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時代環球時事解讀 2010年9月17日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美國必須放棄與世界對抗

【綜合消息】德國《商報》14日發表了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文章《終結對抗》。基辛格在文章中指出，對美國來說最佳前景是合作而非對抗。

文章認為：美國必須與中國、俄羅斯和其他新興工業大國尋求合作而非對抗。在安全政策上尤其應該如此。因為在冷戰終結後，核武器的進一步擴散已經變成了最緊迫的問題。

文章認為：對今後幾代人來說，相當大的挑戰之一是使中國人的世界觀和美國人的世界觀在一定程度上協調一致。美國有其獨特的價值觀和信念，中國亦然。我們必須學會一起肩並肩地繼續發展。

文章認為：上述觀點也同樣適用於與俄羅斯的關係。達成新的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是邁向俄羅斯與美國關係新起點的重要一步。奧巴馬在這方麵最重要的倡議是著手控製裂變材料的擴散。但另一個問題是，我們與俄羅斯人的軍事合作應該密切到什麽程度。我認為，我們應該與他們共同建立針對伊朗的導彈防禦係統。但美國也需要一個它能夠獨立控製的導彈防禦係統——針對來自其他方向的威脅。

文章認為：美國麵臨的另一個挑戰是，除中俄外也包括巴西在內的強大的新興工業國正逐漸聯合起來並越發自信地出現在世界舞台上。有時這個集團也被與冷戰時期的不結盟運動相比。這是因為它們喜歡與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類處在美國影響之下的國際組織保持距離。但我相信，這種疏遠更多是言辭上的。在這方麵我也相信，對美國來說最佳前景是合作而非對抗。

最後，基辛格強調：對美國而言，合作當然並不意味著出讓自身安全利益。奧巴馬總統采取了減少對核武器依賴程度的政策，我原則上認同這一政策。但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我們在什麽情況下可以這麽做而不會威脅到我們的安全。對無核武器國家作出的一些承諾在我看來是過分的——尤其是聲稱美國不會以核攻擊報複生化武器襲擊。這種事還是不說明白為好。

【時事點評】東方評論員注意到，最近，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先生似乎“高產”，針對當前極其複雜的國際局勢，接連發表了幾篇似乎“極具概括性”的講話（與文章）。

●針對中美關係，基辛格強調了如下觀點

一篇是9月11日至12日，在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在的日內瓦，在就中美關係以及阿富汗問題等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上，針對中美關係，基辛格強調了如下觀點：

第一，他認為：隨著國際事務的重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美國必須強化與中國的關係，這種關係無論從廣度、深度還是信任度方麵講都應該達到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關係的水平。

第二，他認為：對於中美之間出現的衝突，類似一百年前德國崛起時與英國之間的情況。當時作為全球主導力量的英國並沒有將新興的德國成功納入國際體係，最終的結果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第三，他認為：中國和美國的DNA中都有對抗因子，並引導兩國關係成為一種不斷增長的對立關係，類似於德國和英國從友誼走向對抗一樣，除非兩國的領導集團采取堅實的步伐來逆轉這樣的走向。

第四，他承認：無論是華盛頓還是北京，在與自己實力相當的對手之間建立合作關係這方麵都沒有太多經驗；

第五，他建議：中美兩國的領導階層沒有比讓民眾知道如下的事實更重要的事情了，那就是：無論是哪個國家都沒有能力去主導另一個國家，而兩個國家之間的衝突將會耗盡他們的社會資源並損害世界和平的前景。

●斯坦貝格補充了如下觀點

而對上述觀點，一同出席該研討會的美國現任常務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貝格及英國國防部長福克斯均表示讚同，不僅如此，東方評論員還注意到，斯坦貝格還補充了如下觀點：

第一，斯坦貝格認為：基辛格警告中美勿重演英德大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警告；

第二，斯坦貝格認為：有信心中美兩國會意識到合作最符合各自的利益；

第三，斯坦貝格認為：從長期來看，中美之間進行戰略競爭並非可持續性的戰略；

第四，斯坦貝格認為：中美之間有必要建立戰略信任，戰略信任是兩國互信不可動搖的基石，同時還需要雙方本能上的文化理解。因為這些都是美國與歐洲國家關係的基礎，美國和歐洲國家之間在曆史上曾經有過很多分歧，但最終因為有戰略信任而沒有損害雙方的關係。

第五，斯坦貝格認為：要檢驗是否有戰略信任，關鍵點在於當兩國出現分歧時是否能做到不損害兩國關係的基礎。

第六，斯坦貝格表示：“對於美國來說，沒有比與中國的關係更重要的雙邊關係了。”

●與會者達成了“一個共識”

最後，與會者達成了“一個共識”，即：隨著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泥潭，在未來的數年中西方大國要想通過軍事手段來達到目標在政治上幾乎變成了不可能，即因為缺乏國內民眾的支持，也因為經濟危機、絕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將縮減國防預算。

●基辛格的“高論”似乎在論證這樣一組結論

在東方評論員看來，基辛格的“高論”似乎在論證這樣一組結論，即：

第一，基於“英德”之間的那段曆史，基於“中美”之間力量對比的現實，中美之間絕對不能出現對抗，否則，最終的結果將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第二，為了防止“第一”，“中美”之間必須強化關係，且這種“經過強化”的關係，無論從廣度、深度還是信任度方麵講，都應該達到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關係的水平。

第三，造成中美之間出現衝突的原因，即有“當時作為全球主導力量的英國並沒有將新興的德國成功納入國際體係”的因素，也有“對與自己實力相當的對手之間建立合作關係這方麵、“中美”都沒有太多經驗“的原因。

●斯坦貝格的“補充”顯然“意”在給出這樣的解釋

在東方評論員看來，針對基辛格的“高論”，斯坦貝格的“補充”顯然“意”在給出這樣也的解釋，即：

第一，通過“基辛格警告中美勿重演英德大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警告”，在美國政府高官的層麵、將“中美對抗”暗示為一件“極可能發生的事情”，如果兩國的領導集團“最終沒有”采取堅實的步伐來逆轉這樣的走向（對抗）的話！

