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的“詞史”意識及晚清愛國詞述略

作者：冉耀斌（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內容提要】 　　晚清以來，詞這種文學體裁獲得了新的發展。在常州詞派諸人的崇揚之下，詞學理論更加係統，格調日趨高雅，內容也極其豐富。晚清是中國曆史上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內亂頻仍，外敵入侵，民族危亡被人們廣泛關注，許多人借助詞來反映社會現實，使詞的內容更為廣泛，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詞史”。這些作品也始終貫串著一個主旋律，那就是愛國主義的高揚，作家們從不同的角度表現了對國家命運的關心和對人民群眾的同情，取的了很高的藝術成就。 　　詞盛於兩宋，衰於元明，而複振於清。清詞號稱“中興”，主要表現在兩個時期。清初，滿人入主中原，明朝的遺民故老，有感於宗社之淪亡，哀慟於生民之疾苦，黍離麥秀之悲，一托之於詞，詞多變徵之聲。例如屈大均、王夫之諸家之詞，淒涼怨慕，幾可與南宋末汐社諸遺民之作相媲美，於是一變明人之陋，詞的內容有了變化，詞的格調也有了提高。然而對於詞的格律一端，仍然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自朱彝尊、厲鶚之後，浙西詞派大興，但是時值“康乾盛世”，天下漸趨承平，文人學士畏懼清政府的高壓和文字獄，浙派末流規摹薑、張，徒襲雅貌，陷於瑣屑餖飣之中，到乾嘉之際，詞可以說是盛而複衰。常州詞派出，力矯浙派末流之弊。張惠言之《詞選》，專主寄托；周濟之《詞辨》，窮源析流，詞之門庭，由是益廓，詞體日尊，法度益講。加以乾嘉考訂校讎之學的影響，詞家不斷編選前人的作品，評析訂正、審音酌字，詞的意境格律，更加成熟。詞人群體也人數眾多，清詞又迎來一個新的創作高峰。 　　晚清之世，“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1]。外有強敵入侵，清政府不斷割地賠款，國家積貧積弱；國內政治極其腐敗，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清王朝內憂外患，情勢與當年的南宋最為相似。海內詞人，感時憤事，寄托於詞。“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題元遺山集後》）他們的詞作廣泛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獲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真所謂“愁苦之言易好”。更應該注意的是許多詞人的詞作反映了當時的國家大事，托諷隱微，寄托深遠，真稱得上是“詞史”。作家群也非常複雜，既有顯赫的朝廷命官，如鄧廷楨、林則徐等鴉片戰爭中湧現出來的愛國民族英雄，他們的詞真實的記錄了當時的時代和親身經曆的曆史事件；也有詞壇的耆宿，例如蔣春霖、王鵬運、朱祖謀等詞學大家，在他們的詞中也反映了當時的國政如何混亂，民生是多麽凋敝；也有一些普通的讀書人，在民族危亡之時，挺身而出，除了英勇得跟侵略者鬥爭，也用他們的筆觸記載了下層老百姓苦難的生活。