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紀念: 抗戰時期胡適對中日現代化進程的曆史反思 --ZT

抗戰時期胡適對中日現代化進程的曆史反思

                         陸發春

  論文摘要：本文由胡適對晚清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曆史評價、中日現代化曆史進程的比較研究二個層麵，梳理和闡釋了胡適對中日現代化進程問題研究的曆史深度和理論貢獻。胡適立足於中日二國曆史史實的比較，進而歸納出二種截然不同的現代化反應類型：發散滲透型與中央控製型。在眾說紛呈的抗戰思想論觀中，胡適獨樹一幟，其在抗戰時期初步成型的中日現代化曆史比較研究理論模型探討，有著強烈的時代特征。胡適沒有局限於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一般性揭露，而是通過對長期流傳的所謂日本現代化成功論的曆史分析，揭示日本社會深層次的文化危機和曆史困惑。胡適對19世紀中期以來尤其民國建立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取得成績的肯定，是其思想複雜性中占主要方麵的一個認識；他所歸納的文化衝突的理論及規律模式，與他對近代中國現代化曆史進程的階段性成績觀察緊密關聯，也為我們認識近代中國曆史的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一個新穎而獨特的曆史新視角，其理論價值不容忽視。從胡適所已經嚐試的由現代化視角進行中日現代化進程曆史比較研究來看，抗日戰爭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研究確是一個曆史時期已存在的學術主題。筆者認為，此方麵學術研究成果的繼續挖掘，於當今的抗日戰爭研究，仍有啟發意義。

關鍵詞   胡適   中日現代化進程  比較研究

抗日戰爭無疑是近代中國曆史上的關鍵年代。由抗戰思想史論，中國的政界和思想界，麵對日本帝國主義蓄意發動的這場侵略戰爭，其反侵略的抗戰思想，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醞釀討論和認識逐漸清晰化的過程。影響抗戰思想形成的因素有很多，既有近代中國的曆史成因，又有國內政局的變動，國際環境的演變等多重要素；在抗戰思想眾說紛呈之中，胡適獨樹一幟，較早由中日現代化曆史進程的視角，站在國際關係的高度，分析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曆史必然性，闡釋東亞兩個重要國家日本和中國的軍事衝突，其背後深層次的是兩國現代化努力軌跡的相異性所致。胡適不僅肯定了中國抗戰前數十年時間對西方文明接納的曆史努力及其成績，並且明確指出“然而中國成為現代化的國家不幸卻不為其鄰邦日本所喜。日本軍人尤其是少壯派老早就認為日本有統治東亞甚至全世界的神聖任務。他們不容許中國統一團結起來，現代化起來。”日本的侵華戰爭中斷了晚清以來中國現代化的曆史進程，也破壞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際新秩序；胡適在抗戰中期即預言日本挑起的侵略戰爭性質決定了其失敗的命運，中國最終會取得勝利，獲得“公平和榮耀的和平”。

一  對晚清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曆史評價

眾所周知，廿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東西文化論戰和“全盤西化論”、“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等思想文化界論爭中，胡適曾講過很多讓時人和後人為之詬病的言論。諸如“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上不如人，並且政治社會道德都不如人” “我們的大病源，依我看來，是我們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禍延到今日。”“我們要認清那個容忍擁戴‘小腳、八股、太監、姨太太、駢文、律詩、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牢、夾棍板子的法庭’到幾千幾百年之久的國有文化，是不足迷戀的，是不能引我們向上的。”以上諸多看來對中國固有文化和近代曆史評價言辭偏激的言論，隻要我們耐心細致地把它們放在胡適等人所討論的主題、場景與曆史背景，為何這麽說？還說了哪些？由此而平實立論，即會發現以上所呈現的隻是胡適思想的一個側麵，另外的多個側麵也許更值得去分析總結。胡適留學期間，即究心於中日關係的探討，對近代中國以來的現代化曆史進程，胡適基於曆史學家眼光，“實事求是”的態度，同樣有著許多肯定的言論。