第二，通過“有信心中美兩國會意識到合作最符合各自的利益”、“從長期來看，中美之間進行戰略競爭並非可持續性的戰略”、“中美之間有必要建立戰略信任......”等，在“理論層麵”給出了規避這一巨大風險的“規避方案”；

第三，為了防止“第一”，就必須做到“第二”，因此，斯坦貝格的“補充”中就有了這樣一條，即：“對於美國來說，沒有比與中國的關係更重要的雙邊關係了。”

●不論是基辛格的“高論”、還是斯坦貝格的“補充”，都暴露了自相矛盾的一麵

顯然，在東方評論員看來，不論是基辛格的“高論”、還是斯坦貝格的“補充”，在論證“上述這些結論”的時候，都暴露了自相矛盾的一麵，這種自相矛盾不僅表現在他們彼此之間論點與論據上，也表現在各自自己的言論中。

●一個問題是：對於“今天的美國”來說，到底是歐美關係“最重要”？還是中美關係“最重要”？

在這裏，我們就以基辛格的“.......美國必須強化與中國的關係，這種關係無論從廣度、深度還是信任度方麵講都應該達到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關係的水平.......”為例，以基辛格的這一論點去對比斯坦貝格的“......對於美國來說，沒有比與中國的關係更重要的雙邊關係了......”,我們也就非常自然地想提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對於“今天的美國（已經承認軍事能力實現不了政治目的）”來說，到底是歐美關係“最重要”？還是中美關係“最重要”？

●另一個問題是，“歐美關係”是否真的存在斯坦貝格所說的“戰略互信”？

第二個問題是，被基辛格“口頭標定”為“中美關係”之藍本的“歐美關係”，是否真的存在斯坦貝格所說的“戰略互信”？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無法認為基辛格的“高論”與斯坦貝格的“補充”直接找到“論據”，我們觀察到的是，隻要條件許可，“歐美”都在“損害著”對方的核心利益，這一點，在科索沃戰爭與伊拉克戰爭中，表現得特別清楚。

一個日益分裂的北約，如果被硬性解釋為是“因為”歐美之間有著牢固的“戰略互信”所致，這恐怕也太牽強了！

●中國、以致整個“南方陣營”在“南北撕裂”的框架內，必須高度警惕的一點

當然了，這種解釋如果局限在“全球資本的層麵”或許並不矛盾，這也正是中國、以致整個“南方陣營”在“南北撕裂”的框架內，必須高度警惕的一點。這一點，以後我們將結合時局的發展，視情況進行展開。

●一場“吹風會”：“美國全球戰略”正在“深刻地思考”下一步該怎麽走！

事實上，在東方評論員看來，不論是基辛格的“高論”、還是斯坦貝格的“補充”，其實都是在“拐彎抹角”地“再次論證”一個老話題，即：“中美國（G2）”的可行性與重要性！或者“中美國（G2）”的“極其可行性”與“無比重要性”！

討論進行到這裏，再加上這場研討會還“著重”討論了阿富汗問題，並“導出”了“一個共識（見上）”，因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這場研討會的“主題”了，即：這是美國“朝（斯坦貝格）野（基辛格）”針對“中歐俄”舉行的一場“吹風會”，讓“中歐俄”、以至日本、印度等都明白：“美國全球戰略”正在“深刻地思考”下一步該怎麽走！

上麵說了，上述內容屬於基辛格先生最近一段時期的第一篇“高論”。

●基辛格先生選擇德國媒體發表第二篇“高論”的“中心意圖”

如果我們在上述層麵上，再去觀察基辛格先生的第二篇“高論”，也就不難明白，在“美國全球戰略”正在進行“深刻思考”的“過程（請注意我們的用詞）”中、在“下一步該怎麽走”的問題上，給出一個“足以觸動”方方麵麵之“戰略性”的“選擇項”，恐怕就是基辛格先生選擇德國媒體發表第二篇“高論”的“中心意圖”。

為了更好地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再來談談“兩核問題”、特別是伊核問題的“本質”所在。

●再談兩核問題的“本質”

第一，我們認為，朝核問題的“本質”是：在安全層麵上，它是個東北亞安全框架、甚至是東亞、西太平洋安全框架的“重新構建”問題；在經濟層麵，它是個東北亞、以至東亞、甚至亞洲經濟一體化的問題；在大國關係層麵，它是個二戰戰勝國-中國、美國、俄羅斯在東亞重新定位日本戰略地位、繼而重新構建“雅爾塔體係（東亞）”的問題。

顯然，由於“美日軍事同盟”是美國在東亞方向對中國進行戰略遏製的基石，因此，重新構建“雅爾塔體係（東亞）”的核心在於北京必須迫使華盛頓收縮東亞、以重構中國的東亞戰略安全框架。

在這裏，我們提請大家注意，對日本而言，東亞安全框架的重構、可以說是其安全戰略的全部；但不論是對中國、還是對美國、東亞安全框架的“重構”或者“維持現狀”，盡管都將直接決定整個大局，但都僅僅是一個戰略方向。對俄羅斯而言，這個問題相對次要。

●伊核問題也是個“中歐俄”重新定位美國、美國什麽時候被迫接受的問題

第二，伊核問題的“本質”在於：在安全層麵上，這是個全球安全框架的“重新構建”問題；在經濟層麵，它是個全球經濟、特別是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重新構建”問題；在大國關係層麵，它是個冷戰結束後、世界主要大國戰略角色、國際話語權的“重新構建”問題。

因此，從某種角度上講，伊核問題其實也是個“中歐俄”重新定位美國、美國什麽時候被迫接受的問題；

●對朝核問題的“定位”其實可以推而廣之

第三，從整體與局部、或者核心與外圍的層麵去看問題，我們認為，朝核問題盡管極其重要，但它本質上與非常重要的中東和平進程、科索沃、格魯吉亞（烏克蘭）、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問題相類似，仍然從屬於伊核問題；

