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我們能學會以理性、自信和開放的平常心態來應對，用合法的手段適時處理，這也將是北京奧運會留給我們的財富
北京奧運，是“平安奧運”，同樣是“開放奧運”。
在以往的奧運會期間，時常出現小規模、非暴力以及不涉及公共安全的突發性抗議、示威
和幹擾事件。在近日的采訪過程中，有人曾不止一次向本刊記者提出這樣一個假設：在奧運期間，要是真的出現這類事件，我們的政府和民眾將怎樣應對呢？
多種跡象顯示——類似的幹擾事件，在北京奧運期間，有可能發生。
“無論哪個國家或組織所搞的任何一項活動，都不可能得到所有利益群體的讚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麵對這類幹擾事件，隻有兩種選擇，禁止表達或允許這些反對意見表達出來。表達意見的人，都希望借助大型活動把聲音放大，這是很自然的邏輯。所以，抗議與支持一樣，會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些國際性活動的組成部分。”
受訪專家認為，作為一個世界性的體育盛會，奧運會釋放著一種自由、和平與包容的氣息。如果我們能學會以理性、自信和開放的平常心態來應對，用合法的手段適時處理，這也將是北京奧運會留給我們的財富。
也許難免的“雜音”
“不應由國際奧委會這個組織來扮演政治角色。”2月15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羅格警告說，運動員如果利用奧運作為政治舞台，將受到懲戒。他還說，國際奧委會“是體育組織、不是政治組織”。
然而，反對把奧運政治化，隻是國際社會追求的一種理想狀態或努力目標。這是因為曆屆奧運會都少不了或多或少的抗議、示威和幹擾事件，但並沒有影響到奧運會的最終成功舉辦。
“我們必須了解更深層次問題，才能更好應對可能出現的各種幹擾事件。”李成言教授認為，“從價值觀上來說，西方的核心理念是‘人權和自由’。某些西方媒體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歧視和偏見——中國是一個缺乏‘人權和自由’的國家。正因為如此，隻要在我國發生的涉及人權和自由的話題，總能在西方受到輿論關注。某些反華勢力深諳西方媒體和輿論對我國的興奮點，因此他們舉行抗議活動時，觀點始終集中在所謂的新聞自由、信仰自由、人權問題和遊行自由上。”
“以這些在平時影響力有限的反華勢力來看，在奧運期間進行抗議，似乎是一個難得的契機。”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北京奧運會是國際性盛會，各國名流大腕匯聚，世界頂尖媒體雲集。這些反華勢力利用我國想辦好奧運盛會的心理搞小動作，以期通過抗議產生影響，製造某種輿論壓力迫使中國政府讓步。”
受訪專家分析，部分對我國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視和偏見的西方媒體，也會試圖在奧運會期間炒作所謂突發事件的“熱點問題”。
未雨綢繆曆練“平常心態”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北京奧運會的舉辦，將會促進中國更加開放。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政府和民眾如何理性應對某些幹擾事件，也將被展現在奧運會這個巨大的舞台上。
“奧運的腳步已經逼近，作為我國政府和民眾需要麵臨不是‘雜音’是否會在奧運期間發生，而是發生時應該如何處置的問題。”齊善鴻教授指出，“中國成為世界大國，必然要接受世界的多樣性，這也是一個大國必須具備的理性。同時，如果現在對此問題不進行預先考慮，到時可能就會出現兩種極端的場麵：一是沒有任何人站出來為中國申辯，讓人家看不起我們，並進而推斷我們自己心虛；二是如果出現激烈衝突的場麵，同樣也會使得我們中國人的形象和奧運喜慶氣氛受損。”
同時，齊善鴻教授還表示：“如果能夠冷靜應對，那麽這些別有用心的人和組織就會因為將奧運政治化而受到世界人民的唾棄，也可展現中國作為大國的風範。因此，麵對問題，對於我們既是考驗，也是機會。”
“我們需要曆練出一種平常心態，改變以往的觀念，不要認為被抗議，是一件什麽丟臉的事情。”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作為地球村公民，中國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就應該有大國的風度和大國的胸懷，這種胸懷集中體現在理性和包容度上。在奧運期間有人搞抗議之類的幹擾事件很常見，沒必要遮掩，害怕隻能說明沒有氣度、沒有自信。因為奧運會既不是中國發展的最高點，更不是未來中國麵對世界的惟一機會，而大國崛起的真正標誌，恰恰體現在其麵對世界時的一份平常心。”
在北京中關村一家公司做職員的小張說，“隻要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和平抗議，我們也應該寬鬆平和、容許不同的人發表不同的意見，這才是正常的和諧的社會氣氛。基本方法應該遵循有效、有理、有利、有節等原則，以一種自信、理性、開放的平常心態應對。”
