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循環?

中國為何跳不出盛衰循環的怪圈?

文章提交者：沂河泥鰍 加帖在 文化散論

     季節有春有秋，草木有枯有榮，新老更替是世間萬物保持長久、生生不息的唯一方法。中華帝國綿延兩千年依然能保持住青春，奧秘亦在於此。

    中國人曆來有追求盛世的情結，但盛世往往可遇不可求，它的出現離不開下列五個條件：(1)英明的皇帝；(2)廉潔而充滿活力的官僚機構；(3)適度的人口數量，充餘的耕地；(4)較少的受供養人數；(5)強悍的邊防軍，即便不能攻擊，也足以自保。這五個條件中，除了英明的皇帝何時產生有時例外， 其餘四個條件一般情況下隻有在開國初期才完全具備。
    各朝開國，往往麵對的是人口減少，土地荒蕪的社會環境，但不需用“百廢待興”形容；農耕社會不象工商社會，各生產單位變成廢墟後，需積累資金艱難重建。農耕社會的生產單位是一家一戶，有勞動力與田地就能迅速恢複生產。人口大量損耗誠然使勞動力不足，但土地充裕反而有利於促進經濟繁榮，人口繁殖相對而言要比資金積累容易。再者，由於新王朝摧毀了舊王朝原有的產權關係，江山易主，在舊王朝中被法律保護的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需要得到新王朝的認可才能被重新保護。這樣，舊王朝中得利益最多，與舊政權關係最密切的受供養集團成員，要麽在改朝換代的暴力浪潮中被消滅，要麽被新政權打擊、冷落，他們巧奪豪取來的大片良田與萬貫家私，原本打算傳至子孫，轉眼間充歸國有，或者被皇帝轉賜他人。實際上，新王朝麵對的是個相對容易收拾的爛攤子，毛澤東講，在白紙上畫圖更容易，它隻需重建官僚體係，清肅社會不安定因素，鞏固國防，鼓勵農民開荒生育就夠了。
        那時，由於新政府官僚機構處於草創階段，僅有個框架，又由於戰爭遺留下的問題 太多太繁，因此它們運轉效率很高。俗語說：“流動的水不會腐臭”，心無旁鶩專心於公務的衙門一般不會黑暗。況且，新朝代的官員多是新提拔或軍人轉變角色而來，他們對工作尚處於新鮮好奇、滿腔熱忱階段，思想比較單純，沒有學會和習慣享受權力帶來的種種好處，沒有培養出油滑、形式主義、明哲保身等官僚作風。另一方麵，官員數目較少，且多對舊朝代的腐敗記憶猶新，時警時惕，因此對財政資源的消耗一般不大，人 民賦稅負擔相應較低。社會利益這塊大蛋糕尚有很大分配的餘地，新的達官顯貴等少數 強者，不用處心積慮與多數弱者爭利，因此社會矛盾緩和，貧富分化不很嚴重。
      太平盛世是各種社會積極要素發展到最佳狀態時，共同支撐起來的黃金閃光點，它不可能保持長久，因為各種要素本身都是變量，不可能永遠共同處於最佳狀態。譬如登山，到最高點，怎麽走，都免不了下坡。
     一般來講，開國皇帝無一不是人中俊傑，根據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汰的原理推算，從激烈無序的暴力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君王，必然具備狐狸與獅子的雙重品質。可是開國皇帝也有憂愁，他不敢保證自己的繼承者具有同樣的智慧與能力。宗法製度規定，皇位隻能傳嫡長子。這也處於現實考慮，皇帝妃娥成群，兒子有時很多，如果不隻傳長子，兄弟之間相互競爭起來，骨肉相殘的事即會發生。但這樣一來，未來皇帝的素質是優是劣，就隻能聽憑命運之神的安排了。即便老皇帝恪守傳位傳賢的原則，他的挑選範圍也不會超出直係血緣的圈子，儒家學者所讚揚的禪讓從來有名無實。傳說遠古時代的堯帝品德 高尚，他發現平民舜即便在原始森林中也不迷路，認定他了不起，把權力傳給了他；舜同樣賢德，臨死把權力傳給治水有功的禹；禹臨死把權力傳給益。然而舜是堯的女婿，婿位翁傳，自不能說出於公心。舜分明是先傳位給了自己的兒子，由於禹功勞大，深得各部族支持，他用不流血政變廢舜的兒子自立。禹傳位給老實人益，不過演戲，他早布置妥當，實權操在他兒子啟手裏。以後各朝代的禪讓故事，無論王莽代西漢，曹衝代東漢，司馬炎結束曹魏，說穿了全乃政變的故事。
