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覓》（二十一）

謝迎勝會見帥爺後﹐直接去了北京。他決定接受中紀委的職務。 程之朗接到謝迎勝電話後的第三天﹐也跟隨市委書記去了北京。 現在他不僅是市委委員﹑副市長﹐更主要的﹐是市委書記的心腹智囊和代筆的秘書。那位書記器重程之朗﹐並不完全為了取悅老人﹐而是覺得之朗確實忠誠可靠。垂詢他的意見﹐他說的是不宜傳出房門的大實話和確能解決問題的好點子﹔有什麼文字需要﹐他一揮而就﹐言簡意明﹐不弄文舞墨﹐也少空洞套話。此外﹐程之朗沒有私心不抱私慾﹐具體而言﹐升他的官他反而誠惶誠恐﹐提他的級﹐他總是滿心慚愧﹔麵對攝像機照相機時他往往站在別人背後﹐審查新華社有關市委和市政府動態的統發新聞稿時盡可能把自己的名字刪掉。書記對他的私下講話﹐他絕不外傳﹔書記吩咐他做的事情﹐哪怕諸如起草什麼計劃和大綱﹐他交卷不會過夜﹐而且確實詳盡周密。他在書記麵前﹐政治上像個學生﹐職務上像個勤務兵﹐關係上像個小輩﹐從不顯露才能展示學識。這位書記﹐哪怕自己的天性跟之朗恰恰是鮮明的對比﹐但對之朗卻是由衷倚重。因為像他那樣的人﹐最討厭的就是跟他相同的人﹐最需要的就是跟他相反的人。 書記來到中央﹐除了一些模糊的形勢分析外沒有得到什麼明確的指令。他感到困惑不解。想了多天﹐他有了一種潛隱的預感。他對之朗說﹐“我們要準備迎接更為嚴峻的挑戰。” 程之朗一點也不明白書記在講什麼。他回答說﹐“跟著你﹐我怕什麼﹖” “對。”書記滿意極了﹐“你什麼也不用怕。” 胡耀邦逝世一周年隨後而來的清明節前夕﹐國內政治形勢驟然繃緊。社會上的芸芸之眾是麻木不仁無知無覺的﹐但以大學生為主體的知識份子中的年輕一代對社會狀況的憂慮已達頂點。 他們看出﹐改革開放的路線已經走入歧途﹐且已隨著胡的下台走進了死胡同。政治體製一成不變之下的經濟開放﹐除了使金錢跟權力劃上等號從而使不少掌權者的家屬變成豪富之外﹐對勞動人民和職員階層毫無好處可言。許多應運而生的大公司大集團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把緊缺的民用商品炒得徒令工薪階層望而生畏﹐國家的資源成了利用國家機器從事國際賭博和走私的籌碼。毛澤東時代全民赤貧的“大平等”現象已被驚人的貧富差異取代﹔權力等於財富的嶄新公式加速了各級官員的貪瀆腐敗。趙紫陽命運的岌岌可危表明了最高統治者優先考慮的仍然是他個人權威的穩固性。在七十年代初期前後出生﹑沒有親身嚐過無產階級專政滋味的在校大學生們﹐準備直截了當地表達他們的想法。他們沒有別的途徑﹐隻能沿用十多年前人們借悼念周恩來的機會表達對毛統治不滿的老方法﹐藉由悼念胡耀邦的方式講出他們心中的憂慮和憤怒。十分危險的是﹐反鄧的情緒一開始就相當明顯。 方小芳在苦等音訊大半年後﹐接到母親托人從美國捎來的一個簡短口信﹕“已獲得永久定居身份。你接到邀請信件後速辦護照簽證來美團聚。”她頓時慌了神﹐跟劉紀冰商量後﹐給敏子掛了電話。“我該怎麼辦﹖他說先登記結婚。你說呢﹖” “你究竟怎樣打算﹖” “當然去囉。” “指他﹗你﹐跟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就算真的罷。” “那麼就先結婚。你辦好身份﹐他就‘第一優先’了。” “他們早點不透點風聲給我﹐現在弄得我措手不及﹐六神無主了。這郝老爸總是搞突然襲擊﹗” “我想他這是謹慎。” “我怎麼辦﹖婚該怎麼結﹖我一點不懂﹗” “我是結婚專家﹖笑話﹗我哪懂怎麼結婚﹖” “敏子﹐別罵我。”