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多名加沙聲援者從敘利亞啟程 計劃經埃及前往加沙
【綜合消息】據媒體報道,第一批155名加沙聲援者20日晚離開敘利亞拉塔基亞巴斯勒·阿薩德機場,前往埃及西奈半島阿裏什機場,隨後前往加沙。
此次行動的組織者英國前議員喬治·格拉維在拉塔基亞港舉行的歡送儀式上說:“下一個步驟將嚐試通過空運援助物資打破對加沙的封鎖。”
這次名為“生活的動脈”行動是聲援被以色列封鎖的加沙地帶人民的第五次行動。由43輛卡車和85名聲援者組成的聲援加沙的歐洲車隊9月12日從英國首都倫敦出發經土耳其於10月2日抵達抵達敘利亞與土耳其交界的巴卜哈瓦敘利亞口岸。由52輛卡車和120名聲援者組成的約旦和海灣國家車隊4日抵達拉塔基亞港口。隨後,來自北非國家的援助物資和聲援者抵達敘利亞。
埃及外交部13日宣布允許這批援助加沙的物資運抵埃及阿裏什港,但同時宣布不允許英國人喬治·格拉維進入埃及境內。
此前,一艘希臘船裝載歐洲和中東30個國家援助加沙的人道主義物資從敘利亞拉塔基亞港起航,前往阿裏什港。這艘船上共載有137輛卡車及其裝載的食品、藥品、醫療器械、教學用品和建築材料等物資以及30名聲援者。
以色列海軍今年5月31日在地中海攔截駛向加沙的“自由”國際人道主義援助船隊,以士兵強行登船並與船上人員發生衝突,造成9名平民死亡、數十人受傷。2007年6月,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通過武力奪取對加沙地帶的控製權後,以色列開始對加沙地帶實施封鎖,3年多的封鎖在加沙地帶造成嚴重人道主義危機。
●第二條路線則是一條“美國說了既算也不算”、“歐洲人說了同樣既算也不算”的路線
第三點,在第一點與第二點的基礎上,第二條路線則是一條“美國說了既算也不算”、“歐洲人說了同樣既算也不算”的路線。在這個問題上如何理解呢?
顯然,第二條路線的開、或者關,首先取決於“歐美”的“開關意見”是否高度統一,否則,埃及(其實就是阿拉伯國家)也就會有機會最終決定第二條路線的開與關。
當然了,在上述內容的基礎上,在“歐、美與阿拉伯聯盟”中的“大多數”決定開或者關之後,如果不如“美國之意”,埃及(或者其它相關阿拉伯國家)政府會因此有些“內部麻煩”的,比較典型的如:某些正在埃及上演的民主運動;或者阿拉伯聯盟內部也會有些“內部麻煩”的,比如已經完成選舉、卻遲遲未能產生新總統的伊拉克;甚至隨時有可能因“美以”軍事打擊而陷入混亂的黎巴嫩、特別是敘利亞;更或者因伊拉克被肢解、而可能立刻陷入混亂之中的整個中東;
●“第三條路線”之所以能稱之為“第三條路線”
第四點,在上麵三點的基礎上,我們也就很容易看出“第三條路線”之所以能稱之為“第三條路線”,其最大特點必然就是:一旦得以“打通”,它將既是“第一”條“美以無法聯合控製”、甚至無法施加影響(除非直接動武、就像以色列這次武裝襲擊)的路線,卻也將是“第二”條“歐洲說了既算也不算”的路線,如果擁有“自己說了既算也不算”之“第二條路線”的歐洲人,最終也支持建立“第三條路線”、從而再“增持”一條“自己說了既算也不算”的路線的話!
●一旦“得以打通”,將是“非美勢力(包括歐盟)”中的“大多數”說了就算的一條的路線
第五點,在上麵四點的基礎上,我們也就不難看出,第三條路線一旦“得以打通”,它將是“非美勢力(包括歐盟)”中的“大多數”說了就算的一條的路線。
請大家注意我們的用詞及前提條件,既“也...一旦得以打通.....”。顯然,就目前而言,在“國際社會”沒有對以色列襲擊土耳其救援船隊進行“對美以有約束力”的處理之前,“第三條路線”並沒有得以打通。因此,進出加沙的路線眼下仍然隻有兩條。
●上述內容就是我們“提出問題”的原因
顯然,上述內容就是我們“提出問題”的原因,即:在“以色列襲擊土耳其救援船隊”的“處理進程”仍然沒有結果,也就是、在“國際社會”的國際救援物資 “進出”加沙的路線眼下仍然隻有兩條的情況下,為什麽“國際社會”不去致力於打通“意義更加重大”的“第三條路線”、卻要引出“既便打通了也解決不了實質問題(靠空運?成本怎麽算?)”的“第四條路線”,也就是所謂的“....下一步驟是嚐試通過空運援助物資打破對加沙的封鎖”?
●在“三條路線”問題上的所謂“國際社會”
為了更好地討論問題,東方評論員認為,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三條路線”的問題上,這個所謂“國際社會”的組成情況,大體上有兩種形式:
第一種形式:是在“歐美雙邊中東事務決策框架”之外,主要由“中俄”及“部分”中東國家所組成;
第二種形式:是在“美國單邊中東事務決策框架”之外,則主要由“中歐俄”及“幾乎全部”中東國家所組成;
另外,不論是第一種形式、還是第二種形式,“美英”特殊關係、“美以”特殊關係、“美日”軍事同盟等,本質上而言,本質上都隻是個“參數”。這些個參數有著如下特征:
首先,它們“從屬”但又“影響”第一與第二種形式;
其次,它們既不能“決定”決策、但又能“影響”決策;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因時而異,它們既能為“第一種形式”中的“歐美”所用,也能為“第二種形式”中的“國際社會”所用。
這段描述,請大家慢慢體味。
●“這一移動”已開始實質性地觸動“方方麵麵”的“戰略神經”
在東方評論員看來,恐怕在大家慢慢體味的過程中,問題的答案就已經慢慢地浮出水麵了。在此,我們不妨歸納如下:
其一,我們認為,“國際社會”之所以“未能致力於”“意義更加重大”的第三條路線、而弄出個“即便打通也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的“第四條路線”,首先在於“國際社會”的“成員構成”過於複雜!
