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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封建之美(4) -- 精神文明之美

(2007-07-20 20:40:27) 下一個

再說封建之美 4

朱雨心

封建的文化,是貴族文化。中國在經曆了兩千年的資本主義以及平民社會後,已經沒有什麽封建文化了。但是,日本卻有封建文化,畢竟日本的封建社會直到近代明治維新後才轉變成資本主義社會。日本的所謂“武士道”,就是典型的封建文化。

封建社會,披堅執銳,保衛君主和國家,是貴族的權利和義務,一般的平民,不配有這樣的榮耀。所謂“武士道”,就是武士的道德、行為準則。武士道,效忠君主和國家、不怕犧牲、奮勇作戰,等等。武士道的核心,是一個武士,甚至不惜以生命來維護武士榮譽的那種精神。武士道,是對精神境界的追求。武士的榮譽,不能用金錢來衡量,也不是可以用金錢來換取的。

先秦封建社會,應該也是有武士道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返” ,那種精神境界,應該可以算是武士道了。資本主義,以金錢為核心。資本主義社會的榮譽,在於金錢。掙錢越多,而且,掙錢的風險越小、越輕鬆容易,越光榮。豬,本來是個好吃懶做的形象,隻因為有了大老板的體形,現在竟然也成了惹人喜愛的角色了。匪夷所思。象拚命打仗這種,又苦又累,風險又大,卻掙錢不多的事,不會受人尊重。通常,隻有走投無路的人才會主動去當兵。俗話說:好男不當兵。這正資本主義社會的寫照。封建社會,是好男才當兵。

資本主義社會,當兵是為了掙錢,是為了混飯吃,談不到什麽榮譽,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麽“武士道”。如果,一支封建軍隊,與一支資本主義軍隊交戰,如果雙方武器相當,作戰技能相當,那資本主義軍隊是必敗無疑(統計而言),因為資本主義軍隊,根本就不可能有封建軍隊那樣的士氣。所以,大清的軍隊,即使擁有與大英皇軍相當的武器和作戰技能,也難以戰勝大英皇軍,因為大清的軍隊是資本主義的軍隊,當官的是為了掙錢,當兵的是為了吃糧,而大英皇軍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軍隊。類似地,國民政府的軍隊,哪怕是武器和作戰技能與日本皇軍相當,也必定是打不過日本皇軍(統計而言),其中的原因同樣也是:國民政府的軍隊,是資本主義的軍隊;而日本皇軍,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軍隊。近代的中國軍隊不能打仗,不僅僅是武器裝備,戰略戰術,以及政府和軍隊是否腐敗的問題,還在於近代中國的兩千年的資本主義傳統和封建文化的消失,人們缺乏對金錢之外的榮譽的追求,缺乏對金錢之外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而軍人缺乏武士道。

共產黨的軍隊能戰勝國民黨的軍隊,有許多因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共產黨的軍隊有精神支柱,而國民黨的軍隊缺少精神支柱。共產黨的軍隊的精神支柱,一是來源於教,其次是來源於仇恨,什麽“階級仇,民族恨”之類。其實,共產黨的教,除了部分追求進步的識字分子外,並不容易為人們所接受,並不足以感動一般的士兵為之獻身。而所謂的仇恨,基本上是欺騙、煽動。這些本來都未必有效,真正起作用的,是政教合一的體製。

然而,這些都是歪門邪道,既不如武士道正派,也不如武士道有效。日本皇軍打仗不怕犧牲,那是天下第一。共產黨的軍隊打的過國民黨的軍隊,卻是打不過日本皇軍。不但如此,曾有失落在南洋叢林中的日本皇軍士兵,因為未曾接到撤退的命令,一個人照樣堅守崗位,幾十年如一日。就算是“特殊材料製成的”共產黨人,也未必有如此堅強的意誌。不過,日本人的武士道,用剖腹自殺來謝罪,雖然精神可嘉,卻是有違人道主義,甚不可取。

