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科學與基督宗教：一段關係史的粗線勾勒
李杜韓
西方的科學發展與基督宗教的關係，處於長期的複雜、不穩定、日漸疏離、也日漸互相理解的關係中。對抗、鬥爭、爭論充斥這數百年，同時理性地思考對方，反思自己，也在這數百年中進行著，並且培育出越來越新的理性而友善的相處方式。
一
近代科學出現的初時，是科學方法與神學討論渾然一體的時候，這突出表現在中世紀後期（十三世紀）到啟蒙運動（十八世紀前期）時期，其代表個案是神學研究中的實證趨向與自然神論（通過對自然的研究來印證上帝創造的奧秘，論證上帝之在）的結合，這裏還包括了早期向世界傳播基督福音的傳教士們對科學知識的大量學習、運用的個案，例如到中國來的早期傳教士。
科學自獨立門戶的時期，即從啟蒙運動到十九世紀，這同時是無神論、懷疑論公開大行其道的時期，科學發現研究自然，不能首先引入“上帝”這樣的概念，引入“上帝”等於說信仰原理高於科學原理，這在科學是未能被證明為正確而且必然的事實，而未能被證明，則科學不能承認，那怕它在宗教信仰中被認為是確然的事實。於是，科學與宗教徹底分離了，而這分離，因為科學處處顯示它方法上的優勝，結論的嚴密客觀，體係的精思謹慎，讓宗教感到壓力，甚至常常處於尷尬中，因為，科學的成果被運用到反對有神論、支持無神論的社會思潮上來。
最後一個階段，是科學與宗教采取彈性處理態度的時期，這主要是二十世紀的特征了。這個時期大家不再采取敦優敦劣的態度了，這主要表現在西方典型的極端無神論地盤縮小，思想界的興趣不再是上帝與自然，而是“人的問題”成為二十世紀西方思想的關注點。最要是兩次世界大戰，充分暴露了人類世界的巨大危機，這比討論什麽有神還是無神要實際得多。而科學本身，也確定了自己的界限：超出自然現象本身的命題，科學不能證明是，也不證明不是，所以科學更加專門化、專業化，分工更為精細，與社會大眾的關係日漸疏離。霍金近年麵對人們的提問：你相信這個宇宙有上帝嗎？他通常的回答是：我不知道。這個態度最新出現在霍金訪華的學術演講中。另一個例子是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在1989年提出科學方法不能解決世界觀的問題，他們說：“有很多事物采用科學方法去考察，是沒有用處的。比如說，有很多信念——按其最根本的性質來說——不能夠被證明，也不能夠被推翻（比如說，超自然力或超自然物的存在問題，或者生命的真諦）。”（見Hugh G,Gauch,Jr著《科學方法實踐》，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P295頁），他們認為，從科學研究的角度說，超自然存在之間沒有可觀察的交互作用。這裏請充分注意“可觀察”這個詞，很明顯，可觀察，是自然物質現象的共有特質，科學就是憑這個特質確定到“某物”的存在及其與它物之關係的。而超自然存在，既然說是“超”，自然就說它不是“可觀察”。那麽，邏輯就很鮮明了：
“問題就變得很明確，自然存在物與超自然存在本就不存在，或者是因為，雖然他們存在，可是無法以我們能夠觀察的方式，與我們的物質世界交互作用”（同上書，同頁）
下麵這段話表達了西方科學界對待宗教與科學的曆史關係問題的最新的看法：
“流行的觀點把科學設想為一堆無懈可擊的事實，把宗教設想為一套無法證實的信念，並把兩者對立起來，這無疑是過分簡單化的做法。理論的革新通常會在科學共同體內部引起爭議，常常是分裂性的。因此，當它們衝擊到神聖的東西時，通常會存在相當大的爭論餘地。把科學和宗教之間的關係描述為神學教條在積累性的、不會出錯的科學麵前持續不斷的退縮，也就忽略了科學爭論的細微結構。宗教的利益當然也侵入了爭論，但其方式常常是微妙的，而非公然阻礙性的。”（John H.Brooke著《科學與宗教》，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P6頁）
