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勢，分即是合，合即是分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羅貫中的名著《三國演義》的開篇之言。這句話之後，羅先生舉了周朝末年到春秋戰國直到東漢末年的曆史事實來證明這個論斷，“周末七國分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並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之後《三國演義》洋洋灑灑幾百萬字，都來演繹這段“東漢分為三國，三國統一歸晉”的這段曆史。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對中國曆史很精辟的總結。從周末春秋戰國到秦滅六國建立皇權統治直到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推翻皇權統治的這段漫長的中國曆史（後來袁世凱做的那83天皇帝就先不算了），都是在分分合合中度過的。

但是這裏有幾個問題。第一，分與合，都隻是對某個時期政治情況的描述，並沒有揭示造成分與合的原因。要想了解造成分與合的深層次原因，得做相當的研究工作。第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隻是對某一段曆史的事後的經驗性總結，很難從中得到什麽真正的經驗教訓來預防。雖然每個新王朝建立以後，都要修一部前朝的曆史，以此來總結前朝興盛的經驗和滅亡的教訓，希望自己避免同樣的命運。但是每個王朝都沒有真正做到過。難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一個無法破解的詛咒？難道它隻能在每個政權分裂的時候用來做心理上的安慰？第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適用於從周末春秋戰國到清末的皇朝政權。但是，它對於繞舜禹時期的禪讓製時期就不適用，或者說至少不完全適用。它對於清朝以後中華民國到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適用程度有待研究（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全球化的複雜影響），更有待實踐和時間來驗證。

更進一步，這裏有個更重要的問題：這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模式（或者說趨勢）是不是一件好事？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中，這種模式帶來了想要得東西了嗎？或者說，這是我們想要的過去嗎？這種模式對我們現在的生活到底有什麽影響呢？或者說，它還在影響著我們現在的生活嗎？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也就是說，我們中國大陸的統一政權在將來也要分開，這是我們想要的將來嗎？如果不是，那麽我們想要的是什麽呢？我們又怎麽樣從這種分分合合的模式到我們的目標呢？

第一個關於“過去”的問題應該好回答。對中國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會得到否定的答案，因為他們都知道在分分合合的過程中伴隨著無數的流血與殺戮，無數百姓的流離失所，無數次對道德規則和中華文明的踐踏和毀壞。幾乎每一個新政權都是以暴力的手段取得統治地位，然後重新建立一個局部有所進步卻在關鍵地方換湯不換藥的新的係統，直到被下一個政權所取代。現在絕大部分的中國人也決不願中國從任何的層麵上陷入分裂的地步，而希望中國永遠的穩定和強大，自己的生活永遠的富足和幸福。

當然，這隻是我們的願望。問題是，願望不等同於現實。幾乎任何時候的老百姓都有這樣的願望，可是過去無數殘酷無情的事實卻總是將這些願望無情的粉碎，將這些願望變成一個似乎永遠遙不可及的夢。那麽，現在的現實呢？現在有沒有可能將這些願望變成現實呢？

要回答這類現實的問題，從曆史的角度去往往是非常有幫助。中華民族悠久的曆史是我們無比珍貴的財富，這決不是隨便說說的，因為每到關鍵時候，她就顯示出無比的力量和價值。對於上麵的問題，從政治體製的角度來分析曆史的趨勢，是很有幫助的。而且這種政治體製的分析，也將從深層次的角度揭開分與合的奧秘。

對於這方麵的分析，易中天先生在《百家講壇》的《品三國》的第49集《天下大勢》中有過精彩的講述。易先生將“西周封建”、“秦滅六國”和“辛亥革命”列為中華文明史中三個劃時代的事件。這裏簡單介紹易先生的分析，具體的細節請去讀他的書或者聽他的講演。西周封建時期，采用的是分封製，其政權體係由天下、國、家組成，其貴族統治者由天子、國君、大夫和士組成，這些統治者按嫡長製確定，而且都是世襲的。秦滅六國後，采用的是官僚任命製，所有的國和家合而為一，其統治者由皇帝和他任命的官僚組成，官僚是任命的，不再世襲。