武士道,其實是非常正麵的東西。它不用威脅、利誘,也不利用仇恨,它隻是講一個武士(軍人)應該有的修養。做到了,並沒有什麽好處,隻不過是個人的成就感,榮譽感;做不到,也並不會受到什麽懲罰,隻不過是個人的羞恥罷了。這些,是精神上的追求,與資本主義格格不入。資本主義,首先考慮的是利,若沒有利,為什麽要去追求呢?而武士道,有點象孟子說的那樣:“……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資本主義,是反過來:何必曰仁義?亦有利益而已矣。梁惠王首先關心的是:“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梁惠王,是資本主義思想。孟子,是封建思想。

武士道,也並不宣揚暴力。恰恰相反,武士道正是建立在對使用武力的正義性的道德考慮之上的,由此,提出了一個武士應該有的道德修養、行為準則,以保證武力的正當使用。日本的武士道,並不足以保證日本正當使用武力。這其中,其一,是具體的軍人的個人因素。武士道的修養,每個人達到的程度是不同的。其二,當時還有更強烈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殖民主義,種族壓迫,種族奴役。這些,都是當時的“國際慣例”,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是當時的“先進文化”。而武士道,其實是“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老派的日本人,說的是“王道樂同”。而新派日本人,說的卻是:勢力範圍,國家利益,之類。這“王道樂同”的思想,本是中華傳統政治主張的核心。胡主席的“和諧社會”,若用我朱某人的方法解釋和推演,就可以成為“王道樂同”思想的現代描述。然而,那時的日本人做的,與今天的中國人正在追求的,是一樣的,那就是:“與國際慣例接軌”。

伊斯蘭的人肉炸彈,當然也是“壯士一去兮不複返”,但是,比起武士道來,也還是遠遠不如。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都有殉道者會得到獎賞的內容。這是利誘。在局外人看來,純屬欺騙,遠不如武士道正派。所以,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都會出人肉炸彈。現在是伊斯蘭教出人肉炸彈,因為現在是伊斯蘭教處於下風。等到基督教處於下風時,我們就會看到基督教的人肉炸彈了。而經曆了兩千年資本主義世俗社會的中國,是不會出人肉炸彈的(統計而言)。

軍隊,是要有精神支柱的,決不可以再成為吃糧當兵的軍隊。現在,國家又開始富有了。越是這樣,越要加強軍隊建設。武器裝備、戰略戰術,與“精神文明”,“兩手都要硬”,否則,越富有,越容易成為被掠奪的對象。政教合一的那一套,本來就是歪門邪道,也難以繼續維持下去。用仇恨來激發士氣,既非正道,也同樣難以長期維持。建立軍隊精神支柱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武士道。武士道是正派的,世俗的,非種族主義的,有效力的,而且,它的內容就是中華的。

日本的傳統文化,什麽相撲啦,茶道啦,等等,也大都是封建文化。茶道之樂不在茶,在於精神境界也。今天的新中國,絕非什麽“禮儀之邦”。舊中國,比起新中國來,或許可算是禮儀之邦。然而,真正的禮儀之邦,是日本。有人說:中華文明之美盡在日本。沒錯。美就美在封建。封建文化之美,是精神文明之美。

朱雨心 2007 年 6 月 30 日(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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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風 回複 悄悄話 “武士道最大優點,正在於它的世俗”。世俗的定義是什麽?是不是指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性的基本欲望呢?如果是這樣,那麽此“世俗”正是罪惡的根源。

以我前文所述,奸淫擄掠這類可以讓人盡情放縱欲望的破壞行為是符合人性的。隻要不在武士的道德規範內,那當然就可以犯了。

“隻忠於對我好的人,而不需要理會其他人”,這並不是仁義,而是把對自身行為所需要負責的範圍減到了最窄 - 忠於主子就行,其他人是好是壞是生是死一概不用理。而相反的如果道德準則是忠於仁義而非忠於主子,那麽若要符合此武士道精神,則有可能要違反主子的意願,這對於自身生命是非常危險的。

可見,此“世俗”不正是罪惡的根源嗎?不正是此符合人性的“世俗”,比以仁義為道德準則更容易辦到嗎?