二
科學史家的研究梳理的成果告訴我們，科學之所以從神學的“婢女”的地位上升為自立家門、分庭抗禮的地位，如果沒有一個“婢女”階段，科學方法的產生過程將是完全另一回事了。而基督教能夠在早期支持科學研究，大體因為基督教相信，全能上帝的創造是人類智慧可以了解的，了解更能有助於基督信仰的確定與傳播。這樣就產生了奇怪的效應了：一方麵，神學自覺地充當了科學的老師與監護人，某種程度可視為對科學精神的消減，另一方麵又不自覺地為近代科學的質的進步準備了某種條件。（見張誌偉主編《西方哲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P335頁）
大體上，中世紀是科學方法產生的溫床。基督教繼承了古希臘理性主義傳統，並且保存在大量古希臘原典，發揚了好辯、好思、好求證的精神，大自然，在中世紀研究的教士眼內，並不具備混然的神秘性，它是可以分解、分析、取其原材料進行實證的存在物，“自然失去了神秘性，它不過是上帝為人類準備的家園，因而雖然研究自然被看做是沒有出息的甚至褻瀆神靈的事情，因而嚴重地阻礙了自然科學的發展，但是它卻以‘祛魅’的方式消解了自然的神秘性，這就為近代科學和哲學的機械論自然觀開辟了道路了”（同上書，同頁）所以在思維方式上，中世紀完全是理性主義式的，注重論證、邏輯與事實的完全融洽，這對科學方法論的產生有直接的巨大影響。例如大家熟悉的“奧卡姆剃刀”：在證明中，若非必須，無需引入新的實體。就體現出典型的實證求實求真精神，這個法則完全被後來的科學方法所接納。例如托馬斯. 阿奎那的老師大阿爾伯特，普通人隻知道他是神學家，但是科學史家的研究卻以實在的學術成果證明了他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科學之一，Lindberg說大阿爾伯特“在整個中世紀，或許他是最好的植物學家，他的智慧幾乎是無窮的，他在非神學方麵的寫作，包括了物理學、天文學、占星術、煉金術、礦物學、生理學、心理學、藥物學、自然史、邏輯，以及數學”（轉引自Hugh G,Gauch,Jr著《科學方法實踐》，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這個人物的貢獻，可同時參看W.C.丹皮爾著名的《科學史》第二章“中世紀”第 13節）。因之，達芬奇並不是第一個亞裏士多德之後的“百科全書式”人物和大發明家，在他出現的兩百年前已經有神學家是具備了這種科學才智了。例如在丹皮爾那部著名的科學史中提到，早在早期限的加洛林王朝，學校教育就有四門必修課，即音樂、算術、幾何與天文學。盡管中世紀數百年，無法產生真正的科學，但是它為科學的產生作了某方麵準備，包括了最早期科學家的思維訓練、教養，無論基督教自覺還是不自覺，研究物界，是知曉上帝創造的最佳途徑，這是基督教中世紀前後的一致觀念。這就可以解釋為何象牛頓那樣的人物會出現在科學史與宗教史兩種的曆史的重疊處，為何他會這樣思想問題的。
不過，另一方麵，中世紀天主教一統天下，教皇之說代表了最高知識。哥白尼遇到麻煩了。開普勒的“地心說”是教廷親定的，代表了上帝的啟示，所以教皇認為“隻能把哥白尼的東西作數學考慮”。但這並不等於說，哥白尼與伽利略的學說在當年的基督教世界中沒有支持者。不是，有！在英國和荷蘭，出現了基督教徒捍衛哥白尼學說與天主教廷公開抗爭的事。這持續了幾十年，包括了後來兩人的世界能夠傳播例如美洲等地，誰做的，基督教傳教士，而不是無神論者。
伽利略本人死在軟禁中，而伽利略學說卻在基督教世界裏流傳，還有伽氏的天文望遠鏡的改良者，英國人約翰.威爾金斯，在死時卻當上了主教。為何會這樣？因為哥白尼與伽利略是天主教徒，教皇決定他們的學說乃至人身的命運，而威爾金斯則是英國的新教徒，是天主教的分裂出來的。