1926年，胡適因參加英國中英庚款委員會會議，於歐遊道中向朋友張慰慈痛心傾訴：“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麽配批判蘇俄！”  一個月後的11月11日，在劍橋大學的演說中即提出“中國近一千年是停滯不進步嗎？”的疑問，並且明確回答“中國在近一千年裏不是停滯不進步的”，盡管中國的成就“比不上歐美在近二百年裏所創造的奇跡般的迅猛進步”，但這種“差別是程度的，而非類的差別”。胡適認為，正在向西方學習的中國“還有希望，便不必灰心的一個民族，如果能夠在人生與文明的一切基本方麵發現自己的問題，緩慢而穩健的自己解決這些問題，也許還可以證明它在一個新文明、新訓練之下，不是一個不夠格的學生”。三十年代初期，胡適還提出了立足於對中國幾千年曆史反思基點上的自責反省、自信自救的心理建設是國人必須有的覺悟論。注意到時間邏輯的學者會發現，胡適在《信心與反省》（1934年5月28日撰）、《再論信心與反省》（1934年6月11日撰）、《三論信心與反省》（1934年6月25日撰）等引起較大爭議的係列文章後，還有《寫於孔子誕辰紀念之後》（1934年9月3日寫）、《悲觀聲浪裏的樂觀》（1934年10月14寫）等文，都是明確肯定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二十年向現代化努力成績的專論。前文針對1934年8月27日《大公報》社論“最近二十年，世道彌烈，人欲橫流，功利思想如水趨壑，不特仁義之說為俗誹笑，即人禽之判亦幾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然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於精神幻滅之域”之說，胡適明白表示不讚同社論作者對民國建立二十年曆史的評價，而認為：“平心說來，‘最近二十年’是中國進步最速的時代；無論在智識上、道德上、國民精神上、國民人格上、政治組織上、民族自信力上，這二十年的進步都可以說是超過以前的任何時代。這時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現狀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現，然而種種缺陷都不能減損這二十年的總進步的淨贏餘”。胡適還總結了二十年有五個大項的“總進步”。包括：“第一，帝製的被推翻，而幾千年托庇在專製帝王之下的城狐社鼠――一切妃嬪、太監、貴胄、吏胥、捐納――都跟著倒了。”“第二，教育的革新。淺見的人在今日還攻擊新教育的失敗，但他們若平心想想舊教育是些什麽東西，有些什麽東西，就可以明白這二三十年的新教育，無論在量上或是質上都比三十年前進至少千百倍。……在積極方麵，新教育雖然還膚淺，然而常識的增加，技能的增加，文字的改革，體育的進步，國家觀念的比較普遍，這都是舊教育萬不能做到的成績。”“第三，家庭的變化。在這變化的家庭中，婦女的地位抬高與婚姻製度的改革是五千年來最重大的變化。”“第四，社會風俗的改革。在積極方麵，如女子的解放，如婚喪禮俗的新實驗，如青年對於體育運動的熱心，如新醫學及公共衛生的逐漸推行，這都是古代聖哲所不曾夢見的大進步。”“第五，政治組織的新試驗。……二十多年的試驗雖然還沒有做到滿意的效果，但在許多方麵（如新式的司法，如警察，如軍事，如胥吏政治之變為士人政治）都已明白的顯出幾千年來所未曾有的成績。不過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往往為成見所蔽，不肯承認罷了。單就最近幾年來頒行的新民法一項而論，其中含有無數超越古昔的優點，已可以說是一個不流血的絕大社會革命了。”胡適肯定這五項成績是辛亥以來民國建元後無數維新誌士、革命仁人“出了大力”、“冒了大險”替國家民族在二三十年中做到了“這樣超越前聖、淩駕百王的大進步”，也是“沒有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偉大進步”。胡適稱讚這二十年“是中國史上一個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堅強的時代”，因為上述誌士仁人，他們“把他們的生命都獻給了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主義，天下還有比這更大的信心嗎？”胡適進而認為，“凡是詛咒這個時代為‘人欲橫流、人禽無別’的人，都是不曾認識這個新時代的人”，因為他們“不認識這二十年中國的空前大進步，也不認識這二十年中數千整萬的中國少年流的血究竟為的是什麽”。退一步說，即使社會出現詛咒者說的“最不滿意的現狀”，也“隻是任何革命時代所不能避免的一點附產物而已。這種現狀的存在，隻能證明革命還沒有成功，進步還不夠”。

如果把寫於1934年中華民國國慶後兩天的《悲觀聲浪裏的樂觀》一文，與寫於9月17日胡適為紀念“九一八”三周年的《整整三年了！》相比較，胡適思想複雜性的多側麵形態更能凸顯。胡適這廂還在疾呼“我們應該反省：為什麽我們這樣不中用？為什麽我們事事不如人？為什麽我們倒黴到這樣地步？”“我們應該反省：鴉片之戰到如今九十四年了；安南之戰到如今整整五十年了；中日之戰到如今整整四十年了；日俄之戰到如今整整三十年了。我們受的恥辱不算不大，刺激不算不深了。這幾十年的長久時間，究竟我們糟蹋在什麽上去了？……我們必須徹底的覺悟：一個民族的昌盛，一個國家的強大，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長期努力的必然結果。我們必須下種，才有收獲；必須努力，才有長進。”也就是胡適強作危言的三個“應該反省”，兩個“必須徹底的覺悟”文後二十餘日，胡適即在最令人悲觀的“最危急的國難時刻”，又提出“如果大家能有一點曆史的眼光，大家就可以明白這二十多年來，‘奇跡’雖然沒有光臨，至少也有了一點很可以引起我們的自信心的進步”。胡適列舉了教育革新、辛亥革命以來科學研究機關的設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進步；交通事業的興辦；社會改革在各個層麵的展開等多個方麵事例，總結到：“我們如果平心估量這二十多年的盤帳單，終不能不承認我們在這個民國時期確然有很大的進步；也不能不承認那些進步的一大部分都受了辛亥以來的革命潮流的解放作用的恩惠。明白承認了這二十年努力的成績，這可以打破我們的悲觀，鼓勵我們的前進。” 胡適對辛亥革命以來社會變遷所取得的成績，以一個新的角度予以解釋。

