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世界第一製造大國緣何衰落?

中國製造:世界第一製造大國緣何衰落?


前工業時代的世界工廠

1846 年12月6日，一艘中國製造的帆船從香港出發，開始了其漫漫的遠航。這艘長45米，高5.8米，排水量800噸的三桅帆船繞過好望角，於1847年7月到達紐約，這也是第一艘造訪紐約的中國船隻。這艘名叫“耆英號”的中國船隨後又訪問了波士頓，並於1848年2月17日離開波士頓港駛往英格蘭，僅用了21 天，耆英號就到了澤西島，稍事休整後於3月28日到達了倫敦，這比美國蒸汽郵輪的速度還要快。

剛剛進入工業化時代的倫敦市民們對“耆英號”的到來非常好奇，他們寧可花上一個先令也要登上中國船來看個究竟。大批參觀者當中甚至包括了維多利亞女王和諸多王室成員。中國帆船抗擊風暴的能力，以及精良的製造工藝甚至優於英國本土造的帆船，這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是“中國製造”在前工業化時代所創造的最後奇跡。

實際上，就在普遍認為是中國屈辱史開端的1840年，中國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製造業大國。一些有爭議的研究成果甚至顯示，當時中國GDP是世界的33%，比美國和歐洲的總和還要多，而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GDP隻占世界的5%。

黃仁宇曾經這樣描繪那個時代中國製造的盛景：茶葉行銷於俄國，生絲及絲織品見愛於日本（自德川幕府初年即如是），而此時歐洲正值啟蒙運動抬頭，沙龍鼎盛之際，中國之磁器、地毯、漆器、首飾，與家具使西歐各國首都表現著富麗堂皇。未漂白之棉織匹頭稱為“南京貨”，初行於歐洲，後及於美洲。在工業革命前夕，中國鄉鎮工業產品仍保持著一種黃昏前的質量優勢，直到西方超越中國為止。

我們可以更多地看到，與我們想象中的帝國暮日不同的場景：

在中國長江中下遊地區，絲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業產品，它們以其優良的品質和極具競爭力的價格，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出口品，那些被認為是保守和落後的長三角自耕農們則是世界上最為勤勉和智慧的供應商。

在珠三角地區，“景德鎮—廣州產業鏈”的形成，源源不斷地按照歐洲王室貴族提供的訂單，生產出奢侈的外銷瓷產品。

在福建沿海，茶葉的出口則為地方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由於在生產和加工方麵處於市場壟斷地位，武夷茶成為各國商人競相爭購的商品，這一優勢一直持續到1880年代。

即使在市場經濟相對落後的北方，比如運河上的城市——臨清，則成為北方製磚產業的中心，鼎盛時期，有數千座窯口在日夜不停地為北京城提供修建宮殿、城牆、陵墓所需的“貢磚”。

而那些我們曾經認為更加封閉的省份，如四川等地，其地方特產如鹽、酒等一樣跨越了省界，行銷於遠近。

在那些繁榮的城市和忙碌的工場作坊裏，很多後來蜚聲世界的產品，已經贏得了口碑。在這幅圖景當中，中國近三百年的市場化程度和經濟活躍程度完全超出了我們平日的想象。

但是，這一前工業化時代的“中國製造”盛景，雖然經逾千年的孕育與積蓄，至此正達到它的頂點，但卻在短短一兩百年間迅速地褪色。

亞當·斯密觀察到：“……可能遠在當日之前，這國家法律與組織係統容許她聚集財富的最高程度業已到達。”

直到1915年，作為前工業時代的遺產，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中國製造獲得各種大獎74項，金牌、銀牌、銅牌、名譽獎章、獎狀等共1200餘枚，在整個 31個參展國中獨占鼇頭。這是對上個時代的中國製造的最後檢閱，那些由成千上萬的小農家庭和小作坊拚湊在一起的“中國製造”大型牛車，並沒有被打造為一部現代工業機器，最終也未能避免解體的命運。

近百年後，新的一批“中國製造”才走到世界的前台。而百年前的“中國製造”們，多數已湮沒無聞，隻有極少數仍煜煜生輝。

曆史畢竟無法駐足，在開頭的故事中，那艘中國廣東出產的帆船最後被拖至英國柴郡海岸閑置，隨後以“研究目的”拆毀。此後，則是裝備了蒸汽機械的英國輪船馳騁在世界廣袤的海域之中。這則160年前的故事，更像是前工業化時代“中國製造”命運的一個隱喻——起了個大早，卻趕了個晚集。

武夷茶的黃金年代

19 世紀中葉，沉寂已久的福州港口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機。中國內亂切斷了傳統的華南、華中貿易線路。於是，馳名世界的武夷茶從武夷運至福州，然後外銷至英國。倫敦的頭春新茶比從前提前了兩個月，新茶首市自然身價培增。然而，英國人帶來白銀的同時，也帶來了鴉片，並且帶走了茶種，中國茶很快敗退下來。

1868年，盧公明心情頗為矛盾地從北方趕回了福州。

早在他還在奧本神學院讀書之際，這位虔誠的基督徒就立誌到長滿茶樹的中國去傳教，去解救那些可憐的、不信上帝的采茶人。他知道，在中國，即使是最窮之人，也有自己的茶。茶，是中國人生活的必需品。

然而，如今盧公明卻退出了美國美部會傳教活動，成為了美國瓊記洋行從事茶葉貿易的一名翻譯。

■ 開辟新茶路

18 年前，盧公明來到福州，在最初的幾年裏，他堪稱最成功的傳教士。甫到福州，他就在南台郊區售賣傳教書籍而頗有聲名。數年之中，他編寫、出版的傳教小冊子達二十餘種。福州首個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信徒，也是他所辦學校裏的學生。那時候，他想，如果有一天，中國人像飲茶一般，把信奉上帝作為日常生活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將是上帝福音傳播者何等的榮耀。

18世紀以來，飲茶成為一種國際性的風尚，尤其是英國人。茶葉來到英國之際，正是曆史上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人類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以鄉村為基礎的文明向以城市為基礎的文明轉變之時。英國學者艾倫·麥克法蘭在《綠金：茶葉帝國》一書裏認為，中國茶葉正好適應了英國工業化生產的需求。可以說，茶葉不僅形塑了英國中上層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且飲茶對促進英國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增長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於是，靠販運胡椒發家的東印度公司轉而從事利潤可觀的茶葉貿易，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東印度公司的茶葉銷售量增加了四百倍。尤其是產自福建武夷山的紅茶，在英國就是茶葉的代名詞。但在1840年之前，清帝國實行海禁政策，一切對外貿易隻能通過廣州港口。武夷茶輸往歐美的中轉站便是廣州。

在崇安縣的武夷山麓，每當茶季來臨，那些樹上的葉子被采摘下來，運送到縣城外的星村和赤石街，分門別類，烘培、調和並包裝以後，再運至通商港口。包裝在箱子裏的茶葉從星村和赤石出發，水路跋涉，繞道行走，先是裝在木筏上，每個筏子上裝12箱，運至崇安，然後再由苦力們背著攀越武夷山抵達江西鉛山。這一路上，山道寬約六尺，路麵是小方塊的花崗岩鋪就。苦力們每次擔著1-2箱茶葉，需要八天才能送達目的地。從鉛山出發的小船，要裝22箱，運至河口，然後換作載重 200箱的船隻順江而下，出鄱陽湖，溯贛江，經過十八灘而抵達贛州。至贛州再以載重60箱的船運至南安。然後苦力們扛著茶箱穿過梅嶺，在南雄裝船到韶州，再換載重量為500-600箱的大船，順北江南下，經過珠江到達廣州。星村至廣州，這趟茶葉線路長達2885裏，費時50天至60天。

這些珍貴的茶葉，在路上運行如此之長，自然提高了運費，每一百斤運費就是三兩六錢五分銀子。再加上沿途有七個稅卡，到了廣州，還要賄賂海關，英國還有茶葉稅，每磅三錢七分五厘，所以武夷茶在倫敦出售的時候，價格已經翻了好多倍（《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第一冊）。

早在盧公明來到福州前十幾年，英國人已經試圖進入神秘的武夷茶區。1832年，英國船阿美士德號進入閩江口，偵察福建沿海。這次航行的指揮官、英商胡夏米和德國傳教士郭士立發現，如果在福州直接貿易，僅運費一年就可以節省60萬兩。他們在福州停留了27天後返程。兩年後，郭士立再次與英國鴉片商人戈登乘小船沿著閩江進入武夷茶區。這次，他們如願以償了解到傳說中的茶。戈登還親自在茶園裏采集了標本，並帶回了茶種。一年後，他們再次前往茶區，途中被福建當局攔截。這三次探險和商業刺探所得情報，讓英國人了解到福州獨有的經濟價值，直接導致福州日後成為通商口岸。

然而，1844年開埠之後，福州的貿易出乎英國人的意料，堪稱慘淡。來福州的第一艘美國船，停泊了一個多月無人前來交易，最後隻好把船上的胡椒、洋布減價出售，作為回程旅費。駐福州領事若遜1849年初沮喪地向香港總督報告說：“我再一次擔任這個不愉快的任務，向你報告，我們曾經懷著使這個港口成為歐洲商船的常臨之地和英國商人駐中之點的希望，仍未實現。……在過去這半年中，沒有任何英國商船或其他國家的商船曾經到過這個港口。”（轉引自郭秀清：《五口通商時期之世界“茶港”——福州港的沉寂與興起》，《閩江學院學報》，2005年第12期）為此，英國對新口岸的商業價值進行了調查，曾經想用福州和寧波交換杭州、蘇州和鎮江三個內地口岸，最後由於中國反對作罷。

當盧公明在1850年來到福州的時候，外國人寥寥可數，除了幾個領事館人員，就是傳教士。傳教士們和商人一樣，都是被福州的貿易前景所吸引來到此地。但是道光皇帝一開始就不願意讓外國人深入茶區腹地。福州開埠之後，閩浙總督劉韻珂揣摩聖意，暗中做當地商人的思想工作，讓他們不要與外國人做生意。傳教士的工作自然也頗不順利。當盧公明奉命在南台建造住所，去察看建築工地時，被當地民眾用石頭趕跑。

這時，因為上海崛起，武夷紅茶轉由上海港出口。茶葉被運到江西河口，經水路運至玉山，再由人工搬運到常山，這段路比較好走。再沿錢塘江順流而下，經杭州至上海。由崇安到上海，全程1840裏，24天可以到達，運費和時間都節省了不少。

然而，1853年太平天國和上海小刀會起義，切斷了武夷山到廣州的舊茶路和通往上海的新茶路。美國旗昌洋行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當茶季來臨時，派遣中國買辦攜帶茶款到武夷茶區收購紅茶，運至福州港出口。恰好福建巡撫也上奏，因為戰亂，茶葉貿易收到阻隔，擔心那些藉茶葉糊口之人失業生事，請求朝廷暫開海禁。於是，一條新茶路開通了。從武夷山到福州隻要4-8天，這是最合理快捷的一條茶路，大宗紅茶沿著閩江直運到福州，出口歐美。

一個世界性的茶葉貿易港逐漸形成。

旗昌洋行的第一次茶葉采購非常成功，到了該年9月，已經有兩艘滿載著武夷茶葉的船隻離港。各國資金雄厚的洋行紛紛仿效。日後盧公明供職的瓊記洋行也在第二年設立福州代辦處（瓊記洋行的創始人曾是旗昌洋行的合夥人）。