其二,我們認為,“國際社會”的“成員構成”過於複雜,又在於“方方麵麵”交織在“中東方向”上的“利益排列與組合”過於微妙!
其三,我們還認為,“方方麵麵”在中東方向的“利益排列與組合”過於微妙,又在於“大國間的利益交換主要平台”,在“第二種形式的國際社會(中歐俄為主、包括幾乎所有中東國家)”的需要下,在由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推向“歐美”共同的“重中之重(科索沃方向)”的過程中,“第一次實質性”地 “位移”到了兩者之間的“中點”、也就是“中東問題”,與此同時發生的事情,就是“這一移動”已開始實質性地觸動“方方麵麵”的“戰略神經”。
在這裏,我們想再次強調一組觀點:
1):在我們的討論中,所謂“中東問題”向來不包括伊核問題,盡管伊朗就是中東的一部分,盡管中東問題的確很重要,但在我們的討論中獨立於中東問題之外的伊核問題更加重要,在“綜合層麵”上,伊核問題絕對是個“世界性的、最最核心的問題”;
2):在我們的討論中,中東和平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問題;
3):在我們的討論中,中東問題與科索沃問題、中亞問題、南亞問題、甚至至關重要的朝核問題都一樣,盡管它們都極其重要,都極大地關乎著全球局勢的演化,但是,它們又無一例外,都是“從屬”於伊核問題這一最最核心問題的係列“外圍問題”。
4):在我們的討論中,伊核問題是事關全球政治、經濟、軍事新秩序的“戰略支點問題”,是“國際社會(以中歐俄為代表,包括日本、印度、巴西等主要政治與經濟實體))”要憑借之對“美國全球角色”進行“重新定位”的“戰略支點問題”,在此事實下,也是美國也不得不圍繞“它”全力抗拒“被重新定位”的 “戰略支點問題”。
5):在我們的討論中,鑲嵌在伊核問題之中的“最最核心的問題”既是“國際金融體製改革”的問題,但更嚴格地講,它更是“國際金融體製革命”的問題。
事實上,結合我們在“三條路線”問題上對所謂“國際社會”的討論,我們不難看出,所謂“國際金融體製改革”,是“國際社會(以中歐俄為首的、幾乎所有非美勢力)”要求對現有的“美國金融霸權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進行徹底改革的“改革問題”;而所謂“國際金融體製革命”,則是”國際社會(以中俄印巴等為首的幾乎所有南方經濟體)”要求對“美國主導、歐盟與之共同把持的西方金融霸權”進行“徹底革命”的“革命問題”。
顯然,如果在“5”的基礎上去觀察“4”,再在“4”的背景下去審視“5”,並在“4”與“5”的綜合背景下去“梳理”歐美在伊核問題、特別是“從屬”於伊核的一係列“外圍問題”的“相同立場”與“不同立場”,也就不難明白:歐美在“三邊撕裂”與“南北撕裂”的框架中,是既有戰略矛盾且“不可調和”、也有共同利益而需要“相互依存”。
●在這個層麵上,“再談”進出加沙的“三條路線”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麵上,“再談”進出加沙的“三條路線”,也就不難看出,“第一條路線”的“決策與控製機製能否延續問題”恰好對應於“美國單邊中東決策框架”能否延續,在“歐美”還共同把持著“第二條路線”、也就是歐盟還期望運營“歐美雙邊中東事務決策框架”的背景下,打破“第一條路線”的“唯一性” 的實質在於打破“美國單邊中東決策框架”獨自控製“第一條路線”、並可否決“第二條路線”的單邊機製,最後以“歐美”雙邊控製機製加以取代。
顯然,單邊機製不是“第二種形式的國際社會(主要由“中歐俄”及“幾乎全部”中東國家所組成”)所需要的,也不是“第一種形式的國際社會(中俄、及部分中東國家)”所需要的,因此,作為國際社會“第二種形式”中的重要一員,“歐盟”才能依靠“第一種形式的國際社會”的力量,要求美國同意向“第一條路線”移植“第二條路線”的決策與控製模式。
否則,歐盟就“準備將”打破“第一條路線”的“唯一性”的希望、轉向為借助“第一種形式國際社會”的力量、去打通“第三條路線”。
●歐盟的這種“準備轉向”,對美而言,既是一份警告、也是一份攻擊
非常清楚,這種“準備轉向”的姿態,就形式而言,對“美國中東戰略”看似是一份警告,但就效果而言,對“美國大中東計劃”卻是一份實實在在的攻擊,意在進一步推進中東和平進程、從而為“展開”地中海計劃(實際是掩護歐盟“和平處理”科索沃問題,從而最終完成從政治、經濟、軍事各個層麵的、對歐盟的徹底整合)做準備。
●歐盟目前“巴以政策”的著眼點在於兩點
因此,在東方評論員看來,歐盟目前“巴以政策”的著眼點,在於兩點:
其一,通過種種努力的方式,讓大多數中東、阿拉伯、或者伊斯蘭國家“確信”歐盟“的確”在為“中東和平”而不懈“努力”、並“漚心瀝血”著。
其二,通過種種努力的方式,讓“中東和平進程”繼續成為美國中東戰略、甚至美國歐洲戰略、以至全球戰略的“黑洞”,一方麵借“中俄”等全球勢力中心、及阿拉伯國家、伊朗、土耳其等地區性勢力中心繼續消耗美國的中東、以至全球戰略資源,一方麵,則是“掩護”歐盟之“和平解決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階段”的戰略展開,從而既為“歐元能活下去”構建必要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基礎,也為“歐元在人民幣的策應下、繼續擠占美元市場”爭取必要的時間與空間。