小芳說﹐“誌強懂不懂﹖老右派呢﹖” “統統都是門外漢﹗” “外行可以領導內行啊。” “你還是歸我領導吧。第一﹐你得先決定﹐是你住過去還是他搬你那兒。” “我想﹐還是我住過去。他那裡有許多書什麼的。我家沒有值錢的財物。第二呢﹖” “好像﹐要雙方單位出信件的﹐這好辦﹐你們都是大齡了。然後去登記就是囉。” “第三呢﹖” “該死的女詩人﹐第三就是洞房花燭夜了。該幹點啥﹐請問別人去吧。” “唔﹐這我比你內行。以後你可以來向我討教。還有嗎﹖” “要不要辦酒﹖” “不辦。就我們幾個難兄難弟難姐難妹聚聚算了。” “總得做幾身新衣服啊。” “我可不要婚紗白袍什麼的。不習慣。衣服你給我參謀。”\r “你過來啊。在電話裡討論得出什麼名堂來﹖” “來了邀請信﹐你幫我看看啊。還有﹐去領事館簽證﹐你得陪我。我總共隻識十來個英文字母。” “來了再說不行嗎。” “對。對。我就來。”方小芳放下電話正在穿鞋﹐電話鈴響。 “小芳﹗是冬冬。” “我聽得出來。你在哪裡﹖” “北京。” “什麼要緊事﹖” “我調到《解放軍報》當軍事記者了。” “現在又不打仗。別害怕﹐冬冬。” “明天就跟隨駐法大使館武官去巴黎。” “太好了﹐冬冬﹐別一去不返啊。” “當然﹗”冬冬說﹐“幫我給黃老師送個口信好嗎﹖” “這麼客氣幹嗎﹖”小芳一跟冬冬搭腔﹐就忍不住要撒調皮﹐“除了不能跟你上床﹐你要我幹什麼還不是一句話﹗” “也別說得那麼絕對﹗”冬冬說﹐“可能性總是存在的吧。” “你見過了巴黎妞兒﹐對我還會有胃口﹖告訴黃老師什麼事﹖” “讓他馬上買張機票來北京。我爸答應讓黃老師住在我家避一陣子風頭。” “你爸夠朋友﹗” “他這人﹐外人是不理解他的。以後咱們再聊他。” “還有什麼﹖” “告訴敏子﹑誌強﹑老蔣﹐不專門跟他們說拜拜了。得了機會﹐出國為好。” 小芳這才想起自己的事。她簡單地告訴了冬冬。 “那好。太好啦。這樣﹐在劉大作家出來之前﹐我還有跟你搞搞婚外情的機會。” “去你的吧。別弄得我還沒嫁出去就先聲名狼藉啦。” “還有什麼﹖” “小芳﹐你們走時﹐最好把郝老爸的那些藏書全帶出去。” “不能留給老右派他們嗎﹖” “他們也會出去的。”冬冬說﹐“你到美國﹐給我家去封信﹐讓我知道你的通訊處。我會儘快聯繫你的。還有﹐小芳﹐我把你和敏子的作品都帶在身邊﹐有機會我會在那兒宣揚宣揚的。” “怎麼謝你啊冬冬﹖” “這還用問﹖” “去你的壞小子﹗”小芳笑罵著﹐“你保重。咱們外麵見了。” 小芳掛上電話﹐直奔黃叔倫家。她也顧不上大門外那些監視的人了﹐反正他們不能阻擋她進入黃家。她說完後﹐問道﹕“我這就替你買機票去﹖” 黃叔倫猶豫著。“別那麼急。讓我考慮考慮。” “考慮什麼﹗還有什麼考慮的﹗”小芳叫起來﹐“冬冬專門打長途來叮囑這事﹐刻不容緩啦。他老爸的意思﹐你還磨蹭什麼﹗我這就去。啊﹖” 黃叔倫想了一會﹐淒然地說﹐“七老八十了﹐人身安全又成了問題﹗還要老首長來保護﹗成什麼話﹗這是什麼世道﹗” “管它什麼世道﹗我去買了啊﹖” “去吧。我該聽你們的。不然﹐也對不起老首長。” 小芳二話不說﹐轉身就走。 買好機票﹐送到老人手裡﹐小芳又去誌強家﹐囑他轉告老蔣﹐然後再去敏子那裡。敏子空等一天﹐以為小芳出了什麼交通事故﹐正在那裡獨自坐立不安焦急萬分﹐見小芳滿頭大汗趕到﹐真想劈頭 罵她一頓﹐而小芳則已把自己的結婚事忘了個一乾二淨﹐茫茫然地傻眼看著敏子。 小芳的婚禮簡單之至。 劉紀冰不想事先走漏出國的風聲﹐文藝界寫作界的朋友一個也不邀請。黃叔倫已去北京﹐安然地住入郭冬冬的家﹐沒人再可動他一根毫毛。