盧公明一定曾經親眼目睹春天福州港的盛景。武夷頭春新茶上市之際，無數張掛著白帆的運茶船，從福州港羅星塔下啟航。那是英國造船師特地設計的“中國茶葉飛剪船”。這讓武夷新茶比從前提前了兩個月到倫敦。在茶船到港的第二天，要是倫敦的雜貨店在櫥窗裏沒有擺出武夷茶，這家店的生意就堪憂。於是，茶葉的輸出量直線上升。1855年是15,793,700磅，1860年就達到了40,000,000磅。在茶季開市之前，大量商業資本流入福州。

■ 鴉片與茶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裏，英國東印度公司幾乎壟斷了全世界的對華茶葉貿易。從1815年起，每年的茶葉貿易就讓它獲利100萬磅以上，占到了該公司商業總利潤的90%。東印度公司1758年在廣州設立了常駐管理會，一方麵大量購買跌價的“冬茶”；一方麵簽訂下一個季度要購買的新茶合約。管理會一般先與行商預定一份買賣合同，公司按照合同上購買茶葉的總值，預付50-80%的定銀。而廣州的行商也必須將合約上的數額交付後，才可以把剩下的茶葉出售給其他國家的商人。

在預付貨款的基礎上，東印度公司為了推銷英國的毛紡織品，在茶葉貿易中強行將毛織品按比例搭配銷售：公司向行商購買茶葉，行商就得購買一定比例的毛紡織品。藉此，東印度公司堵住英國國內對其壟斷權的責難，哪怕這些毛紡織品在中國市場無人問津。

於是，大量的白銀被輸入中國用來購買茶葉。據估算，在1700-1840年，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逆差愈拉愈大，1785-1786年度，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葉），比對華出口的商品多328%。為了平衡茶葉貿易造成的巨額逆差，東印度公司開始在英國殖民地印度種植鴉片，運往中國銷售，將其收入代替白銀支付購買茶葉的款項。這樣，英國人把工業品賣給印度，再通過走私把鴉片賣給中國，中國人則把茶葉賣給英國，英—中—印獨特的三角貿易形成了。中國的白銀開始大量回吐外流，巨額的白銀重新裝進了英國人的腰包，而中國則出現了“銀荒”。

當盧公明來到福州的時候，他發現這個城市的居民有如此多的癮君子。據他說，截止到1863年12月31日福州進口貨物總值超過1050萬美元，其中500多萬元是用來購買鴉片的。紅茶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而鴉片則是最大宗的進口貨。福州的鴉片館甚至比米店還多。

在他所寫的書《中國人的社會生活》裏，盧公明描述了福州城居民日常生活的變化。在這種“提神醒腦”的鴉片沒有輸入之前，當地人接待賓客，總是用一杯熱茶，或是請客人抽上一口水煙。如果沒有熱茶待客，那就是主人的失禮。現在，人們經常一邊抽鴉片，一邊聊天或談生意。“在上層社會裏，請客人或朋友抽鴉片可能已經和美國三四十年前請朋友喝葡萄酒、朗姆酒、白蘭地等傳統的待客之道一樣普遍了。”

他看到，福州的鴉片消費和帝國的其他地方一樣增長迅速。它所帶來的破壞也變得越來越明顯和可怕。”（林立強：《美國傳教士盧公明與晚清福州社會》，福州教育出版社）因此，虔誠的教徒盧公明寫了中文小冊子《勸戒鴉片論》。他向中國的癮君子們推薦了一位高明醫者，便是救世主耶穌；這位醫生有奇方妙藥，就是上帝福音。然而一貫講求實用主義的中國人反唇相譏：要是耶穌能幫人戒除鴉片就拜他，不能革除就不拜他。

盧公明自然無法給出一個有速效的戒煙方子。事實上，他日後供職的瓊記洋行也做著販賣鴉片的生意。在1850年代，這家美國商行一直用小船在沿海一帶兜售鴉片。

而戈登從中國運回的8萬顆茶種，早已經在加爾各答的植物園中發芽、生長，幼苗被廣泛種植在印度各地，以便確定哪裏適宜茶樹生長。

■ 綠金誘惑

盧公明興辦了格致教會學校，學生人數也有所增加。他編寫發行的傳教小冊子也取得很大的進展。但是商業的繁榮，逐漸改變了福州人的價值觀，他們開始追求享受，崇尚財富。就連傳教士們的生活也起了微妙變化。盧公明寫信給波士頓美部會總部，抱怨他的薪水連日常開銷都應付不了。此外，他的兩任妻子和幼女都先後在福州患病去世。他自己在1868年失音症再次複發。這些，令這位懷抱理想的福音傳播者心灰意冷。

此時，福州的茶葉貿易進入全盛時期。到1867年底，福州有15家英國商行，3家美國商行，2家德國商行和1家英國布律吉商行，3家銀行，2家貨棧和1個印刷局。茶葉貿易變得競爭十分激烈，風險也頗大。於是，那些長居福州、精通中文並且了解茶葉市場的傳教士成了各大洋行青睞的人才。盧公明此時來福州傳教已逾 14年，他會講福州方言，了解中國社會，並且曾經實地考察過茶葉種植、製作和生產情況。經過一番比較、抉擇，他終於決定棄教從商。

“我已接受了福州瓊記洋行的邀請，職責是充當譯者。從那天起我與美部會的合作就終止了。我做出這個決定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我的聲譽代表了我向往一種積極的生活；第二、我喉嚨的病況使我無法進行有規律的頻繁傳教；第三、由於我的學校經營失敗，沒有任何美好前景。”（《盧公明日記手稿》，轉引自林立強：《茶葉· 福音·傳教——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盧公明棄教從商個案研究》）在寫給好友的信中，他吐露心聲：健康問題和傳教事業的不理想，令他選擇棄教從商。他希望好友了解他是被迫接受這個工作的。他的朋友安慰他，在商業圈裏做一名忠實的基督教徒，這無損於他的價值。

盧公明沒有詳細記錄他在瓊記洋行的工作。但通過美國人斯蒂芬·洛克伍德的剖析，我們大概可以還原他的工作概貌。洛克伍德根據瓊記洋行的檔案資料，寫了《美商瓊記洋行在華經商情況的剖析（1858~1862）》一書。

由旗昌洋行開創的內地采辦製度，已經是各外國商行的常規。早春時節，洋行的買辦把現錢送到產茶地區。5月初，從福州前往內地貿易區收購紅茶（尚需烘培加工）。到夏季晚期再去采辦日後作為綠茶出售的茶葉。從6月到9月，茶葉運到福州；采購茶葉的活動持續到夏末。然後瓊記洋行在自己的倉庫裏進行茶葉的烘培和重新包裝（也有部分茶葉在集散地烘培）。烘培和包裝工作從7月持續到11月。在通商口岸還見不到茶葉星子以前，約有數萬美元陸續匯往內地貿易區。以 1860年為例，瓊記洋行派一位買辦攜帶25萬美元，從福州前往內地采購。具體采購計劃如下：從福州采辦的第一批茶葉，將以38000美元購買白毫 1300箱，以13000美元購買烏龍1300箱。如果戰爭沒有引起茶價波動，打算到5月份再撥付25000美元，然後相機行事。

盧公明的工作應該包括隨從瓊記的福州買辦到茶葉產地收購茶葉。在他所寫的《英華萃林韻府》附錄中，記述了許多茶葉貿易的具體過程。他提到當時福州茶行已經是精細化作業，茶行分工十分細致：看門、看更、上更、下更、理茶工人、印招牌、裱招牌、打席包人、打藤人、釘箱人……作為當時三大茶市之一（其他兩處為上海、武漢），福州銷售的最上等紅茶如工夫和小種，來自武夷山區；青茶如烏龍和寶春，大部分來自沙縣、高橋、洋溪等地；最好的白毫則來自邵武、梨源、將口、小湖等地。在他從商的兩年間，福州市場上的茶名多達281種。

這位曾經的傳教士於是有機會目睹資本的巨大力量，那是一種遠比福音更有吸引力的東西。那些與外國商行訂了供應合同的茶商迅速致富。譬如崇安縣人鄒茂章，以經營茶葉起家，數年家產有二百多萬貫。福建許多地方原本是窮鄉僻壤，因為種茶而商賈雲集，哄然成市。曾經有兩位美國傳教士前往內地遊曆，在閔北下洋茶區遇見一群快樂的采茶人。茶農們以為他們是前來采購茶葉的洋商，大為欣喜，當得知他們是傳教士時，臉上就浮現出失望的表情。

歐美對武夷紅茶巨大的需求量，刺激著福建茶葉經濟發展，偽茶隨之而生。在19世紀60年代，外國商人就抗議中國茶商們在新茶中混有老茶，或者把茶葉末摻進茶葉之中。有的茶商則在裝箱時沒有使用足夠的鉛，以致到目的地時茶已經受潮發黴。盧公明對此說過一句狠話：“如果要比商業貿易中欺騙無知、詐騙粗心人的方法的話，在這方麵可能沒有幾個國家的人能超過中國人。”

種種缺乏商業道德的行為，傷害了“中國製造”的信譽。1872年，福建省會通商總局特地頒發了一個“打假檄文”。布告首先指出，近年來出口的烏龍、工夫等茶摻入碎末，或用梗黃拌入增重，這種行為導致洋商運回國內虧本。通商總局呼籲茶商們守信用，保護中國茶的聲名：“查商賈貿易全憑信實力能近悅遠來。本口茶葉一向為貨物大宗，自各國通商以來行棧增多生意日盛，自應各整行規公平互市，以期於國馳名信孚中外。”同時，如有奸商樣貨不符，或製作偽茶，一旦被洋商告發，“定即嚴拿究辦決不寬貸”。

或許是內心深處一直矛盾重重，盧公明對自己在瓊記洋行的工作情況記述很少。我們不曉得他薪金多少，但瓊記洋行似乎對員工頗為慷慨，十九世紀後期一名上海分行的品茶員，年薪便有5000美元。盧公明的薪水可能不會達到這個數目，但肯定比他當一個傳教士時寬裕得多。1873年他因病回國治療，7年後去世。

他無從知曉的是，和他曾經曇花一現的傳教事業一樣，武夷茶的黃金時代很快就過去了，福州港在19世紀80年代沉寂下去。茶葉“中國製造”壟斷地位喪失了──1888 年，英國從印度進口茶葉的數量首次超過從中國進口的數量。因為過度采摘，茶樹被破壞以及加工過程中粗製濫造的現象，讓武夷茶喪失了市場競爭力。更令人歎惜的是武夷茶葉出口總值的一半，是用來支付鴉片的款項。在過去二三十年中，福建的茶農和茶商們收入豐厚；然而，對外貿易的發展，並沒有為福州經濟進一步發展積累實力。

到了20世紀初，大英帝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產茶國；直到世紀末，英國品牌主導了世界茶葉市場。■

CHINA：前工業時代的易碎品

在鼎盛時期，廣州的工場裏，數以萬計的工人為歐洲王室巨富生產著世界最華貴的瓷器。這些精美絕倫的工藝品，同樣有極為脆弱的一麵。

1602 年，剛剛成立不足一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劫獲了從中國滿載貨物歸程的葡萄牙商船凱莎琳娜號。他們將船上的數十萬件中國瓷器運抵阿姆斯特丹拍賣。令荷蘭人吃驚的是，此次拍賣引來了大量富豪貴族的關注，其中不乏君主的身影，法國國王亨利四世購買了一套精美的餐具，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也爭著購入瓷器。幾日之內，所有貨物被一搶而空。據簡·迪維斯在《歐洲瓷器史》中記載“拍賣這一船瓷器， 商人獲純利了五百萬盾”。

