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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個奴隸，多一個弟兄
文：王書亞
近年來，英國和美國在教會推動下，掀起一場白人為祖先販奴行為認罪、悔改和向黑人道歉、賠償的運動。一些教會為信眾的祖先參與販奴而公開道歉，有的甚至考慮如何向教會的黑人成員進行賠償。
1562年，約翰·霍金斯成為第一個將非洲人販賣到大西洋的英國人。他因為幫助英國海軍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被伊麗莎白女王冊封為爵士。2006年6月，他的直係後代、三十七歲的基督徒安德魯·霍金斯來到岡比亞，出現在當地一個國際盛會上。他身綁鐵鏈，和另外二十名誌願者一起跪在兩萬五千名非洲人麵前，為祖先的罪行道歉，請求非洲居民的原諒。他們下跪後，全場沉默良久。最後，參加慶典的岡比亞副總統走上前去，將安德魯扶了起來。
這一場麵，使人追想兩百多年前普世廢奴運動的兩條道路，一是以威伯福斯為代表的、福音奮興運動影響下的英美廢奴運動，一是以羅伯斯庇爾為代表的、啟蒙運動影響下的法國廢奴運動。安德魯的道歉，使他從一個被罪所捆綁的為奴之地，遷到一個四海之內皆弟兄的應許之地。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英、法兩種廢奴運動的差異，也無法理解威伯福斯這位憲政史上也許是最偉大的基督教政治家。他和“克拉朋聯盟”的七名基督徒一道，以畢生精力和道德表率，不費別人一槍一卒，隻費自己四十五年的生命，終於在1807年推動英國通過了《廢奴貿易法案》。威伯福斯隨後致信他的好朋友門羅及美國總統傑斐遜，請求兩國共同搜捕海上奴隸船隻。1809年，美國在英美雙邊會議中宣布，在星條旗下禁止奴隸貿易。1815年，“克拉朋聯盟”推動英國在維也納和會上，促使歐洲各國同意禁止奴隸貿易。1833年，威伯福斯去世後的第三天，英國議會通過了最後廢奴法案，宣布奴隸製為非法，並以每人二十七英鎊，共付兩千萬英鎊的贖金，解放大英帝國全境內的七十五萬奴隸。
廢奴與革命
法國的廢奴在觀念上是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的產物，在政治上則是大革命和斷頭台的要求。就像“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這句歌詞，“奴隸”不僅指向一種“一個人是另一個人的財產”的製度，更是一個具有濃厚政治意義的比喻，所以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反對奴隸製，但他沒有幾句話關懷奴隸，通篇隻是借奴隸的譬喻批評君主製而已。羅伯斯庇爾曾是廢奴團體“黑人之友”的成員，經過千萬顆人頭落地後，1784年2月，雅各賓黨人宣布在一切法屬殖民地廢除奴隸貿易。法國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口頭上的廢奴國家，因為這時一切法屬殖民地幾乎都被英國接管了。
1802年，英國將它占據的殖民地歸還法國，法國立即恢複了奴隸貿易。1815年維也納和平會議上，法國願以讓出一個殖民地的代價，勸說英國放棄要求歐洲各國禁止奴隸貿易的提案，但遭到威靈頓公爵的拒絕。維也納公約簽署之後，法國與英國達成補充協議，延長五年奴隸貿易。隨後一直拖到1831年，在英國壓力下，法國再次簽約禁止本國國民直接或間接從事奴隸貿易。但短短兩年之後，法國政府又一次撕毀條約，以“勞工自由輸入”的名義公開恢複黑奴販賣。直到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在林肯為解放奴隸而戰的影響和壓力下，才終止了奴隸貿易。
在革命家和世俗的自由主義者看來，奴隸不應該存在，是因為“人”的價值在宗教的束縛下被重新發現，成為了宇宙的中心。康德，孔多塞，潘恩、黑格爾，無數的人為這一夢想而激動。，康德在1894年斷言，“每經過一次革命，啟蒙的種子都發出更茁壯的幼芽”。“天賦人權”的自然法觀念，在基督信仰被質疑和削弱的時代，支撐了古老的平等理想。直到今天，多數人仍將其視為人類幾百年來的主流思潮，並接受為自己的世界觀。一般民眾也誤以為奴隸製在近代的廢除，正是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的一個結果。其實在人的理性第一次被高舉的古希臘，哲人們普遍認為奴隸製是正當的。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把奴隸製視為“天然的、有利的和公正的”。柏拉圖的《理想國》，同樣把奴隸視為“理想社會的必要成分”。近代啟蒙思想家開始批判奴隸製，如孟德斯鳩認為奴隸製違反自然法和民法，是一種“少數懶惰、富裕和驕奢淫逸的人為一己私利而推行的無益的製度”。和希臘哲人一樣，有益還是無益始終還是評判的根據。因為他們關心的是處境，而非心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在1974年的研究表明，美國十九世紀的南方奴隸製對奴隸和奴隸主而言都是較好的製度。“南方奴隸的福利和營養狀況普遍比北方的工人階級更好”。按孟德斯鳩的邏輯，他要反對的就應該是工廠製，而不是奴隸製。
盧梭反對奴隸製的立足點，也充分顯出理性主義的傲慢與狹隘，他說：“一個人無償的奉送自己，這是荒謬的和不可思議的。”一個人若這樣做，就說明他已喪失了健全的理智，而“瘋狂是不能形成一種權利的”。
在廢除奴隸問題上，啟蒙運動作出過卓越貢獻，但也始終被三個困境和悖論所纏繞。
一是“自願為奴”的古典悖論。在自由主義的價值預設上，一個人有沒有自願為奴的權利呢？這是最早由近代國際法的始祖格勞秀斯提出的難題，橫亙在數百年的人文主義世代之中。盧梭的意思是自願為奴的人都是瘋子，所以堅決不允，他必須被強迫成為一個自由人。到二十世紀，自由主義右翼的代表人物諾齊克重提這一悖論，他說：“一個自由體係是否將允許這個人把自己賣為奴隸？我相信它將允許。”“自然權利”或天賦人權觀，強調人是自身的所有者，而不是為他的造物主所有。既然人擁有自身，他當然有權自願轉讓屬於自己的東西。這兩種回答顯然都將顛覆啟蒙運動和天賦人權的價值正當性，因為自願為奴還可引申出自願賣淫、自願亂倫等等。自由主義本身無法阻止這個世界毀滅它賴以存在的道德根基。如果我們關心的對象不是一個“有靈的人”，我們的眼光就無法從理性主義自我設計的那個世界中脫穎而出。
第二，人文主義使它所信奉的價值擺脫了信仰的底座，就不可避免的導致了種族主義或“前種族主義”的興起。塔吉耶夫是研究種族主義的著名學者，他在《種族主義淵源》一書中敏銳的觀察到這一點。他說，早期基督教的反猶傾向是基於信仰的。這種傾向排斥的隻是猶太人的“異教”。假若猶太人改宗基督，他就不會再受到差別對待。但十五世紀以來的世俗化，一麵淡化了信仰至上，一麵卻並未淡化、而且首先在西班牙等地還強化了反猶行為。“如果說過去的反猶主要是反對猶太教，表現為促使猶太人改宗基督，那麽現代的反猶則成為反對猶太血統”，由於“血統肮髒”或不純，猶太人的命運不再與信仰和真理有關。於是反猶運動便由信仰上的“同化”，發展為肉體上的隔離、驅逐乃至消滅。塔吉耶夫指出這恰恰與基督教的普救論思想背道而馳，正是世俗化的人文主義，催生出了“前種族主義”。
