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訪戈爾巴喬夫 :成功者失敗後的20年 (ZT)

南方人物周刊第239期封麵

下台近20年後，這個前蘇聯的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總統，似乎已被世人遺忘了，實際上他一直活躍在國際舞台上，從未停止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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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外

1997年，他帶著外孫女一起上鏡，為必勝客拍廣告賺了16萬美元，這是他第一次參與商業代言活動。而10年後，他又出現在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全新一季的全球廣告中。

這個廣告片在2007年的俄羅斯隨處可見：戈氏穿著細條紋西服和大衣，坐在老式黑色汽車的後排，神情木訥、動作僵硬，在他的身旁放著一個路易威登的行李包，上麵還蓋著報紙和雜誌。他看起來是那麽的不自在， 右手緊握著車門的把手，似乎包裏藏著毒藥。透過車窗，外麵是破敗的柏林牆，就是美國總統裏根曾經要求他拆除的柏林牆。

路易威登的市場總監皮爾特羅·貝卡裏透露，“柏林牆的創意是戈爾巴喬夫自己的主意。” 他的這一創意猶如一則“冷幽默”，顯然得到了預期的效果。

看起來戈爾巴喬夫是1991年蘇聯解體的最大犧牲品：喪失了曾經是世界第二大國的國家元首的政治權力，地位一落千丈，加上俄經濟曾陷入曆史上最困難的時期，通貨膨脹一度使戈爾巴喬夫每月領取的4萬盧布（約合1400美元）退休金大為貶值，僅有的8萬美元存款也因銀行破產付之東流。

除了接拍廣告，寫書是戈爾巴喬夫收入的重要來源。從前蘇聯解體至今，戈爾巴喬夫至少已出版了10本回憶錄形式的書籍，其中既包括反思蘇聯解體的《八月事變的原因與後果》、《不幸的改革者》，也有洞察當今俄羅斯社會的《新思路：全球化時代的政治》、《關於過去與將來》等等。

他的書以大膽新銳的觀點而著稱，有些內容直指當今俄羅斯政府的弊端和不足。因此，每本新書的麵世，都會帶來不小的影響。其中最暢銷的是《真相與自白：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該書已成為世界各國研究冷戰曆史的寶貴資料。這本書讓他賺到了數百萬美元的版權費。2007年2月，他將新作《理解改革》作為獻給自己76歲生日的禮物。

此外，到大學演講也是他最熱衷的事，“現身說法”講述十幾年前蘇聯解體時驚心動魄的一幕幕，是他永恒的話題。剛退位的頭幾年，他的演講費可達到每場2萬~10萬美元，現在有些縮水，基本上是1萬美元一場。

所謂“樹大招風”，戈爾巴喬夫名聲在外，自然也帶來不少煩惱。其中最讓他厭煩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和肖像頻頻出現在伏特加酒瓶和通心粉的外包裝上。2003年，戈氏索性宣布，將自己的名字和昵稱統統登記注冊成商標。第一家被授權使用“戈爾巴喬夫”商標的，是俄羅斯一家小有名氣的伏特加酒廠。

政治選舉上的不得意，使得戈氏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對環保和兒童事業的關心，因為領導、創建全球性環保組織“國際綠十字會”，安南曾向他致電表示讚揚；2004 年，他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意大利影星索菲亞·羅蘭一起為俄羅斯音樂劇《彼得和狼》配音，令他意外獲得了格萊美獎。

此外，戈氏在國際社會的名聲很大。2005年6月，德國統一委員會向為德國統一做出卓越貢獻的美國前總統布什、原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和德國前總理科爾頒發了“阿爾法檢查站”德國統一獎。2008年9月，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向戈爾巴喬夫頒發了“自由勳章”，以表彰他為結束冷戰做出的貢獻。

他也頻頻在國際上發出自己的聲音。1993年發起成立國際環保組織“國際綠十字會”。1999年，聯合其他諾貝爾獎得主，呼籲緬甸釋放昂山素季。普京在他70歲大壽時還曾請他到克林姆林宮交流治國方針。2009年3月20日，會見奧巴馬，以緩解俄美間緊張的關係，這樣的影響力是俄羅斯其他政治人物罕有的。

20年回首

英國《獨立報》著名記者Mary Dejevsky今年7月在倫敦的一家酒店裏采訪了戈氏。當時他正在那裏參加每年一度的賴莎·戈爾巴喬夫兒童癌症基金會的慈善晚宴，這個以他去世妻子命名的基金會在聖彼得堡有自己的專屬醫院，可以一次入住80名年輕病孩。

“並且可以提供原本隻有俄羅斯超級富豪的孩子們才能享受得起的醫療服務。”戈氏自己介紹道。

賴莎這麽多年來始終是戈氏的最愛，這個當年曾使同時代的美國第一夫人南希·裏根黯然失色的女人，擁有莫斯科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

相比於這片土地上普遍存在的早婚早離現象，他們兩人自從大學第一次見麵開始幾乎就沒再分開過，直到1999年血癌奪去萊莎的生命。多年來戈氏鮮在公共場合談論亡妻，直到去年，他親自獻唱並出了一張名為《為萊莎而唱》的CD，裏麵的7首歌都是妻子生前最愛的曲子，伴奏的是俄羅斯的搖滾名星安德烈·馬卡列維奇。

根據Dejevsky的描述，相比於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後第一次見麵，戈氏略顯肥胖，已不像以前那樣身手敏捷，但他善意的目光和慈父般的精神氣質卻一點也沒改變，這也曾是蘇維埃政權後期最具代表性的人性化麵孔。

今年對於戈氏來說，無疑是一個值得回首的日子。30年前，他第一次進入了中央政治局。25年前他作為蘇聯的總書記第一次提出了“改革與新思維”，試圖從根本上重建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和政治體製，徹底擯棄斯大林主義留下的政治遺產，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而20年前他成為了蘇聯的第一任總統。