■ 西來的訂單

荷蘭人的這一傳奇經曆震動了歐洲，一時間，全歐洲最有實力的君主、貴族、商人們紛紛把發財的目光投向了遠東，投向了中國，投向了瓷器 。仿照荷蘭東印度公司模式，17 世紀後期，法國首相馬紮然按照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一家貿易公司，他們頗有深意地以“中國”命名了它。而這家“中國公司”的第一單生意就是前往廣州購置瓷器。當法屬中國公司的商船經過長途漂泊到達太平洋西岸時，他們沒有意識到。最好的貿易時機到來了。

因為就在不久之前，早先控製了中國大陸地區的滿清政權擊敗了占據台灣多年的鄭氏家族，徹底統一了中國。與此同時，中國沿海的海盜武裝也基本銷聲匿跡了。特別是1673年當時中國最高統治者康熙皇帝下令取消海禁，這條命令中說“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民人用五百石以上船隻出洋貿易”。由此，外國商船就可以前往指定港口進行貿易了。當然，中國貨物進口也走入了正常化的軌道。

在隨後的時間裏，歐洲各主要國家先後獲準在廣州城開辦了自己的商站，在那裏他們可以自由地經營生絲、茶葉，當然陶瓷買賣也是其中的大宗貨物之一。最早獲得這一權利的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1715年），緊接著法國（1728年），荷蘭（1729年），丹麥（1731年），瑞典（1732年），他們先後在廣州設立了貿易站點。為了方便交易，與洋商相對，1720年廣州商人也自發組織了一個公行專營瓷器。行規中明確規定“瓷器要特別工巧者，任何人得自行交易。”

法屬“中國公司”的安菲特裏號到達廣州港時，他們向中國行商們出示了一批繪有奇怪紋案的圖紙，要求中國商人按照圖樣燒造，並許諾將給予豐厚回報。幾個月後，這批由景德鎮燒製的瓷器如約交工了。

當“中國公司”將這些瓷器運回歐洲後，得到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褒獎，原來這些圖案正是法國的甲胄、軍徽、皇家紋章圖案。

其實，把徽章燒製在中國瓷器上這也並非法國人的創舉，早在明朝中後期，葡萄牙王室就曾通過馬六甲的中國商人定製過一隻繪有曼諾爾一世徽章的青花執壺。由於當時顏料色彩所限，加之中國海禁政策嚴厲。那件瓷器並沒能引起歐洲王室多少興趣。但是這批法國的紋章瓷屬於細瓷燒製工藝，並采用了粉彩技術，色彩豔麗奪目，而中國正處於海禁大開的局麵，機會就在眼前。

如此誘人的良機，當然會引來歐洲各國貴族紛紛效仿，由此，“紋章瓷”便在歐洲盛行起來。此後的幾十年間，英國的“三獅”；俄國的“雙頭鷹”便隨之出現在了中國出口的瓷盤上，據瑞典人統計，在中國的明清之際，約有300 家貴族先後來到中國定製過紋章瓷。

■ 貿易鏈

隨著歐洲商船的靠岸，登陸的不僅僅是滾滾財源，更是一場中國製瓷史上的變革。

法國人定製的紋章瓷是廣州來樣加工貿易之始，也是中國製瓷業變革的第一步嚐試。當機敏的廣東商人意識到巨大商機到來之時，便主動去適應了這種變化。

歐洲訂單的頻頻東來，催生了廣州珠江沿岸那些專門承接歐洲訂貨業務的門店，在這裏洋商可以與廣東商人簽訂協議，按照洋商指定的種類、造型、式樣、工期進行詳細的約定。而後，廣東商人再將訂單發往千裏之外的景德鎮進行燒製。由於，外國商人們的需求不同，所以定製樣式五花八門，不免引起內地工匠們的好奇。

《景德鎮陶錄》就記載了上述情形，書中說“洋器，專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粵東人，販去與鬼子互市，式樣奇巧，歲無定樣。”

然而，景德鎮與廣州城之間路途遙遠，又有山水之隔。歐洲人的訂單傳至江西、燒製成器、經過彩繪後再運回廣州交貨的漫長過程日漸顯現出了弊端。途中出現破損在所難免，而紋樣風格走形的情況更是層出不窮。這不僅影響到了行商們的經濟利益，更毀損了廣東商人的信譽。於是，外銷瓷的生產重心開始了南移。

清代劉子芬在自己的私人著述《竹國陶說》提到:“海通之後，西商之來中國者，先至澳門，後逕廣州……，歐士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器，運至粵恒，另雇工匠，依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製成彩瓷，然後售之西商”。

廣東行商們憑借著銷售渠道上的優勢很快介入了生產領域，他們雇傭工人、培訓畫工。將景德鎮燒製好的白瓷胎運至珠江口，在此他們承攬外洋業務，拿到訂單後就地進行彩繪和二次加工。這樣一來，不但交貨日期大大提前，路途損耗以及繪圖質量大幅提高。這種生產模式不久便流行開來，一時間廣東珠江沿岸陶瓷工場鱗次櫛比。在工場中，一些技術變革也正在無聲地進行著。

■ 變革時代

變革首先是從設計開始，此時的廣東出口的中國瓷器圖案主題已經不再拘泥於傳統的五福捧壽、太平有象、馬上封侯了，在街頭商鋪中陳列著更多的是聖經故事、君主頭像、西洋風情。這種變化不光是來源於歐洲商人提供的圖案，更有中國商人對於歐洲人消費心理的揣摩。盡管廣州的華人中還沒有幾個能夠弄懂耶穌與聖母的關係，西班牙王室的發色是黑是黃，但是大多數中國畫工們已經像模像樣地畫起了西洋畫，在技法上他們盡量減少了對於傳統直線的使用，開始以西方人所習慣的曲線來表達紋案之美了。

繼繪畫紋案變革之後，外銷瓷在器型上也進行了改良。海禁大開之後，瓷器進入了正常的貿易渠道。大量優質的民窯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入歐洲。歐洲市場上，瓷器也不再是王公貴族收藏把玩的奢侈品，很多質地精良的產品進入了尋常百姓之家，成為了生活用具。

歐洲人的需求，再次引領了中國製造業的變革。為了滿足歐洲人的需求，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中國的陶瓷匠人們製作出了瓷製的湯盆、蓋盅、色拉碟、咖啡壺、馬克杯等純粹的西方生活用具。甚至他們考慮到歐洲人胡須濃密的特點專門生產出一種帶弧形缺口的圓盤，以供歐洲人剃須時墊在頸下使用。

在西方消費市場的引領下，中國民窯不斷地進行著研發上的創新，他們用中國的矽酸鹽技術逐步侵蝕著歐洲原有的錫器、木器、甚至金銀製品的市場份額。毫無疑問，這種變化是成功的，中國製瓷匠人們已經不再滿足於自我突破式的技術改良，他們在以世界市場為導向調整著產品的生產。可以說，國際市場正在拖拽著中國製瓷業不由自主地前行。

如若說，紋案設計的變化、器型研發的改進還隻是簡單的人為適應西方消費者習慣的話。生產要素的匯集才是廣州外銷瓷加工真正崛起的標誌。

1769年一位名為William Hickey美國旅行者參觀了位於廣州珠江南岸的廣彩加工場，他的遊記中描述了一個驚人的現象。“在一間長廳裏，約二百人正在忙著描繪瓷器上的圖案，並潤飾各種裝飾，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歲的童工，而這種工廠當時在廣州還有一百多個。”

在廣州就有兩萬人進行手繪勞作，這個數字在那個農為本的時代中是驚人的。盡管很遺憾，我們已經無據可查這些人口的來源，但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出自傳統的農業社會。更為驚人的是這些人的工作性質，他們與景德鎮那些官窯中世代從事勞作的匠人不同。匠人們出自“匠籍”，他們的勞動完全是一種義務的服役形式。而珠江口內的這些繪圖工人則完全采用了雇傭形式，商人出錢工人出力，工人有了相對自由的選擇權和流動性，形成了完全意義的雇傭關係。這就使得廣州擁有了最為充沛的人力資源。

除去充足的人力以及便利的銷售渠道以外，行商群體介入生產使得廣州製瓷業的生產要素變得更加完備。在當時社會條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資本家這一角色出現，而最具雄厚財力與經營頭腦的莫過於行商。在人力、土地、資本、資本家四要素齊備後廣州製瓷業開始了勃興。

諸多的製瓷工場匯集一處，使得廣州瓷業日漸產生了集群效應。一方麵帶來的是生產成本低廉化，另一方麵則是品牌知名度的提升，精湛的手工製瓷技藝，順應歐洲消費心理的繪圖設計，加之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使得廣州一時間成為了中國乃至世界陶瓷加工也的新中心，而“廣彩瓷”也由於其物美價廉的特性在國際上大為熱銷。一時間，中國瓷成為了歐洲人心目中的最好品牌。

1759年瑞典公司就曾指示他們在廣州的代理人“購買重的和耐用的中國瓷器。”刊刻於1830年的《出使暹羅、交趾》一書更是直白地記載了歐洲人的看法。“（西方人）適用於家庭應用之粗陶器，是暹羅人燒造，但普通及較好的各種瓷器，大量出自中國。”

美譽度的提高，伴之而來的就是品牌價值的提升以及市場占有率的加大，據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記載的統計數字看，該處每年從中國運往歐洲的瓷器竟達300萬件之多。

僅僅是商業數字還說明不了太多問題，作為一種高端消費品的真正成功之處在於它能夠引領上流社會的審美時尚。此時正值歐洲洛可可風格興起之際，“廣彩瓷”憑借著其細潤光滑的外觀、規整有序的形體以及清白雅致的細膩風格，走入了歐洲諸多王宮貴胄之家，無論是從實用價值還是藝術風格上都給歐洲人帶來了不小的衝擊。

然而，正當中國外銷瓷如貴婦般被歐洲王室追捧之時，她的競爭對手們卻悄然出現了。

■ 競爭者

1644年明朝滅亡，中國與歐洲之間的海上貿易被切斷，荷蘭人便開始在遠東尋找替代品，他們將目光投向了與中國隻有一海之隔的日本。

1649年，他們向日本訂購了第一筆共65000件瓷器的訂單，盡管這個數字還不算龐大，但是對於掌握製瓷技術隻有49年的日本人來說已經相當勉為其難了，他們的工匠們晝夜加點直到兩年後才完全交付，日本瓷器就是這樣步履蹣跚地走入國際市場的。

盡管日本瓷器起步較晚，但是17世紀80年代，一個名叫柿右衛門的家族研製出了一種乳白色濁瓷。他們在瓷胎上進行風格精致拘謹的彩繪，形成了一種獨特風格。很快這種瓷器就出現在了歐洲市場，由於其更接近當地人的審美，不久便得到了他們的認可。日本瓷在中國“廣彩瓷”原有的市場中分得了第一杯羹。

與此同時，歐洲人自行燒造的第一批瓷器也出爐了。然而，令人們哭笑不得的是他們模仿對象並非擁有兩千年瓷器史的中國，而是臨摹了剛剛出師的日本。德國人柏特格（Bottger）利用發現的高嶺土仿製出了日本的柿右衛門瓷。自此，中國瓷器在原材料上的技術壁壘被打破了。歐洲國家開始了仿製中國瓷的熱潮。