對仁義效忠,這並不是導致意識形態糾纏和政教合一的原因。完全不是。
美國三分一人是基督教徒,這樣高的比例遠在中國之上,而且還尚未包括其它宗教信仰者。基督教及其餘幾大宗教都推崇仁義,然這群推崇仁義的教徒,從立國之初就從來未令美國造成過政教合一的局麵。

而中共的立國之主毛澤東,乃是一個唯物論者,中國意識形態糾纏,政教合一的局麵卻是由他造成的。從諸多的海外史料來看,毛本身其實也並不是一個很關心“仁義”的人,而隻是他比較善於利用意識形態而已。

誠然,我們還是可以設想毛澤東政策的本身立意是好的,是仁義的,隻是方法不對頭。而無知愚民們在那個年代的瘋狂也是為著追隨更遠大的仁義理想。

但這一切又和真正的仁義本身有什麽關係呢?每一個人,都是天使與魔鬼的組合體,既有仁義的一麵,也有魔鬼的一麵。造成那個年代大毀滅大倒退的根源,不是其“仁義”的旗幟,而其實是統治者的無知與剛腹自用,再加上人民的無知(被剝奪了正確的聲音指導)與對私欲的放縱發泄,兩者互為配合。

上述問題的根源,除了無知之外,都是和人性弱點息息相關的。
無知導致的結果是“好心辦壞事”。
而“剛腹自用”以及對私欲的放縱,則都是人們樂意去“享受”的人心弱點。
這些同“仁義”本身又有什麽關係呢?隻不過是“仁義”被利用了而已。

而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倡導“對仁義效忠”的。隻是國家政體不同,所帶來的結果就截然不同。

假設49年後,中國能選用多黨製民主製度,那麽必然會有強有力的反對派走出來反對毛澤東的政策,而不是每一把反對的聲音都被毛扼殺。同時,民間也能聽到反對派知識分子們的聲音,以正確的技術路線指導人們如何才能真正地達到“仁義”的目的。

再早一點,假如蔣介石在雙十協定時期就能答應和中共共同成立多黨製民主體製,自此兩黨無相製衡,和衷共濟,也就不會因為其極端腐敗的政府而最終被中共奪取了江山。

關於上述兩個問題的根源,我以前曾在自己的博客中發文論述過,您若有興趣,可以點擊下麵連接參考。

駁中國現階段不適合民主的國情論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610&postID=26402

淺談毛時代運動的群眾心理基礎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610&postID=23490
懶風 回複 悄悄話 所謂士氣,確實是軍隊戰鬥力的最重要元素。不過我認為,古代“武士道精神”還是一種狹隘的精神,這種精神導致士兵不分正義與邪惡,而隻以終於主子為最高榮耀,導致士兵(或家兵家將)成為了其統治者的人肉工具。

春秋戰國時期的武士道精神“視為知己者死”,隻要是看得起自己的,就值得為他去死。這種中國當時武士的最高“道德”,延伸出來就是隻要是待自己不薄的好主子都值得為他去賣命,而不管他要自己為什麽而戰,正義還是邪惡。(這種狹隘的武士道一直延續至三國時期的著名事件是孫策的殞命)。

日本侵華日軍亦然,遠征中國正義與否,並不重要,他們在所過之處奸淫擄掠無惡不作也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如何的“失德”,反而在戰敗後剖腹自殺,就經已成就了作為一個軍人的無上光榮。

這種“武士道”精神就算再有效,其實不過是“奴才道”精神而已。其所謂的“有效”隻不過是對統治者、獨裁者而言的有效。

真正的,新的武士道精神應該是對仁義效忠的“仁義之師”。他們知道戰爭隻能是為著實現更遠大的“仁義”目標而不得以而為之的一種途徑。一旦他們獲知他們的某個任務違反了這一目標時,能敢於抗命罷戰。在正義之戰中,他們還自發地能做到不濫殺無辜,甚至盡量減少敵方人民的損失。隻有如此,軍隊才不至於再成為獨裁者的“人肉”工具以及自我獸性的發泄工具。我認為隻有這樣的武士道,才是成熟的武士道;隻有這樣的武士道,才是真正的武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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