第三，啟蒙運動的反宗教傾向，也在普世奴隸製被廢止後，強化了對有色人種的種族主義。這也是塔吉耶夫的觀察。他承認啟蒙運動所推崇的自由人權觀念幫助了廢奴運動和黑人解放，但他尖銳的指出，啟蒙運動具有“反奴隸製和反黑人”兩種傾向共存的悖論。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認為亞當、夏娃為人類共祖的說法不過是神話，他們反對基督教正統神學的人類同源論，主張“人類多源論”，反宗教不可避免的導致價值的多元和相對主義，將黑人看作異類的傾向就在人心中難以抑製。一旦你認為人類缺乏一個共同根源，那麽黑人與白人之別，就與人與猿之別無異。
廢奴與福音
幾百年來，影響世界的另一場針鋒相對的運動，即基督教的福音主義運動，卻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文主義的曆史學家和思想家有意忽略了。啟蒙運動基於人的“生而平等”反對奴隸製；英美的福音派基督徒和政治家則基於人的“被造平等”反對奴隸製。前者為一個“理性的王國”而戰；後者則為“上帝的國度”而戰。革命家以暴力反對製度，以製度改造人性，為了使“人的旨意行在地上”。而威伯福斯和他的弟兄們在廢奴運動中的全部努力，隻為了遵循和見證《聖經》的教導。如布道家約翰·衛斯理為他們代禱的那樣，“因著你們的興起，願這整體的見證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議院，如同行在天上”。他們效法耶穌基督的道路，以信仰改變心靈，以心靈改變處境。這是與啟蒙運動的理性崇拜和製度崇拜相反的一條道路。
這兩條兩條廢奴之路，共同推動六千年的奴隸製在近代最鼎盛之際戛然而止。它們也帶來了十九世紀的兩個結果，“一個人是另一個人的奴隸”的時代結束了，“一個人是一切人的奴隸”的時代卻從此拉開了序幕。革命家的道路是“從奴隸到將軍”，威伯福斯們的道路卻是“從奴隸到弟兄”。他們不相信暴力，隻相信“柔和的舌頭，能折斷骨頭”。
後一條道路跨越了兩個時代，也超越了狹義上的奴隸製。因為啟蒙運動追求的平等，是打碎了人類的整體性的、原子式的平等，人與人平等得就像兩顆遙遠的星球。而英國廢奴主義者追求的平等，卻根植於人類在上帝麵前的整體性，平等的目的是平等得像弟兄。廢奴已成曆史，但這一根植於基督教信仰的理想卻從未成為曆史。
有人批評《聖經》中沒有提出廢奴主張。使徒保羅曾在《腓利門書》中涉及奴隸製度。腓利門是當時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從他家中逃跑的奴隸，曾與保羅一同坐監，在獄中成為基督徒。保羅一麵要求阿尼西母回去，一麵寫了一封致腓利門的信，要求腓利門接納“在基督裏”的阿尼西母。既然基督同時為奴隸和奴隸主而死，以上帝獨生子的血贖他們的罪，並為他們而複活，奉耶穌基督為主的人，就被稱為神的兒女。“從此以後，你不是奴仆，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著神為後嗣”。這就是基督教所傳揚的福音。當阿尼西母與腓利門同為神的後嗣時，他就“不再是奴仆，乃是高過奴仆，是親愛的弟兄”。一個基督徒奴隸揣著這封信，冒著逃亡奴隸將被處死的危險，憑著信心走在重為奴隸的返鄉路上，活像一個盧梭眼裏的“瘋子”。阿尼西母知道等待他的那個人，在處境中是他的主人，但在靈魂中是他的弟兄。這就是人類廢奴史的開端，也是人類史上真正充滿希望的畫麵之一。
基督教的目的不是打倒奴隸製，而是將奴隸意識從人心中廢去，在一切處境之下拯救人的靈魂。而靈魂的改變，最終將導致處境的改變。福音也因此成為世俗廢奴運動的一部分。以古代奴隸製的消失為例，1827年，德國史家克魯澤爾在《古代羅馬奴隸製概述》中，將近代奴隸製的消失歸因於基督教的傳播，他認為“奴隸製是世界曆史的巨大分界線，它把異教同基督教永久性地分離開來”。亞裏士多德曾斷言，在奴隸和自由人之間“不可能有友誼可言”。但從一世紀起，基督徒卻和奴隸成為弟兄，一起在上帝跟前領受聖餐。二、三世紀以來，基督徒開始釋放和贖回奴隸。，一位叫卡裏斯圖斯的奴隸在三世紀成為牧師，再成為主教，羅馬天主教甚至將他列為早期的一位教皇。六世紀時，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修築了當時最雄偉的聖維他爾大教堂，就是以四世紀時一位殉道的基督徒奴隸命名的。事實上，歐洲的奴隸製隨著福音的遍傳而消失。1102年，倫敦宗教會議確認奴隸製和奴隸貿易為非法。在啟蒙運動遠未到來的14世紀，奴隸製已在歐洲大陸和英國基本絕跡。
對非洲的殖民帶來近代奴隸製的死灰複燃。但也帶來新一輪的福音化。英美廢奴運動有兩股力量及其象征人物，一是為奴隸爭取自由的威伯福斯和他領導的“克拉朋聯盟”，一是推動了黑奴福音大複興的傳教士，如著名的莫拉維弟兄會，他們打破傳統教會的等次，均以弟兄相稱。為要向黑人奴隸傳福音，甚至故意成為奴隸，在非洲各處飽受患難，自稱“隱藏的種子”。十八世紀後期，“克拉朋聯盟”成功推動了允許宣教士到殖民地傳福音的立法，新教各大教會如浸信會、衛理公會、長老會等，均向各殖民地傳播福音，領引大批黑奴歸主。英美的普世廢奴運動正是“自由化”和“福音化”兩種努力的匯合，一種為了“少一個奴隸”，一種為了“多一個弟兄”。
1815年，歐洲各國迫於英國壓力同意廢除奴隸貿易。消息傳來，當晚英國各處的教堂擠滿了進來禱告的黑奴。之後英屬殖民地迎來了第一次黑人福音大複興。1824年，倫敦傳道會的史密斯牧師，在殖民地的一場黑奴與白人衝突中，以煽動叛亂罪被判死刑，為黑人弟兄而死。史密斯牧師在法庭上一言不發，隻在宣判前大聲誦讀《哥林多後書》第4章8-9節，“我們四麵受敵卻不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這一事件震動了英倫三島。威伯福斯因自己沒有參與對史密斯牧師的營救，公開向倫敦傳道會道歉。這一年，他最後一次向議會提交了徹底廢除奴隸製的請願書，第三代“克拉朋聯盟”的領袖巴克斯頓稱這份請願書為“一項革命性的、宣告奴隸製度為基督教和憲法所不齒的提案”。但威伯福斯認為自己犯下大錯，選擇退出政壇。
威伯福斯的廢奴運動，與教會的屬靈支持也有著緊密關聯。剛信主時，他一度想退出政治，這時他遇見了六十歲的福音派牧師約翰·牛頓。牛頓與當時著名的福音派領袖沈美恩一樣，都曾是奴隸販子。牛頓的母親為他的悔改數十年不斷祈禱。他在母親去世後悔改信主，寫下大量詩歌，其中《奇異恩典》堪稱幾百年來全世界流傳最廣的一首聖詩。一天夜晚，威伯福斯來到牛頓住處，向他傾訴，與他一起禱告。牛頓認為上帝要帶領這個年輕人走一條別人沒有走過的路。他建議威伯福斯不要退出議會，並為他代禱，“我盼望並相信主耶穌高舉了你，是為了他的教會和我們國家的益處”。這個代禱奠定了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福音派領袖衛斯理在威伯福斯一生中也曾恒切為他禱告，離世前還特別寫信鼓勵威伯福斯。