這些詞都始終貫串著一個主旋律，那就是愛國主義。自從有詞以來，詞的內容空前廣泛，詞的風格也多姿多彩，這時期詞的創作可以說是晚清文苑的一朵奇葩，值得我們去認真發掘、研究。 一、清人的“詞史”意識 　　“詩史”是晚唐孟棨對杜甫詩歌的評價，孟棨《本事詩》卷三雲：“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2]杜甫的詩真實的反映了安史之亂中社會底層群眾的災難和痛苦，如果將他的詩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那末就會發現這是一部生動、形象的感性生活的“實錄”。杜甫的《悲陳陶》、《悲青阪》、《北征》、《羌村三首》以及著名的“三吏”“三別”，都是從社會最底層來反映這場戰亂給黎民百姓帶來的血淚和傷痛。這些詩所再現的都是當時社會的真實狀況，陳岩肖曾說：“杜少陵子美詩，多記當時事，皆有依據，故號詩史。”[3]以後，“詩史”成為那些深刻反映重大曆史事件作品的代稱。 　　在清初，人們身經明清易代，親曆清兵入關大肆屠殺無辜的悲慘場麵，“詩史”說再次得到重視且被鮮明的體現於當時的詩歌創作中，吳偉業的歌行體紀事詩以其反映了許多重大事件和曆史人物而成為這一方麵的典範。鄭方坤《國朝名家詩鈔小傳》稱吳偉業：“所作《永和宮詞》、《琵琶行》、《鬆山哀》、《雁門尚書行》……諸什，鋪張排比，如李龜年說開元、天寶遺事，皆可備一代詩史。”[4] 　　清初詩壇的“詩史”意識在清初詞壇裏也有相應的表現，如吳偉業的《滿江紅•白門》詠歎金陵，實傷故國，感易代之悲，寄亡國之哀。曹貞吉評之曰：“隴水嗚咽，作淒風苦雨之聲。少陵稱詩史，如祭酒可謂詞史矣。”陳維崧在《今詞選序》中明確提出了“選詞即在存經存史”的思想主張： 　　鴻文巨軸固與造化相關,下而讕語危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險以厲其思,海涵地負以博其氣,窮神知化以觀其變,竭才渺慮以會其通,為經為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諒無異轍也。[5] 　　敢於將詞與經史並舉,非有卓越的史家眼光不敢為,也不能為。“詞史”意識也是陳維崧評價當代詞人創作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標準。他評史惟圓《蝶庵詞》的《沁園春》（漠漠塵途）曰：“磊落以取勢，蒼健以立格，如龍門（司馬遷）作《伯夷列傳》。” 　　乾隆末年，清朝的統治由盛轉衰，康乾盛世所潛伏的各種矛盾暴露出來，要求在詞中反映社會生活已成為時勢所趨。周濟不滿於吳中詞人重聲律輕立意的創作傾向，也反對某些常州派詞人把詞作為抒寫個人“離別懷思”或“感士不遇”的手段，而主張作者“感慨所寄”應該和時代盛衰相聯係，提出了“詩有史，詞亦有史”的理論主張。他說：“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6]周濟強調“感慨所寄，不過盛衰”，便是要求詞能再現有關國事民生的重大內容。比他稍晚的謝章鋌也明確提出詞要表現重大題材，他在《賭棋山莊詞話》中直接表明在這國事日危、民生日蹙的嚴峻關頭，詞家隻有“慨歎時艱，本小雅怨悱之義”，才能使詞另辟一境，不朽於世： 　　今日者，孤枕聞雞，遙空鶴唳，兵氣漲乎雲霄，刀瘢留於草木。