對於科學的發展而言，史學家告訴我們：不要低詁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對科學革命與科學理念傳播的作用。的確如是，十六十七世紀的新教，大量歡迎科學學說，隻要不與《聖經》有正麵衝突的，而羅馬教廷不同意的，他們都讚成。唉，有時政治這東西，真不知怎麽說好。
這裏要解釋一下布魯諾的情況，許多人一直認為布魯諾被燒死是因為他的科學學說。史料顯示：不是，是因為布魯諾堅持按照自己的學說，世界存在另一個神，這個神在基督出現之前已經在原始宗教中啟示出來了，是基督教消滅了真正的神的崇拜，他主張要恢複前基督教時代的“自然崇拜”，羅馬教廷應該結束了。好了，這不是造反是什麽，布魯諾如果不改變自己的主張，那還得了？因之布魯諾是作為“宣揚邪神”而被羅馬教廷的異端裁判所決定處死。
英國劍橋大學學者、著名的科學史專家布魯克（John H.Brooke）在其《科學與宗教》這部當代名著中說：
“在一個對人類理性充滿前所未有的信心的時代，對那些懷有種種不同的動機攻擊既定基督教的人來講，科學方法和成果是一種強大的資源。但是，把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簡化為理性與迷信之間的兩極對立是不能允許的，即使對於那個具有這種修辭力量的時期來說也是如此。把科學轉變成為世俗化力量的往往不是自然哲學家本人，而是那些在社會和政治方麵另有所圖的思想家。盡管某些科學發現可以被援引來支持一種唯物主義哲學，但它們通常隻能允許不那麽極端的解釋。而且，在懷疑論和基督教發生衝突的時候，科學仍然能夠站在天使的一邊——尤其是在英格蘭，對設計的論證在捍衛信仰方麵保持了戰略性的作用。盡管在法國，唯物主義者拉美特利聲稱對自然的研究隻能造就不信上帝者，但羅伯特.波爾則相反，他聲明了英語世界的更普遍的思想感情：如果一個人不研究自然，那他就隻能成為一個無神論者了。”（見氏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這是我們知道的“啟蒙時代”的情況，英國在當年，在天文學與物理學的研究上，都是歐洲（即是說世界）領先的。
在歐洲，科學與宗教的恩怨的確很深，但是並不象某些人宣傳的那樣，宗教除了要禁止科學的研究與傳播之外，完全對科學采取敵對態度。這肯定不符合史實，也解釋不了中世紀之後為何科學方法會麵熟得如此快，其背後的思想資源、時代脈絡、學術承傳、觀念與參照係從何而來的問題，隻強調科學對宗教的反動與批判，科學才發現了真理，而宗教隻會掩蓋真理，那科學在十六、十七世紀的巨大成功，就仿如孫悟空在石頭裏爆出來一樣，是從天而臨的、意外的、偶然的事件。那些流行的無神論觀點於此根本沒有考慮到如何使自己的觀點自洽。
科學史是一部漸變史。我們今天熟悉的科學方法和科學成就，經曆了上千年的發展。也就是說，在基督教全麵控製的時代，今天的科學某些元素已經在蘊釀。布魯克這裏揭示了一個史實：老想把科學與宗教尖銳地對立起來的人，往往不是科學家，而是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思想家，他們另有所圖，要打倒一個以便他的東西成為“權威”。
這裏當然不排除宗教本身的故步自封了。這尤其表現在“進化論”的問題了。基督教世界的保守和狹隘性暴露無遺。
我想，在當代中國，這也是反基督教的真實而貼切的寫照。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我們幾十年堅持的普及教育中，基督教辦演的是個什麽角色了。
原載“關天茶舍”（2006-10-29）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333408&page=11