戈氏在莫斯科大學主修法律，並於1952年在大學裏加入了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他的外公潘捷列伊，在大清洗運動中未經審判就被判14年監禁，爺爺安德烈也是未受審判即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服了兩年的苦役。而在1933年的大饑荒中，他爺爺的5個孩子隻活了他爸爸和一個叔叔。

30年代大饑荒和“大清洗”的情景，在戈爾巴喬夫幼小的心中烙下了強烈的印記。在戈氏出任總書記以後，一次審查影片《懺悔》時，當他看到秘密警察敲一位無辜音樂家的門，要逮捕音樂家時，他“強忍住淚水”，回憶起外祖母給他講述外祖父被捕那天晚上的事。

在大學時，在給萊莎的一封信裏他曾這樣寫道：“周圍環境之惡劣……尤其是區裏上層的日常生活。陳規虛禮，等級製度，種種注定的結局，官員公開的厚顏無恥，妄自尊大……你看這裏的某個首長，除了肚子之外沒有任何突出之處。”

盡管已經79歲高齡，可回憶起那段歲月，戈氏依然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正如大部分的“改革派”，戈氏總喜歡把自己的初次改變，追溯至赫魯曉夫於1956年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展開的第一次公開批評，同時他深深地被“60年代人”這個群體所吸引，他們渴望變革，並意識到真正的改革“與人無關，而與整個體製有關”。

後總統期的從政之路

自從前蘇聯解體、戈氏辭去總統職位後，他繼續從政和推動社會變革的熱情未減，先是於第二年成立了國際社會經濟與政治研究基金會，簡稱戈爾巴喬夫基金會。接著由於1990年代上半期俄羅斯轉型不順利，百姓對葉利欽政府怨聲載道，戈氏尋機再起，參選1996年的總統選舉。可惜所得選票不到百分之一。

他並未就此收手，2000年組建俄羅斯統一社會民主黨任黨首，因為他認為自己還處於政治家的“中年時期”。2001年該黨並入俄羅斯社會民主黨，戈爾巴喬夫擔任黨魁。可該黨在俄政壇一直沒什麽影響力，2007年7月，該黨被俄最高法院取締。戈爾巴喬夫旋即在同年10月又組建了社會組織“社會民主黨人聯盟”。

2008年，77歲的戈氏宣布重入政壇，和50歲的億萬富翁列別傑夫合作組建新的政黨——獨立民主黨，以參加2011年的杜馬選舉。這個消息曾在莫斯科政治圈激起了小小的漣漪，可惜由於普京政府出台的《政黨法》的限製，目前依舊沒能通過政府的認證注冊。這表明了當局的一個態度，那就是減少政黨的數量。

戈爾巴喬夫的政黨在目前的選舉社會中很難有大作為，蓋因各大政黨為了選票，紛紛祭起民族主義的大旗，以蘇聯時期和美國抗衡的實力相感召。南奧塞梯事件後，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升溫，尋根溯源，人們把這個事件歸到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則被看做導致蘇聯解體的責任人。

2005年10月14日，戈爾巴喬夫演講時遭人潑水，潑水者恨恨道：“戈爾巴喬夫背叛國家、背叛黨，對蘇聯解體負有直接責任。”

戈爾巴喬夫的這次組黨，是希望占據一定的政治空間。目前自由派政黨力量的式微、現政權反對派力量的薄弱，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都希望能從中分一杯羹。

戈爾巴喬夫喜歡在公共場合稱自己為“民主社會派”。他在2003年說：“我深信，俄羅斯需要有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行動計劃。這既是對那些想要把我們拉回到舊製度去的共產黨人的回答，也是對破壞了國家的葉利欽那幫自由派的回答。” 2006年他又說：“我認為最正確的思想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現在許多奉行社會發展方針的國家都在走這條道路。

對那些苛責他導致蘇聯解體的言論，他這19年來也一直在反思：“我們當時應該阻止它的發生，而如今，我還一直在責備自己。人們批評我當時太過優柔寡斷，但實際上我們的步子邁得太大了。一個擁有如此豐富曆史的國家應該逐步演變，我曾說改革需要20-30年的時間，但當時激情已經無法控製，開放和改革政策搶在了前頭，大形勢變成了不斷加速前衝，”說到這裏，他一次次用拳頭敲擊桌麵，“隻有繼續，再繼續。”

他也絲毫不掩飾自己對葉利欽政權的失望，尤其是“休克療法”，使得“不穩定成了頭號問題”。

去年6月，他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訪問時曾抱怨：“蘇聯的垮台讓這個國家從此變得不再重要，不再是夥伴，對美國而言失去了價值。當經濟崩潰時蘇聯是跪著的，美國人讚賞葉利欽的所作所為。我當時就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對西方來說，蘇聯的垂死掙紮符合他們的利益。美國從此也更堅信自己應該成為一個帝國。”

的確，戈氏對那些“朋友和夥伴”的失望，在1991年的倫敦G7峰會上就開始了。當時他幾乎是在乞求經濟援助，以幫助其國家向新經濟製度順利過渡。可唯有與他會麵的第一位西方領導人撒切爾夫人願意幫他說話，同意的隻有意大利總理安德烈奧蒂，而老布什、德國總理科爾和日本首相都表示了拒絕。美國的決策者們，早已把賭注壓在了葉利欽身上。

盡管如此，戈氏在西方還是享有極高聲譽。去年，為紀念柏林牆倒塌20周年，戈爾巴喬夫跨過了柏林牆舊址的標示線，在他身邊是德國總理默克爾。默克爾讚頌戈爾巴喬夫是“讓這成為可能”的那個人——“你勇敢地放手，讓一切自然發生，那遠遠超出了我們所能期盼的。”

