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麵臨三種壓力 盯美元政策何去何從

中國日報網站消息：10月1日在華盛頓召開的西方七國特別會議(G7)，由於中國的兩位部長級財金高官的首次應邀出席，吸引了更多世人的關注。在這個被稱為“富人俱樂部”的國際會談場合，人民幣匯率製度再次成為會議的焦點。美國本來希望此次會議確立中國匯率改革的時間表，但美國財長斯諾在G7與中國部長對話會後也不得不承認，此次會議沒有就中國匯率改革提出時間表，隻是希望“越快越好”。出席此次會議的中國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和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向世界正式提出了中國匯率製度改革的主要目標：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人民幣“價格”和石油價格同樣重要 　　主持人：為何此次G7會議的兩大焦點是石油價格和中國的匯率製度問題，人民幣匯率緣何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陸紅軍：這次會議主要討論的是兩個價格：石油價格和人民幣“價格”。石油價格的波動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不言而喻，但人民幣的國際價格如今同樣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這反映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地位的不斷上升，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係越來越密不可分，人民幣“價格”與石油價格一樣，成為全球經濟運行的要素之一，人民幣匯率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 　　主持人：1985年的時候，日本也是迫於壓力，簽署了所謂的“廣場協議”，日元被迫升值，此後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如果人民幣升值，將會給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周邊經濟環境帶來什麽樣的影響？ 　　周宇：現在中國匯率製度麵臨的國際環境和去年有很大差別。去年9月份的時候，人民幣升值壓力一度達到最高峰，曾經有言論認為中國“輸出通貨緊縮”。但今年上半年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基本沒有出現順差，中國的貿易收支隻有對美國是順差，對日本等大多數國家都是逆差，一些國家的態度也開始隨之發生轉變。日本最早提出人民幣升值問題，但其國內本身也有不同的意見，認為日本輸出的是高科技產品，並且有大量的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如果人民幣升值反而對日本企業不利。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日本逐漸在淡化對於人民幣升值的要求。美國的態度本身比較矛盾，在中國匯率問題上並沒有單一的要求人民幣升值，而是要求中國擴大“匯率彈性”，也就是按照市場化的原則擴大匯率變動區間，考慮到美國今年麵臨大選，也有可能是政府在作秀給選民看。 　　孫立堅：其實，中國的匯率製度一直在麵臨著“兩難”困境。對於中國的大多數企業來說，已經習慣了多年來基本固定不變的匯率製度，匯率變動的風險完全由央行來承擔。另外一方麵，商業銀行的改製大業尚未完成，國內金融製度創新、金融衍生產品開發滯後，企業和銀行都缺乏有效的風險規避機製。如果匯率貿然變動，企業利潤縮水，必然會造成新一輪的銀行不良資產增加，對於正在進行中的商業銀行改製，將是毀滅性的打擊。另外，與當年日本的處境相比，中國目前麵臨的國內外環境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日元當時確實麵臨升值壓力，目前中國的處境也有些類似，但中國是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中國匯率製度變動將波及亞洲大部分國家，給全球經濟帶來不確定性。 　　陸紅軍：首先影響的是在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如果人民幣升值10%～20%，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將會蒙受重大損失，考慮到成本效益問題，甚至會出現大量外資企業在中國撤資現象，會嚴重影響中國的投資環境。此外，中國出口貿易也會受到影響，並波及國內的就業問題，影響穩定大局。 　　人民幣麵臨三種升值壓力 　　主持人：在去年初的G7會議上，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就拋出了人民幣應該升值的論調，提議把人民幣匯率問題作為一項議題正式討論，並要求其他國家通過類似於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逼迫人民幣升值。時隔一年，如今美國等國家又希望確立中國匯率改革的時間表。如今，中國匯率製度改革以及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究竟來自哪裏？ 　　孫立堅：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反映出日本所謂國內“產業空洞化”問題，這是日本提出這一議題的深層次原因。在這個問題上，日本對外投資的企業和政府的態度是對立的，日本的企業利用了人民幣被低估的好處，在中國投資設廠，產品銷往歐美各地，從中牟取國際貿易好處。但由於大量的企業在外投資，日本國內近年來一直存在產業結構升級緩慢、就業壓力增大的問題，經濟複蘇緩慢，政府希望人民幣升值緩解國內的經濟問題。 　　其實，由於中國一直實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9.１1”之後，美國開始明顯實行的“弱勢美元”政策才是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根源。如果當前美國采用裏根時期的強勢美元政策，中國匯率政策根本就不會出現當前這樣的問題。 　　周宇：我認為，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麵：首先是來自國家之間外匯交易的市場壓力；其次是各國政府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的博弈，也就是政治壓力；最後是政策性壓力，比如中國近期的CPI指數居高不下，尤其是主要來自農產品<行情資訊論壇點評>及原材料的價格上漲，中國經濟麵臨短期通貨膨脹的壓力，政府有可能考慮人民幣升值。從現在中國匯率製度的國際環境來看，市場壓力開始減弱但沒有消失，政治壓力逐漸弱化，政策性壓力是否將成為匯率製度改革的主要壓力，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主持人：這次G7會議上，中國正式提出了匯率形成機製的主要目標是“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在有效防範風險的前提下，有選擇、分步驟地放寬對跨境資本交易的限製，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如何理解這一匯率政策？ 　　陸紅軍：這反映出經過20多年的對外開放後，中國在國際貿易中不再盲目追求貿易順差，而將采取更加合理、更加市場化的貿易手段保證可持續發展，進一步推進匯率製度改革和完善，形成更加適應市場供求變化，更為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形成和運行機製。 　　“盯住美元”何去何從 　　主持人：1995年以來，中國一直在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如今美國實行“弱勢美元”的政策，人民幣麵臨空前的升值壓力。有意見認為，中國應當適時改變目前的匯率政策，轉而實行盯住美元、歐元、日元等的“一攬子”匯率政策，也有人認為應當實行每年上漲一定百分點的“緩慢爬行”匯率政策。 　　孫立堅：理論上來說這幾種辦法都可行，但“緩慢爬行”的匯率政策給國際遊資留下了巨大的套利空間，不可采用。而“一攬子貨幣”的匯率製度存在一定的技術層麵的操作難度。實踐證明，固定匯率製度和完全的浮動匯率製度都有一定弊端，一個國家的匯率製度設計將趨向於所謂的BBC製度，即中間匯率製度。中間匯率製度又有幾種選擇，你剛才所說的盯住一攬子貨幣(Basket)的匯率政策目前新加坡等國在采用，比如盯住美元、歐元和日元等，根據國家對幾個主要經濟實體的貿易額度確立這幾種主要貨幣之間的權重。這種製度好處在於緩解了本幣的升值壓力，減少了套利空間，但增加了技術層麵的操作難度，需要國內金融創新及金融衍生產品的開發，企業難以把握國家匯率政策，經營情況受匯率影響較大。 　　從現實的情況來看，中國匯率製度應選擇適當的時機，采取盯住一攬子貨幣、中心匯率製度或者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