較早發表在《民眾論壇》的英文稿《中國社會的變革》，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胡適對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看法。這篇以早期維新派王韜的一個預言開篇的論文，追述了輪船、火車、西式新書等洋務時代引進西方器物用品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所有中國的社會變動可以追溯到那個時候；即新工具或商業的運載手段第一次傳入的時期，它們使中國百姓開始接觸到西方的那些稀奇方式和新穎的玩意兒。將要被中國人接受的東西首先是物質方麵的貨物，它們看來比國內產品更能滿足日常所需。在整個19世紀裏，各種各樣的工廠製造品逐漸的進入中國，首先是上層人士的奢侈品，其次是城市生活的必需品，最後是民眾的日用品。”胡適細致描述了西方器物進入中國社會生活各個層麵的曆程，分析了新式運輸和交通方式“助長了貨物的擴散，人口的遷移以及新觀念、新習慣之形成，隨之而來的是新技術及金融業和商業交易的新程序和新進程，其到來的速度更是異乎尋常。”胡適認為清末的社會變革雖然說難以一下子深入內地，但人口向城市的迅速遷移、新式學校教育的興起、清末政治革命的啟動，上述三大重要因素助長了社會變革向四周的擴散。胡適特別強調，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變革起到了巨大曆史推動作用。

由胡適關於晚清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著述篇什中，可以歸納出值得注意的以下幾點：

（1）現代化，“隻是一個問題”。

1933年7月，《申報月刊》就中國現代化問題，曾發表二十多篇學者討論的論文專輯。學界朋友孟森為此詢問胡適“現在人人都說中國應該現代化，究竟什麽叫做‘現代化’？”胡適基於時人對“現代化”理解的歧義，見之於近代中國維新改革以來國人觀念的急驟變動，更不滿意“‘現代化’差不多隻是一種很廣泛的空談，至今還沒有明確的界說”這一學術界和輿論界的現狀。深思之後，明確主張“‘現代化’也隻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明白說明應該是這樣的：‘怎樣解決中國的種種困難，使她在這個現代世界裏可以立腳，可以安穩過日子’。中國的現代化隻是怎樣建設起一個站得住的中國，使他在這個現代世界裏可以占一個安全平等的地位。”

胡適把眾多學者理論探討的一個複雜化主題，簡約成“一個問題”。其考量的主要因素有三：因素之一，民國以來，國人對西洋思潮和文明的看法不斷在變，觀念更替很快，而西洋文明本身也在裂變。這種“文化翻案”的結果，交叉滲透，相互影響又相互否定，導致國人對什麽是中國人要追求的“現代”目標，看法也不一樣。“既不能明定現代的目標，自然不能有一致的步驟與程序。”中國現實的難題，更在於“現代”目標歧義背後。對“現代”見解，“顯然有相背馳的，所以不但不能一致協力，還有彼此互相銷減的浪費。”在胡適看來，對“現代”見解的歧義已造成“是近年青年人與中年人‘本其所信，埋頭苦幹’，而因為目的不同，方向背馳，所以有互相壓迫，互相殘殺的慘酷行為。”胡適認為這種現狀的中國是“可憐的”。因素之二，為什麽造成上述可憐的狀況？以致於孟森先生疾呼“不要再亂談現代化了！我們應該大家平心靜氣商量出什麽是今日的當務之急”，問題是連“當務之急”也因前提“現代”目標和觀念的歧義，“引起無窮的紛爭”。胡適認為，問題就在於出在大家是把“現代化”當作一個“主義”來信仰和主張。“今日國中各地的殺氣騰騰，豈不是幾種不相容的主義在那兒火並？同是要把國家社會做到各人所信為‘現代化’的地位，結果竟致於相仇殺，相屠相滅，這豈不是今日最可痛心的一件事！”因素之三，對“主義”的反思。五四前後“問題”與“主義”的討論，胡適已有明確的主張。此時胡適再度闡釋：“我個人近年常常想起，我們這幾十年的革新工作，無論是緩和的改良運動，或是急進的革命工作，都犯了一個大毛病，就是太偏重主義，而忽略了用主義來幫助解決的問題。主義起於問題，而迷信主義的人往往隻記得主義而忘問題。”