第四，在朝核問題最終解決方案“定稿”之前，伊核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定稿問題”是不會提上議事日程的；同樣，在朝核問題最終解決方案“進程”取得實質性突破之前，伊核問題最終解決方案“進程”也不可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在東方評論員看來，我們對朝核問題的“定位”其實可以推而廣之：

●科索沃問題是個美國、俄羅斯、中國重新定位歐洲戰略地位的問題

首先，以科索沃問題為例，在安全層麵，它是個歐洲安全框架、甚至是大西洋安全框架的“重新構建”問題；在經濟層麵，它是個歐盟經濟徹底一體化，歐元與美元爭霸的問題；在大國關係層麵，它是個美國、俄羅斯、中國重新定位歐洲戰略地位、重新構建“雅爾塔（歐洲）”的問題，是個“中俄美”是否容忍歐盟完成政治一體化進程，重新結成“大歐洲”的問題。

●歐盟必須迫使美國收縮巴爾幹半島、以重構歐盟用以支撐地中海戰略的安全框架

顯然，由於巴爾幹半島是美國在南歐（地中海）方向對歐盟進行戰略遏製的關鍵支點，並著眼於日後全麵瓦解歐盟的“前進基地”，因此，重新構建“雅爾塔體係（歐洲）”的核心在於：歐盟必須迫使美國收縮巴爾幹半島、以重構歐盟用以支撐地中海戰略的安全框架。

●歐盟的重中之重，美國的重中之重，俄羅斯的當務之急，中國的戰略工具

在這裏，我們仍然提請大家注意，對歐盟而言，趁著金融危機、“美元本位製”已惹眾怒、並成為世界公敵的檔口，盡快重構“雅爾塔體係（歐洲）”、一邊支撐歐元、一邊用“經濟”整合東、南歐的“政治”、最後牽動“軍事整合”進程，盡快恢複“大歐洲”的版圖，從而為日後接納美國大規模的資金與人才流出做好準備，是其整體安全戰略的重中之重；

而對美國而言，盡力維持南歐（地中海）方向的這個“戰略遏製支點”，由於事關美元本位製“維係工程”的穩固，而美元的強弱與否，又“直接計量”著美國目前正在“使用”的、企圖戰略翻盤的“巧實力”，因此，它也是美國的“重中之重”！

但對俄羅斯而言，如果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問題沒有徹底搞掂之前，就失去科索沃問題這張重牌，也將徹底失去占據“俄歐新關係進程”主導權的可能性，更加可怕的是，即便格魯吉亞與烏克蘭暫時不加入北約（這是美國對俄羅斯的必須讓步），但如果“烏克蘭經濟”被徹底整合進“歐盟經濟”，那麽，“再提”格魯吉亞與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問題、以抽去“美俄戰略妥協”的基石、從而瓦解“重啟的美俄關係“，也將被“搞掂了科索沃的歐盟”、甚至策應歐盟（歐元）的中國（人民幣）正式提上議事日程。

因此，就目前而言，維持住科索沃問題的現狀，保持住對歐盟的這份牽製手段，穩定住“美俄戰略妥協”的這塊基石，仍然是俄羅斯的當務之急。除非歐盟願意在構建“俄歐新關係”的層麵做出足以令俄羅斯“願意承認科索沃獨立”的實質性讓步。

而對中國而言，科索沃問題更大程度上是一個可以對歐美雙方施加重要戰略影響、並在關鍵時刻可用以拆解“北約”、並牽製“俄歐新關係”進程的戰略工具。

●事實上，自“奧巴馬主義”上台以來，我們就反複強調如下觀點

事實上，自“奧巴馬主義”上台以來，特別是G20倫敦金融峰會之後（注：請大家注意這個背景，今天的形勢演化、特別是最近釣魚島問題的演化、就與下一輪金融峰會息息相關，這一點，稍後再做展開），我們就反複強調如下觀點：

第一，從一開始就表現得“願意傾聽”的“奧巴馬主義”，一直在遭遇一連串的“兌現門”的擠壓，被“方方麵麵”置於“聽其言、觀其行”的窘境：

在奧巴馬願意傾聽的拉美，他麵對的是拉美國家一致要求立刻解除封鎖古巴的呼聲；在奧巴馬願意傾聽的中東，他所麵對的是歐盟與阿盟一致要求美國立刻兌現“兩國製”、實現巴勒斯坦建國、兌現中東和平的現實；在奧巴馬致力於“穩住伊核”的問題上，他麵對的是伊朗要求美國必須從伊拉克撤軍的條件；在奧巴馬上台以來表現得“最樂意傾聽的”東歐問題上（格魯吉亞與烏克蘭問題），他麵對的是來自北約內部盟友-歐盟與北約外部敵人-俄羅斯的“雙麵逼宮”；

第二：我們認為，在奧巴馬最急於爭取空間與時間的金融危機問題上，他麵對的是“三邊框架內（主要是歐盟）”與來自“南北框架內（南方經濟體、主要是中國）”的“雙麵壓力”：歐盟逼美國“立刻讓渡”部分國際金融監管權。如果美國想“暫時維持”住美元本位製的話；

而中國則逼美國在支持中國的“南下與北上戰略”問題上拿出實際行動來，而不隻是在那裏別有用心的叫賣什麽“G2模式”。如果美國想“暫時維持”住美元本位製的話；

第三，我們認為：歐美之間在“中東與南亞利益交換”的問題上、與俄美之間在“東歐與南亞問題利益交換”問題上所遭遇的“兌現門”，必然會反映到中東和平進程的問題上，必然會投射到科索沃問題上，最後還必然要牽扯上地中海計劃。