“當然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想借奧運滋生事端，我們理所當然應該表示義憤，並支持政府依法管理。但這並不影響我們舉辦奧運的信心。”北京市直屬機關的一位公務員表示，“每個人思想不可能都一樣，誰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們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沒有必要把奧運會期間遇到的所謂抗議，當作是對我們的羞辱。”
全國政協委員、文化專家馮驥才表示，很多批評源於偏見和誤解，而奧運會是巨大的文化溝通平台，“成功的奧運會本身會讓這些非議消失”。
受訪專家指出，我們的政府和民眾，如何正確應對北京奧運期間發生的幹擾事件，以期獲得最優的國內國際輿論效果，是對我們智慧和膽略的考驗，而北京奧運恰好也是我們積累經驗的一個好機會。
“國家公關戰”需要法理平衡
3月12日，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劉敬民表示：“至於遊行示威活動，到北京參加奧運會的，不論境內或境外人士，都要遵守有關法律法規，要向北京市公安機關進行申請，公安機關將根據中國的法律作出許可或者不許可的決定。”
據本刊記者了解，《奧林匹克憲章》規定，運動員不得在任何奧運比賽地點進行任何形式的示威，或與政治、宗教或種族有關的宣傳活動。在7月14日，北京奧組委公布了《奧運場館觀賽規則》，其中規定，禁止任何遊行、靜坐、示威行為、裸奔及其他擾亂現場活動秩序和違反我國法律法規的行為。
“我們要通過立法和合法程序來有理有據地執法，才能在奧運期間這場國家公關戰中立於不敗之地。”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博士生導師張鳴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如果有任何運動員在奧運場館進行抗議的話，主辦國有權采取相應措施予以製止，因為任何在奧運場合做出的政治抗議都有違奧運精神。如果有參賽運動員在奧運賽場外進行諸如打反華標語、喊反華口號等抗議舉動，都涉嫌違反中國國家法律，我們可以采取相應法律措施予以製裁。”
“我們不但要辦平安奧運，也要辦法治奧運。”尹韻公研究員表示，“奧運會不是任何人可以隨便發泄不滿情緒的場所。我們要在中國法律與奧運規則相結合的基礎上，製定相應的應對措施，一旦有人破壞奧運會的遊戲規則和踐踏中國的法律底線，將按照奧運會固有的安保方式來處理；對那些威脅中國社會穩定，威脅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行動，絕對依法打擊，讓準備利用奧運舞台來對中國施壓的任何國家或個人都要承擔極大的風險。因為任何國家都不會容忍這種犯罪行動。”
“隻要抗議不是以暴力方式進行，我們的反應也不必過於激烈，可以選擇理性和開放的平常心態來解決。”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楊鍾紅副教授認為，“因為媒體在奧運會期間的巨大傳播功能，才是某些抗議者追求的目標。就這一點而言，如果我們反應過於激烈，恰恰正是他們所期望的，也給了西方媒體炒作的機會。對於更多的非暴力的和平抗議，國際慣例都是理性對待，即使有大批警察到場，也主要是為了維持秩序和防止任何過激或出軌現象的發生。”
“這次參加奧運報道的境外記者，大多數都是擅長采寫和報道體育賽事的體育記者，他們不像常駐北京的其他境外記者那樣了解中國。”李成言教授認為，“我們應該竭盡全力地為他們提供細致到位的服務，使他們全麵地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爭取到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從而更為客觀地報道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可以說，創造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也是我們打贏這場國家公關戰一個關鍵環節。”
“對於奧運會期間那些小規模、非暴力、不涉及公共安全的抗議，我們可以遵循以靜製動、以冷製熱、相信民眾的原則來處理。”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建議，“首先，警方要以靜製動。對西方媒體和民眾來說，發生抗議不是什麽新聞。但是，警方那些過激性的、動態的、衝突性的應對措施，一定會成為媒體追蹤的新聞焦點。當然，如果抗議者執意破壞秩序、肆意妄為，則要依法處理。其次，政府新聞發言人要以冷製熱。以冷製熱不是不處理，或是駝鳥政策，而是以一定限度的克製和容忍，來反襯出相關抗議者的無聊和渺小。因為過分關注或過分帶有感情色彩地表達立場，反而會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人為放大炒熱。所以，奧運會期間發生抗議，信息越開放越透明，理性對待現場采訪的各種媒體，我們就越從容，即使抗議導致危機產生，通過公開透明，也可最大限度地縮小影響。”
另外，杜立元律師建議說：在處理抗議過程中，政府一定要相信我國普通民眾所表現出來的覺悟和自發的愛國熱情。可以預見，在奧運期間發生的任何幹擾事件，都必然會受到我國普通民眾，特別是青年人自發的抵製和反對。“政府要注意引導這股自發的、來自民間的聲音，讓中國的年輕人，學會站在世界媒體麵前述說他們的思想，這也許比政府的任何發言，都更有說服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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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是“平安奧運”，同樣是“開放奧運”。