起初是德國，然後是法國，緊接著意大利、英格蘭以及奧地利紛紛踏上了仿造中國瓷器之路，由於歐洲人生產技術上的日漸成熟，各國陸續建立了自身的國民陶瓷工業體係，使得普通百姓對於中國日用瓷的依賴程度大打折扣。而歐洲匠人從化學角度開始了工藝革新，使得製瓷技藝更為精良、外觀更為細膩，中國外銷瓷千年來壟斷世界高端瓷器市場的局麵也被徹底改寫。盡管歐洲需求減緩，但憑借低廉的生產成本，以及強大的生產能力中國外銷瓷仍占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就在歐洲市場被擠占的同時，更為可怕的事情在東方發生了。中歐之間漫長的物流線上出現了不小的變化。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率先在中國培育出了新的需求——鴉片。鴉片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使得商人們對於運銷瓷器的興趣蕩然無存。此時的歐洲商人中幾乎沒人願意把有限的運力、資本花費在漫長的中歐航線上，他們已經習慣了中印之間短程的暴富。

由於長久以來政府對於本國商人出海的限製，中國商船根本沒有直接販運貨物到歐洲交易的可能。所以，歐洲人的物流線斷了，中國商品的出口途徑也就隨之阻塞。廣州城從無限接近市場的生產基地，一下變得與景德鎮別無二致，地理優勢一下子蕩然無存。

外部的變化使得中國製瓷業日趨僵死，而內部卻殘留著未能完成的變革。技術層麵講，無論是歐洲還是日本在步入近代後，都將化學、機械等現代技術充分地運用到了製瓷過程當中，在日本和歐洲製瓷業上升為了一種科學技術。而對於中國來說製瓷依舊是匠人們日積月累的一門手藝；從運營商來講，中國製瓷業依舊停留在手工工場階段，長久以來沒能建立起一種有效的現代企業製度，資本完全依靠老板的苦心積蓄。

而歐洲已經成立了公司開始通過資本市場獲得充足的運營資金了。除此之外，社會的大背景下的戰亂與動蕩也使得中國製瓷行業很難在從容中完成這次華麗轉身，隻留下一場未完成的變革。

總之，諸多弊病阻撓著中國製瓷工場完成真正意義上的突破。因此，她的盛極而衰也就不可避免了。 ■

臨清貢磚：一個都城的基石

永樂年間大修北京城，所用磚料數以千萬計。因此，這段時間臨清貢磚每年的產量可能高達數百萬塊。此後，北京陸續修繕與增建，依然需要臨清貢磚。這個生產過程一直持續長達500年之久，可以說，沒有臨清貢磚，就沒有現在的北京城。但隨後，失去了“政府采購”訂單的傳統作坊，迅速地坍塌了。

1406 年，明成祖下令營造新都北京，在經過多方對比之後，臨清磚因為質量高、產量大而被選為禦用貢磚。此後一船一船的貢磚沿著運河被送往北京，成為修建城牆、宮殿、陵墓等大型建築的主要材料。可以說，是臨清貢磚一塊一塊地構架起北京城的基本風貌。也正是在北京城建設和維修的巨大的需求下，一個專業化的貢磚生產基地誕生在了臨清，並維持了長達500年的時間。

■ 官府定製

1958 年9月19日，定陵發掘進入關鍵階段，當考古隊撬開金剛牆時，隊員們驚奇地發現：曆經三四百年，這些城牆磚還完好無損，像新出窯的一樣。幾年後，在遙遠的大西南，年輕的鐵道兵馬魯奎負責接待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沈傑。在閑聊的時候，聽說馬魯奎是臨清人，沈傑一下子就來了興致。他告訴馬魯奎：定陵墓室用磚無一例外都來自臨清。

到底是怎樣的原因能讓臨清磚在使用三百多年後依然完好如新？帶著疑問，馬魯奎對臨清磚展開了多年的研究。他發現，是臨清獨特的土質和高超的燒造工藝完美結合，使得臨清磚能夠曆經歲月的滄桑，保存至今。

臨清位於黃河衝積平原上，形成了大量的淤積土。這些土粘沙適宜，細膩無雜質，一層紅、一層白、一層黃，當地俗稱“蓮花土”。這種土含鐵量適中，易氧化還原，非常適合燒製青磚。毫無疑問，從原料開始臨清貢磚就已經占據了優勢。

除了土質好，臨清貢磚的燒造工藝也十分考究，包括選土、碎土、澄泥、熟土、製坯、晾坯、驗坯、裝窯、焙燒、洇窯、出窯等18道工藝。

選土、碎土完成後，要用大小篩子篩過，再將土泡到巨大的池子裏，不斷加水沉澱，目的是去除土中的雜誌——讓輕質的樹葉、根莖漂起來，撈走，而較重的碎石則沉澱下去。這個階段叫做“澄泥”，是其他手工磚很少使用的工藝。因此，臨清磚也被稱為“澄泥磚”。

澄泥完成後，分層取泥，通過人或牲畜的反複踐踏，使泥完全軟爛熟化，這道工序稱為“熟土”。

踩好的泥要用草苫蓋起來，放置半個月左右，稱之為“養泥”。養泥結束後，將泥土取出，用木棒反複碾打，使其無氣孔，每摔打一遍要燜上二至三個小時，稱之為醒泥，就像做饅頭揉麵塊那樣讓麵塊醒一醒。這時的泥軟硬適度就可以做磚坯了。

“製坯” 既是力氣活，更是技術活。一塊泥坯重達七、八十斤，沒點力氣舉都舉不起來。但光有力氣可不行，扣坯子的時候必須一次成型，四角四棱、填滿填實，不能有任何缺陷。

製坯完成後，將磚坯整齊碼放，在棚下陰幹，這道工序稱為“晾坯”。晾坯過程中，還有一個小工序，就是蓋上戳印。印上通常要標明燒造年代、督造官員、窯戶（窯主）姓名、匠作姓名等內容，便於日後的工程監理。

幹透的磚坯經過嚴格的檢驗（驗坯）後，送入窯中，交叉碼放，保證每塊磚都能均勻受熱。裝窯完成後在窯頂覆磚、封土，進入焙燒程序。古代燒製臨清磚大多用豆秸，偶爾用棉柴杆。豆秸油性大，火力很旺，燒出的磚青黑透綠，成色很好。當年每燒一窯磚需要豆秸八九萬斤，幾百上千個窯，一年下來就需要幾千萬斤。因此，《臨清州誌》記載，東昌、東平、東阿、陽穀、壽張等十八個縣都往臨清運送豆秸，竟然形成了一個不小的產業。

磚窯焙燒半個多月後，先停窯，隔幾天等溫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時，開始洇窯。在窯頂慢慢注入清水，使每塊磚均勻地發生還原反應。洇窯後磚塊變成豆青色，溫潤如玉，被視為青磚之上品。洇窯也是個技術活，隻能一點一點地往下浸，不能灌水，灌水會造成窯內氣體膨脹，窯就會炸了。據記載，單洇窯就要持續七、八天，甚至十來天。

經過這樣一整套繁複的燒造工藝，一塊臨清磚就誕生了。但剛一出窯，就會有半數的磚被淘汰出局。據考證，一窯之中成色最好者為磚窯內火道周圍中間部分，靠近底部及窯壁者往往會因火勢的不均衡而導致燒過或燒不透，一窯磚大約隻有半數基本上符合官府的要求。

■ 朝聖之旅

即使是這些窯戶精挑細選的臨清磚，也還不能稱之為貢磚，它能否被送往北京還需要闖過兩道關。

各磚窯燒製完成的磚先要繳送設在臨清的“工部營繕分司”，分司署設在臨清的商業中心—中洲（今臨清市回民中學），下轄上、下、中、後四個磚廠。各窯廠就近集中成品磚，檢驗合格後，用黃表紙包裹，蓋上官府的朱砂印，然後再裝船運往北京。

為了降低運輸成本，明清兩代，政府都規定，凡是通航於運河的船隻都必須無條件加帶臨清貢磚。一般說來，漕船較大加帶貢磚也相對較多，普通民船和商船大小不一，夾帶數量也不統一。明永樂三年（1405年）規定，船每百料帶磚20塊，沙磚30塊。天順（1457-1464年）間，令運河中的漕船每隻帶城磚40 塊，民船依梁頭大小，每梁頭一尺帶磚6塊。到嘉靖三年規定漕船每隻帶磚96塊, 民船每隻帶10塊。嘉靖十四年更增加到潛船每隻帶120塊，民船12塊。清朝也延續這項製度，隻對具體的運輸數量有所調整。

標準的城磚重約50斤，20塊重約1000斤，120塊則是6000斤，這對漕船來講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民船一般載重量小，負擔幾百上千斤的貢磚就更顯困難了。然而，在當時的專製體製下，無論官船民船都得向官府低頭，沒人敢說半個不字。不僅如此，這項義務加帶的運輸任務還有更大的風險：若有損失，船戶還得包賠。

臨清磚一路北上，到達通州張家灣時就不能再走水路了。由於運輸途中會有顛簸，卸在張家灣的貢磚還要經過第二次的檢驗，不合格的磚就被丟棄在這裏。因此，直到今天，在張家灣還能隨處見到臨清磚。

在張家灣檢驗合格的磚才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貢磚，它們被裝上一輛輛馬車運到北京，成為這座城市的一部分。據考證，正常情況下臨清每年出窯青磚約1200萬塊，但最終運到北京成為貢磚的不過100萬塊左右，淘汰率超過了90%。

由於選料考究，工藝精細，淘汰率高，臨清貢磚的質量非常高。單以硬度而言，普通磚的硬度是70號，而臨清磚基本上都在100號以上。國家文物局的研究人員曾專程到臨清用回彈儀做測試，結果發現臨清舍利寶塔的部分古磚的硬度高達200多號，比一般石頭還要硬，如此高硬度的磚在全國都屬罕見。

■ 由興而衰

永樂年間大修北京城，所用磚料當以千萬計。因此，這段時間臨清貢磚每年的產量可能已經高達數百萬塊。此後，北京陸續修繕與增建，依然需要臨清貢磚。據史書記載，平常年景“歲征百萬”臨清貢磚。即使如此，也需要數百座磚窯連續不斷地燒造。康熙年間，宣城人袁啟旭客居臨清，看到臨清運河氣勢恢弘的燒窯場景，曾賦詩一首：“秋槐月落銀河曉，清淵土裏飛枯草。劫灰■盡林泉空，官窯萬垛青煙嫋。”

“官窯萬垛”自然不是實數，但沒有幾百座似乎也沒有這般氣勢。據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傅崇蘭研究員的調查，臨清磚窯分布在衛運河兩岸，從今臨清市西南約30裏的東、西吊馬橋到東、西白塔窯, 再到臨清東北部的張窯，最後延續到臨清東南部的河隅張莊，呈人字形分布，長度達六七十裏，總窯數大約384個，其數量十分可觀。

不僅如此，據馬魯奎的實地考察，臨清貢磚並不僅僅是臨清一處燒造。它是整個臨清州運河兩岸數千座官窯共同完成的傑作。磚窯分布於運河兩岸，南到館陶縣，東至清平縣，北到夏津、武城，直接德州。受其影響，德州也生產部分貢磚，目前在北京的明長城上還能看到“德州窯”的戳印。

據《臨清州誌》記載，明清兩代，臨清窯戶大體維持在200戶左右，每窯戶下領作頭、匠人、雜工等。其中“窯戶”是由官府征調承辦官窯的窯場主，他們擁有財力及周轉資金，並不一定是工匠出身；“作頭”是窯場生產的直接組織者與參與者，相當於“工頭”， 他們懂得一定的技術，一般是工匠出身；“匠人”是在窯廠中具體從事製磚與燒製、洇灌的技術工匠，老百姓稱之為“把式”；雜工則是從事取土、篩土、濾泥、踩泥、裝窯、運柴、打水、出窯等各道粗笨工序的勞動者。根據現存窯址容量與勞動量換算，每座窯連同窯戶、作頭、匠人、雜工至少應在50人以上，以200座窯計，可知在臨清從事磚瓦燒造的手工業者不下萬人（王雲《明清臨清貢磚生產及其社會影響》）。