不得以而為詞，其殆宜導揚盛烈，續《鐃歌》、《鼓吹》之音，抑將慨歎時艱，本小雅怨悱之義。人歌有心，詞乃不朽，此亦倚聲家未劈之奇也。[7] 　　道光年間周濟編選的《宋四家詞選》評論唐宋詞，亦極為重視唐宋詞中對社會重大內容的表現，如稱王沂孫《齊天樂•蟬》能表現“家國之恨”，評辛棄疾《賀新郎•賦琵琶》表現了“謫逐正人，以致離亂”的內容，抒寫了作者對當政者“宴安江沱，不複北望”的感慨。[8] 二、晚清愛國詞 　　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此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鴉片戰爭中，湧現出了許多愛國民族英雄，鄧廷楨、林則徐就是其中最傑出的兩位。他們不但積極關心國計民事，堅決和英國侵略者以及國內的投降派作鬥爭，而且雅善填詞，對國事的憂慮、生民的同情、敵人的憤慨，一一寄托於詞，這些詞既是當時曆史事件的真實記載，又是作者心路曆程的真實反映。林則徐有《雲左山房詩餘》，鄧廷楨有《雙研齋詞》。虎門銷煙，人心大快，敵人膽寒，鄧廷楨有記此事的《高陽台》詞一闕： 高陽台 　　鴉度冥冥，花飛片片，春城何處青煙？膏膩銅盤，枉猜繡榻閑眠。九微夜熱星星火，誤瑤窗、多少華年。更那堪，一道銀潢，長貸天錢。 　　星槎恰到牽牛渚，歎十三樓上，瞑色淒然。望斷紅牆，青鸞消息誰邊？珊瑚網結千絲密，乍收來、萬斛珠圓。指滄波，細雨歸帆，明月空弦。 　　上半闋寫鴉片對中國人的毒害，下半闕寫林則徐堅決禁煙，圍困英國商館。“十三樓”指十三洋行，英國鴉片商居住之地，當時英人非常猖狂，拒不交出鴉片。“望斷紅牆”指林則徐以重兵圍商館，斷絕義律等與外界的交通。林則徐當時也有和作： 高陽台•和獬筠前輩韻 　　玉粟收餘（原注：罌粟一名蒼玉粟），金絲種後（原注：呂宋煙名），番航別有蠻煙。雙管橫陳，何人對擁無眠。不知呼吸成滋味，愛挑燈、夜永如年。最堪憐，是一泥丸、損萬緡錢。 　　春雷破零丁穴，笑蜃樓氣盡，無複灰然。沙角台高，亂帆收向天邊。浮槎漫許陪霓節，看澄波、似鏡長圓。更應傳，絕島重洋，取次回舷。 　　清朝政府嚴禁鴉片，一方麵是因為其對人民的毒害，另一方麵也是因為白銀外流太多。此詞中“最堪憐”一語，實本黃爵滋奏疏中傳誦一時之語，即所謂“以外洋無用之泥土，換中國有用之金錢”[9]。 　　“零丁穴”指零丁島，英人私運鴉片之重地。沙角，虎門外有名之炮台。林則徐當時的政策是隻要英人具節答應，永不再運，即可罷休。故雲“更應傳，絕島重洋，取次回舷”。但是英國侵略者恃其船堅炮利，橫行沿海，最終攻陷浙江定海，封鎖寧波和長江口，迫使清政府訂立城下之盟。 　　鴉片戰爭中，林則徐、鄧廷楨堅決主戰，但是由於投降派的懦弱和掣肘，鴉片戰爭最終失敗。林則徐、鄧廷楨都用詞來抒發他們對國家的擔憂和“忠而被謗”的哀怨。因此譚獻評鄧廷楨《雙硯齋詞》雲：“鄧嶰筠督部《雙硯齋詞》……忠誠悱惻，咄唶乎騷人，俳徊乎變雅。“將軍白發”之章，“門掩黃昏”之句，後有論世知人者，當以為歐、範之亞也。”[10]獻以屈原之忠愛之心，變雅之哀怨之聲來比喻鄧廷楨之詞，表現了對其人的崇拜之情。 　　清鹹豐元年（1851），洪秀全領導拜上帝教的會眾在廣西金田村起義。幾年中，太平天國即以雷霆萬鈞之勢席卷大江南北，戰旗所指，無不披靡。