對現代化問題的看法也一樣，“問題在於建立中國，不在於建立某種主義。” “現代化是什麽？豈不是為了要使這個國家能站在這個現代世界裏？——這一切的工作，本來都隻是為了要建立一個更滿人意的國家。”

（2）現代化的主體是一種國家組織形態的建設

如前所述，胡適強調現代化的一切事宜，“隻是為了要建設一個更滿人意的國家。”國家成為現代化建設的主體和終極目標，是抗戰時期諸多問題解決的價值意義和指歸。“這件建國的工作是一件極巨大，極困難，極複雜的工作。在這件大工作的曆程上，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學術知識，一切理論主義，一切製度方式，都有供參考采擇的作用”。胡適評議參加現代化問題討論的《申報月刊》諸多作者，“現代的社會思想家，大都沒有認識這個當前的問題。”而“近兩年的國難，似乎應該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夢了。今日當前的大問題依舊是建立國家的問題。國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衛國家的能力，其他的社會經濟問題也許有漸漸解決的辦法。國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後，一切社會革命的試驗也隻能和現存的一切政製同受敵人鐵蹄的蹂躪，決不會有中國亡了或殘破了，而某地的赤色革命區域可以幸免的。”胡適用國家的現代化，消解學術輿論界“欲使中國現代化，以采用私人資本主義為宜。”或“使中國現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個地實行社會主義的統製經濟和集體生產”論爭。甚或試圖化解蔣介石南京政府與中共革命根據地勢不兩立的對峙，有否合理性及陋處暫且不論。尋著胡適的思考邏輯，我們倒是找著理解胡適為什麽肯定晚清以來現代化努力及所取得成績，肯定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社會建設成就的一個重要緣由：胡適以國家作為現代化進程的主體和指歸的思考。

抗戰時期，胡適有不少肯定民元以來尤其是國民黨政府建設成就的言論，在對外的英文稿中則更多些。如發表在1936年11月《亞洲雜誌》36卷的一篇英文稿《重建中國》，胡適即以“中國重建”為中心論題，把南京政府建立以後的建設成就歸納為三個方向的努力成就。“第一，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物質基礎；第二，增加人民的物質安康福祉；第三，為了更好地適應新的世界起見而重塑我們的文化生活。”並且具體講述了南京政府1927年後的築路熱，使省及省際公路由1921年的1185公裏增加到1935年的100，000公裏；從1935年開始教育部正在正在盡力實施義務教育五年計劃等。再如發表在1937年1月的《太平洋改變顏色》英文稿，胡適由太平洋區域國家力量的變動，以“中國在複蘇”為主題，非常明白地講道：“在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之下，全國已經統一。國家重建在很多方麵有了進展”。 以國家為思考的中心是抗戰時期胡適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把這個特點放在胡適對近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反思去梳理相關史實，有助於我們去理解胡適大量的言行。

（3）如何看待胡適主張的自責反省、自信自救的問題。

正如本文篇前所述，這是與胡適肯定晚清以來中國現代化努力及成績相關問題的另一側麵，也是胡適強調的現代化曆史進程中的國民心理建設問題。首先，胡適坦然承認，並由積極麵看待自己對民初以來國人心理表現的酷評。1933年5月，熊十力寫有一封五千字長信給胡適，不滿意胡適在燕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對國人近年來心裏狀況的評價。胡適認為可能是出版記者的誤記，讓熊誤解了，特別在《獨立評論》上予以公開澄清自己的觀點：“近二十年來的國人心裏全忘了自己的百般腐敗，百般不如人，百般亡國滅種的危機，事事歸咎於人，全不知反省，全不知責己，更不知自己努力拯救自己。自甲午至辛亥，尚有一點譴責自己願學他人的大國風度，還可以說是有一點興國氣象。民國二十一年中，尤其是歐戰以來，正是熊先生說的‘無知無恥的誌得意滿’，我所以說是‘亡國之象’”。