●我們還能看見一種“門套門”的現象

第四，我們還認為：在歐美之“中東與南亞利益交換”問題上、俄美之“東歐與南亞問題利益交換”問題上紛紛遭遇一扇“兌現門”的同時，我們還應該能看見一種“門套門”的現象，即：由於科索沃問題是事關“歐盟與美國”整體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事關美元地位）、俄羅斯的當務之急、中國的戰略工具；格魯吉亞（烏克蘭）問題是俄羅斯整體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歐盟的當務之急，中國與美國的戰略工具，而南亞穩定問題（巴基斯坦局勢）是中國整體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美國的當務之急，俄羅斯與歐盟的戰略工具。

●中國無疑會將中美政策、中歐政策、中俄政策的走向與南亞局勢“直接掛鉤”

因此，在東方評論員看來，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看問題，這些所謂的“兌現門”都與歐盟、俄羅斯、美國的南亞政策直接相關，中國無疑會將中美政策、中歐政策、中俄政策的走向與之“直接掛鉤”，其結果主要就是三個：

其一：由於是自己的戰略工具，因此，對歐盟、俄羅斯而言，在台麵上“刻意擺出”危害中國整體安全南亞政策選項是必然的，但這隻是問題的一方麵，是否“準備實施”則是另外一回事；

其二，由於是自己的當務之急，因此，對美國而言，在台麵上“準備實施”危害中國整難體安全的南亞政策選項是必然的，但這隻是問題的一方麵，是否“具體實施”則是另外一回事；

其三，由於是自己的重中之重，因此，對中國而言，既然科索沃是歐美的“重中之重”，俄羅斯的當務之急，那麽，不論是在台麵上“刻意擺出”危害中國整體安全南亞政策選項的歐盟與俄羅斯、還是在台麵上“準備實施”危害中國整體安全南亞政策選項的美國，中國都有必要讓它們明白這樣幾點：

●北京將對其采取“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不會見風就是雨

首先，北京將對其采取“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不會見風就是雨，因為中國手上也有足以危害對方整體安全的戰略手段以“備用”；

其次，一旦將“刻意擺出”上升至“準備實施”階段（主要對歐盟與俄羅斯而言），或者將“準備實施”上升至“具體實施”階段（主要對美國而言），那麽，中國必然會做兩件事情（但視情況“順序”可能有別）：

●北京出手打破“科索沃問題上暫時的平靜”、注入一個“衝擊性變量”，也就有了可能

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出手打破“科索沃問題上暫時的平靜”，因為“屆時的暫時平靜”意味著歐盟、或者俄羅斯與美國達成了“中東與南亞利益交換（歐美之間）”、或者“東歐與南亞問題利益交換（俄美之間）”，顯然，站在“中國全球戰略”的角度考慮問題，在“兩場悲劇”雖已經發生、但都未給出真相，從而令東亞、南亞局勢都有“異動”、且中亞局勢（吉爾吉斯問題）也未最終穩定的背景下，出手打破“科索沃問題上暫時的平靜”、從而向“中歐俄美”之間的排列組合也注入一個“衝擊性變量”，也就有了可能。

●北京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盡可能地穩住自己的“重中之重”

但大家要注意，在目前為止，出於博弈的需要，在北京的方案中，這隻是一種“可能”，相對“歐美”在南亞破局問題上的“準備實施”與“實際實施”，也處於一種“準備實施”階段。

而在科索沃問題上，由於“中美”近段在一係列問題上“直接交手”，已經為歐盟撐開了足夠的、“悄悄啟動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之“和平進程”的戰略空間（以色列襲擊土耳其國際救援船隊就是典型案例）。歐盟已經有了從”準備實施”階段向“實際實施”階段“全麵推進”的“衝動”。但也請大家注意，直到目前為止，以塞爾維亞同意撤回其反對聯合國通過有關科索沃議案、但仍然強調“絕不承認科索沃獨立”為代表，歐盟的這種“衝動”仍然處於“衝動”階段，因為“中歐俄美”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形成“大多數意見”。

●毫無疑問，任何時候，“進攻”都是最為積極的防守

顯然，在東方評論員看來，北京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盡可能地穩住自己的“重中之重”，將“幾經反複”的“大國間利益交換”的“交換平台”徹底推離自己身邊，並將目標鎖定為對手的“重中之重”。

毫無疑問，任何時候，“進攻”都是最為積極的防守。

在上麵的內容中，我們更多是從“政治、或者軍事層麵”去量化問題的，下麵，我們不妨從經濟層麵去補充說明。

●“歐美”與“俄美”間一係列交換計劃，不僅僅是政治層麵的“抽象交換”、也包含有經濟層麵的“量化交換”

值得強調的是，所謂“中東與南亞利益交換”、或者“東歐與南亞問題利益交換”，不僅僅是政治層麵的“抽象交換”、也包含有經濟層麵的“量化交換”。

首先，在東方評論員看來，如果屆時是歐盟與美國達成了“中東與南亞利益交換”，那麽：

●歐美間政治層麵的主要衡量指標

在政治層麵的主要衡量指標之一，將是中東和平進程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比如：巴勒斯坦實現建國、巴以局勢、黎巴嫩局勢都能在“一種穩固的安全利益”下保持穩定，從而為目標多多的地中海計劃正式實施打開空間；要知道，地中海計劃不僅內嵌有“歐盟政治統一”這個重要使命，還擔負有主導、並構建“俄歐新關係框架”的戰略任務。對歐盟與俄羅斯而言，在大家都想弄出一個“俄歐新關係”來的同時，大家也都想著由自己來擔負“主導”的角色。

在政治層麵的主要衡量指標之二，將是歐盟調整、並迅速向美國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政策靠攏，以類似於科索沃戰爭中的那種方式，配合美國以北約的名義、對巴基斯坦施加軍事壓力；與美國一起、向印度提供全麵支持，從而對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進行戰略威懾。