可他在俄羅斯國內卻不那麽受歡迎。因為戈爾巴喬夫放手所造成的，不僅僅是一座牆的倒塌，還有一個國家的滅亡。英國《金融時報》作家約翰·勞埃德撰文寫道：“戈氏政治生活的悲劇，在於他的重疊視野：自己以仍未實現的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名義，對俄羅斯人的靈魂造成了嚴重傷害。”

俄羅斯總理普京也曾將柏林牆倒塌兩年之後的蘇聯解體，稱為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而戈氏的親密助手格拉契夫的話則顯得更為有趣：“看起來，改造世界比改造蘇聯更容易。”

當時恰好在莫斯科的中國學者聞一，在後來所寫的《解體歲月》一書中，這樣描述聽完戈爾巴喬夫電視講話宣布蘇聯解體後的情形：

“我顧不上關掉電視，就匆匆下樓。院子裏死一般的沉寂，隻有黑暗中的樹葉被風刮起的陣陣沙沙聲，居民樓上的窗戶已經黑了一大片，戈爾巴喬夫在電視上的出現並沒有使它們再閃爍起亮光來。對這毫無表示的夜的沉默，我不習慣，也感到驚訝。我覺得，在幾近消瘦的戈爾巴喬夫的身影如此淒涼地消失後，總該有點什麽，嚷嚷聲也好，唏噓聲也好，咒罵聲也好，哪怕是竊竊私語聲也好。是的，總該有點什麽吧。可是，卻什麽也沒有……”

第二天，聞一遇到一個研究共產國際運動史的年輕學者格裏高利，他並不為蘇聯的消亡而惋惜。另一位曾經任戈爾巴喬夫農業改革私人顧問的老研究員，以及聞一的一位朋友，同樣把蘇聯的解體和戈爾巴喬夫的下台，看成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聞一目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員、俄羅斯曆史與文化研究專家，他對本刊記者說：“在評判戈爾巴喬夫時，首先不能把蘇聯社會和社會主義絕對化，認為它都是好的，沒有一點問題。第二就是不能把戈爾巴喬夫接手時的蘇聯絕對化，因為當1985年3月11日他上台的時候，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許多蘇聯的老領導包括葛羅米科都說我們對於這個國家已經沒辦法了，你年輕又有實際工作經驗，因此要你來接手。戈爾巴喬夫當時也在找改革國家的出路，包括結束阿富汗戰爭，這是一場延續10年幾乎把蘇聯經濟搞垮的戰爭，根據官方數據，當時的國防預算是國家財政支出的25%。第三，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也不能絕對化。”

壯士暮年

今年2月，戈爾巴喬夫作為嘉賓上了日本SMAP組合的烹飪節目，收到了木村拓哉的獻花和一隻小玩具熊——“米哈伊爾”在俄語中就是熊的意思，當時陪伴他的還有孫女阿納斯塔西婭。

戈氏不會用筷子，在節目中用刀叉吃天婦羅。當問起他平時的消遣時，他說最喜歡在大自然中散步，自己就住在山中的莊園裏。當年他總是與妻子一起走二十多公裏的山路。按照俄羅斯的傳統，女人總是緊隨在離男人身後兩三步的距離。節目中的戈爾巴喬夫大部分時間眉頭緊縮，但開起玩笑來卻像個鄰家老頭，更難得地多次展露出了微笑。

明年3月2日步入80歲的戈氏生活依舊繁忙，依舊像執政時期一樣半夜兩點入睡。他說，“一旦閑下來了感覺會更糟。”每天清晨，他一直保持長達一個小時的6公裏行走，緊接著冷熱交替地淋浴。“這能使我的身體變得有條不紊，”他解釋說。

他把自己旺盛的體力和堅強的意誌，歸結於童年時期在俄羅斯南部村莊普利沃利諾耶度過的那些歲月。“很小開始，我就從事了大量體力勞動”，他說，“盡管食物並不特別，但它們都是自然生長出來的，並且空氣十分純淨。”

（參考資料：米·戈爾巴喬夫《生平與改革》第1卷，達斯科·多德爾、路易斯·布蘭森《戈爾巴喬夫——克裏姆林宮的異教徒》,米·戈爾巴喬夫《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網站，最後感謝中央編譯局趙永穆先生對本文的幫助）

(本文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今天的中國讓人印象深刻

——戈爾巴喬夫評說 中國改革開放

特約撰稿 姚望 費佳 發自莫斯科

“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五十多年前毛澤東說這句話時，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果在中國人眼中熠熠生輝，中國共產黨視之為自己的偉大夢想。

至上世紀80年代，中國重拾興國之夢時，蘇聯已不是她的目標。而遇到重重問題的蘇聯也開始實施自己的改革。當時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大膽提出“新思維”和“公開性原則”，對外改變與西方關係，對內推行自由選舉、建立議會、實行多黨製、放開新聞審查。然而沉屙已久的僵化體製絕非一針見效，更有可能虛不受補，蘇聯的問題集中爆發了。

1989年，時任副總統的亞納耶夫發動“八一九事件”，軟禁戈爾巴喬夫。百姓集會，軍隊倒戈，時任蘇聯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則爬上坦克，高呼反抗。

戈爾巴喬夫獲救了，但蘇聯的前途沒有獲救。至1991年，蘇聯分解為15個獨立國家。社會主義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寒流。戈在任時就宣布辭去蘇共總書記的職務，而由蘇聯分化而成的15個國家。

之後，作為蘇聯前總統的戈爾巴喬夫“失業”了，但他並沒停止公開活動，繼續組建政黨、籌建報紙、出版著作。2008年3月，他的新作《理解改革》付梓。

“民調顯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讚賞我為俄羅斯所做的一切。”2008年3月，戈爾巴喬夫接受美國《時代》周刊記者專訪時說。

戈爾巴喬夫曾經試圖用改革挽救社會主義，但他的挽救失敗了。這樣一個改革者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給予怎樣的評價？提出怎樣的建議？對比中國，他又如何反思蘇聯的改革開放？