其次，胡適的自辯也許是最好的解釋。胡適是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言論的消極意義的，似乎他對此的解釋很獨特。1935年6月，華北事變期間，他與陶希聲就“中國文化本位”建設和獨立自主、中國民族主義的問題有過一番深刻的私下探討。“我深信救國之法在於深自譴責、深自懺悔、深自愧恥。自責的結果，也許有一個深自振拔而湔除舊汙，創造新國的日子。”胡適特別提醒陶希聖：“請你注意我們提倡自責的人並非不愛國，也並非反民族主義者。我們隻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者而已。我們正因為愛國太深，故決心為她作諍臣，作諍友，而不敢也不忍為她諱疾忌醫，作她的佞臣損友。”1937年發表在《民眾論壇》雜誌的《中國能幸存嗎？》英文稿中，胡適對外人特別辯解了自己被林語堂在英文著作《吾國吾民》中引用的一句話“中國不亡，是上帝瞎了眼”是如何說出來的。“我記得很清楚是什麽時候和在什麽環境下我說了這句全部譴責我國家的話。”即1920年夏，在中央公園對北京《晨報》記者（也是胡適的學生）孫伏園所說的，“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後來國內很多轉摘，或錯誤摘引，引起對自己諸多誤解、攻擊。胡適自辯：“我說這句話是出於萬分熱切的心情，作為對我同胞的嚴厲警告，特別是對那些對曆史沒有批評閱讀，導致了過於依賴他們稱之的光榮的過去；也是對那些從舊中國隻看到‘中國的青瓷碗和精妙的絲綢’的人警告，他們忘記了中國也是邪惡、赤貧、普遍無知和難以相信的殘暴之地。我們的過去既不全是光榮，也不全是美妙，不論是光榮，美妙，都屬於過去的，並不能幫助我們今天博得自己的幸存。”胡適在文中特別歸納了自己過去二十年裏，一直注意引導國人在兩個方向的努力工作：既要看到二十年來中國現代化努力的成績，看到外國人眼中所見中國重新建設的規劃，“正在以驚人和不斷增長的尺度實施著”這樣一個方向的事實。又要看到“我們自身的幸存和拯救必須我們自己的成功，來修複我們祖先造孽的罪惡影響和積極的解決我們的新問題，這些新問題是在一個新的世界生存下去所迫使我們去解決的。”

用自責反省的態度總結中國文化的曆史遺產和文化積澱；用曆史的眼光，看待晚清以來中國學習西方的現代化進程及其取得的曆史性成績；摒棄灰心，鼓起國人信心。在反省中尋思“我們應該怎樣加速我們個人和國家民族的進步，才可以挽救眼前的危亡，才可以洗刷過去的恥辱？”在徹底覺悟中，勇敢麵對比“九一八”“七七”事變更大的國難和危機，用十分努力的態度為國家民族拚命趕做工作，“隻有努力做工是我們唯一可靠的生路”。值得指出的是，在國難深重的危機中，胡適一直是自信的。或許他的自信，就來自於對晚清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演變規律及其成績的清醒把握。他曾經說過，“我深信我們這些努力的成功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不論當前東方危機的結果如何，中國是能夠幸存的。”他不隻一次地在國際論壇上呼喊：“中國將放棄一切政治和社會的重建，不準備致力於自救而走向滅亡嗎？不，一千個‘不’字！”

二 中國和日本：現代化曆史進程的兩種文化反應類型

自學生時代就關注中日交涉與衝突的胡適，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時，即因持新和平主義的國際主義，和主張保持冷靜、安守本分、“盡我們自己的責任”的愛國主義觀，備受留學界譏諷。其後中日之間每一次大的衝突，胡適都相當關切。胡適作為主要創刊人和組織者的《獨立評論》雜誌，在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之間，不僅是他發表對日關係時論的主要媒介，也是當時關注時局、反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愛國知識分子的主要輿論陣地。《獨立評論》期間，胡適曾經發表過不少關於中日關係及中日兩國西化問題不同特征的精辟文章。胡適由中日兩國現代化曆史進程入手，全麵係統的描述和闡釋中日兩國在接受西方文明過程中的成敗得失成因及其相異性，由文化反應的形態予以確立歸納，則是1933年7月，胡適應芝加哥大學比較宗教係哈斯克講座所作的《中國文化的趨勢》六次的演講，這是一組相互有邏輯聯係的係列演講。在第一講“文化反應的類型”中，胡適明確指出文化反應有不同類型：日本是“中央控製型”（或稱集中化控製型），中國是“發散滲透型”（或稱發散吸收型）。