     皇室在挑選繼承人時不僅在才幹方麵沒有餘地，在年齡方麵也沒有餘地，帝國曆史上經常出現智力有缺陷及智力發育不足的皇帝，例晉惠帝司馬衷是個白癡，漢殤帝繼位時年齡隻有3個月。這類皇帝上台，皇權旁落是必然。無論大臣擅權、外戚幹政、宦官弄柄、地方割據，對皇室都是煩惱的事，時間長了，容易引發政治震蕩，有時連皇帝本人也會成為權力鬥爭的受害者。事實上所有壽命長的朝代都躲不過皇權旁落的痛苦，它似乎是與生俱來的伴隨症，若診治不及時，往往成為王朝衰落的標誌。漢之外戚，唐之藩鎮，宋之權臣，明之宦官，清末之女後最為醒目。當然，各朝皇權旁落的形式，並非象 總結的那麽單一，通常各種形式並作。問題的嚴重性很容易理解。帝國規模龐大，組織嚴密，諸如官員任免、軍事調動、賦稅財政等軍國大事皆由皇帝一人裁決，即便由中樞 機關代勞，也要經皇帝署名發表，才算合法失效。因此，皇帝出問題，即意味著帝國的大腦出問題，即便擅權者有足夠的能力與權威維持住秩序，各種隱患依然存在。擅權者代皇帝行使權力誠然是魅力無比的美差，但權力是利刃，行施起來免不了傷人，招來不滿和怨恨，而代別人行施權力尤甚；況且，此是普天之下最引人妒嫉的差使。擅權者沒有人甘願在適當的時候交出權力，儒家學者所讚揚的聖人周公，在後世鳳毛麟角，這無關他們的道德，完全基於現實的憂慮；一旦交權，極可能意味著把自己和九族的腦袋交到仇敵手中。從曆史上看，擅權者在需要交權時，通常有下列四種選擇：1.徹底交權， 這種情況極少；2.名上交權，實握權力不放，竇憲、鼇拜即為例子；3.想法讓皇帝永遠智力不足，比如廢長立幼，廢智立愚，女後亂政時喜歡取此法，她們有這個條件，呂後,慈禧都為例子；4.發動體麵的政變取代之，王莽、隋文帝、武則天行此法。
    當然，世傳皇帝中也不乏英明者，例西漢的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東漢的明帝、章帝，唐的玄宗、憲宗，北宋的神宗，明朝的宣宗，清的雍正、乾隆等等；即便在末世之主中，明的崇禎、清的光緒也不能不說有一定才幹。隻是這類皇帝的出現沒有定數， 像倫敦清朗的天氣般難得。
       帝國高效廉潔的官僚隊伍注定難保持長久。首先，隨著官僚體製的不斷完善，官員 數目越來越多，在提拔新官員的過程中，官員之間的關係也複雜化了，同鄉、同學、老上級、老下級、恩師、親戚、利益朋友等相互結網，一榮共榮，一辱共辱，牽一發而動全身，形成可怕的官場關係網。官員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開國之初的務實作風、責任心及對皇上的忠誠，漸被追求小集團利益及追求個人榮華富貴的思想意識所籠罩。假若皇帝精明強幹，他們可能不得不自我收斂，但想阻止官場腐敗，根本不可能，連英明的雍正、乾隆父子也徒喚奈何，隻能睜隻眼閉隻眼。自認為比“秦皇漢武”更了不起的毛澤東最不信邪，一次又一次用政治運動清肅官場，但隻能收到短期效果，運動一停止， 官場故態立即恢複。想用法律約束官員純屬枉費心機，官員在轄區內既是行政首長，又 是法官與警察局長，除非上級派員查辦，一般沒有問題；通常情況下，隻要不是皇帝親自過問，或被關係網拋棄，上級部門也懶著主動做這種棘手的事。所幸帝國的官員多是 儒家學員出身，飽讀詩書。儒家的教義不允許他們做過份出格的事，要求他們忠於職守， 勤勤懇懇，潔身自好。孔夫子說：“不義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說：“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應當承認，帝國的官員多能自律，這也可以解釋一個朝代的吏治看起來腐敗了，為什麽還能存在上百年的原因。
    散發著黴味的官場，一旦形成，就有超強之頑固性，隻有改朝換代的暴力革命與民主運作能切除、消解它；但中國古代沒有民主，也不需要民主，民主運作方式隻能解決表麵問題，解決不了所有問題，隻有暴力革命才包治百病。
    在工業社會，財富的增長主要靠耐用品的積累與科技進步這兩隻輪子，雖然最終有增長的極限，但持續百年、數百年當沒有問題。農耕社會不存在這兩隻輪子，生產的產品絕大多數能被一次性消費掉，如糧、油等；即便建築物這類固定資產，由於多采用木質及土石茅草結構，不可能像鋼筋混凝土結構那樣，經得起風雨吹打和戰火焚燒；氣勢迷人的阿房宮之類，現在隻能通過文學作品想像了。