●歐美間經濟層麵上的重要衡量指標

而經濟層麵上的重要衡量指標之一，將是美元向歐元“正式讓渡”部分、但卻是至關重要的國際金融監管權。比如信用評級體係，國際跨國資金投資、流向監管權等。

在經濟層麵上的重要衡量指標之二，將是歐盟、美國在“法律框架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繼續拒絕讓中國擁有更大的金融話語權，並繼續向中國設置高技術出口壁壘從而阻礙中國的“北上戰略”、繼續以各種手段幹擾中國的“南下戰略”。

●俄美間政治層麵的主要衡量指標

其次，如果屆時是俄羅斯與美國達成了“東歐與南亞利益交換”，那麽：

在政治層麵的主要衡量指標之一，將是格魯吉亞（烏克蘭）局勢都能在“一種穩固的安全利益”下保持穩定，從而為俄羅斯恢複對格魯吉亞（烏克蘭）局勢的控製力打下基礎；

同樣要知道的是，俄羅斯恢複對格魯吉亞（烏克蘭）局勢控製力的努力，不僅內嵌有“整合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複興俄羅斯”的重要使命，也擔負有主導、並構建“俄歐新關係框架”的戰略任務。

在政治層麵的主要衡量指標之二，將是俄羅斯調整其對華政策、默認美國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政策，從而坐視美國以阿富汗為戰略支撐點、或聯合歐盟、或聯合印度，向中國的“重中之重”施加戰略威懾。

●俄美間經濟層麵的重要衡量指標

而經濟層麵上的重要衡量指標之一，就是“美國資本”許諾將從近150美元一度“自由落體”至30多美元、現又反彈到了70多美元一桶的石油價格，重新打上“實質性脫離”70至80美元的價格水平，從而相當程度地緩解主要依靠石油收入的俄羅斯經濟困境。

經濟層麵上的重要衡量指標之二，就是在“中歐俄”中率先攻擊“石油美元體製”的俄羅斯，“暫時”不再強烈要求改革國際金融體係、“暫時”不再堅持“革”美元本位製的“命”、從而與中國特別是歐盟的金融改革主張保持距離。

●在前提條件有保障的情況下，美國可能“寧願相信”“兌現中東和平”是“可逆”的

經過上麵的討論，我們不難看出，站在美國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假如“歐美”間決定實行“中東與南亞利益交換”，如果僅從政治層麵去看問題，那麽，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在美國獲得歐盟的阿富汗配合、巴基斯坦配合，從而得以“以北約的名義”向中國的“重中之重”施加戰略威懾的同時，向歐盟支付“兌現中東和平”代價，這種交易或許是可以考慮的：因為，在美國“的確需要”歐盟配合的情況下，美國決策層可能“寧願相信”“兌現中東和平”是“可逆”的，前提條件是繼續持有“美元本位製”、且等美國喘一口氣！

●從“可逆”的“前提條件”去看問題，美元也絕對不會向歐元“正式讓渡”部分、但卻是至關重要的國際金融監管權

在這裏，東方評論員想強調的是，從“可逆”的“前提條件”去看問題，那麽，即便是僅從經濟層麵去看問題，美元也絕對不會向歐元“正式讓渡”部分、但卻是至關重要的國際金融監管權（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控製權，國際信用評級體係，國際跨國資金投資、流向監管權等），這個道理很簡單，這種“正式讓渡”的實質，就是立刻削弱“美元本位製”，並讓歐元“立刻勒緊”美元的脖子，美國不僅很難維持“美元本位製”、也無法喘上一口氣！等待美國的隻能是“假戲成真”！

●在某種程度上，對歐元、甚至歐盟而言，這場金融危機可能是歐元、歐盟擺脫走向崩潰的最後戰略機會

而就目前而言，盡管歐美同時身陷金融危機，但就如我們在之前點評中所說，在某種程度上，對歐元、甚至歐盟而言，這場金融危機可能是歐元、歐盟擺脫走向崩潰的最後戰略機會，因此，歐盟在政治層麵與經濟層麵“主要指標”的問題上，是一個都不會讓，否則，沒有“政治指標（中東實現和平）”的支撐，即便經濟指標達標，歐元也不會有戰略縱深；而沒有“經濟指標”的伴行，即便“政治指標”達標，這份“中東和平”也好、地中海計劃也罷，就算暫時實現了，在“美元本位製”緩過氣之後，最終也將徹底“歸零”。

在我們看來，這或許就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美國決策層“可能願意相信”中東和平是“可逆”的理論根據。

●“歐美”間現在就全麵兌現“中東與南亞利益交換”的可能性並不大

因此，在東方評論員看來，盡管現在距離倫敦G20國際金融峰會“已經有太長”時間，但由於歐美的“重中之重”重疊於科索沃問題（歐元與美元的相對地位問題），是一種即不可調和、也不能長時間拖延的戰略矛盾，因此，在美元向歐元“正式讓渡”部分、但卻是至關重要的國際金融監管權之前，“歐美”間在政治層麵兌現“中東與南亞利益交換”、並在政治層麵達標的可能性雖有、但不大，即便是“政治達標”、但如果“經濟不達標”，恐怕也解決不了歐盟豎在美國麵前的“兌現門”的問題。

●金融衝擊下的歐美，要想在中東繼續把持話語權，就得較以前更大程度地顧及中東國家、阿盟的情緒。

另外，真正關心中東和平的是中東國家、是阿盟，也包括以色列。而形勢發展至今，立足於伊核問題，中國與俄羅斯始終在伺機擠進中東和平進程的決策圈，並被阿拉伯國家、甚至以色列內部的“某種聲音”視為可以引作歐美的平衡力量，因此，骨子裏仍然沒有放棄大中東計劃的美國人也好，大張旗鼓地重啟地中海計劃的歐洲人也罷，要想在中東繼續把持話語權，不僅得較以前更大程度地顧及中東國家、阿盟的情緒，還得特別留意“中俄”的戰略態度，防止中俄乘隙而入。

