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奴隸 〗
羅馬帝國的人口中有一半是奴隸，雅典的人口中則是四分之三為奴隸。奴隸的生命是可以讓主人隨意處置的。經過許多世紀之後，在基督教的主張下，奴隸製度終於逐漸廢除，先是在古代世界中，稍後則是在十九世紀時，大部份是透過這位強而有力的福音派者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努力而有的。它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當然也有一些虔誠的基督徒也正是奴隸的主人。然而無論如何，這個折磨人類數千年的奴隸製度，主要還是透過基督徒的努力而終結的。
在古代世界中，奴隸的生活就像是身處地獄般。芬德利(Findlay)教授說，在雅典被允許進入法庭作證必須先予以拷打；而一個自由人則是在發誓之後就可以進入作證，這是法律規定的。在羅馬人中，如果一個家庭的主人被殺，他家中所有的奴隸便一律處死，並不需要經過合法的審判；當要利用另一個人的時候，則把家中的一個女奴賜給客人過夜，算是款待的普遍習俗。透過奴隸製度真叫我們看見這個暴政是何等地的齷齪，以及古代人類又是何等的墮落。當我們想到古代世界中奴隸人口的比率是何的大時，就更叫人無法心安了。沃特即說出了這種恐布的情況：
斯巴達設有係統式的恐怖政策，全是用來實施在奴隸身上。世界各處的原始部落亦都認為奴隸是完全沒有尊嚴和權利的。在過去幾世紀中，甚至在今天許多偏遠的地區裏，數以百萬計的被奴役者，其生命之存亡因其身分而變得無關緊要。這是何以古代的戰士寧死也不願被俘擄的原因，他們這麽做並不一定是勇敢或是高貴，而是很實際。即使是在頗有知識修養的雅典和羅馬人家中，在那裏管家的奴隸可能會受到較人性化的對待，並被允許擁有特權，然而他們的生命也絕不會就因此脫離危險。當時就有四百個屬於羅馬塞肯達貴族的奴隸被一同命令處死的例子，隻因為當主人被謀殺時，他們均在他主人的房屋裏。
在古時，即使是同種族的人亦彼此奴役。那些他們所拜的神隻並不關心奴隸。奴隸們沒有權利，與社會無關，與國家無關，與神無關。但是當福音開始在人們的心裏生根，一霎時便改變了。從聖經中保羅自監獄寫給腓利門的簡短書信裏，讓我們了解到當時的整個社會狀況。腓利門是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從腓利門家中逃跑出來的奴隸，曾與保羅一同坐監。由於保羅同時帶領了這兩個人信耶穌，因此他在這封委托阿尼西母帶去給腓利門的信中說道：「接納他(阿尼西母)，不要再當他是奴隸，而要把他當成親愛的弟兄。」
有上百萬的人聽過這話而無不動容的。這是世人曾聽過最具革命性的觀念——一個奴隸，一個原本僅被視為「活的工具」的人，卻也可以是一個親愛的弟兄。這種觀念真是完全不可思議和難以相信！如此簡單的一句話，帶著基督教兄弟關係的觀念，融化了奴隸的腳鐐，就像冰柱在東升的太陽麵前被融化了一般。
批評基督教者指出，保羅或其它初代教會的領導者均缺乏直接向奴隸製度挑戰的勇氣，因而隻能與奴隸站在同一線上。在《阿西莫夫聖經指引：新約》 (Asimov\'s Guide to the Bible :The New Testament)一書中，已故的世俗論者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寫到：
雖然保羅力勸腓利門要對奴隸阿尼西母仁慈，因阿尼西母如今在基督教中已是腓利門的兄弟，但保羅沒有在任何地方暗示奴隸製度有可能是錯的或不道德的製度。的確，保羅甚至勸戒奴隸要順服他的主人，因此不論基督教的教義是多麽前所未有，但也絕非是社會改革的教義。