張誌強來了﹐卻不見老右派蔣際時﹐原來他又被北京的 那位女同學一連三個長途電話催請去了﹐一時無人知道他的聯絡地址。所以﹐除了新郎新娘﹐貴賓就隻誌強敏子兩表兄妹。 沒有了郝企之﹐沒有了黃叔倫﹐沒有了老右派﹐沒有了郭冬冬﹐這齣戲就怎麼也唱不熱鬧了。四個人不去飯店﹐不穿禮服﹐不送禮品﹐不戴首飾﹐不佩鮮花﹐在原先的郝家如今的新房自己做點簡 單的菜餚﹐就算婚禮了﹐反正民政局的結婚證書已經辦好﹐婚禮隻不過是一個形式而已。 劉紀冰說﹐“下一次大家再聚﹐希望不是在這個國家這個城市裡了。” 敏子說﹐“但願如此﹗” 誌強說﹐“出國﹐現在﹐是某一種人的時髦﹐某一種人的特﹐某一種人的機會﹔對於我們這種人來說﹐是什麼呢﹖” 小芳看看紀冰。他說﹐“對我來說﹐是無奈。” “我也是。”敏子說。 “別鸚鵡學舌﹗”小芳說﹐“要說特色話。” 敏子想了一想說﹐“是逃遁。” “好。”小芳轉向誌強﹐“你。” “你還沒說呢。我是出題目的人。” 小芳說﹐“我﹐是想飛。” 敏子的臉色有點難看。小芳看出她的心思﹐說﹐“別迷信﹐敏子。我還沒有徐誌摩的那個福份呢。” 紀冰即刻岔開。“誌強﹐你說。” 誌強對小芳說﹐“你太聰明﹗”他轉向敏子說﹐“不要想得太多。”然後他說﹐“對我來說﹐是流放。” “我們四個﹐隻有小芳是追逐一種詩意。”紀冰說﹐“論文學寫作﹐論研究歷史和社會﹐我們最好留在本土。但是﹐嗨﹗不談了。你們哪裡知道自我靈魂拷問的滋味﹗我是多麼想做一個心口一致的作家啊。” “你個人不必慚愧。該慚愧的是把有為的青年逼走的社會。”誌強說﹐“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初期﹐出國深造的留學生百份之九十九回來工作﹐而且迫不及待。他們的 心意是單一的﹐學好本領回來改變自己國家的落後麵貌。現在呢﹐不走不行了。” “黃老師有人庇護。我們這種無名小子﹐誰庇護﹖”紀冰說。 “你還算無名小子﹖”小芳問他。 “一樣。沒有革命資歷的人﹐全是無名小子。一視同仁。” 回家路上﹐敏子心情非常不好。 在走上樓梯的時候﹐敏子失足跌倒﹐摔下八級階梯。雖沒骨折﹐但手腕和足踝都扭傷發青﹐而且腫了起來。 她的頭部撞在樓梯扶手的鐵柱上﹐右邊後顱角處隆起一個硬硬的腫塊。這是後來洗頭才發覺的。 程之菽搭乘火車剛到蘭州﹐發現車站上軍警密佈。 他把大衣搭在臂彎裡﹐把警帽拿在手上﹔這樣﹐他看上去就像一個軍人了。他的上衣是草綠色的棉軍服。 下車後﹐他信步走到車站邊緣處一個剃頭的小攤上﹐坐下刮了臉﹐沒理髮。他要儘快讓在勞改隊剃光的頭髮長出來。然後﹐他拿出勞改局的工作證﹐翻也沒翻開﹐就輕而易舉地買到了從蘭州經寶 雞到成都的車票。然後﹐他找到一個小飯館飽吃了一頓。 他看到許多閑人在一個公告欄處觀看一張通緝佈告。那上麵有自己的肖象﹐不過穿的是勞改犯的號衣﹐那是沒有領子的黑色布衫。他慢慢走近過去﹐擠進人堆。看了一會﹐他咕噥著說﹐“媽的﹐ 這傢夥怎麼長的挺像老子﹗”觀眾聽了都笑起來﹐大家看著他說﹐“ 不像不像﹗怎麼會呢﹗”他笑了笑﹐又走開了。 他一直不動聲色地從眼梢角裡留神著後麵是否有人追趕上來。 早早進站登車。坐定後﹐他把大衣搭在車窗上﹐又有意無意地碰著推著讓它掉落到窗外去。不到一分鐘﹐就有個老頭子東張西望一番然後喜不自勝地把它撿走了。開車後﹐程之菽看到自己對麵坐 著兩個鄉下女人﹐而自己的鄰座則是她家的老漢﹐他們正在把幾個髒兮兮的布袋放上行李架又拿下來﹐取出一些東西再放上去﹐過了一會又去取下他們的袋子﹐這樣反複地不停搗鼓﹔他站起來﹐像是 要把警帽的繫帶綁在車窗鉤上﹐一鬆手﹐警帽飛出窗外。