在中國借助“以色列襲擊土耳其船隊”、而首次在“中歐俄美”層麵為以色列核問題正式立項之後，在俄羅斯口口聲聲要在敘利亞構建軍事基地的情況下，“歐美”更是如此。

●歐美的某些動作何以表現出強烈的“兌現”特征

因此，就中東局勢的最新發展而言，什麽“美國壓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國”，什麽“華盛頓對以色列施加壓力，迫使其參加核不擴散條約”，什麽“法國（歐盟）支持巴勒斯坦建國”、什麽“歐盟警告要降低與以色列的關係”等等，從表麵上看，似乎有兩個意圖：

一是在顧及中東國家、阿拉伯聯盟的情緒！二是在中東國家、包括以色列麵前盡量強調“歐美”團結，防止中俄的更深地滲入中東和平事務。

因此，在東方評論員看來，盡管歐美的這些動作表現出強烈的“兌現”特征，但由於“經濟衡量指標”很難達標，因此，它與兌現“中東與南亞利益交換”的事情並沒有多大瓜葛！

而在東方評論員看來，如果透過表麵看實質，那麽：華盛頓對以色列公開施壓，是在“討”中東國家、阿拉伯聯盟的“好”，而“歐盟支持巴勒斯坦建國”、“歐盟警告要降低與以色列的關係”，特別是法國（歐盟）對“重啟的巴以和談”不邀請歐盟代表參加、表示強烈不滿，並警告“不要將歐盟視為提款機”的情況來看，歐盟即是在討好中東國家，更是在拿中東和平路線圖的“兌現門”猛砸華盛頓、公開對美國“逼宮”。

顯然，在所謂的“歐美戰略互信”的背後，上演的卻是一出歐盟當眾、特別是當著“中俄”與中東國家的麵，使勁擠兌“美國中東政策”的戲劇!

●隔在俄美之間的，是一扇華盛頓有足夠的動機“願意兌現”、但目前“卻沒有能力兌現”的“兌現門”

對此，首席評論員就曾經指出，相對而言，在歐美之“中東與南亞利益交換”的問題上，奧巴馬主義之所以會被一扇“兌現門”猛砸，主要原因是華盛頓有足夠的動機“拒絕兌現”；而在“俄美”之“東歐與南亞利益交換”的問題上，華盛頓之所以也遭遇了一扇“兌現門”，主要原因則在於：在金融危機的壓力下時間與空間都不充裕、急於在南亞破局的華盛頓、盡管有足夠的動機“願意兌現”、但“卻沒有能力兌現”，因為阿富汗、巴基斯坦、特別是印度的情況說明，“美國的全球戰略”早已經全麵陷入了一個“死循環”與“門套門”。

●“美國的全球戰略”其實已經被“正式貼上”了“死循環”與“門套門”的標簽。

而基於我們之前針對“美國南亞戰略”之“核心意圖”的大量分析（詳細內容見之前的《東方時代環球時事解讀》）、基於我們之前對美國可能在對中國“明修棧道（南亞破局的政治與軍事戰爭）、暗渡陳倉（經濟、特別是金融戰爭）”的擔心，我們認為，發出“中段反導”這份實實在在的“戰爭準備”、明明白白的“戰爭警告”，其“最主要的意圖”在於徹底拆掉“美國南亞戰略”賴以對印度、歐盟等有心在“中美之間”漁利的勢力進行“威、逼、利、誘”的“戰略支點（既：美國有能力南亞破局、且準備這樣去做）”，從而“用實力”促使印度、歐盟繼續保持清醒，“用實力”防止印度、歐盟出現戰略誤判，並為土耳其、伊朗這些“地方王”在中東區域內“持續活躍”提供了戰略支撐。

因此，值得強調的是，在中國成功進行“中段反導”、在“軍事實力”層麵展示了中國的“戰爭準備”與“戰爭警告”之後，結合中國始終堅持的“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策略，盡最大可能維護“上合”團結的努力，以歐盟要求美國放棄“其擁有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否決權”、中俄均以大規模的兵力參加“上合-2010軍事演習”為標誌，“美國的全球戰略”其實已經被“正式貼上”了“死循環”與“門套門”的標簽，特別是在南亞“政治與軍事破局”的問題上，更是如此。

在東方評論員看來，這才是“與會者（美國朝野代表、外加一個美英特殊關係代表）”達成了“一個共識”的內在原因，“該共識”承認：隨著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泥潭，在未來的數年中西方大國要想通過軍事手段來達到目標在政治上幾乎變成了不可能，即因為缺乏國內民眾的支持，也因為經濟危機、絕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將縮減國防預算。

●基辛格先生發表“兩篇高論”、並試圖給出“藥方”

至於“美國全球戰略”如何打破這一僵局？恐怕就是基辛格先生發表“兩篇高論”、並試圖給出“藥方”的動機！

如果在這個層麵上，我們去觀察基辛格先生的“第二篇高論”，也就不難發現這四段話非常具代表性，原文是：

第一，文章認為：美國必須與中國、俄羅斯和其他新興工業大國尋求合作而非對抗。在安全政策上尤其應該如此。因為在冷戰終結後，核武器的進一步擴散已經變成了最緊迫的問題。

第二，文章認為：對今後幾代人來說，相當大的挑戰之一是使中國人的世界觀和美國人的世界觀在一定程度上協調一致。美國有其獨特的價值觀和信念，中國亦然。我們必須學會一起肩並肩地繼續發展。

第三，文章認為：上述觀點也同樣適用於與俄羅斯的關係。達成新的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是邁向俄羅斯與美國關係新起點的重要一步。奧巴馬在這方麵最重要的倡議是著手控製裂變材料的擴散。但另一個問題是，我們與俄羅斯人的軍事合作應該密切到什麽程度。我認為，我們應該與他們共同建立針對伊朗的導彈防禦係統。但美國也需要一個它能夠獨立控製的導彈防禦係統——針對來自其他方向的威脅。