其它的世俗主義者也持相同的觀點。牛津的學者福克斯即寫道，第二和第三世紀的基督教領袖並未攪亂奴隸製度。福克斯觀察初代的基督教會，他說：
初代教會的優先級並非關心奴隸是否從他們的主人得著釋放，或是力勸主人讓奴隸得到自由......。最多，基督徒的奴隸隻是得到了安慰和慰藉，基督徒的主人也並未受到特別的鼓勵去釋放奴隸，雖然在城裏定居的家族以基督徒人數最多，而在那裏釋放也是最常見的。
福克斯將這一切了一個總結：「基督徒的目標是改變心，而不是改變社會製度。」然而，阿西莫夫和福克斯都錯失了一個最大的重點，因為基督徒並不主張基督教要一夜之間就將奴隸製度廢除。如果基督教完全不容許奴隸製度，福音就不可能像在第一世紀時那樣傳開。而一旦福音傳開了，便種下了最終廢除奴隸製度的種子。因此借著改變人心，基督教及時扭轉了社會秩序。再者，正如教會曆史學家來德裏(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所指出的，「基督教乃是借著賦予人工作上的尊嚴，而自然廢除了奴隸製度。」
哀哉！近世紀來，奴隸製度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手中又再一次抬起它醜陋的額頭。當他們在非洲發現黑人時，人類便又與奴隸製度大戰了一回。不過一直到采取真正的行動之後，人們才盡全力廢除掉奴隸的買賣製度。那是經過一位熱心的福音派人士威伯福斯竭力為此事奔走而成的，透過他數十年來身為英國議會中的一員，威伯福斯聚集了一班與他誌同道合的福音派人士一同戰鬥；他們就是眾所周所的「克拉朋聯盟」(The Clapham Sect)。
這位世界曆史中的模範基督徒政治家威伯福斯，經過二十年鍥而不舍的努力，終於終止了從非洲到西印度的奴隸買賣。議會全麵通過了禁止販賣奴隸的法案。接著他又不屈不撓的奔走努力，以求能釋放憂英國領土中的奴隸；這場戰事持續達二十五年之久！即使有不斷的反對和嘲諷，他完全將此追求的方向當成是對耶穌基督的服事。
威伯福斯年輕時，生命曾經曆了一段戲劇性的轉變，這個改變使他由個人對凡俗小利之追逐轉到顧及別人的需要，而開始為釋放奴隸奔走。在他臨終的病榻上，他接獲了議會決議釋放奴隸，並撥付兩千萬英鎊用以釋放英國本土剩下的所有奴隸。就在1833年的那一天，七十萬個英國奴隸真正得到了釋放。當威伯福斯得知他一生的努力終於實現時，他非常的感動，深深為的通過感謝神。
接著三十年後，美國付出了戰爭的更慘痛代價，從北方教會講壇發出了如雷般的控訴，就此奴隸製度就完全的消失無蹤。沃特指出：
在美國東部及中西部的福音派人士時常卷入對抗奴隸製度的奮鬥中。在1840和 1850年間，加爾文派和衛理公會派的信徒都曾給予廢奴運動一些屬靈上的支持。著名的布道家芬尼在俄亥俄州建立的一個訓練宣教士學院，可說早已變成了一個「地下鐵道」的連接點。芬尼自己亦不斷的把逃脫的奴隸藏在他自己的寓所之閣樓中。
在 1835年全美廢止奴隸製度協會中的三分之二成員，據我們了解，都是一些傳福音的牧師。眾所周知的是，那些「地下鐵道」的領導者皆是貴格會教派的信徒。林肯總統信仰基督教更是一件十分可確定的事，因他的著作中充滿了引用的經文。畢竟，基督教和奴隸製度是互不兼容的。這也是著名的李將軍(Robert E. Lee)為何要釋放他自己因婚姻而承繼擁有的幾位奴隸，他曾寫道：「為終結奴隸製度而發生在州與州之間的戰爭是不需要的。」因他相信這邪惡的製度終會因基督教而逐漸衰退。