按胡適理解，中日兩國對西方文明的截然不同的反應，形成並決定了兩國最近70年的整段曆史的不同命運。日本在短短的半個世紀多一點時間內，以極大的熱情迅速進行著西化，掌握了當年西方曾用以威脅和製服她的技術和武器，並且成為此方麵公認的能手。她還要在工業和商業擴張、海陸軍軍備競爭上，超過西方。而中國卻在無效的抗拒、長期躑躅不前、斷續不連貫的改革、內亂等現象中，差不多耽擱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時間；直至當時所呈現的世象，仍然是為了重新自立自主而無助地奮鬥和探索解決，在不可抗拒的西方文明衝擊下要解決的許多緊迫問題的方法及途徑。胡適冀望通過中日兩國文化反應差異性的對比，揭示出一些有益線索，以便更好地理解文化控製問題及其意義解讀。胡適要找出促使日本的文化調整迅速成功的因素及條件，或者說中國的失敗又是因為缺少哪些因素和條件呢？他首先剔除了由地理位置、版圖大小這些既可用來證明，也可用來反駁的因素；接著他又排除了忽視曆史事實的一種解釋：中國太自傲，從未知道或遇見過任何與之並駕齊驅的文明，不容易適應外國侵略者的新文明所強加於她的異邦侵略者的文化；日本則曆來就有援引並接受、吸納其大陸鄰邦的外來思想和做法，在此過程中她已有經驗。胡適由曆史史實梳理歸納，認為日本西化成功，有三個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存在著一個強有力的統治階級，幾乎所有的改革和現代化運動的傑出領袖都出自其中。二是這個階級是享有特權並受過高度軍事訓練的學習集團，這使日本能容易的適應其他方麵――即它又是在新文明的入侵力量麵前保證國家生存最為重要的方麵，這就是以西方科技文明和工業文明為後盾的陸海軍力量。三是日本千餘年來獨特的政治發展方式，為其新的政治體製提供了適當而穩固的基礎。這一新體製又在其所有變革中充當了穩固的重心，在充滿了改革隨時可能被中斷、被推翻的情況下，平穩持續地發展。正是這三個獨特有利的條件，使日本能夠成功完成文化控製的嚐試，而中國缺乏這些條件。胡適認為這樣的比較研究，便利人們“更準確的理解這兩個民族一成一敗的性質”。他的這種解讀，確實新穎而獨特。立論於中日兩國曆史事實的描述和概括之上，通過比較研究把握曆史上重大事件的內在聯係，尤其是對太平天國以來近代中國曆史重大事件的解讀，如同治中興、戊戌維新、庚子事變及義和團戰爭、辛亥革命、民國建立後的軍閥割據乃至後來被胡適稱之為“中國的文藝複興”的新文化運動等，找出了相互之間內在的邏輯；胡適對中日兩種文化控製類型優缺點的分析，也為抗戰中期胡適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性質分析，留下了充分的發揮空間。

在1937年3月的一篇題為《中國能幸存嗎？》英文稿中，胡適再次闡發了他對中日兩國現代化比較研究的論點：“日本的現代化進程屬於‘中央控製型’的類型，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屬於‘發散滲透型’的類型。”胡適由現代化的角度闡釋了抗戰的中國一定能“繼續生存下去”的理由：以“發散滲透”得到的改變必然是緩慢的、零散的、往往是浪費及徒勞的，因為在任何變動可能實現之前，必然要發生有一定規模的破壞和損害。其次，沒有像日本那樣的集中指導和控製，往往不可能在諸如全國性軍事化和工業化等宏大的事業方麵實現改革。然而，它的優勢又是明顯的：由於這種改變是自願的，故而能深入並且起到長期持久的作用。當人們接受一項變革之前，他們必須首先深信新的比舊的優越。當一項改變終於被普遍接受時，它的合理性就很明顯了，這樣舊的秩序返回的可能性就少了。進一步地講，由於中國社會缺乏任何一個強有力階級的集中控製，每一事物都必須受到新概念和新製度的接觸和影響。沒有什麽事物太神聖了而不能改變。按這種方式來說，在中國已經發生的文化改變比在日本所發生的一概的更為徹底。

胡適認為，在進行中日兩國現代化的比較研究時，“不要被日本現代化的光輝成就弄得眼花繚亂”。雖然說日本那種在集中控製下進行改革的類型具有迅速、有秩序的特點和具有大規模事業的能力等優點，但是它也有一個大不利之處：啟動現代化的力量集中在一個隻占少數而又強大的階級手裏，這個階級意識到自己的有效領導而不願意交出領導權。一切全憑這個階級來建成或者傾覆之。而國家的其餘人又不習慣於同它爭奪領導權。而由於在該統治階級方麵，階級利益和偏見常常導致有意識的權力去保護日本國家生活的某些方麵，使它們不受到現代化的影響和經受和平的改變。“今天整個世界都看到：中古時期日本的那些未經改變的方麵，現在是如何失去了控製約束力，而在擾亂東方的和平並驅使這個島國帝國走向不可知的和不確定的命運。”