在以往的奧運會期間，時常出現小規模、非暴力以及不涉及公共安全的突發性抗議、示威
和幹擾事件。在近日的采訪過程中，有人曾不止一次向本刊記者提出這樣一個假設：在奧運期間，要是真的出現這類事件，我們的政府和民眾將怎樣應對呢？
多種跡象顯示——類似的幹擾事件，在北京奧運期間，有可能發生。
“無論哪個國家或組織所搞的任何一項活動，都不可能得到所有利益群體的讚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麵對這類幹擾事件，隻有兩種選擇，禁止表達或允許這些反對意見表達出來。表達意見的人，都希望借助大型活動把聲音放大，這是很自然的邏輯。所以，抗議與支持一樣，會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些國際性活動的組成部分。”
受訪專家認為，作為一個世界性的體育盛會，奧運會釋放著一種自由、和平與包容的氣息。如果我們能學會以理性、自信和開放的平常心態來應對，用合法的手段適時處理，這也將是北京奧運會留給我們的財富。
也許難免的“雜音”
“不應由國際奧委會這個組織來扮演政治角色。”2月15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羅格警告說，運動員如果利用奧運作為政治舞台，將受到懲戒。他還說，國際奧委會“是體育組織、不是政治組織”。
然而，反對把奧運政治化，隻是國際社會追求的一種理想狀態或努力目標。這是因為曆屆奧運會都少不了或多或少的抗議、示威和幹擾事件，但並沒有影響到奧運會的最終成功舉辦。
“我們必須了解更深層次問題，才能更好應對可能出現的各種幹擾事件。”李成言教授認為，“從價值觀上來說，西方的核心理念是‘人權和自由’。某些西方媒體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歧視和偏見——中國是一個缺乏‘人權和自由’的國家。正因為如此，隻要在我國發生的涉及人權和自由的話題，總能在西方受到輿論關注。某些反華勢力深諳西方媒體和輿論對我國的興奮點，因此他們舉行抗議活動時，觀點始終集中在所謂的新聞自由、信仰自由、人權問題和遊行自由上。”
“以這些在平時影響力有限的反華勢力來看，在奧運期間進行抗議，似乎是一個難得的契機。”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北京奧運會是國際性盛會，各國名流大腕匯聚，世界頂尖媒體雲集。這些反華勢力利用我國想辦好奧運盛會的心理搞小動作，以期通過抗議產生影響，製造某種輿論壓力迫使中國政府讓步。”
受訪專家分析，部分對我國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視和偏見的西方媒體，也會試圖在奧運會期間炒作所謂突發事件的“熱點問題”。
未雨綢繆曆練“平常心態”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北京奧運會的舉辦，將會促進中國更加開放。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政府和民眾如何理性應對某些幹擾事件，也將被展現在奧運會這個巨大的舞台上。
“奧運的腳步已經逼近，作為我國政府和民眾需要麵臨不是‘雜音’是否會在奧運期間發生，而是發生時應該如何處置的問題。”齊善鴻教授指出，“中國成為世界大國，必然要接受世界的多樣性，這也是一個大國必須具備的理性。同時，如果現在對此問題不進行預先考慮，到時可能就會出現兩種極端的場麵：一是沒有任何人站出來為中國申辯，讓人家看不起我們，並進而推斷我們自己心虛；二是如果出現激烈衝突的場麵，同樣也會使得我們中國人的形象和奧運喜慶氣氛受損。”
同時，齊善鴻教授還表示：“如果能夠冷靜應對，那麽這些別有用心的人和組織就會因為將奧運政治化而受到世界人民的唾棄，也可展現中國作為大國的風範。因此，麵對問題，對於我們既是考驗，也是機會。”
“我們需要曆練出一種平常心態，改變以往的觀念，不要認為被抗議，是一件什麽丟臉的事情。”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作為地球村公民，中國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就應該有大國的風度和大國的胸懷，這種胸懷集中體現在理性和包容度上。在奧運期間有人搞抗議之類的幹擾事件很常見，沒必要遮掩，害怕隻能說明沒有氣度、沒有自信。因為奧運會既不是中國發展的最高點，更不是未來中國麵對世界的惟一機會，而大國崛起的真正標誌，恰恰體現在其麵對世界時的一份平常心。”
在北京中關村一家公司做職員的小張說，“隻要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和平抗議，我們也應該寬鬆平和、容許不同的人發表不同的意見，這才是正常的和諧的社會氣氛。基本方法應該遵循有效、有理、有利、有節等原則，以一種自信、理性、開放的平常心態應對。”
“當然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想借奧運滋生事端，我們理所當然應該表示義憤，並支持政府依法管理。但這並不影響我們舉辦奧運的信心。”北京市直屬機關的一位公務員表示，“每個人思想不可能都一樣，誰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們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沒有必要把奧運會期間遇到的所謂抗議，當作是對我們的羞辱。”