圍繞這些話題，通過書麵和麵談的形式，本刊特約記者專訪了戈爾巴喬夫。

采訪他頗費周折。老先生差不多80歲了，還是滿世界跑，一會兒英國，一會兒德國，經常連續幾周不在俄羅斯。好不容易回到莫斯科了，事情仍然很多，下一步會如何，他的新聞秘書也不知道。

不過對於我們的采訪申請，他們還是頗為重視，新聞秘書告訴我，戈爾巴喬夫委托他做了調查。他先通過駐中國的朋友做了一番了解，才決定接受采訪。

見到戈本人時，滿頭白發的他已不複當總書記時英姿勃發的少壯派形象。但他還是相當有精神，對記者輕輕一笑說，“中國記者還對我感興趣啊。”並在其出版的文集扉頁簽上“給中國朋友”。

“改革的起點上，站立著鄧小平”

中國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要應對嚴峻的生態問題，要提高人民的福利，要彌合不同社會階層和集團之間的斷裂，要戰勝貧困和消除政權體係中的官僚主義和腐敗。

人物周刊：相信您一直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有所關注和了解。總體上，您對30年改革開放給予怎樣的評價？

戈爾巴喬夫：我的回答很直接：眾所周知，這些政策是現實和有效的。我注意到，在變革的起點上，站立著鄧小平，他是20世紀卓越的改革家。按照我的觀點，鄧小平以及他政治上的戰友和繼承人——新體製的當代領導人，創立了這樣的功績：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保持了政治社會穩定和經濟高速發展，並且促使這個國家加入世界經濟體係。

人物周刊：具體說，中國改革開放的哪些方麵給您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

戈爾巴喬夫：按照統計數據，中國GDP在過去30年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0%（注：戈爾巴喬夫在本文中所列舉的一些數據，因出處不同，會與中國統計數據略有差異）。在2007年，中國GDP的增長超過了11%。這是世界上最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之一。

中國的工業不僅僅是在產值上增長了，而且逐漸具備了革新的特征。今天，移動電話、電腦技術和網絡在中國得到廣泛應用。科技的發展已經使中國成為了現代航天大國。如果對比到30年前，中國還是世界上落後和貧窮的國家之一，今天的中國，真讓人印象深刻。

一句話，中國今天是一個有著現代工業、科學、發達精神文化和體育運動，並且在各方麵快速發展的國家。

人物周刊：您認為，在哪些方麵，中國的發展還不夠充分，還需要進一步的改革和發展？

戈爾巴喬夫：國際社會理解，中國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要應對嚴峻的生態問題，要提高人民的福利，要消除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水平的嚴重差異，要彌合不同社會階層和集團之間的斷裂，要戰勝貧困和消除政權體係中的官僚主義和腐敗。順便提一句，相似的問題也給今天的俄羅斯帶來困擾。

“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相當不簡單”

關於人自由和全麵發展的理念，存在於社會主義學說擁護者的思想中。我以往和現在都遵從這一思想。

人物周刊：作為一個曾經力推社會主義改革的領導人，您十分重視在理論和思想上的突破。相比中國在經濟和物質層麵取得的巨大進步，您如何評價中國的變化？

戈爾巴喬夫：中國經濟和社會方麵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展現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模式，這是由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的，至今已有30年。鄧的理論獲得了其後所有各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發展。

我很能理解，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相當不簡單，既要排除左的教條主義，也要排除忽視社會主義價值的右翼自由主義。尤其困難的是，在理論和實踐中，要克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左的政策帶來的沉重後遺症，那些政策在很多年中阻滯了國家的進步發展。

但是，掌控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能夠解放人們的思想，實現對社會主義新的理解。在這個理解中，計劃和市場、公正和效率之間，國家開放和國家民族利益之間，都實現了本質上的協調。

這些思想和最近的“科學發展觀”一樣，是以國家的現代化為目標的。這不但促使人民共同富裕，同時很重要的是，促使社會和諧發展，尤其是樹立了“以人為本”的理念。眾所周知，關於人自由和全麵發展的理念，存在於社會主義學說擁護者的思想中。我以往和現在都認同這一思想。

“把葉利欽派出遠遠的”

盡管有批評者認為蘇聯應該按照中國的選擇來轉型，我依然認為，這一觀點是膚淺的。

人物周刊：在您領導下的蘇聯也曾進行過社會主義改革，遺憾的是，改革並沒進行下去。

戈爾巴喬夫：今日的中國正在做我們在改革年代也打算做的事情。我們也曾試圖克服曆史上教條主義的遺產，尋找最有效的方式刺激經濟，落實國際事務中的新思維。一些改革的反對者，試圖把蘇聯時期的改革進程與現代中國的改革作比較。我認為，這樣的企圖不能接受。

蘇聯的重建和中國的改革，從一個方麵，彰顯了改革在我們兩個國家發展中的曆史必然性，那就是力圖在低下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實踐社會主義思想。蘇聯經曆了左傾教條主義導致的社會關係失衡，最終走上了激烈的改革道路，意圖根本上改善本國國民的生活，發展他們的權利和自由。

人物周刊：您自己是否曾經比較過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革？您的結論是什麽？

戈爾巴喬夫：不該忘卻我們兩國各自的曆史獨特性。這不單是地理和人種的差別，兩國文化有許多特別之處。蘇聯更多地和歐洲曆史相聯係，這個傳統來自於古希臘和羅馬。而中國曆史和文化的典型代表，有數千年的東方智慧、孔夫子的道德哲學、天才的詩詞和繪畫大師的藝術成就。

我們兩國也存在著曆史和當代的社會政治差異。今天俄羅斯試圖在私有製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統治下的後工業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中國人民在上個世紀所選擇的社會主義框架下，延續自己現代化的道路。