羅馬帝國的人口中有一半是奴隸，雅典的人口中則是四分之三為奴隸。奴隸的生命是可以讓主人隨意處置的。經過許多世紀之後，在基督教的主張下，奴隸製度終於逐漸廢除，先是在古代世界中，稍後則是在十九世紀時，大部份是透過這位強而有力的福音派者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努力而有的。它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當然也有一些虔誠的基督徒也正是奴隸的主人。然而無論如何，這個折磨人類數千年的奴隸製度，主要還是透過基督徒的努力而終結的。
在古代世界中，奴隸的生活就像是身處地獄般。芬德利(Findlay)教授說，在雅典被允許進入法庭作證必須先予以拷打；而一個自由人則是在發誓之後就可以進入作證，這是法律規定的。在羅馬人中，如果一個家庭的主人被殺，他家中所有的奴隸便一律處死，並不需要經過合法的審判；當要利用另一個人的時候，則把家中的一個女奴賜給客人過夜，算是款待的普遍習俗。透過奴隸製度真叫我們看見這個暴政是何等地的齷齪，以及古代人類又是何等的墮落。當我們想到古代世界中奴隸人口的比率是何的大時，就更叫人無法心安了。沃特即說出了這種恐布的情況：
斯巴達設有係統式的恐怖政策，全是用來實施在奴隸身上。世界各處的原始部落亦都認為奴隸是完全沒有尊嚴和權利的。在過去幾世紀中，甚至在今天許多偏遠的地區裏，數以百萬計的被奴役者，其生命之存亡因其身分而變得無關緊要。這是何以古代的戰士寧死也不願被俘擄的原因，他們這麽做並不一定是勇敢或是高貴，而是很實際。即使是在頗有知識修養的雅典和羅馬人家中，在那裏管家的奴隸可能會受到較人性化的對待，並被允許擁有特權，然而他們的生命也絕不會就因此脫離危險。當時就有四百個屬於羅馬塞肯達貴族的奴隸被一同命令處死的例子，隻因為當主人被謀殺時，他們均在他主人的房屋裏。
在古時，即使是同種族的人亦彼此奴役。那些他們所拜的神隻並不關心奴隸。奴隸們沒有權利，與社會無關，與國家無關，與神無關。但是當福音開始在人們的心裏生根，一霎時便改變了。從聖經中保羅自監獄寫給腓利門的簡短書信裏，讓我們了解到當時的整個社會狀況。腓利門是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從腓利門家中逃跑出來的奴隸，曾與保羅一同坐監。由於保羅同時帶領了這兩個人信耶穌，因此他在這封委托阿尼西母帶去給腓利門的信中說道：「接納他(阿尼西母)，不要再當他是奴隸，而要把他當成親愛的弟兄。」
有上百萬的人聽過這話而無不動容的。這是世人曾聽過最具革命性的觀念——一個奴隸，一個原本僅被視為「活的工具」的人，卻也可以是一個親愛的弟兄。這種觀念真是完全不可思議和難以相信！如此簡單的一句話，帶著基督教兄弟關係的觀念，融化了奴隸的腳鐐，就像冰柱在東升的太陽麵前被融化了一般。
批評基督教者指出，保羅或其它初代教會的領導者均缺乏直接向奴隸製度挑戰的勇氣，因而隻能與奴隸站在同一線上。在《阿西莫夫聖經指引：新約》 (Asimov\'s Guide to the Bible :The New Testament)一書中，已故的世俗論者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寫到：
雖然保羅力勸腓利門要對奴隸阿尼西母仁慈，因阿尼西母如今在基督教中已是腓利門的兄弟，但保羅沒有在任何地方暗示奴隸製度有可能是錯的或不道德的製度。的確，保羅甚至勸戒奴隸要順服他的主人，因此不論基督教的教義是多麽前所未有，但也絕非是社會改革的教義。