最後,對以色列而言,美國“大中東計劃”與歐盟所謂“地中海計劃”之間的戰略利益交換,基於我們之前相關討論,不論是交換成功也好、交換失敗也罷,隻要它們處於一種“準交換”狀態,那麽,如果僅限於中東層麵去觀察問題,由於“歐美”彼此之間,特別是“歐美”各自與阿拉伯國家之間,都要把這場爭奪人心的 “戲”做足,而為了爭取“人心”與“主動”,美國既要做戲給歐盟看,也要做戲給阿拉伯國家看,至於歐盟,則要做戲給阿拉伯國家看,如此一來,這個戲要做好、做足,左(美國)右(歐盟)都是要犧牲以色列國家利益的,因此,“以色列的國家利益”與這場“戲”之間成為水火也就成了必然。
●“同以”科索沃方向為“重中之重”的“歐美”、彼此之間的這場戲、更是要做給“中俄”看的
在這裏補充一點,既:如果從全球層麵去觀察問題,基於“中美歐俄”在南亞(比如,巴基斯坦問題)、中亞(比如,吉爾吉斯問題)方向的角力,基於“中歐俄美”在東歐、南歐(比如科索沃)方向的角力,基於“中歐俄美”在中東問題上(比如,中東和平問題)的角力,特別是,基於“中歐俄美之全球戰略”的“重中之重”、“當務之急”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那麽,“隻緣身在此山中”、且“同以”科索沃方向為“重中之重”的“歐美”、彼此之間的這場戲、更是要做給“中俄”看的。
經過上麵的討論,我們其實是想導出這樣一組結論,既:
其一,就在“準備重返東南亞”的美國、通過製造“天安號事件”、暫時阻止了“中歐”的戰略靠近,並拋出“南海問題國際化”這一變量,在東亞方向,利用韓國、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國家與中國不可調和的戰略矛盾,企圖以“更加嚴厲製裁朝鮮”為“平台”,輔之以“南海問題國際化”、“台灣問題國際化”等“材料”、來組成一場“圍攻中國”的反華運動的同時,在歐盟先“試探性”做出“配合美國更加嚴厲製裁伊朗”這一戰略姿態、隨既又配合“中俄”、“叫牌式”做出 “支持土耳其國際救援船隊硬闖加沙”的動作之後,由於“美國既定全球戰略”始終不肯做“實質性調整(在中東和平進程問題上滿足歐盟的要求,讓歐盟完成這一績效工程,或者同意讓歐盟與美國‘共同控製’進出加沙的所有陸上口岸,從而‘實質性’分享中東話語權),美國南亞政策與美國東亞政策不僅得始終不到“歐盟的南亞與東亞配合”,且“美國的中東政策”也因此被“中俄歐”一起拿“以色列武裝襲擊土耳其救援船隊”一事“可著勁兒”地消遣,而以色列被迫接受聯合國組織獨立調查組進行獨立調查一事則說明,“美以同盟”也將因此受到空前的考驗。
●“土耳其國際救援船隊”在“天安號事件”的迷霧之中“能”闖加沙的原因,更是其“敢”闖加沙的原因
顯然,在“中歐俄”聯手消遣“美國的中東政策”的一係列策略中,再沒有什麽可以比“尊王(土耳其、伊朗、敘利亞等)攘夷(美國)”更具衝擊性的了
在東方評論員看來,這,既是“土耳其國際救援船隊”在“天安號事件”的迷霧之中“能”闖加沙的原因,更是其“敢”闖加沙的原因。
其二,由於“以色列的國家利益”與“歐美”之間的這場“戲”成為水火,而以色列原本就是美國中東政策的戰略支點,因此,在東方評論員看來,之前,在以色列被迫接受聯合國組織進行獨立調查的背後,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出這樣兩點:
首先,是以色列頭上的那頂“一向絕對有效的美國保護傘”之“保護效能”已經開始打折扣了。
其次,在“另一場悲劇(天安號事件)”中,我們完全可以設想,至今不肯對“韓國調查報告”給出“組織意見”的歐盟,一旦在戰略上需要再次在東北亞方向向中國靠近,在東歐方向向俄羅斯靠近,那麽,在“土耳其國際救援船隊”處理進程中“曾經合作了一把”的“中歐俄”,在“天安號事件”的處理進程中也是可能進行“戰略再合作”的。
顯然,如果已經“透支”了“天安號事件”的美國決策層,在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年內二次訪華,朝鮮決定放下原本強烈的民族主義、全麵倒向中國的“新形勢” 下,繼續“透支”他們一手製造出來的“天安號事件”的戰略價值,企圖繼續借“天安號事件”與“南海問題國際化”在東亞圍攻中國;如果美國決策層一邊繼續 “享用”歐盟在嚴厲製裁伊朗問題上的配合,一麵又以歐盟拒絕提供美國急需的南亞配合、而不肯在中東和平問題上與歐盟分享話語權;如果向俄羅斯“已經交割了”烏克蘭政權、並與俄羅斯一道弄出吉爾吉斯政權更替問題的美國,繼續“阻礙”俄羅斯“強化”對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中亞)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影響力的進一步努力,那麽,這種“戰略再合作”將可能導致聯合國(實際上就是中歐俄)在“朝鮮要求進行全麵調查”的基礎上,比照“以色列襲擊土耳其船隊” 的處理方式,也“要求”組織一個獨立調查組,對“天安號事件”的真相進行“獨立調查”。
在此基礎上,如果戰略上有需要,那麽,在中東方向,“第二種形式的國際社會”或者會緊接著“要求”聯合國再次組織一個獨立調查組,對“土耳其船隊遭以色列襲擊一事”的真相進行“再調查”,或直接要求聯合國對以色列做出令美國、或者“美以同盟關係”無地自容的“嚴肅處理”。