易先生介紹完這些，就去講他的三國去了。（想想易先生也不容易，在講《東漢風雲人物》的時候現場演示了“避席”這個東漢末年的禮儀，出於講解的需要，有個跪在講台上的動作，便承受到不少壓力，以至於在正式的視頻中這段被剪切掉，以至於在《拷問易中天》這個采訪節目中易先生都不願討論這個話題）。這裏卻可以更進一步來分析。為什麽秦的係統比以前好？關鍵是取消了以前官員的世襲製，代之以任命製。為什麽從秦到清的王朝創造了輝煌的中華文明？政治體製方麵的原因就在於官員世襲製的取消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潮流，解放了社會生產力。為什麽秦和秦以後的皇朝擺脫不了分分合合的命運？因為它們都保留了皇帝的集權製和皇帝的世襲製。集權製將所有權力集中於皇帝一身，使得皇帝無法受到製約和監督。最高權力的世襲就無法保證選出的最高領導人的素質和能力，無法保證社會矛盾的及時解決。而社會矛盾在長達幾十年到數百年累積後的集中爆發足以摧毀任何一個曾經強大的王朝。

為什麽辛亥革命是劃時代的事件？因為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第一次在中華曆史上取消了皇帝的世襲製，代之以選舉製；取消了皇帝的集權製，將權力分解為互相監督、互相製約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部分。辛亥革命後，帝製徹底從中國政治舞台消失，這點可以從袁世凱的倒台看出來。皇權體製作為一種製度消失了，但是它所代表的思想卻遠遠沒有消失。段祺瑞政府不願恢複《臨時約法》，蔣介石政府中選舉成了形式，1949年以後再相當長的時間裏高級領導是終身製。從孫中山以後的政府都沒有在製度上真正體現權力的監督和製約。現在的政權實現了在一個執政黨的框架裏最高領導人的合理更替，中共第三四代領導權力的平滑過渡是個典型的例子，這毫無疑問在權力交接上取消世襲製上曆史的巨大進步。不過，在權力監督和製約上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

順著這個思路推下去，以後的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就是實現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全民選舉和從製度的層麵上實現權力的監督與製約。那時，國家的權力將由全民選出的國家元首來接手。而這個國家元首將跨越黨派和社會階層；那時，國家的權力將彼此監督與製約，而不會集中到一個人或團體手裏。

以上是從曆史趨勢的角度來分析問題。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從現代社會的特點來考慮問題，得到的結論是一致的。

現代社會的兩個基本要求是分工與合作。現代科技的發展，使得任何一個人甚至團體都無法精通所有的領域，這就要求分工與合作。從兩個人的家庭、幾百個人的企業到整個社會政治係統都要分工與合作。在政治係統的分工，就是要將權力分解，讓他們互相監督和製約；而其合作，就是讓分開的權力能夠合成一個係統，這個係統能夠為人們帶來自由、幸福和快樂，為國家帶來長久的繁榮與強盛。換句話說，分，不是隨便胡亂分，其著眼點是分開後能夠合在一起，分的目的是合；要做到合在一起能有效，就必須分，合的手段是分。實際上，現在的種種問題都體現在分和合兩個方麵，都可以從這個分與合的框架來分析、解釋和解決。所以，天下大勢，合即是分，分即是合。

現在有了分與合的基本原則，那就是在分的時候考慮合，反之亦然。但是，在具體作事的時候，這種簡單的原則往往是很不夠的，需要有更加具體的操作性強的方法來指導。第一個方法，就是科學。成功往往來自於對科學規律的把握和實踐，違反科學的規律則注定要失敗。問題是，有時候“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科學的規律在實踐中往往不能很明顯的發掘出來。這時就要用到第二個方法-民主。遇到爭議性強的問題，要在遵循科學的程序的基礎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解決爭議。即使這樣，仍然會出問題。前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以100%的投票率通過了入侵阿富汗的決定，結果直接導致前蘇聯進入戰爭的深淵，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前蘇聯的解體。第三個原則，是信息的公開、公正和公平，也就是媒體和廣大群眾的監督。這樣將促進決策的透明化。但是媒體總是去追逐有新聞價值的信息，群眾也隻是關心當前熱點話題。“狗咬人不是新聞，人要狗才是新聞”，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那麽，被狗咬的人該怎麽樣保障自己的權益，這就要用到第四個原則-司法的監督。司法是弱勢群體保障自己應得權益的銳利武器，是政治框架內社會公平與公正的最後屏障。這四個原則結合在一起，才能做到分與合的完美統一，實現這個係統的最終價值，那就是全體人民的自由、幸福和快樂。

而要真正實現這些目標，要縱向順應曆史的潮流，橫向順應全球化的趨勢，一步一步地加以實現。而這，需要很多代的中國人不停的努力。這些話題，就不是這篇短文所能涵蓋的了。（讀者如果感興趣，敬請關注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