明初沿襲元代的窯役製度，磚窯屬於官辦，匠人有專門的匠籍，其職業身份世代相襲。因此，明朝早期臨清貢磚的生產完全掌握在官府手中，沒有任何自主性。明代中期，隨著商品經濟的逐漸繁榮，“窯役製度”開始鬆動，出現了“以銀代役”的新形式。

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將河南、直隸河間府的磚窯一律“停罷”，由工部發放磚價銀，在“臨清開窯招商”。臨清的磚窯也由官辦變為官督商辦，生產方式發生了改變，調動了“窯戶”的積極性，生產效益也“視昔加倍”。民營磚窯漸漸取代官窯生產，但所謂民窯，所有權仍屬政府，窯戶隻有使用權，臨清貢磚的生產並未完全脫離政府的掌控。

事實上，在貢磚的燒造過程中，各級官吏競相弄權，嚴重影響了窯戶的正常經營。萬曆年間劉念庭任工部營繕分司主事，上任伊始，查除陶弊。得知臨清磚燒成後，窯戶要先後對吏、軍尉、腳夫及船主分別行賄、打點，才能將磚順利送出，否則就會被“貶值”。

進入清代，這種情況同樣存在。據窯戶後人回憶，“清朝末年，窯戶每進貢一塊磚，朝廷付給2吊錢的報酬，但被下層各官員經手一剝皮，真正發到窯戶手裏的隻剩下加200錢，也就是十分之一。”（傅崇蘭、郝一河、王洪辰等《明請臨清磚窯考查資料三》）

官吏的層層勒索，成倍地增加了窯戶及工匠的負擔，而清朝時期政府采購的時斷時續，則將臨清貢磚產業推向了難以為繼的境地。

清代，曆代皇帝看到臨清貢磚的燒造耗費巨大，且勞民傷財，曾幾度下旨停止生產。但每有大型工程，又不得不恢複生產。清朝後期，國力衰落，加之官吏層層盤剝，窯戶無利可圖，遂消極應付，致使貢磚質量嚴重滑坡。道光十年，臨清燒造的六十萬塊陵墓用磚，因“質性浮鬆，沙眼太多”，難以選用，不得已改為“由京燒造”。

此後，臨清的貢磚生產日益衰頹，至清末官窯停辦，貢磚停產。1933年，民國政府欲效法清廷，在臨清重開兩處官窯，但因種種原因，所產青磚皆“苦陋不堪用”，隻好作罷。

■ 複活的“貢磚”

當青磚生產在臨清絕跡之後，新的需求卻出現了。

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期間，北京的故宮、天壇，聊城的光嶽樓等古建築先後展開維修，對方按圖索驥，紛紛來到臨清買貢磚。但結果非常失望，曆史上名震全國的臨清貢磚，竟沒人燒了！結果，維修方隻能到外地買青磚。

進入90年代後，全國各地都開始重視起了古建築的修繕與保護，甚至有的地方幹脆興建仿古建築，由此產生了一個逐漸擴大的青磚市場。1996年，作為窯工後代的景永祥，憑借著世代口傳心授的貢磚生產工藝，恢複了青磚生產。

2008年，“臨清貢磚燒製技藝”入選全國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景永祥作為該項遺產的唯一傳承人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然而，景永祥的煩惱卻與日俱增。

一方麵，由於場地、資金的限製，很難擴大生產規模，眼看許多大單找上門來自己又不敢接。而另一方麵，由於市場擴大，臨清又冒出了好幾家青磚廠，部分企業急功近利不按照傳統工藝進行生產，大大降低了所產青磚的質量，從而嚴重損害了“臨清貢磚”的聲譽。

麵對這樣一個魚龍混雜的市場，年逾古稀的景永祥一時還找不到答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今天的臨清磚已經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禦用貢磚”，它的生死存亡也不再決定於政府采購，而是越來越成熟的市場。■

中國帆船：最後的遠航

盡管每一艘出海船舶的製造過程都有朝廷的層層管製，然而海洋貿易的衝動卻使得中國造船業從清初海禁打擊中慢慢恢複了生氣。當中國沿海地區造船的費用日高，中國商人把眼光投向了海外。在暹羅，中國帆船迎來了最後的輝煌，不僅使得暹羅成為東南亞地區的又一商品集散中心，而且至少由18 世紀開始，暹羅與中國的貿易間接地帶動了馬來半島的貿易活動。

1723年，雍正皇帝即位第一年。這年夏天，為了防止南方海域的漁船超越區域作業、出洋溝通盜賊，更是為了便於控製海上的秩序，雍正皇帝作出了這樣一個決定：“著將出海民船按次編號，刊刻大字，船頭桅杆油飾標記。”並且規定，“福建船用綠油漆飾，紅色鉤字；浙江船用白油漆飾，綠色鉤字；廣東船用紅油漆飾，青色鉤字；江南船用清油漆飾，白色鉤字。”

於是，所謂福建“綠頭船”、廣東“紅頭船”的稱呼，便由此在民間叫開來。從此開始，這些名稱作為一個符號滲入了曆史的記憶。

然而，雍正皇帝萬萬不會想到的是，這些出自海禁嚴政的船隻，竟在後來很長的時間裏，成了東亞地區蔚藍的海麵上，最經久活躍的一群。

■ 夾縫中的造船機遇

在遙遠的閩粵兩省，人們聽到這些禁海的措施後，盡管也在船頭塗上了規定的顏色，盡管也大致遵照著不得超過雙桅、梁頭不得超一丈八尺的限製，但內心裏，並沒有打算在朝廷的管束下規矩起來。那些祖祖輩輩“以海為田、操舟為業”的沿海居民，永遠懷著的向往，在不久之後，就迎來了實現的機遇。

雍正年間，生齒日繁，土地緊張。於是，在慢慢展開的清朝盛世畫卷裏，糧缺米貴的問題也一同而來。向來繁庶的江南地區，這一問題尤為突出。江浙閩粵等省，自古以來耕地不足，尤其閩粵“逼近海岸，山多田少，民稠土狹，產穀稀少”。史料記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廣東米價騰貴，每石賣至一兩八九錢至二兩不等”（《聖仁祖皇帝實錄》）。雍正五年（1727年），“廣東一歲所產米石，即豐收之年，僅足支半年有餘之食”（《世宗憲皇帝實錄》）。同樣，福建的官員也在抱怨，“本地所產，不敷食用”。因而，在當年繁花似錦的景象裏，大清帝國所渴求的隻是那實在的米糧。

雍正二年（1724年），一隻載有大米的暹羅貢船來到粵海關碼頭，準備運米到廣州販售。雍正皇帝得知後，倍感欣慰，不僅寬恕了那些遷居海外的華人，而且對暹羅國“誠心向化”的精神大家讚揚。雍正皇帝鼓勵該國商人繼續運載大米來華，聽其販賣，而且規定“米穀不必上稅，著為例”。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後來得到證明，大米成為那隻船上最影響深遠的物品。此後，很長的歲月裏，它都關係著中國船的機遇，關係著一輩輩闖海而去的閩粵人的命運。

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重新允許南洋貿易後，官府對於造船出海的限製，出現了一絲寬鬆，閩粵沿海一度冷寂的船廠又喧鬧起來。

以福建為例，宋元以來，福建的造船業就一直在全國領先，主要原因就在於福建盛產造船的木材。閩北的深山之中有著大量的杉木，鬆木等。霜降至春分是最佳的伐木時節，此時的木材質地堅實、色澤紅亮。這個時侯，建甌、邵武等地的木商，便帶著從各地招來“匠”及“漂師”，紛紛上山。“匠”伐倒的巨木被“漂師”們搬運到水邊，結成木排，沿著山間的水路流入閩江，向海口方向漂去，最終抵達福州，或是轉乘海舶再運往省內外各地。

雍正七年，清政府繼在福州、漳州設立船廠之後，又於泉州設立官方船廠，建造戰船。如果說在福州設船廠是因為木材豐富的話，那麽泉州的優勢，則在於其悠久的航海曆史，民間集聚了大量的船匠技術人員，“匠作千百，一時可集”。據史料記載，福州船廠因船匠不多，竟多次向泉州府調用。

在這些官方船廠的周圍，往往又四散分布著大量的民間船廠。比如，在福州，閩縣“鳳墩一村皆業造船，並設船廠。後阪一鄉，業石、船者居其半。”而泉州府下，晉江內有“蚶江、永寧、祥芝、洋滬數處或造小船”；惠安有西坊鄉，世代專業造船；南安石井、同安等則在明末清初便是鄭氏父子造船之地。

而新起的廈門則是福建民間造船業最繁榮的地方。一方麵它可以便捷地由海上運來福州、漳州的木材，及棕、鐵等船料。另一方麵，清康熙年間，廢除匠籍、匠班銀攤入地畝的製度，使得清代的工匠們不再隸屬於官府，漸漸擺脫了在官方廠坊中受驅使的命運，船匠們有限的自由流動成為可能。當時，廈門便吸引了大批外來的工匠，據史料記載，“廈門土木金銀銅鐵諸工率自外來，船工大盛，安其居者多移居焉。”

這些船廠的大量存在，反映的正是慢慢恢複生氣的民間造船業。隻是，那時每一艘出海船舶的製造過程還要被層層管製。

在福建，官府規定：“凡沿海各縣居民造報商、漁船隻，定例赴地方呈明”。若往外地造船，手續還要複雜。造船者首先要呈報原籍州縣地方官員，由原籍地方官向督撫匯報，督撫同意後，造船者再向造船地方官員提出申請。官府會對各項材料進行嚴格的審查，證明“所開料件俱係實需應用，並無浮冒”後，發給“料照”。

船戶拿到料照後，才能向船廠購買造船的用料。當時，全國大部的造船物料都掌握在各地的船廠手中，普通百姓不得私自買賣，船廠有剩餘時，才“發商匠領賣”。而且官府還規定，待船舶造成之後，“料照”必須繳回，以防止船戶利用這一“料照”，“影射製造別船”。

造船開始後，一般製造十噸小船的船廠需要雇傭十幾個船匠，簡單分工便可。而製造數千石，即至少百噸的大船時，雇傭的人員要多得多。而且造大海船是一項技術性極強的工程，油、■、帆、篷皆需要專門技能，規模較大的船廠內都有專門的■匠、箬篷匠、船木匠、油灰匠、鐵匠、索匠、竹匠等。

船舶造竣，則要上報官府，請求“地方官親詣查驗”。官府重點是對梁頭的尺寸作出勘驗，勘驗完畢，監督船戶對船隻“刊書油飾”，船隻塗上綠色。一切結束後，官府再次對船戶的甘結材料審查一番，然後方頒給允許出海的“牌照”或“船照”。

到了冬天，季風來臨的時候，那些拿到“牌照”的福建商船開始駛入海麵，向著暹羅而去了。與此同時，在廣東，從廣州、汕尾、潮州、澄海、海口、樂會等主要造船的所在，一艘艘塗上紅色的廣船也離開了海岸，乘風而去。

■ 中國船的海外製造

偷渡而去的潮州人大都留在了南洋，而福建的綠頭船，廣東的紅頭船則在來年的夏天，裝載著暹羅的大米及其他的貨物向北歸來。商船載米回國，同船所載的其他商品還可以享受關稅上的折扣，朝廷的優惠政策激發起更多人出海的熱情。史料記載，對於暹羅販米貿易，“商民尤為踴躍，每一洋船回，各帶二三千石不等”。 1757年，僅在廈門一港的洋船就運回了大米五萬兩千餘石。在緩解了糧食緊張的同時，同船運回的其他貨物，如蘇木、鉛、錫、藥材、香料等，則給船戶賺取了更豐厚的回報。