     農耕社會經濟的增長，主要靠三個條件保障：1.不斷開墾荒蕪的田地，2.風調雨順， 3.和諧健康的社會秩序。因此，社會財富增長的極限很容易達到，尤其當荒蕪的土地基本開墾完畢後，財富的增長一般不會再呈上升趨勢，或者說餘地已經不大。與之形成鮮 明對照的是人口問題。在荒蕪的土地沒有被充分耕種之前，人口的增長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也可以說人口的增長與財富的增長成正比。從理論上講，當帝國的農業勞動者盡力耕種的土地總量正好等於帝國實有可耕種土地的總量時，說明社會的人口數量 與土地的比例呈最佳平衡狀態，這時農業生產率最高，農民收入也最多；然而人口生育是個非常活躍的變量，在和平安寧的社會狀態下，呈無限增長趨勢，而傳統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觀念以及家庭財產收入增多的現實，又會加速這種增長，平衡會很快被打破。假 如人口增長的速度在長時間內超過了拓荒的速度，那麽就必然出現勞力過剩現象──普通的農業家庭收入相對減少，饑餓、流民、盜匪增多等。這一係列問題在當今工業化的中國仍難解決，雖然建了很多城市與工廠，供過剩人口從鄉村社會遊離出來打工，仍不能完全吸納。
      唐朝之前，帝國最理想的人口數量大約在四至五千萬左右，達到六千萬甚至七千萬以上，就會成為帝國政府的噩夢，需要通過饑荒、戰亂等天災人禍的方式減少人口；而一旦降到二千萬左右，又會出現“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的場景。西漢、東漢時，長江流域尚未被有效開發，帝國的人口多集中在中原地區及關中地區， 當時沒有化肥、農藥和專門培育的優良種籽，水利設施比較簡陋，糧食的畝產量很低。根據戰國時期李悝留下的資料推算，那時主要農作物粟的畝產量大約為一石半，當時一  畝合今0.32畝，一石半約合今45斤左右，換算成當今畝產量約為140斤，即便漢朝時生產水平有所提高，粟的畝產量大概也很難超過200斤。而現在華北平原地區的糧食畝產量， 僅以小麥、玉米計算，一年兩季最保守的估計也在1000斤以上。據班固記載，公元2年西漢政府的人口統計數字為5767.14萬人，考慮到當時行政管理比較鬆懈，疏漏難以避免，估計實際人數當在6千萬──7千萬之間。 當時那些土地養活六千萬以上的人口所承受的壓力，大約相當於現在同樣土地養活五、六億人所承受的壓力，現今這一地區的實有人口也不過六、七億左右，那時沒有工業企業，人口的壓力可想而知。
       到唐代，經過五胡變亂，中原民眾大規模南遷，江南地區得到了深入開發，尤其是 太湖地區，漸成為有名的“糧倉”。可得之桑榆，失之東隅，由於氣侯變化及戰爭對水利設施的破壞，關中地區衰落了，雖然唐帝國的首都仍在長安，可這一地區的供養能力大大下降。因此，唐帝國的人口一旦突破六千萬，它的困難比兩漢政府小不到哪裏。
     宋朝時，隨著江南地區的進一步開發，魚米之鄉的聲譽響遍全國，帝國承載人口的 能力大為增強。到南宋時期，宋、金、西夏及大理國的人口總計突破了一億。明朝的人口更有強有力地增長，晚期高達2億，這得益於一批高產量農作物的引進。清朝開國到乾隆年間，政治清平，疆域空前擴大，通過移民的辛勤努力，各邊遠地區得到了充分墾植， 人口逾過三億。這個數字大概接近純農耕文明條件下，中華世界所能承載人口的極限，有個叫汪士鐸的人為此驚呼說：“人多之害，山頂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天地之力窮矣！”不久，太平天國叛亂發生，人口損失了近一億 二千萬，人與地的矛盾一下得到緩和。據研究專家推算，“如果從公元初開始中國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是千分之二，而不是實際上的不足分千之一，那麽今天的人口就會接近 三十二億。”(3)。實際上各朝開國初期人口的增長率一般都會超過5‰，假如不是改朝換代與饑荒的調節，發展到現在，中國的人口恐怕早過百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在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帝國體內產生的一種毒素不能正常代謝。