全國政協委員、文化專家馮驥才表示，很多批評源於偏見和誤解，而奧運會是巨大的文化溝通平台，“成功的奧運會本身會讓這些非議消失”。
受訪專家指出，我們的政府和民眾，如何正確應對北京奧運期間發生的幹擾事件，以期獲得最優的國內國際輿論效果，是對我們智慧和膽略的考驗，而北京奧運恰好也是我們積累經驗的一個好機會。
“國家公關戰”需要法理平衡
3月12日，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劉敬民表示：“至於遊行示威活動，到北京參加奧運會的，不論境內或境外人士，都要遵守有關法律法規，要向北京市公安機關進行申請，公安機關將根據中國的法律作出許可或者不許可的決定。”
據本刊記者了解，《奧林匹克憲章》規定，運動員不得在任何奧運比賽地點進行任何形式的示威，或與政治、宗教或種族有關的宣傳活動。在7月14日，北京奧組委公布了《奧運場館觀賽規則》，其中規定，禁止任何遊行、靜坐、示威行為、裸奔及其他擾亂現場活動秩序和違反我國法律法規的行為。
“我們要通過立法和合法程序來有理有據地執法，才能在奧運期間這場國家公關戰中立於不敗之地。”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博士生導師張鳴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如果有任何運動員在奧運場館進行抗議的話，主辦國有權采取相應措施予以製止，因為任何在奧運場合做出的政治抗議都有違奧運精神。如果有參賽運動員在奧運賽場外進行諸如打反華標語、喊反華口號等抗議舉動，都涉嫌違反中國國家法律，我們可以采取相應法律措施予以製裁。”
“我們不但要辦平安奧運，也要辦法治奧運。”尹韻公研究員表示，“奧運會不是任何人可以隨便發泄不滿情緒的場所。我們要在中國法律與奧運規則相結合的基礎上，製定相應的應對措施，一旦有人破壞奧運會的遊戲規則和踐踏中國的法律底線，將按照奧運會固有的安保方式來處理；對那些威脅中國社會穩定，威脅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行動，絕對依法打擊，讓準備利用奧運舞台來對中國施壓的任何國家或個人都要承擔極大的風險。因為任何國家都不會容忍這種犯罪行動。”
“隻要抗議不是以暴力方式進行，我們的反應也不必過於激烈，可以選擇理性和開放的平常心態來解決。”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楊鍾紅副教授認為，“因為媒體在奧運會期間的巨大傳播功能，才是某些抗議者追求的目標。就這一點而言，如果我們反應過於激烈，恰恰正是他們所期望的，也給了西方媒體炒作的機會。對於更多的非暴力的和平抗議，國際慣例都是理性對待，即使有大批警察到場，也主要是為了維持秩序和防止任何過激或出軌現象的發生。”
“這次參加奧運報道的境外記者，大多數都是擅長采寫和報道體育賽事的體育記者，他們不像常駐北京的其他境外記者那樣了解中國。”李成言教授認為，“我們應該竭盡全力地為他們提供細致到位的服務，使他們全麵地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爭取到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從而更為客觀地報道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可以說，創造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也是我們打贏這場國家公關戰一個關鍵環節。”
“對於奧運會期間那些小規模、非暴力、不涉及公共安全的抗議，我們可以遵循以靜製動、以冷製熱、相信民眾的原則來處理。”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建議，“首先，警方要以靜製動。對西方媒體和民眾來說，發生抗議不是什麽新聞。但是，警方那些過激性的、動態的、衝突性的應對措施，一定會成為媒體追蹤的新聞焦點。當然，如果抗議者執意破壞秩序、肆意妄為，則要依法處理。其次，政府新聞發言人要以冷製熱。以冷製熱不是不處理，或是駝鳥政策，而是以一定限度的克製和容忍，來反襯出相關抗議者的無聊和渺小。因為過分關注或過分帶有感情色彩地表達立場，反而會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人為放大炒熱。所以，奧運會期間發生抗議，信息越開放越透明，理性對待現場采訪的各種媒體，我們就越從容，即使抗議導致危機產生，通過公開透明，也可最大限度地縮小影響。”
另外，杜立元律師建議說：在處理抗議過程中，政府一定要相信我國普通民眾所表現出來的覺悟和自發的愛國熱情。可以預見，在奧運期間發生的任何幹擾事件，都必然會受到我國普通民眾，特別是青年人自發的抵製和反對。“政府要注意引導這股自發的、來自民間的聲音，讓中國的年輕人，學會站在世界媒體麵前述說他們的思想，這也許比政府的任何發言，都更有說服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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