其它的世俗主義者也持相同的觀點。牛津的學者福克斯即寫道，第二和第三世紀的基督教領袖並未攪亂奴隸製度。福克斯觀察初代的基督教會，他說：
初代教會的優先級並非關心奴隸是否從他們的主人得著釋放，或是力勸主人讓奴隸得到自由......。最多，基督徒的奴隸隻是得到了安慰和慰藉，基督徒的主人也並未受到特別的鼓勵去釋放奴隸，雖然在城裏定居的家族以基督徒人數最多，而在那裏釋放也是最常見的。
福克斯將這一切了一個總結：「基督徒的目標是改變心，而不是改變社會製度。」然而，阿西莫夫和福克斯都錯失了一個最大的重點，因為基督徒並不主張基督教要一夜之間就將奴隸製度廢除。如果基督教完全不容許奴隸製度，福音就不可能像在第一世紀時那樣傳開。而一旦福音傳開了，便種下了最終廢除奴隸製度的種子。因此借著改變人心，基督教及時扭轉了社會秩序。再者，正如教會曆史學家來德裏(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所指出的，「基督教乃是借著賦予人工作上的尊嚴，而自然廢除了奴隸製度。」
哀哉！近世紀來，奴隸製度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手中又再一次抬起它醜陋的額頭。當他們在非洲發現黑人時，人類便又與奴隸製度大戰了一回。不過一直到采取真正的行動之後，人們才盡全力廢除掉奴隸的買賣製度。那是經過一位熱心的福音派人士威伯福斯竭力為此事奔走而成的，透過他數十年來身為英國議會中的一員，威伯福斯聚集了一班與他誌同道合的福音派人士一同戰鬥；他們就是眾所周所的「克拉朋聯盟」(The Clapham Sect)。
這位世界曆史中的模範基督徒政治家威伯福斯，經過二十年鍥而不舍的努力，終於終止了從非洲到西印度的奴隸買賣。議會全麵通過了禁止販賣奴隸的法案。接著他又不屈不撓的奔走努力，以求能釋放憂英國領土中的奴隸；這場戰事持續達二十五年之久！即使有不斷的反對和嘲諷，他完全將此追求的方向當成是對耶穌基督的服事。
威伯福斯年輕時，生命曾經曆了一段戲劇性的轉變，這個改變使他由個人對凡俗小利之追逐轉到顧及別人的需要，而開始為釋放奴隸奔走。在他臨終的病榻上，他接獲了議會決議釋放奴隸，並撥付兩千萬英鎊用以釋放英國本土剩下的所有奴隸。就在1833年的那一天，七十萬個英國奴隸真正得到了釋放。當威伯福斯得知他一生的努力終於實現時，他非常的感動，深深為的通過感謝神。
接著三十年後，美國付出了戰爭的更慘痛代價，從北方教會講壇發出了如雷般的控訴，就此奴隸製度就完全的消失無蹤。沃特指出：
在美國東部及中西部的福音派人士時常卷入對抗奴隸製度的奮鬥中。在1840和 1850年間，加爾文派和衛理公會派的信徒都曾給予廢奴運動一些屬靈上的支持。著名的布道家芬尼在俄亥俄州建立的一個訓練宣教士學院，可說早已變成了一個「地下鐵道」的連接點。芬尼自己亦不斷的把逃脫的奴隸藏在他自己的寓所之閣樓中。
在 1835年全美廢止奴隸製度協會中的三分之二成員，據我們了解，都是一些傳福音的牧師。眾所周知的是，那些「地下鐵道」的領導者皆是貴格會教派的信徒。林肯總統信仰基督教更是一件十分可確定的事，因他的著作中充滿了引用的經文。畢竟，基督教和奴隸製度是互不兼容的。這也是著名的李將軍(Robert E. Lee)為何要釋放他自己因婚姻而承繼擁有的幾位奴隸，他曾寫道：「為終結奴隸製度而發生在州與州之間的戰爭是不需要的。」因他相信這邪惡的製度終會因基督教而逐漸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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