以販米為契機，沿海的貿易恢複起來，人們造船的願望更為強烈，然而，也是此時，中國沿海地區造船的費用卻越來越高了。

造船需要大量巨木，而且能做船材的，“非數百年之木不中程”。以堪作桅木的樹木為例，其生長周期平均為60年，在福建則需要80年。清初，鄭氏集團雄踞海上數十載，能夠大量造船，主要就是因為通過閩東沿海獲得閩北山區的木材。

而為平定台灣，清政府也開始在福建大量地修造戰船。“清鄭之間的造船競賽，過量消耗了沿江沿海的造船巨木，而從而使開海後的造船材料深感緊缺”（席龍飛《中國造船史》）。一方麵是木材的緊張，另一方麵，新一輪造船活動的高漲則需要更多的木材供應，結果便是木價與船價的上漲。清初，福建的大木“一株值價不過數兩”；乾隆時，福建的桅木已漲到“一根需價四五百金”。又據資料記載，康熙年間，“打造洋船，每隻需要用數千金或千餘金”。雍正時，“內地造一洋船，大者七八千金，小者二三千金”（《論南洋事宜書》）。“洋船的一般造價，在十八世紀上半時，平均在白銀五千兩左右”（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到了十九世紀時，已是“造大船費數萬金”（《廈門誌》）。

這個時侯，從南洋販貨回來的船戶們，帶來了令人興奮的消息。他們看到，暹羅國“從海口到國城，溪長二千四百裏”，“夾岸大樹茂林”（陳倫炯《海國聞見錄》），而且木質堅實適宜作船。在廣南地方，出產一種長達八丈，通身無節的桅木及鹽舵木。在呂宋群島，“樹木約四千二百種，高約五十丈，便於建船、屋”（魏源《海國圖誌》）。在蘇祿，不僅木材眾多，材質高大，而且島上鐵力木尤為豐富。在婆羅洲北岸，也有不少鬆木，堪作大桅，令中國商人欣喜不已。

暹羅木材充裕而價格低廉，這讓前來販米的中國船商蠢蠢欲動。雖然朝廷的意見難以捉摸，但膽大的閩粵人向來不缺乏冒險的勇氣，他們遂有了在暹羅就地造船的打算。“乾隆九年（1744年），福建龍溪商人林捷亨、謝冬發等，陸續自海外造船載米回廈門。商人們這一大膽的突破，地方官員予以默許”（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於是，商民開始紛紛到暹羅等地造船，再源源不斷地販運大米及其他貨物回來。當時清廷迫切需要進口大米，因而三年後，政府也正式允許了商民在海外造船的行為。

■ 走私引領技術革新

18世紀中國木材的緊張，顯而易見的結果便是，使得大型帆船製造業外遷，但另一方麵，受到成本製約的國內民間造船業，卻也因勢而變，將發展的軌跡轉向了小型化及快速、便捷、精細的方向上。

嘉道年間，由於海關腐敗、關稅太重而導致走私貿易盛行。走私活動中為躲避官船的追查，一些行駛輕快、性能優越的船型也在貿易活動中受到重視。比如乾隆時期，福建造出了一種叫“ 仔頭”的船，“桅高蓬大，利於走風”，後來竟因不便兵船追捕查驗，危及海防而被強令禁止製造。

清中期，水師戰艦再更新改造，常以商船為範式，也從側麵說明了民間所造船隻在性能上的精良。乾隆六十年，就曾因清水師主要戰艦之一的大趕繒船過於笨重，駕駛不便，特命“仿照同安梭式商船式，分別大小一二三等號”，重新改造這種戰船。而嘉慶五年，在添造戰船時，廣東一種米艇式船也被軍方采用。甚至，福建水師在巡哨時經常要雇用商船，或直接使用商船追捕洋盜。

在更晚的走私鴉片貿易中，中國商船的快速特點起到了很大作用。鴉片走私的年代，英國人將一種“躉船”常年地停泊在伶仃洋的海麵上，“這種船的船身高得出奇，它不是為了航海，而是為了代替倉庫”（陳舜臣《鴉片戰爭實錄》）。鴉片存在海上，若想跟英國人交易，則隻需從十三行拿到領貨單，然後自己備船來到伶仃洋上的躉船上，用貨單換取鴉片，再裝船返回。

這種貿易的模式，對中國的商人出奇的有利。他們不再需要冒險去做遠洋的貿易，因為此時，一些由飛剪船、雙桅帆船和縱帆船等組成的英國船隊，已將鴉片源源不斷地從印度的加爾各答運到伶仃洋，有的船隊還沿著海岸繼續北上，唯恐與中國的貿易商離得太遠。那些被他們稱為“最美麗最快速”的飛剪船，可以逆著季風航行，在一個季度裏能將三批鴉片從印度運到中國。況且走私鴉片比出海貿易，顯然更有利可圖。中國商人所要做的，隻需找一種快船，不至於被巡邏的兵船抓住即可。

那時中國的商人選擇的是一種“快鞋船”，它掛著三張帆，左右有五十支漿，船員一百人，可載重數百石，船側張著鐵絲網，以防止炮火。這種船據說“來往如飛”，清軍水師的兵船根本追不上它。並且船主們往往各關卡都行了賄，中國的商人便可乘著這種快船，將英國人的鴉片暢通無阻地運到沿岸或是自遠處駛來的帆船上交貨。

據說，當時這種快船有兩百隻，正是它們在海上的穿行無阻，使得鴉片貿易常年進行，並沒有如帆船貿易一樣受時間限製，而英國人的大船不必到岸便已賺足了中國的白銀。不僅是英國人，中國的商人、官員、洋行也都從這種貿易中獲得價值不菲的好處。如果說以前中國船商不惜千金私造大船出海，是為了追逐十倍之利的話，那麽此時，一艘快點的小船即可實現同樣的商業效果了，或許還要更容易些。因而，很長時間內，鴉片走私都是最火的貿易。

■ 南洋的中國船

而中國的海外造船活動也一直沒有停止。直到19世紀30年代，一名叫穀慈拉夫的外國人，在中國海岸航行的時候，沿途還會遇到這樣的景象：一些中國的船隻，從廣東、福建的各個地方出發，船上載著各類工匠等技術人員，往暹羅的方向駛去。清代的出海船隻一般都配有舵工、押工等對造船比較熟悉的船匠，押工本身的職責就是維修船舶。一旦商船失事，船上人員自己便可維修，或隨即備料造船。

穀慈拉夫在《中國海岸航行記》一書中，為我們再現了當時造船的情景。他說：“在赴暹羅途中，他們沿越南海岸一帶砍伐木材，再在抵達曼穀時另外添購一些，然後用這些木料製造帆船，兩個月內便完成一隻——所有的蓬帆、繩索、鐵錨和其他工作均一一親手製成。”

那時，造船中需要的油、麻、蠣灰及釘鐵等物料，一般從國內運出。即便後來清廷禁止出口鐵器後，大量的鐵器依然可以通過走私途徑流入海外。走私之外，仍有合法的途徑獲得造船物料。自雍正三年開始，政府允許出洋船隻攜帶一定量的鐵釘、油灰、■絲、黃麻等材料，作為修補船隻之用。這應是海外取得船料的一個良機。陳希育在《十八世紀中國人在東南亞的造船活動》一文中提到，就地取材也是獲取船料的一種途徑，“造船用的蠣灰，因為東南亞瀕海，應該是不難解決的。至於鐵釘，也可以在東南亞製造。……居住在檳榔嶼、馬六甲和新加坡等地的中國工匠也製造大量的五金產品，如鋤頭、鐵釘、小斧、鐵鏈等”。

在東南亞，造船的限製寬鬆太多，所造船舶也多為大船，載重量在七千到一萬石之間，而且造船費用隻有國內的一半。中國船匠的才華在海外得到了盡情的展示。他們將從祖輩那裏繼承下來的，已延續了太多年代的造船技術，比如，水密艙、平衡舵、減遙龍骨和車輪舟，比如，鐵釘和鐵鋦連接技術，比如，■料密封和維修技術，又比如，桐油及油漆封護技術等等，應用到造船中來。這些集中代表著中國帆船製造工藝的精華，這些也曾經在世界上領先幾個世紀的技術，雖然已有些保守，但依然在木製帆船的製造上臻於極致。

19世紀20年代，中國帆船在東南亞仍然廣受歡迎。 1819年，新加坡開埠。為建成一個自由貿易港，吸引各國商船，英國的行政長官萊佛士，把招徠中國商船作為新加坡發展計劃的重要部分。每年，中國商船的到來，是當時新加坡的一件大事。英國人厄爾曾寫道：“第一艘帆船的來臨，通常在聖誕節稍前一點的時候，此時人們在焦急地期待著，馬來舟子朝東方等待它的出現，華族社區裏彌漫著一片喧囂雜遝的氣氛……”

■ 木船時代的最後化石

20 世紀40年代，一位外國工程師兼畫家斯多克羅夫，在中國的沿海考察時，發現了一些“花屁股”型三桅帆式福船。最長者可達60米左右。畫家真實描繪了其中的一艘，那艘船長有49.3米，寬10米。全船約有15道水密隔壁及27道肋骨。前桅高達31米，直徑粗達1米，是采用若幹段硬木以鐵箍疊集而成。當時這種帆船還在航運仍有10艘。

對於已經普遍進入到機器動力，鋼製輪船的西方航海者來說，這些帆船猶如出土的化石一般，忠實的保留著中國帆船最後的輝煌寫照。據稱，其中有一艘已經在風浪中磨礪了150年，卻依然還能出海航運，其經久耐用的優勢，可見一斑。■

瀘州老窖：一個民族品牌的誕生

在父親的安排下，由商入仕；在紛亂的政局中，棄官從商，溫筱泉在實業救國的道路上，完成了一個士紳向現代工商實業家的轉變，而瀘州老窖也由此完成了從一個地方土產向民族品牌的嬗變。

光緒28年（1902年），32歲的溫筱泉考中舉人，消息不脛而走，一時間轟動了整個瀘州城。新科舉人榮歸故裏，鄉賢故舊紛紛前來道賀，請客答謝自然不在話下。但熱鬧總歸是別人的，鑼鼓喧天也帶不走溫筱泉心中的惆悵——父親溫玉坡已經看不到這一切了。

溫筱泉走上科舉之路是父親溫玉坡一手安排的結果。

事實上，自雍正七年（1729年）移民瀘州，溫氏家族承襲了瀘州當地古老的釀酒方法，開起了酒坊。由於經營得法，到了溫玉坡的父親溫宣豫的時候，溫氏家族已是當地富戶。溫宣豫苦心經營，從“裕厚祥”、“富生榮”、“順昌祥”等老字號手中買下近10口“三百年老窖”，打出了“豫記溫永盛”的字號，在瀘州酒坊中獨占鼇頭。

此後，溫玉坡繼承了祖業，繼續開辦溫記酒坊。但是在他看來，在傳統社會“士農工商”的等級秩序中，商人終究是社會末流。越是家大業大，越是需要有人進入仕途，讓家族有所依靠，於是讓兒子讀書致仕成為溫玉坡的最大心願。

然而還沒有等到溫筱泉中舉，溫玉坡就因病去世。幾經落榜，溫筱泉總算中舉，完成了父親的遺願。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在變亂紛擾的時代大潮中，他依舊沒有擺脫從商的命運，反而在從商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也正是因此，他最終將家族傳承的老酒坊帶上了新的發展之路。