美國的廢奴進程，同樣受到福音奮興運動的影響。1835年全美廢止奴隸製協會的成員，有三分之二是福音派牧師。那些建立所謂“地下鐵道”幫助黑奴逃到北方的組織者，幾乎全是貴格派的信徒。長老會和衛理公會都曾給予廢奴運動屬靈上的支持。福音派女作家哈拿·摩爾受到威伯福斯的鼓勵，在英國各地成立主日學，並寫出大量的福音小冊子。其中著名的《鄉野政談》，公開反對潘恩建立在人文主義之上的人權論。她後來成為“克拉朋聯盟”的成員。摩爾的作品，鼓勵了一大批英美基督徒女性投身熱烈的廢奴浪潮，成為廢奴運動中一個美好的見證。其中最為人知的，莫過於寫出《湯姆叔叔的小屋》（黑奴籲天錄）的斯托夫人，這部小說對美國廢奴運動有著深遠的震撼力。
福音與政治
許多曆史學家對“克拉朋聯盟”的評價都不高，認為他們太迂腐，太看重道德立場，缺乏妥協的政治智慧。他們不理解威伯福斯是一個“屬基督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屬政治的基督徒”。兩者都懷有政治的負擔，卻有天壤之別。政治隻是威伯福斯的修道院，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認為廢奴的目的隻是“把人的價值重新帶回到上帝麵前”。
威伯福斯代表的英國廢奴運動，和接踵而至的美國廢奴運動，是奴隸製在近代被廢止的主要力量。不是啟蒙思想家和革命者，而是被他們輕蔑的福音派基督徒，憑著恒久忍耐的信心完成了結束奴隸製的使命。福音奮興運動誕生於十八世紀的英國，懷特腓和約翰·衛斯理是早期的領袖。1738年，衛斯理參加莫拉維弟兄會的一次聚會，有人宣讀馬丁·路德的《羅馬書序言》時，他如遭雷擊，經曆了因上帝的話語而得赦免、重生和釋放的體驗。從此衛斯理走出教堂，到底層民眾中宣講福音，無數工人、農民和黑奴聽他講道之後淚流滿麵，向著正被大時代所拋棄的信仰歸正。在高歌猛進的大時代前夜，基督教信仰迎來了它在理性主義時代的第一次複興。接下來一個多世紀，人類將進入有史以來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信仰與理性、心靈與處境全麵對峙的大時代。福音奮興運動是基督教信仰麵向這一挑戰的回應，從此，福音主義與理性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對峙就一直持續到今天。
英美的廢奴運動正是福音主義的產物，而非理性主義的產物。1797年衛理公宗（徇道會）脫離國教，聖公會內受福音派的影響形成“低教派”（Low Church），成為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前三十年“全英格蘭最深沉、最熱烈的信仰者”，威伯福斯正是這一時期福音派的傑出人物，他二十一歲成為下議院最年輕的議員，他的好朋友皮特擔任首相，希望他成為自己的接班人。威伯福斯二十二歲時受福音運動的影響，成為虔誠的福音派信徒。他在信仰上一麵注重“持守加爾文主義（改革宗神學）”，一麵也看重“衛斯理福音複興的重生經曆”，主張純正教義和屬靈體驗的平衡。既反對陷入教條主義，也反對落入神秘主義。他終其一生為廢奴而戰，替聾子聽聞，為啞巴開口，與哀哭的人同哭，被英國人視為議會中的道德楷模。他以親身的見證，將福音運動帶入英國的政治界和貴族圈。
威伯福斯寫下第一篇廢奴文章時，整個國會幾乎隻有他一個相信“三位一體”的基督徒。當他1789年第一次提出廢奴法案，所有人都把他當作一個不懂政治的唐·吉訶德，妄圖以一項基督教教義，對抗大英帝國肥厚的國家利益。威伯福斯在議會內首先向艾略特傳福音，後來與他成為彼此天天代禱的屬靈夥伴。每當議會中爭吵不休，他們就退出去一起禱告。1797年，威伯福斯出版《真實的基督教》一書，許多議員和貴族因讀這本書而信耶穌。威伯福斯堅信“英國的前途維係在一個最基本的點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當他們遇見政治性的抉擇，或在關鍵時刻，願意順服基督”。在他努力下，幾位基督徒議員組成了一個禱告會，發展為曆史上著名的“克拉朋聯盟”。女作家摩爾記載說，威伯福斯與他的弟兄們立誌“奉獻我們的口在議院中，奉獻我們的腳在家裏的禱告墊上，為每一件國家法案，為國家看不見的缺口向上帝禱告”。第一代聯盟共有八名基督徒，被後世稱為“克拉朋聖徒”。他們數十年持之以恒的提出廢奴議案，有一次禁止奴隸運輸的法案投票，全體議員拂袖而去，空蕩蕩的議會大廳隻剩下威伯福斯和艾略特兩個人。威伯福斯的堅忍，來源於對一個絕對的善惡標準的信心。他對弟兄們說：“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不在乎議案是否通過，而在乎提這個議案的動機和本質是否符合聖經。如果符合，即使沒有結果的應驗，也是上帝的旨意。”
1814年英國打敗法國，拿破侖遜位。威伯福斯寫下《廢除奴隸請願書》，說服英國議會在維也納會議上，向歐洲各國要求廢除奴隸貿易。在英使斡旋下，各國答應五年內禁止奴隸貿易。整個議會歡呼雀躍，慶祝這一偉大的外交勝利。威伯福斯一人卻伏案痛哭，令全場尷尬。他站起來說，非洲還在流血，五年內誰知道法國又會發生什麽革命。難道戰爭中犧牲的無數生命，是為了縱容法國和各國維持一個罪惡的製度嗎？他說：“我願以餘生親嚐黑奴的痛苦，而非在這樣的歐洲和平書上永遠留名。”威伯福斯的信仰力量不但感動了議員，也感動了英國民眾。消息傳出後，議會在十天內竟收到二十五萬封請願信，一個月內收到一百五十萬封請願信。
“克拉朋聯盟”並不是一群書齋中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努力也不局限於議會。成員之一的克拉克森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論奴隸與人口販賣》及1807年的巨著《廢除販賣奴隸的曆史》，對普世廢奴運動影響巨大。沙皇亞曆山大一世就是讀了他的書後才決心加入廢奴運動。他們當中除了政治家和作家，還有商人和總督。他們不但有基督徒的信仰，也有英國人的智慧。他們在策略上以貿易發展削弱對黑奴的市場需求，以教育提升黑人的價值，希望先用二十年的時間廢除視奴隸為動物的販賣，再用二十年時間以贖買方式廢除以奴隸為財產的製度。1890年，“克拉朋聯盟”在西非買下“獅子山國”，將他們從歐洲和美洲解救的一千九百八十名黑奴送回那裏，建立了一個沒有奴隸的自由城，幫助黑人自由勞動，與英國進行平等貿易。這就是今天的塞拉利昂共和國，它的首都就叫自由城。
美國曆史學家戴維斯在1984年的《奴隸製度與人類文明的進步》一書中，克服數百年來人文主義的宗教偏見，給了“克拉朋聯盟”公允的評價：