李杜韓
西方的科學發展與基督宗教的關係，處於長期的複雜、不穩定、日漸疏離、也日漸互相理解的關係中。對抗、鬥爭、爭論充斥這數百年，同時理性地思考對方，反思自己，也在這數百年中進行著，並且培育出越來越新的理性而友善的相處方式。
一
近代科學出現的初時，是科學方法與神學討論渾然一體的時候，這突出表現在中世紀後期（十三世紀）到啟蒙運動（十八世紀前期）時期，其代表個案是神學研究中的實證趨向與自然神論（通過對自然的研究來印證上帝創造的奧秘，論證上帝之在）的結合，這裏還包括了早期向世界傳播基督福音的傳教士們對科學知識的大量學習、運用的個案，例如到中國來的早期傳教士。
科學自獨立門戶的時期，即從啟蒙運動到十九世紀，這同時是無神論、懷疑論公開大行其道的時期，科學發現研究自然，不能首先引入“上帝”這樣的概念，引入“上帝”等於說信仰原理高於科學原理，這在科學是未能被證明為正確而且必然的事實，而未能被證明，則科學不能承認，那怕它在宗教信仰中被認為是確然的事實。於是，科學與宗教徹底分離了，而這分離，因為科學處處顯示它方法上的優勝，結論的嚴密客觀，體係的精思謹慎，讓宗教感到壓力，甚至常常處於尷尬中，因為，科學的成果被運用到反對有神論、支持無神論的社會思潮上來。
最後一個階段，是科學與宗教采取彈性處理態度的時期，這主要是二十世紀的特征了。這個時期大家不再采取敦優敦劣的態度了，這主要表現在西方典型的極端無神論地盤縮小，思想界的興趣不再是上帝與自然，而是“人的問題”成為二十世紀西方思想的關注點。最要是兩次世界大戰，充分暴露了人類世界的巨大危機，這比討論什麽有神還是無神要實際得多。而科學本身，也確定了自己的界限：超出自然現象本身的命題，科學不能證明是，也不證明不是，所以科學更加專門化、專業化，分工更為精細，與社會大眾的關係日漸疏離。霍金近年麵對人們的提問：你相信這個宇宙有上帝嗎？他通常的回答是：我不知道。這個態度最新出現在霍金訪華的學術演講中。另一個例子是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在1989年提出科學方法不能解決世界觀的問題，他們說：“有很多事物采用科學方法去考察，是沒有用處的。比如說，有很多信念——按其最根本的性質來說——不能夠被證明，也不能夠被推翻（比如說，超自然力或超自然物的存在問題，或者生命的真諦）。”（見Hugh G,Gauch,Jr著《科學方法實踐》，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P295頁），他們認為，從科學研究的角度說，超自然存在之間沒有可觀察的交互作用。這裏請充分注意“可觀察”這個詞，很明顯，可觀察，是自然物質現象的共有特質，科學就是憑這個特質確定到“某物”的存在及其與它物之關係的。而超自然存在，既然說是“超”，自然就說它不是“可觀察”。那麽，邏輯就很鮮明了：
“問題就變得很明確，自然存在物與超自然存在本就不存在，或者是因為，雖然他們存在，可是無法以我們能夠觀察的方式，與我們的物質世界交互作用”（同上書，同頁）
下麵這段話表達了西方科學界對待宗教與科學的曆史關係問題的最新的看法：
“流行的觀點把科學設想為一堆無懈可擊的事實，把宗教設想為一套無法證實的信念，並把兩者對立起來，這無疑是過分簡單化的做法。理論的革新通常會在科學共同體內部引起爭議，常常是分裂性的。因此，當它們衝擊到神聖的東西時，通常會存在相當大的爭論餘地。把科學和宗教之間的關係描述為神學教條在積累性的、不會出錯的科學麵前持續不斷的退縮，也就忽略了科學爭論的細微結構。宗教的利益當然也侵入了爭論，但其方式常常是微妙的，而非公然阻礙性的。”（John H.Brooke著《科學與宗教》，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P6頁）