最後，兩國人民在思想性格方麵也有差異：我們的特點是，喜歡通過快速而激烈的方式解決許多迫在眉睫的問題，如果想做什麽就一定要立即做好；中國人則相反，其固有的特點是，從容不迫地達到預定的目標。

我相信，每個國家都獨立地創造自己的曆史，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曆史經驗，但是，不考慮其他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曆史特性，就匆忙地複製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這樣的複製從不可能達到成功。無論是中國的“大躍進”，還是俄羅斯躍進到資本主義，都是如此。因此，盡管有些批評者認為蘇聯應該按照中國的選擇來轉型，我依然堅持認為，這一觀點是膚淺的。

現在的俄羅斯和中國在內政和外交方麵都有許多共同點：全麵的現代化，從經濟領域開始，以政治和社會精神領域為終點。對於中國，這個任務有其目標製約，即在本世紀中期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對於俄羅斯，則是要克服社會經濟自上世紀90年代轉型失敗後開始的落後局麵。

人物周刊：如果您有機會再次在蘇聯進行改革，您會改變您在位時的哪些做法？

戈爾巴喬夫：主要有三個方麵：首先，依照當時需要，及時對政黨進行改革。第二，那時候需要把蘇聯慢慢地變為分散管理。第三，解決市場上不足的問題。（接著，戈爾巴喬夫笑著說）第四，把葉利欽派出遠遠的，讓他當個外交官。

“我的觀點和中國人的想法接近”

前總統普京和新總統梅德韋傑夫今天在俄羅斯已經做的和正在做的，是符合大部分俄羅斯人利益的政策。這和他們曆史上的先輩不同，那些人推行的是滿足狹窄的寡頭家族利益的政策。

人物周刊：在您的“新思維”之後，俄羅斯嚐試過“休克式療法”等多種發展模式，對於俄羅斯自獨立後的變革和發展道路，您怎麽評價？

戈爾巴喬夫：據我所知，中國對蘇聯的改革和稍後的俄羅斯的激烈轉型有很大興趣。應該注意到，大部分俄羅斯人，並不接受新自由主義在1990年代的“休克療法”。因為這個療法忽視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把貪婪的私有製關係絕對化了。

實踐顯示，大部分人更接近這樣的政策，那就是實現所有製形式的平等、社會取向的市場經濟、經濟和政治民主等等。諸如此類的想法，我自己在蘇聯的改革時期就宣布過。我的很多觀點和中國人的想法接近。

鑒於俄羅斯在1990年代改革模式的代價和缺點，在本世紀初的俄羅斯，出現了根本上的轉折，從葉利欽時期的激進的新自由主義，轉到了加強國家和社會取向的政策。前總統普京和新總統梅德韋傑夫今天在俄羅斯已經做的和正在做的，是符合大部分俄羅斯人利益的政策。這和他們之前的領導人不同，那些人推行的是滿足狹窄的寡頭家族利益的政策。

人物周刊：在十多年前，俄羅斯進行了很多民主化的改革，現在，俄羅斯變得越發集權了。您怎麽看待這個轉變？

戈爾巴喬夫：走向民主的過程是無法回避矛盾和困難的。俄羅斯在1990年代的混亂不可避免地要求一定的中央集權，采取決斷的措施，克服那時候的無政府狀態以及其他的分離趨勢。處理這些問題所采用的措施，不應該和對民主自由和公開性的打擊混為一談。

“我與鄧小平開啟兩國和平的大門”

國際社會強烈需要加強國際安全和法製，消除貧困，保護大自然，像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近鄰和朋友的合作，是具有全球意義的重要事實。

人物周刊：現在有個說法“和平崛起”。在當今的世界背景下，您如何評價中國的地位和意義？

戈爾巴喬夫：眾所周知，中國領導人對當代世界的發展問題給予了很多關注。由於和不同製度的國家和平共處，以及在國際關係中去意識形態化的思想，中國在世界上樹立了自己的地位，是穩定發展和熱愛和平的國家。我很高興，今天的中國領導人反對國際關係中的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針對存在於世界上的所有問題和衝突，表態支持和平決議。為了建立公正的全球秩序和各國人民的安全，他們推動了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

人物周刊：1989年5月，您曾訪問中國，並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曆史性握手，大大推進了兩國關係。您怎麽評價中俄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戈爾巴喬夫：我曾作為蘇聯領導人訪問中國，會見了鄧小平。我們成功地商定從根本上改善兩國的關係。我們擱置了許多有爭議的、導致我們以前衝突的問題，開啟了通向和平未來的大門，確立了兩國和人民的友好關係。我也很高興，這個關係至今成功得到發展。這不但對俄羅斯和中國，而且對全人類有利。

現在，國際社會強烈需要加強國際安全和法製，消除貧困，保護大自然，像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近鄰和朋友的合作，具有全球意義。

（李小鳴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1991-2010

俄羅斯的轉型之路

俄羅斯的民主道路在4位國家政治領袖的帶動下，形成了“起承轉”的連接。但是何時能“合”，以怎樣的方式“合”，則可能要15到20年才能塵埃落定——這是普京定下的“手動檔”治國的界限

特約撰稿 姚望 發自莫斯科

對一位曆史人物的評價，不是一時一事就可以完全認清楚的。對於戈爾巴喬夫，或許我們應當把他放入俄羅斯民主化的進程中，才能對他的曆史作用有所觀察。

自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推進民主化開始，後繼的俄羅斯總統們都為民主化的大戲設置了不同的場景。如果說戈爾巴喬夫是“起”，葉利欽是“承”，那麽普京、梅德韋傑夫就是“轉”。至於“合”在哪裏，目前人們寄希望於未來。

戈氏 民主的先行者，啟動民主化道路

對於緬懷蘇聯的左翼人士來說，戈爾巴喬夫實在不可原諒，在他們的意識中，戈爾巴喬夫要承擔蘇聯解體的責任。“他上了美國人當”、“他以為美國的都是好東西”，在一次莫斯科的“五一”遊行中，一位中年左翼憤憤地說。