克拉朋的這一小群基督徒堅信，人的基本自由和價值，高於任何政治、經濟和社會階級所能剝奪的。這一個信念，是來自上帝在人良知中所刻下的律法，是道德中的至上法條。任何法律違背這一基本點，帶來的必將是敗壞的連鎖反應。這種堅信，凝聚了這批基督徒，為扭轉整個時代的傷害，全心全力地投入政治改革，以整整五十八年（1780-1838）持續的努力，慢慢的挪除一切人為製度與法律上的攔阻。這一群基督徒，個個堅守聖潔的生活，以執行這項聖潔的律法改革。並似乎是在永無止盡的反對中屹立不搖。
威伯福斯一生謹慎的看待福音與政治的關係。他說：“福音和政治自由是上帝幫助黑人的兩條平行軌道。基督徒政治家仍需推動廢奴的立法，宣教士仍需忠於他們的立場，黑奴信主後仍需守法。”他一生堅持宗教寬容和政教分離的精神。但與自由主義者的理解不同，分離的意思不是政治與宗教無關。在威伯福斯看來，與信仰無關的政治隻可能是專製。分離的意思是任何人的信仰不被強製。而寬容的基礎也不是價值的多元，恰恰是對真理的確信。１７８９年英格蘭與天主教國家愛爾蘭合並，引發政教衝突。威伯福斯為捍衛天主教徒的參政權，公開反對喬治三世，直到十年後天主教徒取得議會的席位。他說，一個基督徒政治家永遠不需要擔心結果，他隻應擔心“有沒有用不公平的方法去勝過對手”。真信心是寬容精神的來源，不寬容的根源在於恐懼，而恐懼來自於不確信。
四十年後，威伯福斯宣布退出政治圈，此時英國上下兩院的基督徒超過了兩百名。
福音與保守主義
“克拉朋聯盟”為廢奴奮鬥的半個世紀（1780-1838），恰好是英國保守主義和議會政治的形成時期（1770-1832）。除了短暫的中斷外，托利黨人幾乎一直執掌大權。同時這半個世紀也是理性主義和自然神論等思潮對基督教信仰構成最大挑戰的時代。以賽亞·伯林曾列舉啟蒙時代的“六個自由的敵人”——愛爾維修、盧梭、費希特、黑格爾、聖西門和邁斯特。這六位先生恰好也都死在這半個世紀內（1771-1831）。
這就是威伯福斯身處的三個大致重疊的時代。在法國大革命衝擊下，歐洲進入了法國流亡者夏多勃裏昂子爵在《墓中回憶錄》中所稱的“一個失去神聖權威的世界”，人類的價值觀劇烈搖晃，但最終在英國重新站穩腳跟。在威伯福斯的一生中，英國為世界積累起三筆影響至今的精神財富。一是廢除奴隸製，二是福音奮興運動，三是保守主義。
英國的保守主義有三個源頭，一是基督教信仰，尤其是清教徒和福音派傳統。這一源頭可以追溯到1594年，改教家理查德·胡克發表《論教會體製的法則》，其中突出而明確的表達了保守主義的信念。二是普通法的傳統，代表人物是柯克和布萊克斯通，後者在1769年發表《英國法釋義》，對英國法治傳統作了最傑出的闡釋和守望。三是經驗主義的哲學傳統，代表人物當然是大衛·休謨。保守主義的意思就是對這三大源頭的保守——信仰、憲法及其在時間中的經過。而這幾乎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混合體。直到二十世紀初，英國保守主義理論家塞西爾仍然認為，保守主義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在政治範圍內監護人民的信仰。
這半個世紀內，英國恰好湧現出三位塑造了保守主義品格的政治家。一是被稱為第一位保守黨首相的皮特。他堪稱英國保守主義的政治之父。二是柏克，他的《法國革命隨想錄》被一位德國政論家稱為“在所有語言中出現的對革命思想的最有力的駁斥”。柏克雖是輝格黨人，卻因此成為保守主義的集大成者，可謂保守主義的思想之父。第三個是威伯福斯，他是英國保守主義的信仰之父。從來沒有一個基督徒，在世俗政治中高舉基督信仰，並獲得如此成功的製度成就，同時又成為令人感佩的道德典範。
在私人影響上，威伯福斯也堪稱前兩位的教父。皮特與他是終身好友，支持廢奴運動。1792年，皮特在國會發表演說，將近代非洲黑奴的命運，同古代不列顛人在羅馬奴隸市場上的命運對照，打動了許多議員的心腸。盡管皮特一直不是基督徒，威伯福斯與他的政見也不總是一致。但丘吉爾認為，威伯福斯還是足以稱為皮特的“精神導師”。而柏克早年盡管重視宗教價值，自稱對宗教的信賴“比所有法律條文加起來的效力和影響，更勝出無數”。但他對傳統和習慣的保守，還是更多的來自經驗主義。直到1797年，柏克讀了威伯福斯《真實的基督教》一書，才慢慢轉變為一個相信“三位一體”的基督徒。但他出於對大革命的極度反對，沒有耐心區分兩種廢奴運動的差異，因此反對廢奴運動。認為一切廢奴主張都難免“充滿了雅各賓黨人的氣味”。
威伯福斯和福音運動極大地促進了英國的保守主義政治。1794年，英國在大革命衝擊下爆發激進浪潮，人們熱烈的宣稱攻占巴士底獄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事件”。皮特政府先後兩度暫停“人身保護令狀”的實施，甚至促使議會通過了限製集會法令，凡五十人以上集會，須經三名治安官批準。在這一保守主義立法時期，威伯福斯堅定地站在皮特一邊。他認為每個人都應是自己理性的管理者，當個人理性被公眾的激情所煽動時，有必要限製這樣的集會，“使憤怒和仇恨在群眾中慢慢的沉澱下來”。威伯福斯對廣場政治充滿戒心，終其一生不參加任何競選活動。
另一方麵，福音派牧師教導成為基督徒的黑人仍要遵守法治傳統。曆史學家湯普森評價衛理公會的曆史作用時，認為福音運動一麵賦予工人尊嚴，啟發了他們的覺悟；另一方麵教導工人遵守紀律，服從權柄，從而為即將到來的工廠時代培養出第一批敬業的勞動者。
結語
兩百年來，威伯福斯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更激勵著那些致力於社會政治改革的基督徒。如林肯、馬丁·路德·金等，都曾表達對威伯福斯的敬意。2005年，美國參眾兩院的十五名基督徒議員，效法“克拉朋聯盟”，成立了國會山禱告小組。一年多來，他們推動丹麥、英國、德國等國的一些基督徒議員，紛紛成立禱告小組，為各自的國家認罪禱告。
威伯福斯是近現代一位罕見的政治家，一個在成熟政客的眼裏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白癡”還要白癡的政治家。在肮髒的領域憑著信仰勝過種種試探。1807年2月23日，《廢奴貿易法案》通過的那一天，威伯福斯跪在下議院的角落裏，流淚禱告的一幕，將永遠留在人類政治史上閃耀信仰之光。他的墓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宮（西敏寺），這是人類史上一種憲政體製（威斯敏斯特模式）的誕生地，也是基督教史上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條）的誕生地。以刻在這裏的墓誌銘結束這篇紀念文章，是最合適不過了：
溫暖的仁慈，及昔世的公義
為地上添了一個基督徒生命，永恒不變的辯才。
在每一個公共事務上，他如此卓越，
在每一個公益運動裏，他是馬首，
不論在當時或是在屬靈上，
他解脫了彼時人們的需求，
憑著永不氣餒的努力，
藉著神的祝福，這份努力除去了英國
販奴的罪孽，
並預備了一條奴隸解放之路
鋪滿大英帝國的每一個屬地
（《兄弟相愛撼山河——威伯福斯與“克拉朋聯盟”》，張文亮著，敦煌文藝出版社“新百合傳記文叢”，2006年9月版。）