新帝國開創，總會製造出一批新的既得利益者。在通往盛世的路上，他們提親攜友，而且還通過爵位世襲、財產繼承等方式蔭及子孫。一般而言，受供養集團在帝國秩序內走向膨脹及奢侈的趨勢不可遏製，西方有個馬太效應，大意說：已經得到利益者， 可憑借利益優勢得到更多；而失去利益者，更容易失去利益。還有一點不容忽視，由於既得利益者生活優裕，精力旺盛，娶得起妻妾，所以生育能力較強。以大明皇族為例，太祖朱元璋有26個兒子，16個女兒。一百年後，皇族成員增加到5萬人；到嘉靖年間再統 計，繁衍到了10萬人。
     當受供養集團消費增長的速度，比社會財富這塊蛋糕不斷做大的速度慢時，社會還是健康和有活力的；但當盛世已過，受供養集團的欲望繼續膨脹，財富蛋糕不增反縮時，財政危機、苛捐雜稅等末世景象即慢慢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的速度也隨之加快──以 前富者、貧者都能從經濟繁榮中得到好處，現在則貧窮者不斷失去，一直淪為饑民，而富有者則相對更懂得享受生活了。至此，幻想帝國政府保持公正根本不可能，它與受供養集團有著天然血脈上的聯係。
      至於軍隊，曆朝開國之師無不精銳，就算最武力不振的宋朝，宗皇帝與他的將士們也不乏攻擊遊牧民族的勇氣，他們雖然沒有掃平遼國，最起碼守住了邊防。在冷兵器 時代，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不是武器裝備，而是兵卒的人數、戰鬥的技巧、指揮官的才略及將士們敢死的勇氣。通常情況下，兵卒的數目容易保證，但後三個要素很容易變化。僅以戰鬥技巧為例，它通過實戰與訓練兩種方式能夠得到，國內如果長期承平無事，則隻有通過訓練一條途徑了，而訓練的彈性非常大，往往會流於形式，士兵服役數年，不會騎馬射箭，並非是稀奇之事。在這一點上，農耕人的軍隊不如遊牧人的軍隊， 遊牧軍人不需要刻意訓練，他們平日的生活就帶有實戰的性質，疾馬圈牛羊，彎弓射灰狼，他們天然就是剽悍的戰士。帝國軍隊經過長期和平安逸的腐蝕後，與他們交鋒，鮮 有占優勢的時候。
      中國古代社會一盛一衰的運作規律，無疑與自然法則相吻合，改朝換代雖然給曆史塗上了濃重的血腥氣，但對保持帝國持久的和諧、健康非常必要。現代人追求社會不斷進步，他們認為中國社會本來完全能避開曆史循環，永盛不衰的，錯誤之處在於沒有西方式的民主製度。在他們看來，隻要有了民主製度就能保證政府永遠明智和效率，就能永遠保持住社會肌體的健康與活力。其實，這完全是個神話，民主製度本身並不能保證一個社會的健康，如果沒有社會財富的持續增加，當今的西方社會根本不可能長時間保 持強盛。今天西方社會財富的持續增加，顯然與科技進步、貿易擴張及掠奪殖民地時期 的原始積累有關，它們的富強建立在對地球資源的超常開發之上，建立在其他國家的落後與貧窮之上；但地球貯存的石油、煤炭和金屬等主體資源並非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經濟增長的盡頭，可能即是戰爭與暴力革命。世間沒有任何事物長盛不衰，任何人為的藥物都幫助不了。永遠盛世、永遠和平，不是過是幼稚者的夢囈。
      
      這裏需要重申我的立場，我說上述話並非表明我討厭民主製度，我認為在工業文明 條件下，任何政府以任何借口實行任何形式的專製都是罪惡可恥的。一個試圖走工業化 道路的國家，隻有實行某種形式的民主製度，才能滌蕩腐敗，避免社會資源浪費；才能最大限度地富國強兵，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求得生存。好事者編造的老虎理論很能說明問題：有二個人在林中遇到了老虎，甲係好鞋帶準備逃跑，乙用嘲笑的語氣問甲能否跑過老虎，甲回答不能，乙說：“既不能，跑豈不是徒然？”甲回答：“我盡管跑不過老虎，但希望能跑過你。”民主製度即是一個現代國家必需的鞋帶，隻有避免最先被老虎吃掉，才能在工業文明陰暗的前景中求得生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