所有的封建知識分子在這場革命戰爭的烽火之前都感到極度驚恐，絕大多數是站在它的對立麵。當然，他們受到的嚴酷打擊也是不容置疑的。這些知識分子既頑強地抵抗農民革命風暴，又有對現實的不滿，在這股洶湧澎湃的大潮麵前表現出了種種驚悸和深層悲哀，從另一角度折射著時代的巨變。表現這一陵穀變遷的詞，也應為視為“詞史”之一頁而應予以重視的。這時期作者眾多，最主要的是被譚獻譽為“倚聲家老杜”的蔣春霖[11]。 　　蔣春霖的《水雲樓詞》，絕大多數反映太平天國起義給社會帶來的動亂，封建文人在這場革命之前的痛苦哀怨，以及敵視太平天國革命的思想。但是如果不去苛責他的政治偏見，那麽他寫的那些與這場戰爭有關的作品應該是上乘佳作。《水雲樓詞》的造詣在於抒發深沉的離亂之情而又不失清虛含蓄之致。例如在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他寫了一首《木蘭花慢》紀之。 木蘭花慢•甲寅四月，客有自金陵來者，感賦此闕 　　破驚濤一葉，看千裏陣圖開。正鐵鎖橫江，長旗樹壘，半壁塵埃。秦淮，幾星磷火，錯驚疑、燈影舊樓台。落日征帆黯黯，沈江戍鼓哀哀。 　　安排，多少情才。弓掛樹，字磨崖，甚繞鵲寒枝，聞雞曉色，歲月無涯。雲埋蔣山自碧，打空城隻有夜潮來。誰倚莫愁艇子，一川煙雨徘徊。 　　這裏寫一個從南京城逃亡而出者，時間正是太平天國定都後一年。江上岸邊軍陣森嚴，昔日燈紅酒綠的地方隻剩“幾星磷火”。“清才”無處安排！封建文人還在牽掛著秦淮燈火、莫愁艇子。表現了戰爭的蕩滌力和文人的渺茫感，很真實的反映了當時社會現實和文人的心態。這首詞寫得並不質實，把淒愴慘苦之境寫得空靈含蓄，這正是蔣春霖的過人之處。 　　蔣春霖在鴉片戰爭之時，有感於外敵入侵，國政混亂，也寫了一些表現愛國主義精神的作品。其中有一首是英國侵略者占領鎮江後寫的： 木蘭花慢•江行晚過北固山 　　泊秦淮雨霽，又燈火，送歸船。正樹擁雲寒，星垂野闊，瞑色浮天。蘆邊。夜潮驟起，暈波心、月影蕩江園。夢醒誰歌楚些，泠泠霜激哀弦。 　　嬋娟。不語對愁眠，往事恨難捐。看莽莽南徐，蒼蒼北固，如此山川。鉤連。更無鐵索，任排空、檣櫓自回旋。寂寞魚龍睡穩，傷心付與秋煙。 　　作者經過北固山，也會和辛稼軒一樣發出“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的感慨。國家貧弱，海防形同虛設。英國殖民者的戰船在祖國的領海橫行霸道，作者慨歎“更無鐵索，任排空、檣櫓自回旋”，“傷心付與秋煙”，表現了作者深沉的哀痛。 　　光宣之際，國事日危，而詞人輩出。其中最為著名的，有、臨林桂王鵬運、高密鄭文焯、歸安朱祖謀、以及臨桂況周頤，他們被譽為晚清詞學“四大家”。他們的風格雖然不同，例如朱祖謀之詞風“隱秀”，而鄭文焯之詞風“疏散”，但他們同處於晚清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感時傷事之情，家國身世之悲，寄托於詞，使詞的創作出現了又一番繁榮景象。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海軍一敗塗地，和戰之議，眾說紛紜。況周頤在《蕙風詞》中有一闕記之雲： 摸魚兒•詠蟲 　　古牆陰、夕陽西下，亂蟲蕭颯如雨。西風身世前因在，盡意哀吟何苦？誰念汝，向月滿花香，底用淒涼語？清商細譜。奈金井空寒，紅樓自遠，不入玉箏柱。 　　閑庭院，清絕卻無塵土。料量長共秋住。也知玉砌雕闌好，無奈心期先誤。