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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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個奴隸，多一個弟兄
文：王書亞
近年來，英國和美國在教會推動下，掀起一場白人為祖先販奴行為認罪、悔改和向黑人道歉、賠償的運動。一些教會為信眾的祖先參與販奴而公開道歉，有的甚至考慮如何向教會的黑人成員進行賠償。
1562年，約翰·霍金斯成為第一個將非洲人販賣到大西洋的英國人。他因為幫助英國海軍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被伊麗莎白女王冊封為爵士。2006年6月，他的直係後代、三十七歲的基督徒安德魯·霍金斯來到岡比亞，出現在當地一個國際盛會上。他身綁鐵鏈，和另外二十名誌願者一起跪在兩萬五千名非洲人麵前，為祖先的罪行道歉，請求非洲居民的原諒。他們下跪後，全場沉默良久。最後，參加慶典的岡比亞副總統走上前去，將安德魯扶了起來。
這一場麵，使人追想兩百多年前普世廢奴運動的兩條道路，一是以威伯福斯為代表的、福音奮興運動影響下的英美廢奴運動，一是以羅伯斯庇爾為代表的、啟蒙運動影響下的法國廢奴運動。安德魯的道歉，使他從一個被罪所捆綁的為奴之地，遷到一個四海之內皆弟兄的應許之地。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英、法兩種廢奴運動的差異，也無法理解威伯福斯這位憲政史上也許是最偉大的基督教政治家。他和“克拉朋聯盟”的七名基督徒一道，以畢生精力和道德表率，不費別人一槍一卒，隻費自己四十五年的生命，終於在1807年推動英國通過了《廢奴貿易法案》。威伯福斯隨後致信他的好朋友門羅及美國總統傑斐遜，請求兩國共同搜捕海上奴隸船隻。1809年，美國在英美雙邊會議中宣布，在星條旗下禁止奴隸貿易。1815年，“克拉朋聯盟”推動英國在維也納和會上，促使歐洲各國同意禁止奴隸貿易。1833年，威伯福斯去世後的第三天，英國議會通過了最後廢奴法案，宣布奴隸製為非法，並以每人二十七英鎊，共付兩千萬英鎊的贖金，解放大英帝國全境內的七十五萬奴隸。
廢奴與革命
法國的廢奴在觀念上是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的產物，在政治上則是大革命和斷頭台的要求。就像“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這句歌詞，“奴隸”不僅指向一種“一個人是另一個人的財產”的製度，更是一個具有濃厚政治意義的比喻，所以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反對奴隸製，但他沒有幾句話關懷奴隸，通篇隻是借奴隸的譬喻批評君主製而已。羅伯斯庇爾曾是廢奴團體“黑人之友”的成員，經過千萬顆人頭落地後，1784年2月，雅各賓黨人宣布在一切法屬殖民地廢除奴隸貿易。法國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口頭上的廢奴國家，因為這時一切法屬殖民地幾乎都被英國接管了。
1802年，英國將它占據的殖民地歸還法國，法國立即恢複了奴隸貿易。1815年維也納和平會議上，法國願以讓出一個殖民地的代價，勸說英國放棄要求歐洲各國禁止奴隸貿易的提案，但遭到威靈頓公爵的拒絕。維也納公約簽署之後，法國與英國達成補充協議，延長五年奴隸貿易。隨後一直拖到1831年，在英國壓力下，法國再次簽約禁止本國國民直接或間接從事奴隸貿易。但短短兩年之後，法國政府又一次撕毀條約，以“勞工自由輸入”的名義公開恢複黑奴販賣。直到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在林肯為解放奴隸而戰的影響和壓力下，才終止了奴隸貿易。
在革命家和世俗的自由主義者看來，奴隸不應該存在，是因為“人”的價值在宗教的束縛下被重新發現，成為了宇宙的中心。康德，孔多塞，潘恩、黑格爾，無數的人為這一夢想而激動。，康德在1894年斷言，“每經過一次革命，啟蒙的種子都發出更茁壯的幼芽”。“天賦人權”的自然法觀念，在基督信仰被質疑和削弱的時代，支撐了古老的平等理想。直到今天，多數人仍將其視為人類幾百年來的主流思潮，並接受為自己的世界觀。一般民眾也誤以為奴隸製在近代的廢除，正是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的一個結果。其實在人的理性第一次被高舉的古希臘，哲人們普遍認為奴隸製是正當的。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把奴隸製視為“天然的、有利的和公正的”。柏拉圖的《理想國》，同樣把奴隸視為“理想社會的必要成分”。近代啟蒙思想家開始批判奴隸製，如孟德斯鳩認為奴隸製違反自然法和民法，是一種“少數懶惰、富裕和驕奢淫逸的人為一己私利而推行的無益的製度”。和希臘哲人一樣，有益還是無益始終還是評判的根據。因為他們關心的是處境，而非心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在1974年的研究表明，美國十九世紀的南方奴隸製對奴隸和奴隸主而言都是較好的製度。“南方奴隸的福利和營養狀況普遍比北方的工人階級更好”。按孟德斯鳩的邏輯，他要反對的就應該是工廠製，而不是奴隸製。
盧梭反對奴隸製的立足點，也充分顯出理性主義的傲慢與狹隘，他說：“一個人無償的奉送自己，這是荒謬的和不可思議的。”一個人若這樣做，就說明他已喪失了健全的理智，而“瘋狂是不能形成一種權利的”。
在廢除奴隸問題上，啟蒙運動作出過卓越貢獻，但也始終被三個困境和悖論所纏繞。
一是“自願為奴”的古典悖論。在自由主義的價值預設上，一個人有沒有自願為奴的權利呢？這是最早由近代國際法的始祖格勞秀斯提出的難題，橫亙在數百年的人文主義世代之中。盧梭的意思是自願為奴的人都是瘋子，所以堅決不允，他必須被強迫成為一個自由人。到二十世紀，自由主義右翼的代表人物諾齊克重提這一悖論，他說：“一個自由體係是否將允許這個人把自己賣為奴隸？我相信它將允許。”“自然權利”或天賦人權觀，強調人是自身的所有者，而不是為他的造物主所有。既然人擁有自身，他當然有權自願轉讓屬於自己的東西。這兩種回答顯然都將顛覆啟蒙運動和天賦人權的價值正當性，因為自願為奴還可引申出自願賣淫、自願亂倫等等。自由主義本身無法阻止這個世界毀滅它賴以存在的道德根基。如果我們關心的對象不是一個“有靈的人”，我們的眼光就無法從理性主義自我設計的那個世界中脫穎而出。
第二，人文主義使它所信奉的價值擺脫了信仰的底座，就不可避免的導致了種族主義或“前種族主義”的興起。塔吉耶夫是研究種族主義的著名學者，他在《種族主義淵源》一書中敏銳的觀察到這一點。他說，早期基督教的反猶傾向是基於信仰的。這種傾向排斥的隻是猶太人的“異教”。假若猶太人改宗基督，他就不會再受到差別對待。但十五世紀以來的世俗化，一麵淡化了信仰至上，一麵卻並未淡化、而且首先在西班牙等地還強化了反猶行為。“如果說過去的反猶主要是反對猶太教，表現為促使猶太人改宗基督，那麽現代的反猶則成為反對猶太血統”，由於“血統肮髒”或不純，猶太人的命運不再與信仰和真理有關。於是反猶運動便由信仰上的“同化”，發展為肉體上的隔離、驅逐乃至消滅。塔吉耶夫指出這恰恰與基督教的普救論思想背道而馳，正是世俗化的人文主義，催生出了“前種族主義”。
