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迎來2009年的人類，不僅沒有盼來擺脫上年就已呈全球化的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的曙光，甚至還處於更加不樂觀的日益惡化之中。但是，這場已被確認為百年一遇並尚在加重的危機，似乎並沒有使人類的狂妄、自負和愚蠢有所收斂，反而更趨相互分割、指責、仇視，以鄰為壑，甚至屠戮！
看看吧。在新年的第一縷陽光裏，人們不但沒有看到索馬裏海域海盜的止步，卻看到了中東戰火毫無顧忌的肆虐，看到了大量普通生命的消失。還看到了多年未遇的嚴寒冰凍天氣裏，最需要的天然氣供應卻僅僅因為相互不合作而發生的中斷。誰也不知道接下來還會有什麽人們不願看到的，但最為野蠻的戰火卻仍在擴大。
我不能確認人類是否有原罪，但我敢斷定，越來越多的災難屬於人禍，以至決不能以天災的名義來逃避人類自身的責任。如果自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起，就播下了人間磨難的種子，那隻能說明禁不住誘惑的貪婪是這一切的源頭。
所謂文明，不僅僅是指物質條件的改善，更主要是指出現矛盾或糾紛時，不再有動物世界那樣訴諸武力撕鬥的野蠻，而是通過相互談判的政治手段加以解決。政治是一種合作，也是一種妥協和均衡。但光有合作和妥協，未見得就是政治。動物世界裏，在捕獲獵物時，也一樣有著分工與合作。隻有那種不僅在實現目標時相互合作，並且在分享成果時也有的合作和妥協，才是人類的政治。但並非所有的政治方式都有利於合作，以便達到個體權益和群體權益的均衡。諸如獨裁和專製，也是一種政治方式與製度，卻隻能有利於確保和增進少數人的權益，損害了大多數人的權益。隻有在平等辯論中尋求利益妥協和大體均衡的框架，並在此框架中確保所有成員的選擇權利，才是一種政治文明。這便是民主的集中體現。
不管是經濟事務，還是精神層次的宗教信仰或意識形態，最為明智也屬最高文明層次的，是通過民主政治協商來解決矛盾和糾紛，並以此集中更廣泛的人類智慧和力量，實現整體進步和發展。最愚蠢最落後最野蠻也最無能的方式，是訴諸武力。無論你采取多麽高科技的先進武器，凡是武力和戰爭，其實質都同最原始的動物撕鬥沒有任何區別，而不管是誰取得了所謂勝利。實際上，一旦陷入武力，就已無真正勝利可言。
隻要人類還不能通過平等交換的自由市場機製完成自身生存和發展的所有需要，就還有政治機製存在的必要，就會有種各種樣的政治組織，就有政治領導者。凡是那些企圖通過武力來避免矛盾和糾紛，借助戰爭來解決衝突的政治組織和領導人，不管有著何種正義宣揚，都是最蹩腳最不稱職最無能也最該被人們拋棄的。
在人類曆史上，所遇到的很多看似天災，實則也是人禍。比如，隨著人們對江河的不斷攔截築壩，對河流的人為改道或者對水域的強製調譴，都極大地破壞著成千上萬年已呈自然循環的流域規律，恐怕誰也很難證明這不是導致一些貌似重大自然災害的主要原因。更不能讓人接受的，是一些被人為歸屬天災的人禍。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國大饑荒”，導致了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的正常年景裏成千上萬人餓死。不僅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這一前所未有的慘劇完全是人為的，也實實在在地深深存在於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所有中國人的記憶裏。
當前人類又一次麵臨著全球範圍內金融與經濟危機的威脅，更需要全球範圍內的民主政治協商，以尋求抑製危機惡化和盡快新生的渠道與措施。這首先要求人們放下各類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摘下已經習慣了的種種有色眼鏡，真正以開放和平等協商的態度，盡可能集中更多才智，方才是世界各國政治領導人真正應當秉持的原則和智慧所在。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應該首先檢視自身的不足，以及對危機抑製所可能做出的努力。而不是相互指責，改變開放和自由貿易的道路，走向保守與封閉。特別是發達國家，不管是作為其俱樂部的“北約”，還是OECD，更應該擴大視野，以平等的姿態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積極協商尋求共同受益的對策。現在看來，這場危機的發生，至少意味著已經難以避免對全球金融與經濟秩序進行改革和重建。但如果那些在過去和現在有著主導話語權的發達國家，還是囿於傳統的狹小範圍，僅是對現有多邊國際金融與經濟組織進行微調，還想通過這些組織，居高臨下地對發展國家采取差異和非對等態度，則不但不利於發達國家問題的解決，也無益於全球金融和經濟秩序的盡快恢複，還可能使未來危機發生的頻率增大。
其次是，不能以這次危機發生的原因、漫延的過程及其破壞性影響為理由，來縮小市場範圍，甚至指責市場功能。盡管必要的監管需要改進和加強，但市場機製仍是人類迄今為止所能尋求到的組織生產經營、實現自我權益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機製。尤其是轉軌中的新興市場化國家，更應該有著清醒的認識。對此，現有歐盟輪值主席國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Vaclav Klaus)的下述一段話值得重視：“經濟危機應被視作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是狂妄自大的政客們玩弄市場的結果，因此是我們必須付出的‘合理’代價。這些政治家們試圖將一切歸咎於市場，而毫不自責，這是不可接受的行為，必須予以堅決抵製。捷克政府將——滿懷希望地——不會把全世界和歐洲推向更加嚴厲的監管、國有化、去自由化和保護主義。在這個方麵，我們的曆史經驗提供了強有力的前車之鑒。”
全球範圍內絕大部分人尋求的是這次危機過後市場機製的更加完善和健康，而不是行政管製的林立和森嚴，更不是行政管製基礎上極少數人對經濟運行機製和人們生活的操控，以及對經濟資源的壟斷和獨享。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經驗和教訓都一再顯示了克勞斯的斷言：“我們所需要的總是更多的市場、更少的政府幹預。政府失靈比市場失靈的代價更大。”否則，人類將深陷人禍泥坑之中而不能自拔。
作為最大的轉軌新興市場化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更應當看到這場危機所昭示出來的自身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缺陷，尤其是市場機製、民主政治發展得短暫和滯後，從而更加努力地繼續擴展和深化一係列改革，在市場機製和民主政治建設上加快步伐。因為，值得我們自豪和大書特書的過去30年的改革，相對於我們要穿越的2000多年“迷霧”，實在是太短暫了。30年是無論如何也解決不了多少2000多年沉澱鬱積的非市場和政治理性問題的。畢竟，對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全體人類而言，不管是當前還是今後，最應該防的還是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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