“呀﹗”他叫了一聲。 老漢說﹐“同誌掉了啥﹖” “帽子﹗我的帽子﹗” “沒法子了。那帽子不喜歡你的腦袋。”老漢幸災樂禍地說。 之菽怔怔地望著窗外。 “還望啥﹖”老漢說﹐“早飛好幾哩地開外去了。倒是便宜了哪個小子﹗” “這帽子值一頭小豬的錢呢﹗”老漢的婆子說。 “公家發的﹗同誌自己不用花錢﹗”老漢對她說。 “早知白白飛掉﹐倒不如送了咱們﹐回去再跟公家要一頂﹗”老婆子說。 程之菽在西南地區流浪了三四年。 說流浪﹐是指沒有戶口﹐沒有固定的住處職業。他在礦區推車運石﹐幹一天拿一天工錢。後來跟一個老漢學木匠﹐學成了就告別師傅到處給人家建屋打傢具﹐做這種活兒東家供吃供住。八十年代 的中後期﹐改革開放以後的社會﹐跟之菽所熟悉的六十年代初期以前的中國社會畢竟有了很大不同﹔很多農民開始在大中城市裡流動﹐出賣體力或做點小本買賣﹐沒有人查問戶口和糧食關係什麼的。自由集市到處都是﹐糧票等等已經束縛不了離鄉背井外出謀生的人們﹐活命比以前容易多了。 使程之菽頗感驚訝的是﹐被捕的危機似乎漸漸消隱。他走東闖西﹐沒有人對他感興趣﹐沒有人認得出他是個被通緝的逃犯。現在﹐他的樣貌跟走出青海勞改廠時又大不一樣了。他的頭髮蓄得長長 的﹐不是如大城市裡洋派藝術家那樣的長髮﹐而是手藝工匠那樣的難看的長髮﹐上麵還加了一個鋁製的半圓髮箍﹐使頭髮不因低頭彎腰或刮風而飄散和覆垂到麵部。這是之菽的有意改裝。在逃亡流竄中他不要美觀和風度﹐隻要不被人家辨認出來捉拿歸案就好。他的身高﹐長到一米七九以後就停止了﹐這已比敏子印象裡的小哥高出了兩三公分﹐加上肩膀的拓寬﹐胸廓的加厚﹐腰圍的增粗﹐臉上鬍子拉碴的﹐臉色黑紅發亮﹐一口四川口音﹔世上已經沒有什麼人認識這個時時警覺處處小心的中年漢子了。唯有經驗豐富的人極其細心地加以觀察﹐才會發現這個流浪漢子有著一雙非常富有感情的眼睛和一口排列整齊的牙齒﹐笑起來顯示一種罕見的禮貌和溫厚的心地。但是﹐具有這種觀察和認識能力的人﹐在這個時代那個地方幾乎已經絕跡了。 他已經不再指望今生今世能夠見到大婆和媽媽。受盡人格欺淩和饑寒折磨的人﹐拿什麼來延年益壽﹖唯有小妹﹐比自己幼小﹐隻要沒有自殺﹐應該還在人世。 隻要活著﹐總能重聚。 他就是帶著這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信念﹐頑強地活著。 之菽沒去上海。他想去﹐但不敢。沒有什麼地方比上海有更多的陷阱了。積累了一些錢﹐之菽決定再度遠闖西北。他始終認為﹐不到甘肅﹑新疆﹐他的案子是無法翻掉的。 他又一次登上蘭新線的火車。 入夜﹐程之菽在硬靠背席上睡著了。 他做了個夢。 是在七﹑八歲時﹐跟妹妹在衡山公園玩捉迷藏。突然﹐她在一個凸出於泥土的樹根疙瘩上絆了腳﹐跌了一跤﹐膝蓋出了血。之菽用手絹蘸了點唾沫替她揩去泥土和血水﹐再包紮起來。妹妹一拐一 拐地走路﹐“不痛﹗一點也不痛﹗真的﹗”她說。 之菽看著她的眼睛。“騙我。其實是痛的。是嗎﹖” 這麼一說﹐妹妹就對著他“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他在向著西北進發的火車上做這個夢的時候﹐正是敏子在上海自己住所的樓梯上跌跤的時候。 那是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某天的夜晚。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