■ 棄官從商

就在溫筱泉中舉的前一年，瀘州成立了川南經緯學堂，後改名為川南師範學堂。這是川南首家新式學堂。

溫筱泉中舉後，被任命為川南師範學堂的監督（相當於校長）。此時，恰逢晚清改革的開始，川南師範學堂引進各類有維新思想的教師，很快成為川南新思想的傳播基地。而後同盟會元老吳玉章、戲劇家陽翰笙、川軍將領但懋辛、與彭家珍結伴炸死良弼的陳漱雲等人，都是在此接受教育，走上革新之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瀘州同盟會起義響應，隨即成立川南軍政府。此時，溫筱泉並不是同盟會會員，卻因多年來推動維新，在地方享有巨大威望而被公推為川南軍政府副都督。

1912年12月，北京成立國會，溫筱泉被選為眾議院議員，他隨即前往北京。但是在北京，溫筱泉很快發現，所謂的議會政治不過是政客們玩弄權術的幌子，自己希望能為民眾辦些實事的抱負完全沒有施展的空間。

在這期間，他結識了著名實業家張謇。深受張謇“實業救國”思想的影響，溫筱泉萌生了返回瀘州興辦實業的想法。1914年，他辭去了川南軍政府副都督的職務，回鄉繼承祖業，經營祖父傳下來的“豫記溫永盛”酒坊。

溫筱泉入仕之後，“豫記溫永盛”酒坊的業務就一直由四弟溫幼泉打理。溫幼泉自幼喜好釀酒，18歲就跟隨父親學習酒業管理，每天往返於瀘州珠子街溫公館和營溝頭糟房，既向“大瓦片”（烤酒大師傅）學習釀酒技術，也向帳房萬先生學習記帳。

父親病故後，他就開始獨立支撐家業。由於恪守祖訓，誠信經商，他所經營的“豫記溫永盛”一直平穩發展，銷路也不錯。所產老窖大曲，一部分隨船發往沿江城市重慶、武漢等地，其餘則供應自家開設的瀘州東、南、西、北門的酒肆。由於質量好，價格公道，“豫記溫永盛”的產品一直供不應求。

溫筱泉回鄉以後，結合自己在北京的見聞，借鑒張謇等人的現代企業管理經驗，對“豫記溫永盛”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一方麵，他與弟弟溫幼泉一起深入研究老窖大曲的釀造技術，將先進的工藝提煉為科學的操作規程，逐漸打破了“大瓦片”（烤酒大師傅）對技術的壟斷，從而加強了生產管理，使產品質量更加穩定。另一方麵，他借鑒現代企業的營銷策略，開始創立品牌。他將“豫記溫永盛”更名為“筱記溫永盛”，重點培育祖父溫宣豫首創的“三百年老窖大曲”，使其成為自家酒廠的高端品牌。

■ 實業救國

文人經商的溫筱泉給“溫永盛”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力量。從執掌酒坊開始，“筱記溫永盛”一改過去坐等客來的局麵，主動推銷起自家釀造的美酒。“三百年老窖大曲”不再藏身於深深酒巷，而是緊隨溫筱泉的腳步，頻頻出現在當地社會賢達的酒宴上。溫記大曲酒的名聲也正是借助社會名流的口碑傳播而聲譽日隆。

1916年，朱德隨蔡鍔起兵，由雲南赴川討袁，駐節瀘州，因屢立戰功，晉升為護國軍十三旅旅長兼瀘州城防司令。在瀘州的5年時間裏，朱德勵精圖治，整頓社會治安，成為瀘州曆史上為數不多的造福一方的軍人。

在瀘州期間，為了團結各方力量，維持社會穩定，朱德主動邀集瀘州名人結成“東華詩社”，吟詩作對，唱和往還。由於是地方名流，溫筱泉為邀請之列。

就是在東華詩社活動期間，溫筱泉慷慨饋贈“三百年老窖大曲”，作為活動用酒。朱德非常喜歡老窖大曲醇香濃鬱、清洌甘爽、飲後尤香、回味悠長的獨特味道。據溫筱泉曾孫溫世昆轉述其姑姑的話：“我們小的時候，朱德是咱們溫公館的常客，每次來都少不了喝上幾杯陳年老窖。”

1916年歲末，由於軍務在身，朱德不能返回儀隴與家人團聚，除夕之夜，思鄉情深，遂賦詩抒懷：“護國軍興事變遷，烽煙交警振闐闐。酒城幸保身無恙，檢點機韜又一年。暗查軍事憶家鄉，風冷霜寒雪壓槍。安得提前援陷溺，修文偃武話收場。”

就這樣，因為朱德的詩句，瀘州第一次被賦予了“酒城”的稱號。

盡管有了名人推廣的效應，要想突破溫記大曲酒原來僅僅在川、鄂、湘、雲、貴等傳統省份銷售的局限，從地方走向全國，仍需要時機。

據《瀘州文史資料》記載，為紀念巴拿馬運河開通，美國準備1915年在舊金山舉辦“太平洋——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消息傳到北京，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瀘州人張熙午立即想到了溫永盛生產的“三百年老窖大曲”，便立即電告溫筱泉促其參加展會。

得到消息後，溫筱泉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積極籌備參展事宜，最終決定由弟弟溫幼泉親自護送至京城，並報四川省勸業廳轉陳實業部備案。

1916年4月，從成都傳來消息說：溫永盛老窖大曲獲得了巴拿馬金獎。一時間，瀘州城全城轟動。溫家為此全城遊行，大宴賓朋，慶祝活動搞了三個月。據溫筱泉曾孫溫世昆所述，當年溫筱泉非常鄭重地將獎牌和獲獎證書懸掛在溫公館正堂上方。

借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溫永盛”一舉打響了自己的知名度，也在瀘州數十家酒坊中脫穎而出，成為瀘州老窖大曲酒最著名的代表。

事實上，經營酒坊隻是溫筱泉“實業救國”夢想的一部分。

回到瀘州後，他與同盟會舊友陳漱雲、李琴鶴、楊兆蓉等人共同籌資，在瀘州相繼籌建了火柴廠、濟和發電廠（四川省第一座水力發電站）和惠民碾米廠等現代企業，推動了瀘州的現代化進程。

■ 民族品牌

有了全國性的聲望，但仍有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橫亙在溫筱泉麵前。那就是全國各地酒類繁多，品質口感各自不同。自南宋以來，江南作為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當地士人一直引領著全國的飲酒風尚，而他們都是以飲用黃酒為主的，這個傳統一直保持到近代。

盡管隨著白酒釀造技術的不斷改進，適應白酒的人群越來越廣泛，白酒逐漸有取代黃酒而成為國人第一飲料的趨勢，但由於地域的分隔，這種轉變卻是在一點一滴中緩慢地進行。

抗戰爆發後，四川成為大後方，數百萬移民蜂擁而至。重慶、涪陵、瀘州等沿江城市因交通便利，經濟相對發達，吸引了大批的外省移民，城市人口激增數倍。

當來自江浙、華北的大批新移民來到悶熱潮濕的巴蜀之地時，當地濃香甘洌的白酒成為解乏驅濕的最好飲品。移民們很快接受並融入了當地文化，這其中就包括四川的白酒文化，一種以白酒為主導的飲酒風尚正是在四川這個大熔爐裏悄然形成。

由於市場需求激增，瀘州釀酒企業紛紛擴大規模。根據史料記載，抗戰期間，瀘州老窖大曲供不應求，最高年產量高達1800噸。而作為瀘州老窖中最知名的一家，溫永盛出產的“三百年老窖大曲”自然成為銷路最廣的一種。

在抗日戰爭中，德高望重的溫筱泉被推選為瀘州財務委員會委員長。1939年11月，日本轟炸瀘州城，位於珠子街的溫公館變成一片廢墟。但直到抗戰結束，溫筱泉一直忙於公務，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餘錢去恢複自己的祖宅。

他在前線醫用酒精嚴重匱乏的情況下，冒著轟炸的危險堅持生產，將大量基礎酒輸送到酒精廠，提煉成醫用酒精。1943年，馮玉祥將軍來瀘州募款抗日，溫筱泉積極協助，馮玉祥特意寫了書法作品贈與他，勉勵其慷慨捐輸。此次募捐，瀘州共捐款5000萬，不僅在四川，在全國各大城市中都位居前列。

然而，瀘州酒業興盛的同時，溫筱泉收獲的卻是莫名的落寞。自“筱記溫永盛”奪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伊始，瀘州本地的數十家老字號酒坊就迎頭趕上，形成了你追我趕的競爭形勢。由於老窖大曲對陳年窖池的依賴，除了兼並其他酒坊，幾乎無法擴大生產規模，因此，“筱記溫永盛”的產量增加一直有限。而抗戰期間市場的急劇擴大，卻為瀘州各家酒坊提供了充足的市場，不僅“筱記溫永盛”滿足不了市場需求，即使瀘州所有的老字號都加緊生產也同樣是供不應求。由於工藝相同，口感接近，於是，“瀘州老窖”逐漸成為消費者對瀘州高檔白酒的共識。溫筱泉盡管是替人做嫁衣，但他的努力卻不曾白費，一個規模宏大的地域品牌——瀘州老窖 ——誕生了。

1945年8月10日下午，當“日本政府決定無條件投降”的廣播傳出時，13歲的重慶居民王繼光看見父親從椅子上跳了起來，然後抱著椅子跳舞。“晚上，他和幾個老朋友用幾顆花生米當下酒菜，喝下去兩瓶瀘州老窖。他醉了，連酒話都是‘要勝利了，要勝利了！’”

經過八年的巴蜀生活的熏陶，國人已經習慣於用白酒來釋放自己的激情與狂放。

而在同月28日，毛澤東攜周恩來、王若飛等人飛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在重慶談判的43天裏，毛澤東屢屢用瀘州老窖大曲招待各界友人和談判代表，瀘州老窖一時成為消融國共兩黨隔閡的催化劑。

經過八年的戰爭洗禮，瀘州老窖已經成為眾多堅持到底的民族工業的縮影，實現了由地方土產向民族品牌的嬗變。■

中國製造：盛放與凋落

大量小農家庭的參與鑄造了中國製造的輝煌。然而，由成千上萬小自耕農拚裝在一起的“中國製造”的大型牛車未能避免解體的命運。小生產單位完成了曆史使命卻不願退出曆史舞台，最後終於成為對世界市場進行有力回應的障礙，擁有巨額資本的中國商人也鮮有成為實業家。資本主義的漫長萌芽終究未能開花結果。

中國製造在輝煌的“早熟”之後為何沒有駛出前工業化的曆史三峽，進入到以工業革命為標誌的近代製造業階段，從而在商品化的基礎上實現專業化和產業化，一直是中外學界熱議而未決的話題。

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而停滯的國內市場或許是致命的短板之一，然而長期持續擴張的世界市場對中國產品的巨大需求應該足以抵消國內市場的需求不足，中國商人所獲取的巨額利潤也應該能為製造業提供足夠的資本，令其獲得以市場為導向的發展。

是什麽阻礙了這一切的發生？在人口過剩導致勞力節約型技術付之闕如這一傳統解釋之外，小自耕農在有清一代的全麵崛起提供了另外一個觀察維度：通過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和勞動力資源的合理化配置，小自耕農經濟能夠達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商品化水平，為出口生產商品。然而，在生產單位的細微化過程中，口糧的種植與商品作物的種植是結合在一起的，專門化的收入無法排擠掉其他農作物，中華農業帝國未能再進一步形成地區和國家層麵的經濟專門化和勞動分工的擴大。當此一農業生產體係趨向穩固時，隻有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革新留存下來，而那些適用於大規模生產組織的革新被擱置一旁。