第四，文章認為：美國麵臨的另一個挑戰是，除中俄外也包括巴西在內的強大的新興工業國正逐漸聯合起來並越發自信地出現在世界舞台上。有時這個集團也被與冷戰時期的不結盟運動相比。這是因為它們喜歡與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類處在美國影響之下的國際組織保持距離。但我相信，這種疏遠更多是言辭上的。在這方麵我也相信，對美國來說最佳前景是合作而非對抗。

●基辛格先生“第二篇高論”的核心要義

在東方評論員看來，基辛格先生“第二篇高論”的核心要義在於“美國必須與中國、俄羅斯和其他新興工業大國尋求合作而非對抗。在安全政策上尤其應該如此”，非常清楚，這裏麵似乎沒有“歐盟”什麽事兒？

當然了，基辛格先生在“第一篇高論”中已經做了鋪墊，即“歐美關係”存有“戰略互信”，但在前麵的討論中，我們也針對這一“戰略互信”提出了質疑，因此，在東方評論員看來，基辛格先生“第二篇高論”的核心意圖也就此浮出水麵，那就是，警告“與自己有三邊撕裂”之痛、且悄悄啟動“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之“和平進程”的歐盟、順帶警告“仍想在中美之間大玩政經分離”、且也在“三邊之列”的日本，在即將召開的“下一輪國際金融峰會”的層麵上，如果不能合力促成嚴厲製裁伊朗、朝鮮、從而“歐美”、甚至“歐美日”圍攻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的局麵，那麽，已經承認無力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政治目的的“美國全球戰略”，就可能考慮向中國進行戰略妥協，並作為“美國放棄與世界對抗”的第一步。

結合前麵的結論，既：事實上，在東方評論員看來，不論是基辛格的“高論”、還是斯坦貝格的“補充”，其實都是在“拐彎抹角”地“再次論證”一個老話題，即：“中美國（G2）”的可行性與重要性！或者“中美國（G2）”的“極其可行性”與“無比重要性”！我們不難看出三點：

其一，曾經親自赴北京兜售過“G2”的基辛格先生，仍然在“兜售”“原版”的“中美國（G2）”，並將此作為“最重要的藥方”；

其二，曾經親自赴北京兜售過“G2”、但被北京婉拒的基辛格先生，似乎也願意推出一個修改版G2，也就是口中一邊念叨著“美國必須放棄與世界為敵”，手中一邊寫出的“將中美關係提升到歐美關係的水平”的推銷方案、並以“中美關係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來變相推銷“G2”。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說過，“G2”是美國從金融危機中逃生的最高效的一條生路。

其三，也是最有意思的，按基辛格先生的邏輯，如果中國還要拒絕“G2”，那麽，中美就要隻能重走“德英”的老路了、從而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顯然，這對北京而言是一種威脅，對俄羅斯等其它新興國家也是一種威脅。

因此，作為其第二步，就是“美國必須與俄羅斯和其他新興工業大國尋求合作而非對抗”，如果我們從美國朝野聯手拋出的這個“衝擊性變量”中去觀察在“預定時間、預定地點、特別是預定背景”下、“預定”要發生的、日方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扣中國漁船和漁民事件，也就不難看出，這次在釣魚島發生的“突發事件”，即是中國對“美國東北亞政策”是否決心“重心做人”的一次測試，在上述測試的基礎上，也同時也是日本對“美日軍事同盟”的一次測試；

不僅如此，在上述兩個測試的基礎上，它還是對“美國東北亞政策”有心保留“重新做人”這一變化之“後果（在東北亞問題上選擇出賣日本）”的一次“反擊”，在美國“樂觀”日本“反擊”的基礎上，在中國的戰略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南亞方向、並著手打破科索沃平靜的檔口，這還是“美日軍事同盟”對“中國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策略”的一次要價。

而結合基辛格先生“第二篇高論”的核心意圖，我們也就不難看出，美國之所以以這種方式“警告”歐盟、甚至日本，隻是手段不是目的，其目的在於三層：

一，其“著眼點”都在於正在準備之中的“國際金融峰會”；

二，其“著力點”都在於以“三邊（歐美日）”之力“實現聯合國框架之外的嚴厲製裁伊朗、朝鮮案（實際上是製裁中國）”；

三，其“著手點”仍然在於迫使歐盟提供其急需的南亞配合，發動經濟、與金融圍攻中國，也就是“暗渡陳倉”式的南亞破局。而隻要歐盟願意提供“實質性配合”，美國似乎願意用“可逆（至少美國人相信是這樣的）”的“中東利益”與歐盟進行交換。

而不論是“一、二、三”，其“焦點”都匯集到“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了。

而基於我們之前的討論，我們也不難明白，在美國願意用“可逆（至少美國人相信是這樣的）”的“中東利益”與歐盟交換“實質性南亞配合”的背後，歐盟也能看出：

首先：對歐盟而言，‘’中東和平”之所以成為歐盟的“中東利益”，而“中東利益”之所以成為利益，在於它是歐盟最終推進“地中海計劃”的前提，而“地中海計劃”將來能為歐盟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整合提供最為廣大的戰略空間，在現時中，也能發揮戰略掩護作用，而歐盟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實體”能否穩定、存在的前提、又在於歐元能否穩定與存在，因此，歐盟對美國現時的戰略要價盡管有許多種說法，但歸根結底都結在了“歐元與美元的地位問題上”。

●通過這段討論，我們不難看出，基辛格先生所說的“歐美戰略互信”，到底是個什麽玩意兒？

而前麵說了，由於歐美的“重中之重”重疊於科索沃問題（歐元與美元的相對地位問題），是一種即不可調和、也不能長時間拖延的戰略矛盾，因此，在美元向歐元“正式讓渡”部分、但卻是至關重要的國際金融監管權之前，“歐美”間在政治層麵兌現“中東與南亞利益交換”、並在政治層麵達標的可能性雖有、但不大，即便是“政治達標”、但如果“經濟不達標”，恐怕也解決不了歐盟豎在美國麵前的“兌現門”的問題。

