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羨鴛鴦不羨仙 - 林徽因

60年光陰足以湮滅太多的東西。

太多的東西湮滅了。

尤其是那些偽裝的崇高，閹割的性別，定做的臉譜，和反人性的表演。

但是仍有很多人，很多事，銘記在人們心裏。

共和國12位最美麗的女性——這是建國以來早已或者正在進入我們的集體記憶，閃耀著動人光輝的12位中國女性的麵孔。

她們是：林徽因、王丹鳳、楊麗坤、嚴鳳英、張誌新、章含之、潘虹、周曉蘭、鞏俐、伏明霞、楊瀾、章子怡。

世上的任何獎項，都敵不過人民的集體記憶。

對於美的集體記憶，是發自內心的致敬，不受任何外力的強製，無論意識形態的香花毒草的命名，還是商業勢力的追捧封殺。

這樣的集體記憶不會被時間任意損毀和塗改，但凡有人提起，被記憶的人與事就會栩栩如生，自動浮現，盡管我們會暫時忘卻，盡管我們的大腦和心思隨時會被形形色色的新奇事物填滿。

向世界輸出自身的魅力，是所有文明國家大力經營的一項事業：正義的魅力，山水的魅力，思想的魅力，藝術的魅力，人的魅力。

有輸出，就有引進。民國時期中國引進的最著名的文學形象，是英國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這位身穿希臘民族服裝的美男子，在魯迅和蘇曼殊心目中，他的形象是和他為希臘獨立赴湯蹈火的英雄行為聯係在一起的。

整個20世紀，西方的美麗麵孔走馬燈般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今天，幾乎所有中國青年都有（或曾經有過）他們熱愛的西方偶像，很多人甚至迷戀到如數家珍的地步。

作為一種互動，中國的美麗麵孔，也從來沒有停下走向世界的腳步。

1949年以後的中國並非意識形態全麵掌控的鐵板一塊。我們能看到那些美麗的身影，活躍在各自的舞台上——林徽因、戴愛蓮、王丹鳳、白楊、上官雲珠、袁雪芬、秦怡、王文娟、新鳳霞……她們的美，甚至可以輕鬆地突破政治的濃墨重彩，散發出來。

林徽因不但是中國人心中的美的化身，也是美國人費正清和費慰梅心中的中國之美的代表。出色的詩人，了不起的建築學家，妙語連珠的沙龍女主人，征服了眾多傑出男性的迷人的知識女性，這一切令林徽因的美具有了鑽石般堅實華彩的魔力。

1956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開始挑戰斯大林的個人崇拜；1969年，普通中共黨員張誌新向中國的個人崇拜發起了挑戰。這個追求真理，熱愛藝術，喜歡聽妹妹用小提琴演奏波隆貝斯庫的《敘事曲》的美麗女性，6年後被判死刑，臨刑前慘遭割喉。這樣一位推動了時代進步的偉大女性，她的美有著青銅的堅不可摧的質地。

女性在重要關頭的果敢與勇氣永遠令人動容。1980年代以來，我們在銀幕上看到了一個又一個輝煌的勇敢女性的形象。這是鞏俐，她在銀幕上的形象充滿了力量，這力量源自抗爭的意誌，與傳統倫理中東方女性的溫順與柔弱有著天壤之別。

這並非孤立的形象，中國曆史上的勇敢女性，甚至有著壓倒男人的大義凜然的氣概，這就是曆史學家陳寅恪要將那麽隆重的敬意投向柳如是的原因，這也是張誌新贏得我們愛戴，鞏俐受到世界推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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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美與智慧的絕唱

本刊記者蒯樂昊發自上海

我們常常要借助一個男人的光線，才看到他背後的女人——對於那些從民國時代走來的文藝女青年們——但林徽因是個例外。在她身上，折射著許多優秀男人的光芒，而她反過來又為這些男人增添了光彩，我們舉著她這支蠟燭，把那些有著別樣才情與身世的男人照看得更加清楚：梁啟超、胡適、梁思成、徐誌摩、金嶽霖、費正清、沈從文、張奚若……這串散發著光芒的名單裏，間或瞥見林徽因的衣袂飄動，她與他們終生保持著或父或兄、或親或友的深厚情感。