由中國社會曆史現狀的分析，胡適發現：“無疑，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思想改變比日本遠為深刻。”“今天日本的政治思想在其主導信條方麵大體上仍然是中古期的，它最近對‘危險’思想的有些迫害，在中國知識分子看來簡直是荒謬可笑的。”胡適認為中國自1911年以來的政治革命，盡管在積極方麵如何的不成功，“但已經創造了一個有助於對社會、政治和文化事務進行自由和獨立思考的環境，這一點在皇朝和軍國主義的禁忌下的日本是不可能的。”在宗教思想和習俗方麵，日本是“奴隸般的從屬於中古時期的”。在社會改變方麵，中國也遠遠走在日本前麵，“有了一個民主化的社會結構，不存在一個軍事統治階層以及提高了婦女的地位”。胡適同樣認為，中國在生活和製度的主要方麵“比在日本更為現代化”。他多次向日本的媒體記者、著名學者、大學哲學教授詢問：“誰是今天的日本思想家”當得到的回答總是“沒有”或者“不存在”的時候，就不能不深思日本這樣一個“既不能，也不敢替自己思考的國家的現代性問題。”胡適認為“沒有自由和創造性的思考，就不可能有根本變革。而傳統的日本在表麵現代化的保護殼下磨蹭著，直到有一天像火山爆破為止”。胡適稱讚自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思想家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吳敬恒等，具有道義勇氣，對中國曆史遺產中有害和薄弱方麵敢於無情地批判。孫中山具有道義勇氣來發動革命運動，推翻滿清王朝和不可取的君主製。由中日兩國曆史、現狀的深層次比較研究後，胡適得出結論：“一個國家如果具有堅持正義的勇氣來批判她的最神聖的賢哲和最悠久的製度，是能將和敢於替自己思考的國家，它一定有活力經受一切逆境厄運而幸存下來的。”

“七七事變”和“八一三”戰事後，胡適堅定表態要與南京共存亡，不願意在國家危險時向外跑。在傅斯年等一幫朋友力勸下，他接受蔣介石的委派，與錢端升、張忠跋一道，作為非正式外交使節，做國民外交工作，“替國家講話”。1938年9月，又被“特任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胡適放棄“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隻因為“現在國家到這種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胡適站在國際舞台上，開始了個人富有特色也卓有成效的國際外交活動。

胡適使美期間，正是中國抗戰最艱苦的時段。作為一個國家使節，當他向美國人民說明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性質，遠東衝突對國際社會的危害性，中國抗戰的國際意義，並堅信中國的抗戰將持續下去直到獲得公正的和平。支撐以上觀點的主要史實和事實根據，是作為一個思想家和學者的理性思考與冷靜觀察。中日兩國現代化曆史進程的比較研究，即為其主要內容之一。

發表於1938年7月《美亞雜誌》上的《中國和日本的西化》文，是胡適討論麥克米倫出版社和耶魯出版社的兩本新書《西方對中國的侵略》、《轉變中的日本》書評。1939年12月29日，胡適在華盛頓美國曆史協會邀請演說會作《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運動――文化衝突的比較研究》演講。至此，胡適關於中日兩國現代化比較研究的理論基本成形，其後的一些文章和演說盡管亦有發揮補充之處，但理論架構和基本內容無大的變化。概括起來，則有以下幾個層麵。

（一）、文化反應的兩種類型：日本是“中央控製型”或稱“集中化控製型”，中國是“發散滲透型”或稱“發散吸收型”。

（二）、回答的問題：為什麽在日本現代化運動很成功，而為什麽在中國不成功呢？中國為什麽終於推翻其古老的文化和達成中國的文化複興，而日本在七十年現代化後卻仍無法拋棄其古老習俗的堅實核心？

（三）、理論的主要內容：中日兩國對於現代化的反應截然不同。日本的現代化是在一個中央集權的控製下實施的，特別是由於一個日本封建的軍國主義階級所促成的。從這個階級產生了幾個維新的領袖，他們不但決定要改變或不改變的內容，“而且還擁有實現該等決定的政治權力”，操縱著日本的整個現代化改革。中國沒有一個受過高度軍事訓練並深受社會尊敬的軍事等級，由於缺少這樣的一個統治階級，而且政治上尚武的封建製度時代早就終結，社會平等化的進程已經曆了很長時期，中國的社會結構幾乎徹底民主化了，所以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隻能夠走一條又緩慢又費力的路。中國文化變遷之路是經由思想和實際的逐漸普及滲透和逐漸同化而達到的。首先往往是幾個人發動，慢慢贏得信從的人，最後大家相信這些新東西是合理的、方便的、或有效的，終而普及和同化的。

中日兩種類型的現代化運動各有優缺點：日本式的優點是有秩序的、經濟的、繼續的、安定和有效的。缺點是日本為保護其傳統的精神和對人民控製的嚴密，所以采用軍事外殼來防止新文化侵入到日本傳統的中古文化裏麵去，盡管所保存的傳統有其美麗或具有永恒的價值，但也有一些原始的和孕育著火山爆發性的危險所在。