第三，啟蒙運動的反宗教傾向，也在普世奴隸製被廢止後，強化了對有色人種的種族主義。這也是塔吉耶夫的觀察。他承認啟蒙運動所推崇的自由人權觀念幫助了廢奴運動和黑人解放，但他尖銳的指出，啟蒙運動具有“反奴隸製和反黑人”兩種傾向共存的悖論。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認為亞當、夏娃為人類共祖的說法不過是神話，他們反對基督教正統神學的人類同源論，主張“人類多源論”，反宗教不可避免的導致價值的多元和相對主義，將黑人看作異類的傾向就在人心中難以抑製。一旦你認為人類缺乏一個共同根源，那麽黑人與白人之別，就與人與猿之別無異。
廢奴與福音
幾百年來，影響世界的另一場針鋒相對的運動，即基督教的福音主義運動，卻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文主義的曆史學家和思想家有意忽略了。啟蒙運動基於人的“生而平等”反對奴隸製；英美的福音派基督徒和政治家則基於人的“被造平等”反對奴隸製。前者為一個“理性的王國”而戰；後者則為“上帝的國度”而戰。革命家以暴力反對製度，以製度改造人性，為了使“人的旨意行在地上”。而威伯福斯和他的弟兄們在廢奴運動中的全部努力，隻為了遵循和見證《聖經》的教導。如布道家約翰·衛斯理為他們代禱的那樣，“因著你們的興起，願這整體的見證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議院，如同行在天上”。他們效法耶穌基督的道路，以信仰改變心靈，以心靈改變處境。這是與啟蒙運動的理性崇拜和製度崇拜相反的一條道路。
這兩條兩條廢奴之路，共同推動六千年的奴隸製在近代最鼎盛之際戛然而止。它們也帶來了十九世紀的兩個結果，“一個人是另一個人的奴隸”的時代結束了，“一個人是一切人的奴隸”的時代卻從此拉開了序幕。革命家的道路是“從奴隸到將軍”，威伯福斯們的道路卻是“從奴隸到弟兄”。他們不相信暴力，隻相信“柔和的舌頭，能折斷骨頭”。
後一條道路跨越了兩個時代，也超越了狹義上的奴隸製。因為啟蒙運動追求的平等，是打碎了人類的整體性的、原子式的平等，人與人平等得就像兩顆遙遠的星球。而英國廢奴主義者追求的平等，卻根植於人類在上帝麵前的整體性，平等的目的是平等得像弟兄。廢奴已成曆史，但這一根植於基督教信仰的理想卻從未成為曆史。
有人批評《聖經》中沒有提出廢奴主張。使徒保羅曾在《腓利門書》中涉及奴隸製度。腓利門是當時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從他家中逃跑的奴隸，曾與保羅一同坐監，在獄中成為基督徒。保羅一麵要求阿尼西母回去，一麵寫了一封致腓利門的信，要求腓利門接納“在基督裏”的阿尼西母。既然基督同時為奴隸和奴隸主而死，以上帝獨生子的血贖他們的罪，並為他們而複活，奉耶穌基督為主的人，就被稱為神的兒女。“從此以後，你不是奴仆，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著神為後嗣”。這就是基督教所傳揚的福音。當阿尼西母與腓利門同為神的後嗣時，他就“不再是奴仆，乃是高過奴仆，是親愛的弟兄”。一個基督徒奴隸揣著這封信，冒著逃亡奴隸將被處死的危險，憑著信心走在重為奴隸的返鄉路上，活像一個盧梭眼裏的“瘋子”。阿尼西母知道等待他的那個人，在處境中是他的主人，但在靈魂中是他的弟兄。這就是人類廢奴史的開端，也是人類史上真正充滿希望的畫麵之一。
基督教的目的不是打倒奴隸製，而是將奴隸意識從人心中廢去，在一切處境之下拯救人的靈魂。而靈魂的改變，最終將導致處境的改變。福音也因此成為世俗廢奴運動的一部分。以古代奴隸製的消失為例，1827年，德國史家克魯澤爾在《古代羅馬奴隸製概述》中，將近代奴隸製的消失歸因於基督教的傳播，他認為“奴隸製是世界曆史的巨大分界線，它把異教同基督教永久性地分離開來”。亞裏士多德曾斷言，在奴隸和自由人之間“不可能有友誼可言”。但從一世紀起，基督徒卻和奴隸成為弟兄，一起在上帝跟前領受聖餐。二、三世紀以來，基督徒開始釋放和贖回奴隸。，一位叫卡裏斯圖斯的奴隸在三世紀成為牧師，再成為主教，羅馬天主教甚至將他列為早期的一位教皇。六世紀時，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修築了當時最雄偉的聖維他爾大教堂，就是以四世紀時一位殉道的基督徒奴隸命名的。事實上，歐洲的奴隸製隨著福音的遍傳而消失。1102年，倫敦宗教會議確認奴隸製和奴隸貿易為非法。在啟蒙運動遠未到來的14世紀，奴隸製已在歐洲大陸和英國基本絕跡。
對非洲的殖民帶來近代奴隸製的死灰複燃。但也帶來新一輪的福音化。英美廢奴運動有兩股力量及其象征人物，一是為奴隸爭取自由的威伯福斯和他領導的“克拉朋聯盟”，一是推動了黑奴福音大複興的傳教士，如著名的莫拉維弟兄會，他們打破傳統教會的等次，均以弟兄相稱。為要向黑人奴隸傳福音，甚至故意成為奴隸，在非洲各處飽受患難，自稱“隱藏的種子”。十八世紀後期，“克拉朋聯盟”成功推動了允許宣教士到殖民地傳福音的立法，新教各大教會如浸信會、衛理公會、長老會等，均向各殖民地傳播福音，領引大批黑奴歸主。英美的普世廢奴運動正是“自由化”和“福音化”兩種努力的匯合，一種為了“少一個奴隸”，一種為了“多一個弟兄”。
1815年，歐洲各國迫於英國壓力同意廢除奴隸貿易。消息傳來，當晚英國各處的教堂擠滿了進來禱告的黑奴。之後英屬殖民地迎來了第一次黑人福音大複興。1824年，倫敦傳道會的史密斯牧師，在殖民地的一場黑奴與白人衝突中，以煽動叛亂罪被判死刑，為黑人弟兄而死。史密斯牧師在法庭上一言不發，隻在宣判前大聲誦讀《哥林多後書》第4章8-9節，“我們四麵受敵卻不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這一事件震動了英倫三島。威伯福斯因自己沒有參與對史密斯牧師的營救，公開向倫敦傳道會道歉。這一年，他最後一次向議會提交了徹底廢除奴隸製的請願書，第三代“克拉朋聯盟”的領袖巴克斯頓稱這份請願書為“一項革命性的、宣告奴隸製度為基督教和憲法所不齒的提案”。但威伯福斯認為自己犯下大錯，選擇退出政壇。
威伯福斯的廢奴運動，與教會的屬靈支持也有著緊密關聯。剛信主時，他一度想退出政治，這時他遇見了六十歲的福音派牧師約翰·牛頓。牛頓與當時著名的福音派領袖沈美恩一樣，都曾是奴隸販子。牛頓的母親為他的悔改數十年不斷祈禱。他在母親去世後悔改信主，寫下大量詩歌，其中《奇異恩典》堪稱幾百年來全世界流傳最廣的一首聖詩。一天夜晚，威伯福斯來到牛頓住處，向他傾訴，與他一起禱告。牛頓認為上帝要帶領這個年輕人走一條別人沒有走過的路。他建議威伯福斯不要退出議會，並為他代禱，“我盼望並相信主耶穌高舉了你，是為了他的教會和我們國家的益處”。這個代禱奠定了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福音派領袖衛斯理在威伯福斯一生中也曾恒切為他禱告，離世前還特別寫信鼓勵威伯福斯。