愁謾訴，隻落葉空階，未始銷魂處。寒催堠鼓。料馬邑龍堆，黃沙百草，聽汝更酸楚。 　　甲午戰敗，原因很多，但是李鴻章為首的投降派的消極備戰，負有主要的責任，朝野上下，批評李鴻章的呼聲很高。禦史安維峻上書請斬李鴻章以謝天下，時人譽為“隴上鐵漢”。慈禧太後非常憤怒，逼迫光緒皇帝處置安維峻，光緒皇帝無奈，把安維峻發往張家口軍台，天下人一時都很激憤，為安維峻抱不平。京城大俠“大刀王五”自願為其保鏢。王鵬運對安維峻的壯舉也非常讚賞，在安被貶以後，不顧自己的利害，寫詞送別安維峻。《半塘定稿》中，有《滿江紅》一闕記此。 滿江紅•送安曉峰侍禦謫戍軍台 　　荷到長戈，已禦盡、九關魑魅。尚記得、悲歌請劍，更闌相視。慘淡烽煙邊塞月，蹉跎冰雪孤臣淚。算名成、終竟負初心，如何是。 　　天難問，憂無已。真禦史，奇男子！隻我懷抑塞，愧君欲死。寵辱自關天下計，榮枯休論人間世。願無忘、珍重百年生身。君行矣。 　　王鵬運的悲慨情緒從詞中可見。這首詞情思飽滿，筆鋒健勁而不發露無餘。把對安維峻的崇敬，對保守派誤國的憤慨非常真切的抒發了出來。 　　清政府有懲於甲午之敗，想學習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俄羅斯的彼得大帝改革，以求變法圖強。光緒皇帝與康有為等共同議定變法事宜，主要由光緒帝的師傅翁同和支持，招致慈禧太後等守舊派的忌恨。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緒帝下詔宣布變法維新，一切都在探索階段，需要象翁同和這樣資格老成的大臣的支持，但是六月十五日翁同和忽然被開缺回籍。這是因為慈禧太後害怕光緒帝變法成功，失去手中的權力，所以逼迫光緒帝把翁放歸原籍，剪去光緒帝之羽翼。這時候王鵬運正在京中，耳聞目睹了西太後險惡的用心。有詠史二闕以記之： 鷓鴣天•讀史偶得率成二闕 　　冊載龍門世共傾，腐儒何意占狂名。武安私第方稱壽，臨賀嚴裝促辦行。 　　驚割席，憶橫經。天涯明日是春城。上尊未拜官家賜，頭白江湖號更生。 　　群彥英英祖國門，向來宏長數平津。臨歧獨下蒼生淚，八百孤寒愧此君。 　　傾別酒，促歸輪，壯懷枉自托風雲。劇憐彩鷁乘濤處，親見蓬萊海上塵。 　　《半塘定稿》中詠史之作尚多，都是借詠史來寫當時的朝政。 　　“戊戌變法”在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反對下，經過一百零三天即告失敗，光緒皇帝也被軟禁在深宮之中。鄭文焯有詞紀之： 月下笛 戊戌八月十三日宿王禦史宅，夜雨，聞鄰笛感音而作。和石帚。 　　月滿層城，秋聲變了，亂山飛雨。哀鴻怨語，自書空、背人去。危闌不為傷高倚，但腸斷、衰楊幾縷。怪玉梯霧冷，瑤台霜悄，錯認仙路。 　　延佇，銷魂處，早漏泄幽盟，隔簾鸚鵡。殘花過影，鏡中情事如許。西風一夜驚庭綠，問天上人間見否？漏譙斷，又夢聞孤管，暗向誰度。 　　“戊戌變法”中，譚嗣同看到慈禧太後和榮祿等人一定會陰謀阻撓，所以他夤夜去見袁世凱，勸袁以兵保護光緒皇帝，清除君側。袁世凱先佯許之，然後密泄於榮祿。榮祿連夜進宮密告慈禧太後。這是新黨失敗的最大關鍵。這裏的“隔簾鸚鵡”，當指袁世凱。八月十三日，即六君子慷慨赴義之日。六君子中，劉光第與朱祖謀有故交，朱祖謀也有詞哀之雲： 鷓鴣天•九日豐宜門外過裴村別業 　　野水斜橋又一時，愁心空訴故鷗知。淒迷南郭垂鞭過，清苦西峰側帽窺。 　　