中國式現代化反應有其變化是緩慢的、零落的，並且是浪費精力的等不利之處，又有其不可否認的優點。它是自願的，廣義上是經過“推理”的結果，某個新觀念或新用途，須先使民眾相信它十分有用方便，具有明顯的優越性，才會被廣泛接受。它是循序漸進的演變，變化總是以新事物悄無聲息的取代或修正舊事物的形式發生，但終能解決生活與文化中緊迫而基本的問題，並創新一種嶄新的文明，一種與新世界精神水乳交融的文明。

胡適由中日兩國現代化兩種不同類型的歸納和闡釋，找出了“接觸和選擇乃是文化改革和傳播的最主要條件。凡是兩個文明相接觸以後，人民自然的傾向（自然律）乃是向對方學習自己所缺乏和不如人的地方”這一文化反應的規律。通過梳理日本近代以來不斷發動對鄰國的軍事侵略戰爭的史實，掀開了日本所謂現代化迅速成功的麵罩，揭露近代日本統治階級違背了文化反應的基本規律。“如果這種自由被剝奪了，如果人為的把整個文化或者某一個特別寶貴的那幾方麵加以孤立和予以特別保護，那這個文化就成為古老習俗的堅實核心，缺乏辨證和充沛精力的現象。這就是現代日本的現象”，而“自由的因素有一天會像打破中國傳統一樣打破日本古老習俗堅實的核心”。胡適中日二國現代化比較研究理論的曆史意義，一定程度上已由戰後世界的曆史所證明。

三    餘論

反顧上述兩個大方麵的討論，首先，我們可以看出胡適立足於中日兩國曆史史實的比較研究，由現代化進程的視角，歸納出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反應理論架構。胡適對19世紀中期以來尤其民國建立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取得成績的肯定，是其思想複雜性中占主要方麵的認識；他所歸納的文化衝突的理論及規律模式，與他對近代中國現代化曆史進程的階段性成績觀察緊密關聯，也為我們認識近代中國曆史的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一個新穎而獨特的曆史新視角，其理論價值不容忽視。

其次，胡適經過長期孕育，在抗戰時期初步成型的中日現代化曆史比較研究理論模型探討，有著強烈的時代特征。“奇恥在前，後有大難”，危亡迫在眉睫是其基本的思考環境。胡適沒有局限於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一般性揭露，而是剖析長期流傳的所謂日本現代化成功論的背後，日本社會深層次的文化危機和曆史困惑，其曆史意義是不言而喻。

第三，胡適在進行中日現代化進程比較時，曾提出了一些總結性的近代曆史新提法。如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價，即他一向肯定、推重且命名為“中國的文藝複興”的評述。再如對辛亥革命的評價：“這個政治革命從任何方麵來看都可以說是社會和文化的解放。在一個沒有統治階級的國家，推翻帝製等於毀壞了社會與文化改變由中央集權統籌辦理的可能性。但是也創造了一種自由接觸、自由批判、自由評價、自由主張和誌願接受的氣氛。所謂中國的文藝複興就是這種自由氣氛的自然結果。這種氣氛也促成了各種文化改革的實現。結果中國達成了社會、政治、文化和宗教等生活的現代化。比所謂‘現代日本’在這些方麵達成更深遠的改革。”其他如對國民黨政府及其建設成績的一些評價等等，盡管這些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是學者爭論甚至觀點分歧很大的問題，值得肯定的是胡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抗日戰爭――這一曆史時期獨特化的思考。

第四，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曆史與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現代化比較研究問題，一直是中國學界近十多年來貢獻成果很多的知識領域。當代學者此方麵的思考當然有其時代性價值，但是抗戰時期胡適對此一主題的比較研究及其結論，無疑提醒我們，輕率地拔高日本明治維新相較於清政府洋務改革以來的近代化努力的優點，或許有另一麵的非曆史主義化的傾向性。進而言之，胡適關於中日現代化進程的曆史比較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現代化進程中日本人或難以發現或怯於承認的國家困惑和社會進化的痼疾，它對於我們觀察戰後日本的曆史變遷，乃至思考當代中日關係的矛盾和衝突，有著曆史借鑒價值。

最後，用近代化或現代化的視角，觀察中國近代曆史，尤其是抗日戰爭曆史，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已積累了不少新成果。另一方麵，大陸由國外和海外引進的近代化理論研究模式，隨著近代化理論在國外和港台地區早先研究過程中學科弱點和缺陷性的發現，無庸諱言，學界時有議論和批評。但是我們從胡適所已經嚐試的由現代化視角進行中日現代化進程曆史比較研究來看，抗日戰爭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研究確是一個曆史時期已存在的學術主題。筆者認為，此方麵學術研究成果的繼續挖掘，於當今的抗日戰爭研究，仍有啟發意義。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曆史係教授，複旦大學曆史地理所博士生