二
科學史家的研究梳理的成果告訴我們，科學之所以從神學的“婢女”的地位上升為自立家門、分庭抗禮的地位，如果沒有一個“婢女”階段，科學方法的產生過程將是完全另一回事了。而基督教能夠在早期支持科學研究，大體因為基督教相信，全能上帝的創造是人類智慧可以了解的，了解更能有助於基督信仰的確定與傳播。這樣就產生了奇怪的效應了：一方麵，神學自覺地充當了科學的老師與監護人，某種程度可視為對科學精神的消減，另一方麵又不自覺地為近代科學的質的進步準備了某種條件。（見張誌偉主編《西方哲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P335頁）
大體上，中世紀是科學方法產生的溫床。基督教繼承了古希臘理性主義傳統，並且保存在大量古希臘原典，發揚了好辯、好思、好求證的精神，大自然，在中世紀研究的教士眼內，並不具備混然的神秘性，它是可以分解、分析、取其原材料進行實證的存在物，“自然失去了神秘性，它不過是上帝為人類準備的家園，因而雖然研究自然被看做是沒有出息的甚至褻瀆神靈的事情，因而嚴重地阻礙了自然科學的發展，但是它卻以‘祛魅’的方式消解了自然的神秘性，這就為近代科學和哲學的機械論自然觀開辟了道路了”（同上書，同頁）所以在思維方式上，中世紀完全是理性主義式的，注重論證、邏輯與事實的完全融洽，這對科學方法論的產生有直接的巨大影響。例如大家熟悉的“奧卡姆剃刀”：在證明中，若非必須，無需引入新的實體。就體現出典型的實證求實求真精神，這個法則完全被後來的科學方法所接納。例如托馬斯. 阿奎那的老師大阿爾伯特，普通人隻知道他是神學家，但是科學史家的研究卻以實在的學術成果證明了他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科學之一，Lindberg說大阿爾伯特“在整個中世紀，或許他是最好的植物學家，他的智慧幾乎是無窮的，他在非神學方麵的寫作，包括了物理學、天文學、占星術、煉金術、礦物學、生理學、心理學、藥物學、自然史、邏輯，以及數學”（轉引自Hugh G,Gauch,Jr著《科學方法實踐》，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這個人物的貢獻，可同時參看W.C.丹皮爾著名的《科學史》第二章“中世紀”第 13節）。因之，達芬奇並不是第一個亞裏士多德之後的“百科全書式”人物和大發明家，在他出現的兩百年前已經有神學家是具備了這種科學才智了。例如在丹皮爾那部著名的科學史中提到，早在早期限的加洛林王朝，學校教育就有四門必修課，即音樂、算術、幾何與天文學。盡管中世紀數百年，無法產生真正的科學，但是它為科學的產生作了某方麵準備，包括了最早期科學家的思維訓練、教養，無論基督教自覺還是不自覺，研究物界，是知曉上帝創造的最佳途徑，這是基督教中世紀前後的一致觀念。這就可以解釋為何象牛頓那樣的人物會出現在科學史與宗教史兩種的曆史的重疊處，為何他會這樣思想問題的。
不過，另一方麵，中世紀天主教一統天下，教皇之說代表了最高知識。哥白尼遇到麻煩了。開普勒的“地心說”是教廷親定的，代表了上帝的啟示，所以教皇認為“隻能把哥白尼的東西作數學考慮”。但這並不等於說，哥白尼與伽利略的學說在當年的基督教世界中沒有支持者。不是，有！在英國和荷蘭，出現了基督教徒捍衛哥白尼學說與天主教廷公開抗爭的事。這持續了幾十年，包括了後來兩人的世界能夠傳播例如美洲等地，誰做的，基督教傳教士，而不是無神論者。
伽利略本人死在軟禁中，而伽利略學說卻在基督教世界裏流傳，還有伽氏的天文望遠鏡的改良者，英國人約翰.威爾金斯，在死時卻當上了主教。為何會這樣？因為哥白尼與伽利略是天主教徒，教皇決定他們的學說乃至人身的命運，而威爾金斯則是英國的新教徒，是天主教的分裂出來的。