顯然,在東方評論員看來,如果局勢果真演化到這一步,那麽,對美國中東戰略而言,那種令“美以同盟關係”無地自容的“嚴肅處理”,極可能是“美以同盟關係”步向已經“貌合神離”的美英特殊關係、或者美日、美韓軍事同盟的“第一步”。
●“兩場悲劇”之間的“內在利益邏輯”
有必要重提的是,在“天安號事件”之後,接著就發生了“吉爾吉斯政權更替”,對於“此次更替”,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已經予以了定性,那就是:這是一場“俄羅斯主導、美國配合,中國事先無法阻止、結果也就不妨讓吉爾吉斯發生點什麽,並予以冷處理”的“政權更替”。
至於美國為何“配合”俄羅斯?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也給出了自己的觀察,既:它有著自己的“長遠目的”:
1):在用“天安號事件”成功地阻止中歐靠近、有效地延緩東北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之後,想利用“中俄”在中亞方向的戰略矛盾(中國在中亞五國的經濟影響力令俄羅斯擔心),瞄著中印在南亞方向的戰略矛盾(中國決心重資建設巴基斯坦通道),從另一個方向(中亞)著手,充分借助俄羅斯、印度、日本與韓國等在中亞、南亞、東北亞三個方向的影響力,企圖最大限度地對“已經正式啟動新疆開發”、從而準備從中亞、南亞、東北亞三個方向打通“新絲綢之路”的中國施加戰略壓力(詳細討論見之前討論紀要);
2):如果中國因為這種“最大限度壓力”而考慮接受所謂的“G2模式”,那麽,美國就可以立刻憑借“美國主導的G2”之強大威力、轉頭迫使歐盟(歐元)妥協、並徹底瓦解歐盟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整合進程,從而迫使歐盟回歸北約旗下,以全麵鞏固“北約”組織。
之後,美國再憑借自己繼續主導之“北約”的力量,或促成亞洲北約的成型,或直接將美日軍事同盟、美韓軍事同盟提升為北約的一部分,最後,再轉身對俄羅斯與中國的戰略空間進行“更大規模的擠壓與掠奪”。
3):顯然,在實現了“1”與“2”之後,華盛頓自然就可以實現其長遠計劃了,既:有了這種“全方位戰略擠壓能力”的美國,當然就可以以自己的意願為依歸、徹底解決“兩核問題”,從而一舉實現其大中東(包括中亞)計劃,並用一個所謂的“大中東計劃”將歐亞大陸上的“中歐俄”分別分割、各自包圍、有效控製起來。
事實上,這正是布熱火津斯基在《大棋局》的字裏行間裏精心醞釀的“美國夢”。
當然了,如果從經濟、特別是金融利益層麵去看問題,這個“美國夢”最終都可轉化為這樣一個“具體形式”,即:借用各種手段,最終由美聯儲(或者改稱為地球央行)“實質性地”充當“全世界的中央銀行”,用美元(或者“地球央行”發行的“地球元”)取代各個國家的貨幣,用美國製定的金融法規徹底取代全世界的金融法規,從而最終徹底控製全球的政治與經濟命脈。
而除了上述“長遠目的”之外,它還有它的“現實目的”。
我們知道,在過去的這段時間裏,國際局勢突然間“注入”了一個“衝擊性變量”,這就是中國央行19日令人意外(起碼是令我們意外)的“率先加息”。
請大家注意,我們將其定性為進入“第三階段排列與組合”後的“第二個”真正意義上的衝擊性變量。“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衝擊性變量”是美國決策層借基辛格先生的“兩篇高論”所拋出的,即:“美國全球戰略正在深刻思考下一步如何走!”(詳細內容參見之前討論)。
而為更好地討論“第二個衝擊性變量”意外注入的大背景,我們有必要回到之前的一段討論。
在這裏,為了更好地討論問題,我們將該段討論原文援引如下,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了“不可告人”的“長遠意圖”外、美國的“現實意圖”在於____
但值得強調的是,除了這一“不可告人”的“長遠意圖”之外,美國的“現實意圖”還在於以下幾點:
首先,在伊核問題“於可見的未來”注定將繼續無解的情況下,在“伊核”之“中歐俄戰略協調”暫時無從拆解的情況下,是阻止有心解決科索沃問題的歐盟、在東北亞政策上向中國靠近、阻止“歐盟經濟(歐元)”登陸朝鮮半島、從而阻止“中歐俄”伺機啟動自朝鮮半島經俄羅斯的“歐亞大陸經濟整合進程”,並在此基礎上,有效阻止、或者延緩歐盟從“歐美共同嚴厲製裁伊朗”的立場上後退,並牽動日本、韓國等日後跟進,讓與中國在中亞方向有戰略矛盾的俄羅斯也在中國麵前 “吃重”,如果“中國中亞政策”不能很好地處理與“俄羅斯中亞政策”之間的關係、從而讓俄羅斯在“更加嚴厲製裁伊朗、甚至朝鮮”的問題上“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當然,站在華盛頓的角度,最好是中俄反目、一舉拆解上合)”,就可徹底形成“東(東北亞)西(西亞)”聯動、營造“天下圍攻”中國的關鍵一步。
●“吉爾吉斯政權更替”的戰略背景之複雜
通過上麵的討論,我們也不難看出在“天安號事件”之後,在“吉爾吉斯政權更替”的過程中,“中俄美”之所以可以取不同的態度----或大體上取主導的姿態(俄羅斯)、或大體上取配合更替吉爾吉斯政權的姿態(美國)、或大體取對該過程進行冷處理的姿態(中國),其戰略背景是如何之複雜了!