而戈爾巴喬夫本人在2008年5月6日接受英國媒體采訪時，有類似的反思：“美國人承諾，在‘冷戰’結束後，北約的邊界不會超過德國，而現在中歐和東歐的一半國家都是北約成員國，美國當初的承諾到哪裏去了？”

對戈爾巴喬夫來說，蘇聯的解體也不是他想見到的。

1985年，54歲的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的掌舵人。他擔任了總書記的職位，也繼承了總書記的權力，他很希望蘇聯這艘大船能在他的帶領下破浪遠航。他用計劃的手段，在蘇共的主導下推進改革。當形勢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他又希望按照自己設定的步驟推動民主化，但是局勢最終超出了他的預期。

在蘇聯酗酒的人很多，戈發動了反酗酒運動，以“整頓國民精神秩序”。他決定逐年減少烈性酒生產，至1988年完全停止生產以水果為原料的酒類，商店限量供應酒類。可惜事與願違。一方麵限製使酒類工業的上遊——水果產業幾乎破產，另一方麵私釀酒風行。結果這一運動不了了之。

戈氏起初使用計劃手段推行社會經濟改革，推行“加速戰略”，全麵改革經濟管理模式，給企業放權，大搞勞動競賽。但由於經濟改革者的經驗還停留在計劃思維階段，對於市場理解不深，再加上政府內部官僚體製的慣性比較大，經濟改革的步子也不協調，碰到了阻力。1985年前蘇聯國民收入增長率是3.2%，1986年後下降到2.8%。“加速戰略”沒有達到原來的預期。

這時候，他把政治改革提上了日程。想以此吸引人們積極參與改革，同時監督蘇共的幹部隊伍。由此，他終於開啟了一扇門，一扇他無法掌握的民主化的大門。

民主化的起點是提出了“公開性”的口號，放開了輿論環境，自由言論紛紛出台。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上開始重新評價和反思蘇共的曆史，並形成了種種和民主有關的概念。

樓管員麗達大嬸回憶這一段時的感覺是：“當時不清楚怎麽回事，突然有些亂。”她記憶中的黃金時代是安德羅波夫（1982年到1984年任蘇共總書記）時代，“那個時候很有秩序。”

那時的蘇聯人民對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很直觀。人們希望輿論開放，希望多黨製，希望親自選擇國家領導人。人們也開始相信，全人類具有普世的價值體係，那就是人道主義。其中還包括，加盟蘇聯的各個民族可以自由討論民族自決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個人的自由。

五十多歲的政治學者安德烈對筆者說：“在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前，人們的行動自由度沒那麽高，尤其在找工作方麵有限製，有些人比如猶太人，雖然有較高的知識水準，但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公開化後他們擁有了自由找工作的權利。”

但安德烈對“公開化”也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公開化’之後，自由泛濫了。人們對過去采取批評的態度，不但批評不好的，也批評一些好的東西，破壞了社會生活的一些基本的倫理規則。比如社會主義式的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以及愛國主義等。”他總結道：“自由化給人帶來了自由，但是沒有帶來規範，自由擴大了人的選擇範圍，但是丟失了理想。”

伴隨著湧動的多元社會思潮，戈爾巴喬夫主導從製度層麵進行了分權的嚐試。首先是修改黨綱，放棄蘇共“是蘇聯政治體製核心”的提法，把黨的權力轉到最高蘇維埃，並推動修改蘇聯憲法，通過競選召開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在1990年第三次人代會議上，進一步取消了憲法中規定的“蘇共黨對國家領導作用”的條款，並規定了公民有結黨的權利。還在蘇聯設置了總統製，戈爾巴喬夫當選為第一屆總統。

在這樣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似乎推動了民意、順應了民意，並且似乎是推翻官僚製的先鋒，成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創者。

但是，有3個因素影響了他獲得“蘇聯民主之父”的殊榮：

各個加盟共和國在“民族自決”思想的影響下，自波羅的海三國始，紛紛欲擺脫蘇聯的控製，連俄羅斯也打算獨立。這就消解了蘇聯整個國家的權威。

葉利欽通過公開批判戈爾巴喬夫，“改革計劃和政策不徹底，進展緩慢，沒取得什麽成績”，以及從體製中脫離，成了反體製的英雄。而他的形象一改蘇共官僚們的沉悶之氣，在選舉時代很能掙得選票，並盡收這樣的光環，掌握了當時的民心。

“八一九事件”給了戈爾巴喬夫最沉重一擊，一些還打算維護蘇共體製的官員期望通過政變結束政治改革，挽救蘇聯。但是民心已經不向著他們了，連軍心也不能收複。這一事件中，葉利欽成了反政變英雄，並在政變後實際掌握了原蘇聯中央所掌握的權力。

最後，當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白俄羅斯的別洛韋日簽訂新《獨聯體條約》的時候，蘇聯就解體了。戈爾巴喬夫則無奈地在1991年12月25日辭職。

“戈爾巴喬夫是個好人，但是選擇了不明智的方法。”這是麗達大嬸的評價。不過當時對戈爾巴喬夫的離職，她並沒什麽遺憾。如今的她則期望能改善生活。她抱怨，以前很多東西是免費的。赫魯曉夫式的房間雖然小，但畢竟是自己的。但現在什麽都沒有。

在前代總理蓋達爾出版的著作《帝國的消亡》中，他對蘇聯的解體做出了自己的解釋：一方麵蘇聯的經濟很困難，希望得到援助，另一方麵波羅的海國家獨立呼聲很高，1990年底至1991年初的幾個月中，蘇聯領導人處於兩難之中：不使用武力就無法保護整個國家，而隻要動用軍隊就無法獲得西方的經濟援助。戈爾巴喬夫選擇了經濟援助。