對於科學的發展而言，史學家告訴我們：不要低詁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對科學革命與科學理念傳播的作用。的確如是，十六十七世紀的新教，大量歡迎科學學說，隻要不與《聖經》有正麵衝突的，而羅馬教廷不同意的，他們都讚成。唉，有時政治這東西，真不知怎麽說好。
這裏要解釋一下布魯諾的情況，許多人一直認為布魯諾被燒死是因為他的科學學說。史料顯示：不是，是因為布魯諾堅持按照自己的學說，世界存在另一個神，這個神在基督出現之前已經在原始宗教中啟示出來了，是基督教消滅了真正的神的崇拜，他主張要恢複前基督教時代的“自然崇拜”，羅馬教廷應該結束了。好了，這不是造反是什麽，布魯諾如果不改變自己的主張，那還得了？因之布魯諾是作為“宣揚邪神”而被羅馬教廷的異端裁判所決定處死。
英國劍橋大學學者、著名的科學史專家布魯克（John H.Brooke）在其《科學與宗教》這部當代名著中說：
“在一個對人類理性充滿前所未有的信心的時代，對那些懷有種種不同的動機攻擊既定基督教的人來講，科學方法和成果是一種強大的資源。但是，把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簡化為理性與迷信之間的兩極對立是不能允許的，即使對於那個具有這種修辭力量的時期來說也是如此。把科學轉變成為世俗化力量的往往不是自然哲學家本人，而是那些在社會和政治方麵另有所圖的思想家。盡管某些科學發現可以被援引來支持一種唯物主義哲學，但它們通常隻能允許不那麽極端的解釋。而且，在懷疑論和基督教發生衝突的時候，科學仍然能夠站在天使的一邊——尤其是在英格蘭，對設計的論證在捍衛信仰方麵保持了戰略性的作用。盡管在法國，唯物主義者拉美特利聲稱對自然的研究隻能造就不信上帝者，但羅伯特.波爾則相反，他聲明了英語世界的更普遍的思想感情：如果一個人不研究自然，那他就隻能成為一個無神論者了。”（見氏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這是我們知道的“啟蒙時代”的情況，英國在當年，在天文學與物理學的研究上，都是歐洲（即是說世界）領先的。
在歐洲，科學與宗教的恩怨的確很深，但是並不象某些人宣傳的那樣，宗教除了要禁止科學的研究與傳播之外，完全對科學采取敵對態度。這肯定不符合史實，也解釋不了中世紀之後為何科學方法會麵熟得如此快，其背後的思想資源、時代脈絡、學術承傳、觀念與參照係從何而來的問題，隻強調科學對宗教的反動與批判，科學才發現了真理，而宗教隻會掩蓋真理，那科學在十六、十七世紀的巨大成功，就仿如孫悟空在石頭裏爆出來一樣，是從天而臨的、意外的、偶然的事件。那些流行的無神論觀點於此根本沒有考慮到如何使自己的觀點自洽。
科學史是一部漸變史。我們今天熟悉的科學方法和科學成就，經曆了上千年的發展。也就是說，在基督教全麵控製的時代，今天的科學某些元素已經在蘊釀。布魯克這裏揭示了一個史實：老想把科學與宗教尖銳地對立起來的人，往往不是科學家，而是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思想家，他們另有所圖，要打倒一個以便他的東西成為“權威”。
這裏當然不排除宗教本身的故步自封了。這尤其表現在“進化論”的問題了。基督教世界的保守和狹隘性暴露無遺。
我想，在當代中國，這也是反基督教的真實而貼切的寫照。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我們幾十年堅持的普及教育中，基督教辦演的是個什麽角色了。
原載“關天茶舍”（2006-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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