新雪涕，舊弦詩。愔愔門館蝶來稀。紅萸白菊渾無恙，隻是風前有所思。 　　不能直言，隻好寄托於野水斜橋，紅萸白菊，詞人用心之良苦可知。 　　庚子事變，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後挾光緒帝出逃，生靈塗炭，慘不忍睹。當時王鵬運、朱祖謀等詞人就在北京城中，親眼目睹了八國聯軍的燒殺搶掠等罪惡行徑，他們寫了著名的《庚子秋詞》，最著名的有王鵬運的《鷓鴣天》、《眼兒媚》、《南歌子》，朱祖謀的《聲聲慢》等。試舉兩首為例： 眼兒媚 　　青衫淚雨不曾晴，衰鬢更星星。蒼茫對此，百端交集，恨滿新亭。 　　雁聲遙帶邊聲落，萬感入秋燈。風沙如夢，愁揮綠綺，醉拂清萍。 　　“新亭”之淚，故國之思，占據了作者心中所有的空間，對著一盞孤燈，百感交集，回天無力，隻有在醉中打發痛苦的時光。作者寫的淒婉含蓄，真是“芒角撐腸，清寒入骨”[12]。 　　下麵再看朱祖謀的詞： 聲聲慢 辛醜十一月十九日，味耼賦落葉詞見示，感和。 　　鳴蛩頹圮，吹蝶空枝，飄蓬人意相憐。一片離魂，斜陽搖夢成煙。香溝舊題紅處，拚盡花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宮淒奏，分付哀蟬。 　　終古巢鸞無分，正飛霜金井，拋斷纏綿。起舞回風，才知恩怨無端。天陰洞庭波闊，夜沈沈流淚湘絃。搖落事，向空山休問杜鵑。 　　據龍榆生《彊村本事詞》說：“此為德宗（即光緒帝）還宮後恤珍妃做。”[13]詞甚隱微，寄托遙深，但從意象上仍可把握它的意蘊指向。詞中以“飄蓬”喻“離魂”之珍妃，“飛霜金井”二句則點出慈禧在庚子年“西幸”時下令推墮珍妃於宮井。“拋斷纏綿”四字最是警悚，為點睛語，詠落葉而出此形象顯然是為扣緊本事。這首詞寫的精深卓特，不愧王國維所評“隱秀”，可視為“含味醇厚，藻采芬溢”的典型。 　　鄭文卓時在江南，沒有目擊當日慘禍，但是感懍家國，其《樵風樂府》中悲壯蒼涼之作也很多。比如其《謁金門》三闕皆眷戀故國之作： 謁金門 　　行不得！黦地衰楊愁折。霜裂馬聲寒特特，雁飛關月黑。目斷浮雲西北，不忍思君顏色。昨日主人今日客，青山非故國。 　　留不得！腸斷故宮秋色。瑤殿瓊樓波影直，夕陽人獨立。雖說長安如奕，不忍問君蹤跡。水驛山郵都未識，夢回何處覓。 　　歸不得！一夜林烏頭白。落月關山何處笛？馬嘶還向北。魚雁沉沉江國，不忍聞君消息。恨不奮飛生六翼，亂雲愁似幕。 　　這三首詞所抒發的家國身世之感、黍離銅駝之悲，可謂極詣。 　　綜上所述，晚清以來，在常州詞人的不斷推崇之下，詞不再是流連光景，娛賓遣興的“豔科”、“小道”，而成為和詩一樣具有抒情言誌功能的文體，具有和傳統的詩賦同樣的價值，真如周濟所謂“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另外，晚清社會是中國曆史上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外敵入侵，國政腐敗，民生疾苦，需要詞人們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來反映社會現實，而愛國抗敵的感情成了這些作品的主旋律，許多大詞人有意識的運用詞這種文體創作了許多愛國篇章，是中國文學史上非常值得重視的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