其次,在東方評論員看來,顯然,利用“上述一係列事件(天安號事件、南海問題、製裁伊朗問題)”、聚集美日、美韓、美澳軍事同盟,美國與東盟內部部分 “與中國有南海主權問題衝突的東盟國家”等,形成一個“製裁朝鮮(實際上也是製裁中國)”的局麵,並將“此局麵”作為一個“戰略籌碼”,“拋”給歐盟、甚至俄羅斯、印度等“勢力中心”的對華政策“待用”,“誘導”並“等待”它們的對華政策對中國相關利益“予取予奪”。
而美國所渴望的,就是中國對這種“予取予奪”處理不當、從而迅速激化中國與歐盟、俄羅斯、也包括印度、日本、韓國等之間的矛盾、且導致矛盾失控,好反過來又將其用作“營造”在聯合國框架之外更加嚴厲製裁朝鮮、特別是伊朗(實際上就是製裁中國)的“原材料”。
非常清楚,站在美國決策層的角度看問題,這就好比是一個“循環”,如果運用得好,就可以在一次次的“循環”中拿到它所渴望的、對中國的“天下圍攻”。
顯然,美國想實現的“戰略誘導”,其核心要義在於“誘導俄羅斯、特別是歐盟、也包括印度與日本、韓國、某些阿拉伯國家、某些東盟國家”將“更加嚴厲製裁伊朗、或者朝鮮”落到實處,從而達到“實質性製裁中國經濟”的要求,繼而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國,並“就此”展開美國決策層夢寐以求的、針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圍攻”。
而基於我們前麵的討論,結合當今的國際形勢,對比“中歐俄美”之間綜合實力的“有消有漲”,應該不難明白,華盛頓要想成功進行“戰略誘導”,關鍵在於它能否成功構建、並“轉動”上述“循環”。
非常清楚,在“上述計劃”的“精巧構思”中,如果中國與之進行政治、經濟、特別是軍事與金融鬥爭的態度上“稍有軟弱”,如果中國在東亞與西亞、南亞多個戰略方向稍稍表現出“不敢攤牌、或者沒有能力攤牌的戰略猶豫”,那麽,“上述計劃”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並不渺茫”!請大家注意我們的用詞。
因此,站在中國的角度考慮問題,要破解美國的上述“精巧構思”,就至少要做到兩步:
第一步,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既:瞄著華盛頓.......將“此局麵”作為一個“戰略籌碼”,“拋”給歐盟、甚至俄羅斯、印度等“勢力中心” 的對華政策“待用”,“誘導”並“等待”它們的對華政策對中國相關利益“予取予奪”......的用心,也打造一個“更具份量”的“戰略籌碼”,並拋給俄羅斯、歐盟、印度等“勢力中心”的對美政策“待用”,“誘導”並“等待”它們的對美政策對美國相關利益“予取予奪”;
顯然,從中國中東問題特使吳思科高調訪問巴勒斯坦(會見阿巴斯)、並強調“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宣示“中方高度關注並堅定支持巴以直接談判,對談判當前麵臨的困難深為關切。”的情況來看,中國打造的這個“戰略籌碼”就指向“中東和平進程”了。
值得強調的是,與科索沃問題這個“歐美”共同的“重中之重”、俄羅斯的“當務之急”、中國的“戰略籌碼”,而“其它方麵”則“關切度不大”的情況有所不同的是,“中東和平進程”問題,更能滿足這樣一種要求,既:在將“大國利益主要戰略交換平台”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推向“歐美”共同的“重中之重(科索沃方向)”的努力中,不論從地理(靠近地中海、又是石油美元的重心)上、還是從路線上(聯貫中歐之間新絲綢之路的中點)、更或者是牽扯到的“方方麵麵”的利益(中東國家、中亞國家、阿拉伯聯盟、伊斯蘭世界、俄羅斯與以色列的利益、主要南美國家、主要非洲國家)更加廣泛的條件來看,中國將打造相應 “戰略籌碼”的“點”指向“中東和平進程”、無疑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異曲同工之效
非常清楚,在中國“有必要過一步明確”自己的科索沃政策之前(這除了“悠關”美國的核心利益之外,也“同時攸關”歐盟、並“提前牽扯”到俄羅斯的利益),由於動一動“中東和平進程”“主要是”動一動美國最最核心利益的“奶酪”、且主要是將“奶酪”撥向阿拉伯國家、伊斯蘭教世界、且有利於地中海計劃、並有助於俄羅斯、包括中國自己介入中東(請大家認真體味這一描述),因此,我們不難看出,它與美國企圖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引致歐盟、俄羅斯、印度等勢力在南海方向“出現”,並有助於自己介入南海問題的“效果”有異曲同工之效。
在東方評論員看來,中國的這份努力,再“配”一份“堅定的戰略決心”,隻要運用得當,是能滿足這樣一種要求的,既:打造一個“更具份量”的“戰略籌碼”,並拋給俄羅斯、歐盟、印度等“勢力中心”的對美政策“待用”,“誘導”並“等待”它們的對美政策對美國相關利益“予取予奪”;
第二步,是針鋒相對,既:在“第一步”的基礎上,在“方方麵麵”麵前(特別是美國、歐盟、俄羅斯麵前),以實際行動強調、並宣示自己在攸關中國國家命運的原則問題上(對外,維護巴基斯坦、伊朗、朝鮮等國家的穩定,對內,繼續實行資本管製、拒絕讓人民幣兌美元與歐元“同時”大幅升值、拒絕在歐美加息之前率先加息,切實推進產業升級等,為此,即便是麵對“明修棧道式破局”、或者是“暗渡陳倉式破局”也是如此)絕不妥協的戰略意誌與戰略能力。
●四層宣示
如果我們從這個層麵去觀察問題,那麽,在美國眾議院已經通過“涉華匯率法案”,並揚言如果人民幣不大幅升值,就“極可能”在美國參院通過,從而一俟美國總統簽字,就將對中國所有出口美國產品課以重稅的情況下,中國空軍經巴基斯坦、伊朗這條戰略通道、與土耳其空軍“在敘利亞旁邊的土耳其”舉行聯合演習,本質上就是在進行四層宣示:
第一,在綜合層麵,如果確有必要,中國決心以包括武力在內的所有手段,去“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即便是在“美國最最核心區域”、比如說中東,也是這樣;
第二,在軍事層麵,如果確有必要,中國決心以武力去“舉張”自己的核心利益,即便是在“美國最最核心區域”、比如說中東,也是這樣;
