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並不比周正龍聰明-----------吳三興

周正龍這個可憐的、讓正常人渾身起雞皮疙瘩的農民大伯，在初審法庭的最後陳述中說：“我錯了，我是個法盲。”但是，不久後，他卻表示要上訴！周正龍的舉動已經向世人昭示了一個道理：中國農民和中國的小市民們一樣，都是投機分子。他們要將假聰明進行到底！ 周正龍也讓我想起了中國的那些可憐的知識分子們。最近忙著出書的季老羨林，在《我這一生》的後封麵上赫然寫道：假如再來一輩子，他要心黑些，臉厚些，自知之明少些。不過，季老粗俗得蠻可愛、蠻真誠！中國就這樣了：要撈，現在就脫衣服，千萬不要裝模作樣！否則，就苦了自己。 以上是我剛剛看了人民大學教授張鳴的文章後的感受。張教授認為，那些反對農村土地私有化的大學者們很可笑，因為農民並不傻。不過，我倒覺得真正可笑的是張鳴們，而且農民確實比較傻——不得不傻，就像大家一樣。因為，理論往往是麵對未來的，所有理論都是理想的假設的產物，它們會過濾掉很多外在約束，否則，就不叫理論。但是，我們（農民）需要的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造世界。 作為我來說，我更加看重“現在”這個時態。我一向認為自己並不比學者們糊塗。中國的學者如果按照良心來計算，基本上都可以馬上槍斃掉。但是，如果討論農村土地私有化問題，有兩個人不應該槍斃。一個是李昌平，一個是溫鐵軍。因為他們非常反對現在就搞私有化。這是務實的態度！ 我其實也是半個農民，因為我的生活至今一直在與農民打交道：我的父母兄弟都是農民，老家現在有近10畝水田、四五畝旱地，還有三塊宅基地；但是，現在他們都到了我居住的城市，或養老或打工。我非常清楚的是：第一，他們不會願意回到老家，即使允許“農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甚至私有化了。第二，幾乎所有的中國農民都願意生活在城市之中，哪怕討米要飯。 中國的農民們也想生活在“現代文明”之中。他們需要的是作為一個中國公民的權利，而不是幾塊並不值錢的土地。在沒有權利的情況下，他們需要權力——政治權力或者經濟權力。當然，即使是農民也非常清楚：在中國，最好使的東西是權力。 真正應該流轉的東西是權力，而不是“承包經營權”，因為後者不值幾個錢。所謂“財產是自由的保證”，不過是一種西方話語。而在中國，權力才是自由的保證。關於這個問題，就連可憐的周正龍也整得明明白白了。遺憾的是，我發現，居然絕大多數中國人現在都忽略了這個道理。 現代人，包括西方人和中國人，都是不可能被別人喂飽的。就連美國這樣的自由國家，現在也搞起了社會主義，兌現了托克維爾的預言，美式民主變成了“多數人的暴政”。既然如此，就不應該繼續喂養下去了。國家應該給所有人以公民平等的權利和自由；中央應該給地方以村民、市民等以自治的權利。中國這麽大，如果地方政治發展不起來，農民也同樣完蛋。他們會像周正龍那樣投機取巧、弄虛作假。 中國並不缺少法律，就像中國並不缺少私有化那樣。但是，兩者的後果究竟怎樣？“一改就靈”和“一法就靈”、“一股就靈”一樣，都是非常可笑的思維。人生短短幾十年，要那麽多財產幹嗎？關鍵是，我們現在活得怎麽樣？我的答案是：如果一直這樣搞下去，中國人再過30年，哪怕70年，同樣是一個周正龍！ 不過，話說回來。厚顏無恥地投機了幾十年的你們，還是趕快準備著去占一塊農民的土地吧。在中國，運氣好，出手及時，比什麽都重要！ 哦，最後我差點忘記交代了：中國農民連賣兒賣女都做得出來，更何況幾塊地？猩猩在“第一哲學圈”那裏留言道：“30年前的包產到戶，農民忙不迭地把分給自家的山林上的樹全砍光，賣了。生怕黨又反悔了。——我在安徽農村的親身調查。”那麽，我也告訴大家看到的一個很常見的現象：政府雖然在征地中給了農民們足夠的補償，但是那些錢往往很快就被他們吃光、賭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