美國的廢奴進程，同樣受到福音奮興運動的影響。1835年全美廢止奴隸製協會的成員，有三分之二是福音派牧師。那些建立所謂“地下鐵道”幫助黑奴逃到北方的組織者，幾乎全是貴格派的信徒。長老會和衛理公會都曾給予廢奴運動屬靈上的支持。福音派女作家哈拿·摩爾受到威伯福斯的鼓勵，在英國各地成立主日學，並寫出大量的福音小冊子。其中著名的《鄉野政談》，公開反對潘恩建立在人文主義之上的人權論。她後來成為“克拉朋聯盟”的成員。摩爾的作品，鼓勵了一大批英美基督徒女性投身熱烈的廢奴浪潮，成為廢奴運動中一個美好的見證。其中最為人知的，莫過於寫出《湯姆叔叔的小屋》（黑奴籲天錄）的斯托夫人，這部小說對美國廢奴運動有著深遠的震撼力。
福音與政治
許多曆史學家對“克拉朋聯盟”的評價都不高，認為他們太迂腐，太看重道德立場，缺乏妥協的政治智慧。他們不理解威伯福斯是一個“屬基督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屬政治的基督徒”。兩者都懷有政治的負擔，卻有天壤之別。政治隻是威伯福斯的修道院，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認為廢奴的目的隻是“把人的價值重新帶回到上帝麵前”。
威伯福斯代表的英國廢奴運動，和接踵而至的美國廢奴運動，是奴隸製在近代被廢止的主要力量。不是啟蒙思想家和革命者，而是被他們輕蔑的福音派基督徒，憑著恒久忍耐的信心完成了結束奴隸製的使命。福音奮興運動誕生於十八世紀的英國，懷特腓和約翰·衛斯理是早期的領袖。1738年，衛斯理參加莫拉維弟兄會的一次聚會，有人宣讀馬丁·路德的《羅馬書序言》時，他如遭雷擊，經曆了因上帝的話語而得赦免、重生和釋放的體驗。從此衛斯理走出教堂，到底層民眾中宣講福音，無數工人、農民和黑奴聽他講道之後淚流滿麵，向著正被大時代所拋棄的信仰歸正。在高歌猛進的大時代前夜，基督教信仰迎來了它在理性主義時代的第一次複興。接下來一個多世紀，人類將進入有史以來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信仰與理性、心靈與處境全麵對峙的大時代。福音奮興運動是基督教信仰麵向這一挑戰的回應，從此，福音主義與理性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對峙就一直持續到今天。
英美的廢奴運動正是福音主義的產物，而非理性主義的產物。1797年衛理公宗（徇道會）脫離國教，聖公會內受福音派的影響形成“低教派”（Low Church），成為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前三十年“全英格蘭最深沉、最熱烈的信仰者”，威伯福斯正是這一時期福音派的傑出人物，他二十一歲成為下議院最年輕的議員，他的好朋友皮特擔任首相，希望他成為自己的接班人。威伯福斯二十二歲時受福音運動的影響，成為虔誠的福音派信徒。他在信仰上一麵注重“持守加爾文主義（改革宗神學）”，一麵也看重“衛斯理福音複興的重生經曆”，主張純正教義和屬靈體驗的平衡。既反對陷入教條主義，也反對落入神秘主義。他終其一生為廢奴而戰，替聾子聽聞，為啞巴開口，與哀哭的人同哭，被英國人視為議會中的道德楷模。他以親身的見證，將福音運動帶入英國的政治界和貴族圈。
威伯福斯寫下第一篇廢奴文章時，整個國會幾乎隻有他一個相信“三位一體”的基督徒。當他1789年第一次提出廢奴法案，所有人都把他當作一個不懂政治的唐·吉訶德，妄圖以一項基督教教義，對抗大英帝國肥厚的國家利益。威伯福斯在議會內首先向艾略特傳福音，後來與他成為彼此天天代禱的屬靈夥伴。每當議會中爭吵不休，他們就退出去一起禱告。1797年，威伯福斯出版《真實的基督教》一書，許多議員和貴族因讀這本書而信耶穌。威伯福斯堅信“英國的前途維係在一個最基本的點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當他們遇見政治性的抉擇，或在關鍵時刻，願意順服基督”。在他努力下，幾位基督徒議員組成了一個禱告會，發展為曆史上著名的“克拉朋聯盟”。女作家摩爾記載說，威伯福斯與他的弟兄們立誌“奉獻我們的口在議院中，奉獻我們的腳在家裏的禱告墊上，為每一件國家法案，為國家看不見的缺口向上帝禱告”。第一代聯盟共有八名基督徒，被後世稱為“克拉朋聖徒”。他們數十年持之以恒的提出廢奴議案，有一次禁止奴隸運輸的法案投票，全體議員拂袖而去，空蕩蕩的議會大廳隻剩下威伯福斯和艾略特兩個人。威伯福斯的堅忍，來源於對一個絕對的善惡標準的信心。他對弟兄們說：“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不在乎議案是否通過，而在乎提這個議案的動機和本質是否符合聖經。如果符合，即使沒有結果的應驗，也是上帝的旨意。”
1814年英國打敗法國，拿破侖遜位。威伯福斯寫下《廢除奴隸請願書》，說服英國議會在維也納會議上，向歐洲各國要求廢除奴隸貿易。在英使斡旋下，各國答應五年內禁止奴隸貿易。整個議會歡呼雀躍，慶祝這一偉大的外交勝利。威伯福斯一人卻伏案痛哭，令全場尷尬。他站起來說，非洲還在流血，五年內誰知道法國又會發生什麽革命。難道戰爭中犧牲的無數生命，是為了縱容法國和各國維持一個罪惡的製度嗎？他說：“我願以餘生親嚐黑奴的痛苦，而非在這樣的歐洲和平書上永遠留名。”威伯福斯的信仰力量不但感動了議員，也感動了英國民眾。消息傳出後，議會在十天內竟收到二十五萬封請願信，一個月內收到一百五十萬封請願信。
“克拉朋聯盟”並不是一群書齋中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努力也不局限於議會。成員之一的克拉克森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論奴隸與人口販賣》及1807年的巨著《廢除販賣奴隸的曆史》，對普世廢奴運動影響巨大。沙皇亞曆山大一世就是讀了他的書後才決心加入廢奴運動。他們當中除了政治家和作家，還有商人和總督。他們不但有基督徒的信仰，也有英國人的智慧。他們在策略上以貿易發展削弱對黑奴的市場需求，以教育提升黑人的價值，希望先用二十年的時間廢除視奴隸為動物的販賣，再用二十年時間以贖買方式廢除以奴隸為財產的製度。1890年，“克拉朋聯盟”在西非買下“獅子山國”，將他們從歐洲和美洲解救的一千九百八十名黑奴送回那裏，建立了一個沒有奴隸的自由城，幫助黑人自由勞動，與英國進行平等貿易。這就是今天的塞拉利昂共和國，它的首都就叫自由城。
美國曆史學家戴維斯在1984年的《奴隸製度與人類文明的進步》一書中，克服數百年來人文主義的宗教偏見，給了“克拉朋聯盟”公允的評價：
克拉朋的這一小群基督徒堅信，人的基本自由和價值，高於任何政治、經濟和社會階級所能剝奪的。這一個信念，是來自上帝在人良知中所刻下的律法，是道德中的至上法條。任何法律違背這一基本點，帶來的必將是敗壞的連鎖反應。這種堅信，凝聚了這批基督徒，為扭轉整個時代的傷害，全心全力地投入政治改革，以整整五十八年（1780-1838）持續的努力，慢慢的挪除一切人為製度與法律上的攔阻。這一群基督徒，個個堅守聖潔的生活，以執行這項聖潔的律法改革。並似乎是在永無止盡的反對中屹立不搖。