第三,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麵,如果確有必要,中國決心以包括人民幣匯率在內的所有手段,去“反擊”美國、或者“歐美”、更或者“歐美日”以及所有“有心跟隨美國”的勢力、強加在中國身上的貿易戰爭。
第四,也是最微妙的,在東方評論員看來,在“上合”是否發展為一個“軍事同盟組織”的問題上,基於支持“歐盟主要國家”需要歐盟與北約保持一定距離的大局需要,或者基於分解“北約”的戰略需要,在此之前,中國始終與俄羅斯的“上合組織軍事同盟化”之主張保持距離,直到這次舉行“和平使命2010”上合軍事演習之後也是如此。
顯然,我們認為,在中國空軍經巴基斯坦、伊朗這條戰略通道、與土耳其空軍“在敘利亞旁邊的土耳其”舉行聯合演習的背後,恐怕還有這樣一層意思,那就是:如果歐盟認為自己在“中美之間貿易戰爭”中有利可圖、並“試圖嚐試”一些對中國進行實質性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小動作”、以配合美國“營造”“天下圍攻中國”的局麵,從而企圖兩邊漁利的話,那麽,中國空軍除了巴基斯坦、伊朗這條戰略通道、直飛敘利亞“周邊”的路線之外,還可由“上合組織正式成員國(包括俄羅斯)”、經裏海、直飛敘利亞“周邊”,從而也“實質性嚐試”一下從“上合軍事同盟化”的角度強行介入中東問題(其實也是瞄著科索沃問題)的“可行性”,“強調”一下“歐美俄”之間現有的、對歐盟最為有利的戰略格局的“不穩定性”,同時,強烈警告一下歐盟業已啟動的、對歐盟繼續進行政治、經濟、特別是軍事整合至關重要的,“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的“和平解決進程”。
如果我們從這個層麵去觀察問題,那麽,在俄羅斯總統訪華期間,“中俄”共同強調“維護二戰的成果”也就有著這樣一層意思,那就是:根據“二戰反法西斯的成果”,除了釣魚島、硫球群島、北方四島不是日本的之外,科索沃“也”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阻止成功與否的突破口就選在“中東和平進程”,就選在歐盟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伊朗總統訪問黎巴嫩南部的“黎以邊境”、並再次強調“以色列將消失”,由於“敘利亞、土耳其、伊朗”結成的“區域合作框架”是這三個國家,特別是土耳其、伊朗在“大國之間”運營自己核心國家利益的戰略平台,而敘利亞又是俄羅斯影響中東的重要支點,因此,在維護敘利亞國家安全的問題上, “中俄”與土耳其、伊朗是有共同利益的,而黎巴嫩南部與巴勒斯坦加沙一樣,又是伊朗、敘利亞影響“中東和平進程”的渠道,歐盟在黎巴嫩的影響又居於主導地位,因此,在維護黎巴嫩國家安全的問題上,“中俄”與歐盟、伊朗、敘利亞也能“挖掘”出共同利益。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就不難看出,隨著中國海軍不久前曾經進入地中海,隨著中國空軍最近又出現在“敘利亞旁邊的”土耳其,在中國中東特使訪問巴勒斯坦、並強調“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中方高度關注並堅定支持巴以直接談判,對談判當前麵臨的困難深為關切”的背後,是中國決心阻擊美國旨在營造 “天下圍攻中國”的一係列計劃,非常清楚,阻止成功與否的突破口就選在“中東和平進程”,就選在歐盟身上。
日前,溫家寶總理的歐洲之行、主要意義就在於此。
●如果美國人有膽量,就隻有一條路好走了
在東方評論員看來,隻要及時打掉“歐盟企圖兩麵投機的投機心理”,那麽,美國調動幾乎所有資源來營造“天下圍攻中國”的計劃將立刻消無無形,不僅如此,與歐盟一樣在“中美”兩邊投機、但其經濟前景又極其依靠中國經濟的日本與韓國,也將徹底安靜下來。
顯然,隻要歐盟、也就是“北約”不實質性參與其間,那麽,不論是美日軍事同盟、還是美韓軍事同盟,從近日的“釣魚島事件”、日前的“天安號事件”的演化過程來看,都不“敷”美國所“用”!
如果是這樣的話,如果美國人有膽量,就隻有一條路好走了,那就是在美國國會最終通過“涉華匯率法案”、將匯率操縱國的標簽正式貼在中國身上,從而獨自“率先”與中國打一場貿易戰爭,以“實際行動”“哭勸”歐盟、日本等勢力加入。
●這還是要看美國決策層“是否有膽量”讓“涉華匯率案”在參院通過、並交由美國總統簽字生效
我們認為,如果是這樣的話,“人民幣兌美元”突然大幅貶值,並帶動東亞大部分貨幣也兌美元大幅貶值(比如100%的貶值幅度),並在此基礎上,“重新確立”人民幣、及東亞貨幣兌美元“不可動搖的升值進程”,且不時放風“將放棄”美元結算、轉用歐元、擴大人民幣、或者其它貨幣結算,突然重置美國經濟運行成本、推高美國市場利率,讓美國經濟徹底錯亂,“幫助”歐盟“啟動”美國資金、人才、技術向歐洲流動進程,徹底激化歐美之間的戰略矛盾,激化美國社會矛盾,迫使美國人“從美國內部”、或者“美國資本”從“西方資本體係內部”解決自己的問題,將是大概率的事件。
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礎上,在“方方麵麵”麵前(特別是美國、歐盟、俄羅斯麵前),以實際行動強調、並宣示自己在攸關中國國家命運的原則問題上(對外,維護巴基斯坦、伊朗、朝鮮等國家的穩定,對內,繼續實行資本管製、拒絕讓人民幣兌美元與歐元“同時”大幅升值、拒絕在歐美加息之前率先加息,切實推進產業升級等,為此,即便是麵對“明修棧道式破局”、或者是“暗渡陳倉式破局”也是如此)絕不妥協的戰略意誌與戰略能力。
第四個問題,我們認為,在美國眾議院已經通過“涉華匯率法案”,並揚言如果人民幣不大幅升值,就“極可能”在美國參院通過,從而一俟美國總統簽字,就將對中國所有出口美國產品課以重稅的情況下,中國空軍經巴基斯坦、伊朗這條戰略通道、與土耳其空軍“在敘利亞旁邊的土耳其”舉行聯合演習,本質上就是在進行四層宣示:
1):在綜合層麵,如果確有必要,中國決心以包括武力在內的所有手段,去“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即便是在“美國最最核心區域”、比如說中東,也是這樣;