當“八一九政變”的領導人試圖勸服戈爾巴喬夫和他們一起，對國家實行緊急狀態的時候，戈爾巴喬夫斷然拒絕。

不采用武力，符合他所提倡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理念，也許這是成長於揭批斯大林大清洗的赫魯曉夫時代的青年幹部的共同印記。

葉利欽 民主發展，承上啟下

1991年底，隨著蘇聯國旗的飄落，葉利欽成了俄羅斯聯邦的建國元勳。他要大展拳腳，為俄羅斯的民主之路打下框架。

選民也給予了相應的預期。獨立初期的俄羅斯，人們很樸素地想，萬惡的官僚體製結束後，這些被自己選出的民主精英能夠為自己辦事。邏輯線很簡單：民主意味著民選，意味著三權分立，民選的官員會為選民謀利益，而權力的製衡可以防止某些官員為惡。所以他們很真切地希望，新的俄羅斯能很快給自己帶來利益。

葉利欽成了這樣的化身，可以把他們帶到更好的道路上去。即使葉利欽通過非民主的方式，如1993年以炮打白宮的方式，瓦解了對手的對抗，人民也認了。

可惜事與願違。

剛獨立時推行的“休克療法”，並沒有給俄羅斯百姓帶來實際的利益。人民對新的體製失望，他們對經濟迅速恢複的幻想破碎了。

第二屆杜馬選舉，表現了這種願望。象征“休克療法”的蓋達爾的政黨遭到了打擊，左翼政黨有向上的趨勢。這表達了人民經過比較後的失望。

1993年第一屆杜馬選舉，蓋達爾領導的自由派政黨“俄羅斯選擇”在450席中占了96席，成了議會第一大黨，俄共獲65票是第三大黨。而兩年後的第二屆杜馬選舉，“俄羅斯選擇”連進入杜馬的門檻都沒達到。而俄共獲得157席成了杜馬第一大黨。

但這一時期，民主思想獲得了普遍的傳播。1993年，葉利欽希望通過武力去攻占議會時，特種部隊的指揮官不想執行這樣的命令。隻是在一顆子彈意外打死“阿爾法”（俄羅斯特種部隊）的一位軍官後，部隊產生了憤慨情緒，促使他們進攻議會大廈。葉利欽在自己的自傳《總統筆記》中對此作了描述。

葉利欽也基本遵守了民主政體。1996年大選之前，民調很不看好葉利欽，以致總統安全局長科爾紮科夫建議取消總統大選。不過葉利欽本人沒采納這個建議。其後利用執政的條件和傳媒指責俄共想要回到蘇聯時期，在寡頭幫助下，葉利欽險勝共產黨的候選人久加諾夫。不少觀察家認為，把俄共和蘇聯時期的消極現象聯係起來，從而獲取選票，這是從葉利欽直到現在的俄羅斯總統獲勝的秘訣。

“蘇聯時期人們沒有選擇的自由，人們並不想回到那個時代。”政治學家安德烈說，“因為現在人們有了自己的資產，能夠送自己的孩子到國外讀書。”

女商人薇拉說：“當然不願意回到蘇聯時期。那時還不錯，哪像現在國力變弱。不過幸運的是，現在開始複興了。蘇聯體製隻適合那個時期，隻適合那個時期的人們，尤其是反抗納粹德國，但是不適合國家的發展。以前我的父母住在封閉的國家，有許多限製。那個體製早就該被淘汰了。

人們也對這一時期的準民主狀況進行了反思。

“葉利欽有積極的一麵，他打碎了原有的極權主義模式，初步地，隻是初步地建立了民主的基礎。”政治學者安德烈這樣說。“但是當時人們濫用了自由，人們用這個口號不遵守秩序，犯罪率上升。”

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紀念館，六十多歲的讓娜向筆者表示。相比較3個總統，她最喜歡葉利欽，因為葉利欽給國家打下了基礎，但因為戰爭，他沒有精力為國家做更多的事情。讓娜送了一本精裝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給筆者：“這可能是最後一版了，現在的年輕人不喜歡。”她的臉上透著遺憾。

葉利欽執政後期，共產黨左翼主導的議會和總統之間關係緊張，政府更迭頻繁，經濟危機又加重了人們對現狀的不滿。

普、梅 民主何處，轉的精彩？

普京當選總統，的確可以用“橫空出世”來形容。一個之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有著克格勃背景的強力人士，當選了總統。

不過他2000年的當選，被認為是符合了憲法，符合了民主標準：公開競選，全民投票，有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當然他也借助了他作為掌權者所擁有的便利，有車臣的勝利軍事行動作為功績。

西方一開始也對他抱有推行民主的厚望，美國總統小布什“從他的眼中看出了真誠”。不過，隨著任期的推進，西方人士轉換了思路。普京收縮了反對黨的權力空間，收縮了地方的權力，通過打擊寡頭，把原來寡頭旗下的傳媒轉換到了自己的手中。

普京在收權時，也善用民意。比如發生公共事件時，利用民眾的群情激憤，收縮權力。

2002年，莫斯科大劇院事件，由於獨立電視台的報道，泄露了警方的行動，獨立電視台領導被更換。不久，修改了《傳媒法》，對媒體在反恐行動中的報道進行控製。

2004年，9月13日，別斯蘭人質事件爆發10天後，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台了一係列以“維護國家統一和加強國內安全為目標”的反恐新舉措。一是要改變現行地方領導人的直接選舉製，用任命方式替換全民投票選舉製，在總統提出地方行政長官人選後再經過地方立法機關表決通過。二是將俄國家杜馬(議會下院)的混合選舉製度(450名議員的一半按照政黨比例分配，一半由各大選區選舉產生)改成單一的政黨比例選舉製。

布什還像老大哥一樣教訓普京，他認為，“偉大的民主國家，應該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保持權力的平衡。”