威伯福斯一生謹慎的看待福音與政治的關係。他說：“福音和政治自由是上帝幫助黑人的兩條平行軌道。基督徒政治家仍需推動廢奴的立法，宣教士仍需忠於他們的立場，黑奴信主後仍需守法。”他一生堅持宗教寬容和政教分離的精神。但與自由主義者的理解不同，分離的意思不是政治與宗教無關。在威伯福斯看來，與信仰無關的政治隻可能是專製。分離的意思是任何人的信仰不被強製。而寬容的基礎也不是價值的多元，恰恰是對真理的確信。１７８９年英格蘭與天主教國家愛爾蘭合並，引發政教衝突。威伯福斯為捍衛天主教徒的參政權，公開反對喬治三世，直到十年後天主教徒取得議會的席位。他說，一個基督徒政治家永遠不需要擔心結果，他隻應擔心“有沒有用不公平的方法去勝過對手”。真信心是寬容精神的來源，不寬容的根源在於恐懼，而恐懼來自於不確信。
四十年後，威伯福斯宣布退出政治圈，此時英國上下兩院的基督徒超過了兩百名。
福音與保守主義
“克拉朋聯盟”為廢奴奮鬥的半個世紀（1780-1838），恰好是英國保守主義和議會政治的形成時期（1770-1832）。除了短暫的中斷外，托利黨人幾乎一直執掌大權。同時這半個世紀也是理性主義和自然神論等思潮對基督教信仰構成最大挑戰的時代。以賽亞·伯林曾列舉啟蒙時代的“六個自由的敵人”——愛爾維修、盧梭、費希特、黑格爾、聖西門和邁斯特。這六位先生恰好也都死在這半個世紀內（1771-1831）。
這就是威伯福斯身處的三個大致重疊的時代。在法國大革命衝擊下，歐洲進入了法國流亡者夏多勃裏昂子爵在《墓中回憶錄》中所稱的“一個失去神聖權威的世界”，人類的價值觀劇烈搖晃，但最終在英國重新站穩腳跟。在威伯福斯的一生中，英國為世界積累起三筆影響至今的精神財富。一是廢除奴隸製，二是福音奮興運動，三是保守主義。
英國的保守主義有三個源頭，一是基督教信仰，尤其是清教徒和福音派傳統。這一源頭可以追溯到1594年，改教家理查德·胡克發表《論教會體製的法則》，其中突出而明確的表達了保守主義的信念。二是普通法的傳統，代表人物是柯克和布萊克斯通，後者在1769年發表《英國法釋義》，對英國法治傳統作了最傑出的闡釋和守望。三是經驗主義的哲學傳統，代表人物當然是大衛·休謨。保守主義的意思就是對這三大源頭的保守——信仰、憲法及其在時間中的經過。而這幾乎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混合體。直到二十世紀初，英國保守主義理論家塞西爾仍然認為，保守主義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在政治範圍內監護人民的信仰。
這半個世紀內，英國恰好湧現出三位塑造了保守主義品格的政治家。一是被稱為第一位保守黨首相的皮特。他堪稱英國保守主義的政治之父。二是柏克，他的《法國革命隨想錄》被一位德國政論家稱為“在所有語言中出現的對革命思想的最有力的駁斥”。柏克雖是輝格黨人，卻因此成為保守主義的集大成者，可謂保守主義的思想之父。第三個是威伯福斯，他是英國保守主義的信仰之父。從來沒有一個基督徒，在世俗政治中高舉基督信仰，並獲得如此成功的製度成就，同時又成為令人感佩的道德典範。
在私人影響上，威伯福斯也堪稱前兩位的教父。皮特與他是終身好友，支持廢奴運動。1792年，皮特在國會發表演說，將近代非洲黑奴的命運，同古代不列顛人在羅馬奴隸市場上的命運對照，打動了許多議員的心腸。盡管皮特一直不是基督徒，威伯福斯與他的政見也不總是一致。但丘吉爾認為，威伯福斯還是足以稱為皮特的“精神導師”。而柏克早年盡管重視宗教價值，自稱對宗教的信賴“比所有法律條文加起來的效力和影響，更勝出無數”。但他對傳統和習慣的保守，還是更多的來自經驗主義。直到1797年，柏克讀了威伯福斯《真實的基督教》一書，才慢慢轉變為一個相信“三位一體”的基督徒。但他出於對大革命的極度反對，沒有耐心區分兩種廢奴運動的差異，因此反對廢奴運動。認為一切廢奴主張都難免“充滿了雅各賓黨人的氣味”。
威伯福斯和福音運動極大地促進了英國的保守主義政治。1794年，英國在大革命衝擊下爆發激進浪潮，人們熱烈的宣稱攻占巴士底獄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事件”。皮特政府先後兩度暫停“人身保護令狀”的實施，甚至促使議會通過了限製集會法令，凡五十人以上集會，須經三名治安官批準。在這一保守主義立法時期，威伯福斯堅定地站在皮特一邊。他認為每個人都應是自己理性的管理者，當個人理性被公眾的激情所煽動時，有必要限製這樣的集會，“使憤怒和仇恨在群眾中慢慢的沉澱下來”。威伯福斯對廣場政治充滿戒心，終其一生不參加任何競選活動。
另一方麵，福音派牧師教導成為基督徒的黑人仍要遵守法治傳統。曆史學家湯普森評價衛理公會的曆史作用時，認為福音運動一麵賦予工人尊嚴，啟發了他們的覺悟；另一方麵教導工人遵守紀律，服從權柄，從而為即將到來的工廠時代培養出第一批敬業的勞動者。
結語
兩百年來，威伯福斯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更激勵著那些致力於社會政治改革的基督徒。如林肯、馬丁·路德·金等，都曾表達對威伯福斯的敬意。2005年，美國參眾兩院的十五名基督徒議員，效法“克拉朋聯盟”，成立了國會山禱告小組。一年多來，他們推動丹麥、英國、德國等國的一些基督徒議員，紛紛成立禱告小組，為各自的國家認罪禱告。
威伯福斯是近現代一位罕見的政治家，一個在成熟政客的眼裏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白癡”還要白癡的政治家。在肮髒的領域憑著信仰勝過種種試探。1807年2月23日，《廢奴貿易法案》通過的那一天，威伯福斯跪在下議院的角落裏，流淚禱告的一幕，將永遠留在人類政治史上閃耀信仰之光。他的墓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宮（西敏寺），這是人類史上一種憲政體製（威斯敏斯特模式）的誕生地，也是基督教史上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條）的誕生地。以刻在這裏的墓誌銘結束這篇紀念文章，是最合適不過了：
溫暖的仁慈，及昔世的公義
為地上添了一個基督徒生命，永恒不變的辯才。
在每一個公共事務上，他如此卓越，
在每一個公益運動裏，他是馬首，
不論在當時或是在屬靈上，
他解脫了彼時人們的需求，
憑著永不氣餒的努力，
藉著神的祝福，這份努力除去了英國
販奴的罪孽，
並預備了一條奴隸解放之路
鋪滿大英帝國的每一個屬地
（《兄弟相愛撼山河——威伯福斯與“克拉朋聯盟”》，張文亮著，敦煌文藝出版社“新百合傳記文叢”，2006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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