2):在軍事層麵,如果確有必要,中國決心以武力去“舉張”自己的核心利益,即便是在“美國最最核心區域”、比如說中東,也是這樣;
3):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麵,如果確有必要,中國決心以包括人民幣匯率在內的所有手段,去“反擊”美國、或者“歐美”、更或者“歐美日”以及所有“有心跟隨美國”的勢力、強加在中國身上的貿易戰爭。
4):在中國空軍經巴基斯坦、伊朗這條戰略通道、與土耳其空軍“在敘利亞旁邊的土耳其”舉行聯合演習的背後,恐怕還有這樣一層意思,那就是:如果歐盟認為自己在“中美之間貿易戰爭”中有利可圖、並“試圖嚐試”一些對中國進行實質性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小動作”、以配合美國“營造”“天下圍攻中國” 的局麵,從而企圖兩邊漁利的話,那麽,中國空軍除了巴基斯坦、伊朗這條戰略通道、直飛敘利亞“周邊”的路線之外,還可由“上合組織正式成員國(包括俄羅斯)”、經裏海、直飛敘利亞“周邊”,從而也“實質性嚐試”一下從“上合軍事同盟化”的角度強行介入中東問題(其實也是瞄著科索沃問題)的“可行性”, “強調”一下“歐美俄”之間現有的、對歐盟最為有利的戰略格局的“不穩定性”,同時,強烈警告一下歐盟業已啟動的、對歐盟繼續進行政治、經濟、特別是軍事整合至關重要的,“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的“和平解決進程”。
●在對中國“率先加息”給出我們的觀點之前,我們想再補充一些內容
在“重新提煉”上述四個問題之後,在對中國“率先加息”給出我們的觀點之前,我們想再補充一些內容,即:
第一,我們認為,由於“歐美日”在繼續“低利率或者零利率”貨幣政策,且“歐、美、日元”都是硬通貨,因此,隻要這些硬通貨有“去處”,那麽,起碼在數量上,歐、美、日元將是“無限”的,且相對“目前仍為非硬通貨且有套利空間與升值預期”的人民幣而言,這些“歐、美、日元是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是低風險、甚至零風險的。當然了,這是指市場風險而言,並不包括“政策上的風險”。
第二,盡管中國仍然實行資本管製、且人民幣匯率也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但真實的情況是,境外“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熱錢”注入境內的手段極其多樣、且無法有效監控。
舉例而言,一雙原本隻賣“1美元”的靴子,可因“在華美國資本”出於“政治目的”,在出口美國時報“10美元”、甚至“100美元”,多出的“9美元”、或者“99美元”,就可以合法的方式注入境內、並兌換成與之相當的人民幣、形成熱錢,或投資中國房地產、或投資中國股市,總之,是投資一切必要時可用於“做空”、或“做多”中國的中國資產。特別是,還可用於購買一切“可能買到”的中國企業、礦產、商業鏈,用以幹擾中國的生產與生活資料價格水平。
請大家注意,這“9美元”、或者“99美元”可以是一個美國商人以“零利率”從美聯儲那“借”來的,更可以是美聯儲無償提供這個“美國商人”的,為的是“零成本”地購入有用的“中國資產”。其最終意圖在於將中國經濟打造成“廣場協議後日本經濟”的第二版本。
值得強調的是,相比這種貌似“合法方式”,被許多人視為熱錢注入主要途徑的非法方式、比如“地下錢莊”,反麵顯得容易監控、且易於取締!
第三,一般認為,央行加息是為了降低經濟增速,打消通脹預期,抑製資產泡沫。
在此,針對中國“率先加息”,我們想重複之前的觀點,即:
第一種可能,我們認為,由於目前中國的通脹屬於“輸入型通脹”,因此,在“美元本位製”仍然把握著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且其在中國境內資本可“策應、影響”中國生產與生活資料價格的情況下,中國央行的“率先加息”對“抑製輸入性通脹”、或者通脹預期、將並無大的助益。
第二種可能,由於“歐美日”繼續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貨幣政策,中國央行的“率先加息”,客觀上加大了境內、外利差,加大人民幣升值預期,促使更多的 “歐、美、日元”流動性通過種種合法與非法方式注入中國,形成更加龐大的熱錢,而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對應產生的人民幣無法“等量”走出國門,被迫在中國境內循環,導致流動性更加泛濫,再加上中國境內投資渠道相對較少,境外勢力更是有心推高中國房地產,企圖將中國銀行係統置於風險之顛,因此,中國央行的“率先加息”,即便暫時能抑製房地產,但總體上看,對抑製中國資產泡沫也沒有大的助益。
更何況,在目前情況下,中國更加能有效抑製房地產泡沫的手段,是行政與法律手段。
第三種可能,在撇除第一與第二種可能之後,從“純經濟的角度”看問題,中國央行此次“率先加息”,也就隻有“降低經濟增速”的“意圖”了。
第四種可能,我們認為,如果中國央行沒有“有力的後續手段”,足以立刻消除“中國率先加息”的負麵效果,那麽,一旦中國房地產失控(繼續上漲是一種失控,短時間內發生暴跌也是一種失控),那麽,中國的資本與貨幣政策,未來將因為應付“熱錢大規模集中撤出”而進退失據、最終受到“通脹”與“通縮”的雙重夾擊、並陷入極其被動的境地。
●中國“率先加息”無疑是一次“政治加息”且是一“經濟冒險”
而結合我們上麵的討論,我們也應該不難看出,麵對美國“精巧計劃”、並全力營造“天下圍攻中國”的局麵的大背景下,在中國選擇中東方向打造一個“更具份量”的“戰略籌碼”,並拋給俄羅斯、歐盟、印度、日本等“勢力中心”的對美政策“待用”,以“誘導”並“等待”它們的對美政策對美國相關利益“予取予奪”之後;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麵,如果確有必要,中國決心以包括人民幣匯率在內的所有手段,去“反擊”美國、或者“歐美”、更或者“歐美日”以及所有 “有心跟隨美國”的勢力、強加在中國身上的貿易戰爭的情況下,在中國“率先加息”以強調“降低中國經濟增速”之後,在中國“率先加息”之後,如果沒有“有力的後續手段”,足以立刻消除“中國率先加息”的負麵效果的危險,那麽,在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交替夾擊下,一旦房地產風險演化成銀行風險,那麽,中國經濟最終有可能走向崩潰。