但是安德烈不同意這個看法，“葉利欽為了爭奪中央權力獲得地方的支持，對俄羅斯各聯邦主體的領導人說，你們需要多大的自由就給你們多大的自由，這樣就使地方領導人的權力很大，像國王一樣。這使俄羅斯有進一步解體的可能。”

2004年，筆者曾經詢問一位來自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怎麽看待普京的政治。那位美國學者說，普京會大力推行民主，這是總統第二期為自己樹立曆史豐碑的時刻。也有分析認為，普京會推動兩黨製的發展，推動中產階級的發育。

不過，隨著普京成為總理，打碎了西方世界對美國式民主之路的想象，俄羅斯似乎被披上了不民主的外衣。

但普京還在堅持著民主的底線。他不敢超越憲法的限製，連續三任當選總統。如果這樣做了，會失去民心。2007年11月，一個俄羅斯民調向受訪者提問：“是否應該將普京定為終生總統？”調查結果是三分之二的人反對。

筆者的朋友薇拉說：“如果普京修改憲法謀求三連任的話，大家還是會投票給他，但是人們會很失望。”

很有可能，普京是怕丟卻其老師索布切克和葉利欽對民主的希望。普京在2007年底一次采訪中說，把自由賦予俄羅斯，這絕對是葉利欽時代的曆史功績。

普京也一直嚐試用西方式的概念來描述權力。比如他當選統一俄羅斯黨的主席，同時也預備接任總理時說：“作為政府首腦同時擔任政黨的領袖，是文明的和自然的做法，民主國家的傳統都是如此。”

筆曾者問過一位發社會主義傳單的小姑娘，怎麽看待近年來經濟的發展，她說，經濟發展是不錯，但還有其他一些問題。然後她又匆匆繼續她的宣傳了。

2008年3月份俄羅斯列瓦達民意調查中心發表的民調結果顯示，32%的受訪者認為，普京執政期間的不足，是沒能打擊腐敗和受賄；18%的人認為是沒能限製寡頭影響力；17%的人認為是打擊犯罪不力。 53%的人認為，普京執政時期居民貧富分化擴大。大約70%的被調查者對普京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麵的政策表示滿意。

安德烈也表達了他對普京的認可：“普京製定法律，采取權威性措施，限製過度的民主泛濫，使國家走上穩定的道路，使政治經濟都獲得安定。在他當政時，生活有了好轉，比如我的表弟，有自己的卡車跑運輸，在以前，罪犯和警察常向他勒索。現在國家有秩序了。”

2008年總統大選中，梅德韋傑夫在普京的支持下，當選為總統。有西方媒體指責不民主。

莫斯科大學一位曆史學教授對筆者說：“葉利欽時代的民主有些亂。但我認為本次大選是民主的，我投票表達了自己的意願。”

莫斯科大學法律係博士生愛德華說，普京的做法到目前為止證明是成功的，其他人還沒得到證明。所以如果選其他人的話，風險會更大。

梅德韋傑夫成為這塊土地上第四任總統，他在就職時說自己的最重要任務是：“進一步擴大公民自由、經濟自由和開發公民的新機遇。”

他上任不久，就推動了修改憲法，使下一任總統任期由4年變為6年。梅總統也大力開展反腐工作，並不時發表政改言論。2009年9月，梅德韋傑夫發表《前進，俄羅斯》一文，提出要把俄羅斯建立為“以民主價值觀和民主體製為基礎的現代化國家”。

在這10年中，曾在解體之初叱吒風雲、具有西方自由主義背景的政黨都未能進入國家杜馬。2007年，棋王卡斯帕羅夫作為反對派曾被短期拘留，理由是“沒有遵從集會遊行的條例”。

不過莫斯科的街頭還可以容納反對派的合法呐喊。2006年9月25日，有個名為“民族布爾什維克”的政治組織一度攻占俄羅斯財政部大樓，並高呼“普京下台”的口號。這個組織目前還能參加合法的遊行和集會，他們旗幟的中間，是黑色的鐮刀斧頭。

俄羅斯民主之路走向何處？

戈爾巴喬夫開啟了蘇聯民主化之門。2007年12月，普京在接受《時代》周刊采訪時說：“他（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做出了我不大可能敢做的事。他們向摧毀原有體製邁出了一步，俄羅斯人民已經不能忍受這個體製。我不能確信我能做出這樣的決定。”“戈爾巴喬夫邁出了第一步。”

“民主”的概念得到俄羅斯社會的確認。2007年12月的一個民調顯示，大約67%的民眾認為俄羅斯需要民主。

俄羅斯的民主道路在幾位國家領導人的先後帶動下，形成了“起承轉”的連接。但是何時能“合”，以怎樣的方式“合”，則可能要15到20年才能塵埃落定——這是普京定下的“手動檔”治國的界限。2007年的記者招待會上，普京說，俄羅斯最近15至20年需“手動檔”治國，“當各種必要的法律條件和所有市場經濟因素得以建立的時候，國家才可以擺脫‘手動檔’而轉向‘自動檔’”。

安德烈說：“當然也有擔心，他把權力都集中在手裏。蘇聯解體的時候，很多人都很失望，但現在國家經濟發展了，民眾的愛國自豪感得到恢複。”

這個國家最盛大的儀式，是每年5月9日的勝利日大閱兵。也許俄羅斯當局認為目前最緊迫的，是提高國家的實力，以映襯普京的主權民主。

現在的俄羅斯人民有著更多的要求，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的讓娜說：“現在經濟條件比蘇聯好，但是人的心靈秩序就比不上以前。”

“現在社會富裕了，但我們丟掉了理想。”安德烈說：“希望我們的社會有更多的人道主義，現在人們都很忙碌，也希望富人能幫助窮人，幫助孤兒和老人。”

更多的人道主義？這似乎是20年前戈爾巴喬夫的訴求。在他主導下，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在《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性聲明中宣布：“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和實質，是人道主義。”

(本文來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