林徽因的父親、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的林長民，不無驕傲地對徐誌摩說：“做一個天才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

彼時林徽因剛滿16歲，但談吐和悟性已經超越了她的年齡，在她的美貌和聰慧麵前被迫放低天倫輩分的不隻是林長民，徐誌摩也不顧自己是林徽因父親的好友，且在國內已有妻兒，公然鬧離婚並追求起這個剛剛中學畢業的小姑娘來。這段公案因影視、小說、文史學家津津樂道的介入而婦孺皆知。

不太被人知道的是，在徐誌摩追求林徽因之前，他跟林長民互相引為知己，還玩過一場互通“情書”的遊戲。在通信中，徐誌摩扮一個有夫之婦，林長民扮一個有婦之夫，雙方假設在這不自由的景況下互相愛戀。兩個接受過留學教育的舊知識分子，用這種匪夷所思的方式，來描摹他們渴望自由，但又身陷囹圄的情愛世界以及政治抱負。徐誌摩寫過一篇濃豔的短篇小說《春痕》，其中的主人公“逸”，就是以林長民為原型的。

林徽因最終沒有選擇徐誌摩，她和梁思成在長輩的安排下相識相愛了。梁啟超對長子寄予厚望，親自挑選了未來兒媳人選，並在林徽因喪父後視她一如親女。兩家安排隻待梁思成從清華一畢業，就送他們一起去美國深造。

這對小兒女於是常在一起憧憬未來，林徽因告訴梁思成，她以後準備學習建築。梁思成大感意外，他從未想過文弱的女孩子要學蓋房子：

“建築？”他反問道，“你是說house（房子）？還是building（建築物）？”

林徽因笑起來，她左邊臉腮上有一個不對稱的酒窩：“更準確地說，應該是architecture（建築學）吧！”

這位建築學巨匠晚年承認，自己最初選擇學習建築，隻是為了林徽因，“我當時連建築是什麽都不知道。”——梁思成以多種重要身份存在於曆史之中，但貫穿他一生的核心身份，竟首先是個一心疼顧老婆的溫和男人，這一點，在後來的金嶽霖事件裏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見過梁氏夫婦的人，莫不承認他們是恩愛的一對。1923年一次學生遊行示威中，梁思成被軍閥金永炎的汽車撞傷，並因此留下終身殘疾，林徽因每天都來安慰他寂寞的病榻，為他拭汗、打扇、讀書。這一點讓梁思成的母親極為不滿，她認為思成傷臥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閨秀應該低眉斂目小心回避才是，一個官宦人家的小姐，尚未下聘，怎能如此不顧體統？

梁啟超卻因此更加欣賞林徽因，老爺子洋洋得意地寫信給大女兒梁思順：“老夫眼力不錯吧！”這個維新派因此生發出他的姻緣觀：由父輩留心觀察、看好一個人，然後介紹給孩子，最後由孩子自己決定，“這真是理想的婚姻製度。”

這場婚姻確實向人們昭示了婚姻有可能多麽寬鬆，同時多麽牢固。終其一生，金嶽霖都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好的朋友，他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一起，隔院毗居，同飲同食，同悲同喜。梁思成遇到學術上的任何問題，常常請教金嶽霖，跟林徽因吵架，也搬出金嶽霖來評理調停，在林徽因和梁思成雙雙故去以後，金嶽霖還跟梁思成的兒子住在一起，梁從誡像對待自己父親一樣，陪伴這個為了林徽因終生未娶、亦無後人的大哲學家走完生命最後一程。

從林徽因寫給好友費慰梅（費正清之妻）的一封信裏，可以看出他們3人的親密與默契。當時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時候，林徽因和梁思成蟄居李莊，生活困頓，貧病交加，金嶽霖一有假期就來李莊看望他們，同他們一道過年，林徽因一邊聽著日本轟炸機從上空飛過，一邊在信裏這樣寫道：