其次，一旦“中歐”之間關係因歐盟戰略誤判而全麵惡化，那麽，不僅中東利益即便到手也有“可逆”的危險，而且，歐元（歐盟）還有將就此走向曆史終結的危險。

通過這段討論，我們不難看出，基辛格先生所說的“歐美戰略互信”，到底是個什麽玩意兒？

因此，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我們也就觀察到了有意思的一幕，一方麵，是人民幣兌美元在幾個交易日內升值幅度加大，另一方麵，是日本政府公開幹預日元匯率，並一度導致日元快速回軟，而對此變動，歐盟（歐元）總體上保持沉默，是即不說人民幣的不是，也不提日元幹預的不好，反倒是近日連續攻擊人民幣匯率的美國人，是“即”說人民幣的“不是”、“也”說日元幹預的不好。

當然了，由於日本在釣魚島問題對中國表現出強硬，因此，美國人說人民幣的不是那可是“真心”，說日元幹預不好“暫時（請注意這一點）”隻是“假意”。然而，一旦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軟下來，那麽，日元幹預問題就會立刻成為“美日軍事同盟”之間“照吵不誤”的話題。

值得指出的是，日元前段快速升值有著深刻背景，在金正日二次訪華，朝鮮準備在政治、經濟層麵全麵倒向中國之後，走進死胡同的“美國東北亞政策”也就有了個“重新做人”的問題，而受此衝擊巨大，日本國內政局再次出現不穩，其對外政策也出現巨大搖擺，因此，日元前段快速升值既是仍陷於金融危機之中“歐美”的“作為”、也是中國“不作為”的共同結果。

在東方評論員看來，就“中歐美”而言，雖然彼此間的意圖有本質區別，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想看看在“中美”、或者在“歐美”與“東亞”之間大玩“政經分離”的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在關鍵時刻（美國全球戰略正“深刻思考”下一步怎麽走的時候），最終會側向哪一邊？是側重於政治與軍事（歐美、北方）、還是側重於經濟（東亞、南方）？

因此，在日本用“在釣魚島強硬”換取了“公開幹預日元匯率”、從而表現出“日本在關鍵時刻將側重政治與軍事”的跡象之後，隨之而來的,將是中國對日本經濟上施加的強大壓力，以在“方方麵麵”麵前要求日本“進一步確認”其態度。

東方評論員注意，在釋放了十四名船員與漁船之後，日本政府仍然非法扣留著船長，並揚言要走“司法程序”，我們也注意到，就在今天，中國國內法院“首次”受理了二戰中國受害勞工控訴“加害方”--日本相關企業的案子，在東方評論員看來，這是一個曆史性的鏡頭，結合之前我們所說的，以中國高調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5周年為契機，外加突然發生的釣魚島事件，中國開始以一種罕見的方式、搭建一個“間接影響”日本國內政治局勢的模式的結論，我們不難看出，北京正在為這種模式注入更多的“參數”，顯然，以“日本處理釣魚島事件”為例，日本如想借此強調“它在關鍵時刻將側重政治與軍事”的“姿態”越高，那麽，“這套模式”讓日本在經濟上受到的打擊就會越大！並“間接影響”日本國內政治局勢。

我們相信，如果日本政府持續不低頭，那麽，讓“日本經濟”在“日本政府”的強硬中，再一次來到“失去十年”的邊緣，將是中國與“歐美”達成某種妥協的第一步。顯然，既然東亞經濟因日本的戰略誤判而無法團結、既然全球二次探底不可避免，既然東亞經濟將因東亞的不團結而必將在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中受到更多的衝擊，那麽，放手讓它早一點發生，也未嚐不可！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仍然認為：在關鍵時刻，如果確有必要，放任“歐美”讓日本經濟再失去十年，那又何妨？

而日本對中國的經濟壓力，最直接的反擊可能就是跟著美國人、拿人民幣匯率說事，但由於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對日本經濟的損害更大，因此，即便日本政府果真就此反擊中國的經濟壓力，也隻能是“幹說不練”！

●在這段排列與組合中，表麵焦點在中東、實質焦點在科索沃

不過，如果日本政府想以“政治上更加強硬”來報複中國所施加的經濟壓力，那麽，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已經指出，在東海這片海麵上，如果日本政府繼續“不清白”，那麽，中國有關部門也前往釣魚島、甚至硫球一帶“護漁、執法”就有必要了，據報道，中國外交部已經證實有類似的執法行動，至於“何時”擴大至釣魚島、硫球一帶，從而“以行動否定日本對上述地區的所謂主權”從而“行使主權”，北京可能將視科索沃、中東、南亞方向的具體形勢來決定。因為，日本不過是“中歐俄美”全球核心利益排列組合中的一個“參數”而已。當然，這個“參數”的“量值”不能小視！但有必要指出的是：

第一，在這段排列與組合中，表麵焦點在中東、實質焦點在科索沃，且“美國朝野”聯手拋出了一個“衝擊性變量”。

第二，所謂美國全球戰略在“深刻思考”下一步怎麽走？是我們在討論第三波“排列與組合”問題中，第一次定性為“真正意義上”的“衝擊性變量”。

因此，我們再次強調，隨著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衝擊性變量”的出現，國際形勢已經進入極其複雜的階段，什麽衝擊性、顛覆性的事件都有可能發生。而在這種大背景下，一旦中國有關部門前往釣魚島、甚至硫球一帶“護漁、執法”，如果日本政府還要繼續強硬、從而表現出“與其實力不相稱”的蠻橫，那麽事情也就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時，於擦槍走火中打沉幾艘日本軍艦，就有了可能！我們也再次強調，直到了必要時刻，那份“美日軍事同盟”，沒有人會當回事兒的！也沒有人能保護日本的自衛隊。看來，日本自衛隊這個名字就沒有取好，到了關鍵時候，所謂自衛隊，大概也就隻能靠自己保衛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