的、係統的積習成癖的狀況的。
並不是所有威權主義體製都要經曆內外的爆炸。相反，一些體製疲於應付，而另一些(就像中國)則試圖主動地應對挑戰和變革，有一些接受整個體製的調整和變革。一旦威權主義製度控製了所有強製手段，它都能夠在很長時期內保持住權力。世界上到處都是這種從未經曆過“民主突破”的政權的案例(除非這個政權被外國勢力搗毀)。
-------------作者:[美]沈大偉/著，王新穎/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