●此舉應該是為了彰顯這一決心
因此,在東方評論員看來,中國“率先加息”無疑是一次“政治加息”且是一“經濟冒險”,但結合我們之前的討論,此舉應該是為了彰顯這一決心,即:
第一,如果日本、韓國、東盟等東亞經濟體跟隨美國在人民幣匯率上“圍攻中國”,也就是借天安號事件、釣魚島事件、南海問題等,在“更加嚴厲製裁伊朗與朝鮮的問題”上“圍攻中國”,那麽,中國將主動“降低經濟增速”,從而“主動調降”嚴重依賴中國市場的日本、韓國、東盟經濟的“增速”。
第二,如果歐盟跟隨美國在人民幣匯率上“圍攻中國”,也就是在“更加嚴厲製裁伊朗與朝鮮”的問題上“圍攻中國”,那麽,中國將主動“降低經濟增速”,從而“主動調降”與中國高度互補的歐盟經濟增速。
第三,如果美國朝野在人民幣匯率上繼續“攻擊中國”,並決心最終通過“涉華匯率法案”,對中國所有出口美國產品課以重稅、單方麵挑起對華貿易戰爭的話,那麽,中國將主動“降低經濟增速”,從而“主動調降”與中國高度互補的美國經濟增速。
●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讓其“在華賺取的投資、或者投機利潤”於“一夜之間回到解放前”的!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由於中國已經“率先加息”,因此,如果美國“精確計劃”的、對中國的“天下圍攻”得逞(特別是成功引誘歐盟與之聯手),那麽,在第一、二、三的基礎上,作為可能是唯一有效的、足以立刻消除“中國率先加息”之負麵效果的“經濟手段”,就隻能動用人民幣兌美元(或者兌歐元)大幅貶值這一手段了。
以人民幣選擇兌美元突然大幅貶值100%、甚至更高幅度為例,“美國資本”在撤出中國時,如果必要,再輔之以其它的資本與貨幣政策、強化的外匯管製政策,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讓其“在華賺取的投資、或者投機利潤”於“一夜之間回到解放前”的!
顯然,那些“歐、美、日元”盡管是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是低風險、甚至零風險的。當然了,這是指市場風險而言,並不包括上述這些“政策上的風險”。
●此舉對破解美國“精巧計劃”是“有效”的。起碼目前是如此
第五,在第四的基礎上,“第一”就可能演化為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兌美元(或者歐元)大幅貶值,從而決定東亞商品是輸美為主、還是輸歐為主。
由於“東亞商品”的主要流向,意味著選擇誰才是將來的硬通貨,這樣,就可以一邊破功“天下圍攻”,一邊重置歐美經濟運行成本,引導、並分化歐美市場利率,激化歐美經濟矛盾;
第六,在第四與第五的基礎上,並結合上麵的討論,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率先加息”,意在宣示:中國決心以包括人民幣匯率在內的所有手段,去“反擊”美國、或者“歐美”、更或者“歐美日”以及所有“有心跟隨美國”的勢力、強加在中國身上的貿易、金融戰爭,或者“天下圍攻”。
一如我們之前所說,不難看出,中國在用“不惜與美國、甚至歐美打一場匯率戰爭、或者貿易戰爭”來“迎麵截擊”美國想營造、歐盟、日本等想利用的“天下圍攻”了。
而中美之間的“直接交手”,將導致“中美”都將位於“懸崖之邊(請大家注意我們的用詞)”進行相互搏擊階段,這是雙方均繞不過去的一個階段,最後,歐盟、日本、俄羅斯、及其它國家、組織也將加入進來,並也不得不立身於“懸崖之邊”,這也將是第三輪排列組合的高潮階段。至於誰能全身而退?那就要“拚內功”了!
而從歐盟在中東方向再次進行“歐美雙邊框架”之“外”的“試探(拋出所謂的第四條路線)”的情況來看,從近日日本外相因“出言不遜”被中國點名批評,但日本央行行長卻在G20財長會議上明確表示“支持中國匯率政策”的“矛盾情況”來看,中國“率先加息”所發出的“..... 隻能動用人民幣兌美元(或者兌歐元)大幅貶值這一手段....”的警告信號、對破解美國“精巧計劃”是“有效”的。起碼目前是如此。
可以肯定的是,由於此舉出乎意外,雖然有巨大的經濟風險,但卻在政治上初步打亂了美國的“精巧計劃”,不僅如此,令對“精巧計劃”感到一絲失望、再加上美國在歐盟的績效工程--“中東和平進程”上遲遲沒有實質性的東西,原本積極配合美國“更加嚴厲製裁伊朗”、準備“通吃中美”的歐盟、近日已經轉身去協調“歐俄新關係”了。
●對此可能性 ,中國政府絕不可掉以輕心!
最後,我們的建議是,由於“歐美日”仍然實行零利率、或者低利率政策,中國仍然不應擴大與之的利差,因此,未來,如果形勢沒必要動用人民幣貶值這一工具,中國的貨幣政策就十分有必要及時清除“率先加息”的“負麵後果”,盡可能維持目前利差水平,避免形成“中國已不可逆轉地進入加息周期”的市場預期,如果不能做到這樣的話,一旦中國利率在“輸入性通貨膨脹”的誘導下、在“加息才是壓製房地產最好辦法”的誤導下,“率先調升至不能再調升”的高度,那麽,緊接而來的中國經濟通縮,甚至中國經濟硬著陸,特別是中美之間的“巨大利差”所形成的“美元加息預期”、必將產生強大的“美元資產升值預期”,這在本質上,即可成為美聯儲“無限製寬鬆貨幣”的“通行證”,又可成為將中國、以到全球資產流入美國“吸錢機”,最後將中國的資本與貨幣政策置於“進退維穀”的絕境、更加惡化中國的經濟!對此可能性 ,中國政府絕不可掉以輕心!
另外,我們的疑問是:既然更多為了“降低經濟增速”、以對外宣示一種“戰略決心”,其實還有更好、更安全的辦法,比如,針對某些特定的行業、產品“限能限產”,中國政府為什麽不繼續使用、擴大使用呢?在“純經濟層麵”上,在“率先加息”的問題上,是否低估了其“過大的副作用”、高估了“目前全球經濟形勢下”其“並不大的正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