思成是個慢性子，願意一次隻做一件事，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事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到達的各線火車一樣衝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碾死，他卻永遠不會。老金（正在這裏休假）是那樣一種過客，他或是來送客，或是來接人，對交通略有幹擾，卻總是使車站顯得更有趣，使站長更高興些。

林徽因寫完信，就交給思成和老金看，問他們可有補充，於是我們看到了接下來由金嶽霖寫的一段：

當著站長和正在打字的車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車通過外，竟茫然不知所雲，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經過紐約中央車站，卻從未見過那站長。而在這裏卻實實在在既見到了車站又見到了站長。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們兩個搞混。

金嶽霖寫完，梁思成又接過信來附言道：

現在輪到車站了：其主梁因構造不佳而嚴重傾斜，加以協和醫院設計和施工的醜陋的鋼板支架經過七年服務已經嚴重損耗，（注：梁思成因車禍脊椎受損，一直穿著協和醫院為他特製的鋼馬甲），從我下方經過的繁忙的戰時交通看來已經動搖了我的基礎。

這封信寫在又薄又黃的劣質紙張上，不分段，字極小，沒有天頭地腳，連多餘的半頁都被裁去，為了節省紙張和郵費。這封信讓遠在華盛頓的費正清夫婦笑了很久，接著又心酸了很久。

梁思成說：“人家講‘老婆是別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覺得‘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林徽因的才華是多方麵的，少女時代起，她已經是頗有名氣的詩人，同時翻譯西方文學、創作劇本、發表小說；學了建築以後，在設計和測繪方麵也多有建樹，與梁思成一起完成了許多建築學著述。雖然穿著窄身旗袍、體弱多病，但她爬起古建築穹頂來卻根本不成障礙，金嶽霖到他們家去，常常看見林徽因和梁思成爬在自家屋頂上，為野外測繪練基本功，老金當即作了一副藏頭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嵌了這夫婦二人的姓氏，上句打趣梁思成，下句奉承林徽因。梁思成很高興，林徽因卻不以為然，“真討厭，什麽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個女人就沒有什麽事可做，隻配作擺設似的！”

她怎麽可能是擺設？在她家客廳的著名沙龍裏，任何談笑有鴻儒的對話，她都是當仁不讓的主角，即使重病中都躺在沙發上跟客人們大談詩歌與哲學。曾經的沙龍客之一蕭乾回憶說：

她說起話來，別人幾乎插不上嘴。別說沈先生（沈從文）和我，就連梁思成和金嶽霖也隻是坐在沙發上吧嗒著煙鬥，連連點頭稱是。徽因的健談決不是結了婚的婦女那種閑言碎語，而常是有學識，有見地，犀利敏捷的批評。我後來心裏常想：倘若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夠像18世紀英國的約翰遜博士那樣，身邊也有一位博斯韋爾，把她那些充滿機智、饒有風趣的話一一記載下來，那該是多麽精彩的一部書啊！

可惜，林徽因自己也承認自己是個“興奮型的人”，情緒喜怒不定，像朵帶電的雲，“隻憑一時的靈感和神來之筆做事”，所以，她留下的作品並不多。她的聰慧，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傳說，流傳在那些見識過這聰慧的文化名人們的口頭筆端，而戰爭、疾病、政治運動、貧窮而瑣細的家庭生活又剝奪了她大量的創作精力，所以，拋開她那些著名的“緋聞”，在學術層麵上，人們通常隻知道她是國徽的設計者、北京古建築的積極保護者，而忽略了她內心更加豐沛的才華。

被肺病折磨半生，她終於在1955年去了，比梁思成幸運，她躲過了後來席卷全國的“史無前例”。丈夫親自為她設計了墓碑，碑上移來她生前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花圈；知己金嶽霖為她組成治喪委員會，悉心料理後事。人生得此，夫複何求？

她的墓碑上寫著：這裏長眠著林徽因，她是建築師、詩人和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