在19世紀的中國，小生產單位完成了曆史使命卻不願退出曆史舞台，最後終於成為對世界市場進行有力回應的障礙，擁有巨額資本的中國商人也鮮有成為實業家。資本主義的漫長萌芽終究未能開花結果。

■ 停滯的國內市場

晚期的中華帝國和世界各國的根本差別是國內市場的潛力。多達90%的人口居住在農村，在以農業部門占優勢的前工業化經濟中，農民主要是作為生產者與市場連接。在消費方麵，農民是邊緣人物。

依賴工資過活對於任何大規模市場的形成都是極為重要的，因為隻有那些靠工資生活的城市人口，才會選擇在市場上購買所需的物品。在英國，工作性質與人口分布在 19世紀經曆了劃時代的巨變，使消費隨之而改變。1800年，約有35%勞動人口從事農業生產，1851年，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百分比下降到16%，到 1911年，這一數字已低於8%。與此相對應的人口普查顯示，1801年，英國隻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到20世紀初，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達 77%。

在中國，同樣的變遷從未發生。19世紀40年代，華北地區的人口達到1.2億，但該地區10個最大城市的人口還不到總數的2%，在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的長江下遊，同一時期這一數字也不到8%。

更令人沮喪的是，隨著總人口基數的擴大，到了19世紀末，中國的城市人口比率和12、13世紀相比還要少一些：1200年，江南地區約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893年，這一數字隻有6%。

而且由於城市人口大部分是依靠實物地租過活的地主和商人，在市場中購買日用品的人口比率無疑更小。到1894年，在3億8千萬的總人口中，那些無法自己生產食物和日用品的工業無產階級人數不超過10萬。

英國經濟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分析工業革命的起源時認為，國內市場發生跨越式發展需要四個條件：人口增長，產生更多消費者（當然，還有生產者）；從非貨幣收入向貨幣收入轉化，產生更多消費者；人均收入增加，產生更好的消費者；以工業產品代替較古老模式的製造品或進口貨。對比這四項標準可知，中國的市場主要靠規模取勝，即通過人口的增加而擴大，但卻始終沒有出現人均收入增加，更缺乏從非貨幣收入向貨幣收入的轉移，因而也不可能實現以工業製品代替家庭產品。

在 19世紀的中國，所有商品的國內市場都受到限製。位於總人口頂端約2%的達官貴人和紳商新富們的人均收入，大約是平民的16倍，他們為彰顯身份地位而消費的絲、茶、瓷、糖，正是大多數人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物品。而生產大部分必需品以及食物和衣服的農民，除了鹽、醬油、火柴和小量食用油之外，與市場幾乎絕緣。

作為棉、茶大國的中國，在鴉片戰爭前夕，棉布總產量中隻有14.3%在市場上銷售，而在1840年，茶的流通價值僅占流通商品總值的7..75%——國內市場受到如此壓抑，以至於主要產茶地區之一的建寧的茶產量從明末開始便一直徘徊不前。

■ “在自己家中”的資本主義

關於中國，人們經常犯的一個錯誤是過於高估其國內市場的潛力，而又傾向於低估其對外貿易的規模和活力。事實上，相對於長期停滯不前的國內市場，中國對國際市場的參與和開拓一直呈波浪形發展的勢頭，甚至在後鴉片戰爭時代，中國商人的貿易利潤仍在自然增長中。

中國在東南亞的貿易，自唐朝以來就以朝貢貿易和私人貿易的形式存在。7世紀時，絲、織錦和薄紗是中國最大量的出口貨物。到了宋代，絲綢、瓷器與鐵器在出口品中並列為大宗。元朝時期，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及西亞的官方接觸日益頻繁，與這些地方的貿易也出現明顯擴展。中國出口絲綢、瓷器、銅錢、鐵鍋、漆器等許多產品，進口品則以胡椒為主。雖然囿於統計資料的匱乏，貿易的出口量難以精確估算，但是專以搶奪中國商人為生的海盜集團的出現，就足以表明總量的巨大。

有明一代，在朝貢貿易繼續擴大的同時，政府加強了對私人海外貿易的控製。其結果是海盜貿易集團的勃興和為規避明朝禁製而作為離岸交易市場出現的東南亞商業中心的崛起。海盜的迅速擴展，反映了東亞海上貿易量和利潤的增加，而東南亞商業中心的發展，則便捷了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對太平洋貿易圈的進入。

無論是麵對東南亞的“小兄弟”，還是遠道而來的“外來戶”， 此時的中國均以“工業製成品大國”的麵目出現，帆船從中國來到馬六甲，帶來大量的絲綢、糖、瓷器、銅器、鐵器、樟腦、硫磺、明礬和硝石等製成品，回航的壓艙物則主要為胡椒、檀香、丁香、象牙等初級產品。大量白銀的湧入，如同數個世紀後巨額的美元匯儲，彰顯著中國製造的威力。

清初的禁海和荷蘭人搶占東南亞貿易中心導致的貿易格局調整令中國的外貿出現了短暫的萎縮，但隨著1683年台灣的回歸中國海外貿易又出現空前的繁榮。台灣的回歸一方麵令海禁得以解除，另一方麵導致鄭氏集團於明末形成的對海外貿易的壟斷被打破，這令許多新的海商得以參與到海外貿易中來。此時，由於英國人的加入，自大西洋至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大洋貿易圈也日臻成熟，中國的出口品適逢一個成倍放大的美麗新世界，從而迎來了一個新的高潮——1757年，廣州對外貿易的總量已是世紀初的5倍。

此時的中國，不僅延續了“中國製造”的魅力，還一度把印度變成了自己的原材料供應國。18世紀80年代，歐洲對中國紡織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江蘇和浙江不再滿足於作為原材料供應地出口棉花至廣東，轉而致力於加工出口自己的棉布。江蘇鬆江府出產的在國際市場上被稱作“南京布”的棉布行銷一時，消耗了江南大部分此前盈餘的原棉，造成出售到廣東棉花的短缺。從孟買和蘇拉特進口的原棉解決了廣東的燃眉之急，雖然質量略次於江南地區，但可以滿足廣東手工紡織和生產低支數棉紗的需求。此外，印度棉花還享有價格優勢，與江南原棉相比，印度棉花每擔便宜一兩白銀。一直到1823年，原棉是印度對中國最重要的出口貨，價值大於鴉片——1785年至1833年間，每年平均約2700萬公斤的棉從印度輸入廣東。

與先入為主的曆史印象相反，19世紀初期大批英國、美國和其他國家商人的抵達，沒有導致中國商人的突然崩潰。相反，中華文明圈所體現出的文化、語言等方麵的優勢令中國商人繼續展現出強大競爭力，即使在那些中國人遲於西方人到達的新興港口，中國商人的處境也比英國和美國商人要好，經常能夠較迅速地、價格較好地賣出他們的商品：在1833年至1834年的新加坡，中國貿易的總值既大於英國，也大於英屬印度。

事實充分表明，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早已長期參與世界市場，生產和出口以中國勞力和中國技術製造的商品。遺憾的是，對外貿易方麵的經久優勢和世界市場的持續需求未能啟動一係列專業化的發展和工業技術革新，資本主義始終“在自己家裏”（流通領域），而未能登堂入室進入“別人家裏”（生產領域）。

■ 小農國度

在伊懋可看來，“與中國兩千年曆史的任何其他時段相比，此時（鴉片戰爭前3個世紀）的工業技術進步都顯得較小”。人口過剩是一個現成的解釋，主流學界傾向於認為，直到12世紀還存在新農具的發明潮流，“這些設備的特色是節省勞工”，而到了12世紀末，發明的趨勢已走到盡頭。

最新的資料則表明，直到中華帝國末期，節省勞力的技術和設備仍在繼續被發明著，但主要是適應小農副業生產模式。問題出現在社會組織領域，而非技術領域。

根據趙岡的研究，直到18世紀4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開始，中國紡棉的技術水平與世界任何地方相比都是較高的。早在14世紀，有著32個紡錘的大紡車就已經被發明出來。該設備包含了“珍妮紡紗機”的許多基本特質，稍加改良，就可變成現代意義上的紡紗機。但事實上它的改造發生在二戰期間的內地，當時來自沿海和國外的棉紗供應均告中斷，對棉紗的需求使得人們突然對這樣的鄉村“古董”發生了興趣，改造後出人意表的使用效果表明，600多年前的發明其實已經到了技術突破的臨界點。

多紡錘機節省時間，效率更高，但它需要很多人共同操作，有規則的監督和協作是必需的。此外，它還需要其他環節如軋麵和織布的專門化。這樣的機械無疑過於“超前”，不可能輕易適應小農家庭的空間和個人勞動模式——對農民家庭製造經濟來說，紡織是副業，僅由一名家庭成員（最好是婦女）操作的單錘紡車和踏板織布機才是上佳之選。

到了明末，大型多紡錘機就不再普遍。在清朝，隨著小規模個體家庭織布的增加，大型紡織機進一步衰落。作為主要製造單位的小農家庭的優勢排除了集中製造業發展的可能，同時被排除的還有與大規模製造業相適應的技術革新和社會組織改造。在清朝，逐漸的，圖案複雜的棉布變得不太普遍。

即使那些在帝國都市中心出現的有著集中製造業雛形的行業，如蘇州的棉砑光和染色行業，幾千名工匠雖然同在一個屋簷下工作，但他們卻各自租用設備，不像一個企業，更像一個聯合產出體，而且除了砑光和染色，其他程序如軋棉、紡紗和織布，依然分散在農民家庭中進行。

在回眸英國工業革命時，霍布斯鮑姆發現所有基本的發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即通過削減成本和提高效率來擴展生產。中國技術改變和選擇的軌道是不同的，生產量的增加是基於生產單位數量的增加，而不是由集中生產和使用加速增加總產量的技術而擴展。

大量的小農家庭的參與使得農業中國能夠生產數量驚人的貿易產品，因此可以在較長時期內滿足日益增長的出口需求。但建立在鬆散小自耕農基礎上的商品化的瓶頸也是明顯的，麵對國外大規模集中種植業和製造業越來越咄咄逼人的競爭，小規模的種植和副業式生產越來越力不從心。由赫德等人主持的清帝國海關在分析19世紀 80年代英國對中國茶葉需求下降的原因時指出，中國的茶葉“來自零星的種植在角落的灌木上，由數百萬獨立農民生產，並被帶到被數千個在不同地區經營的獨立代理商攪得雜亂無章的市場上”。

這一局麵還因小自耕農抗風險能力的低下而更形惡化 ——農民家庭首先要保護其生存需要，然後才參與市場。事實上，水稻和某些農作物在最活躍地參與世界市場的種茶地區仍一直被栽培，當茶葉行情出現階段性大規模下調時，茶農們毫不猶豫地毀掉茶園轉種水稻。如清帝國海關總結的那樣，“必須記住，中國的茶葉，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仍是一種農業副產品”。

從茶葉到蔗糖到生絲，中國的商品不斷失去其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甚至從世界市場的出口者變為進口者。有清一代對豪強地主的裁抑和小自耕農的扶持使得生產單位的增加臻於頂峰，“我大清”也因此迎來了康乾盛世，國內生產總值長期雄踞全球榜首。然而，由此導致生產的碎片化和簡單擴大化最終迎來了失敗的結局，由成千上萬小自耕農拚裝在一起的“中國製造”的大型牛車未能避免解體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